张崇鱼
前 言
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有着辉煌的传奇，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播撒革命火种，更有天地作证、日月同辉的盖世丰功。追寻其历史渊源，再与其他多个多种红军相比，具有以下五个不同特点：
一、不同时期出现的三支或四支红四军，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号是：1928年3月的一天，贺龙受上级委托，潜回家乡桑植、洪家关、大庸开展游击战争，至5月底游击队总人数达3000多人、7000余支枪，建立县级革命政权，这个红四军旗号比井冈山红四军还早了一个月。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这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事件。会师后，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继井冈山红四军建立后，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西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30年7月4日，红四军改称红二军；36年7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第三支红四军则是1931年1月，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的。至31年11月7日，合编建立红四方面军。1933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各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红四方面军番号随之取消。木门会议决定以师扩编为军后，以红10师为基础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这就是第四个红四军，直到编入129师为止。
二、红四军的重要领导人、高级将领覆盖各路红军部队。历任红四军的主要将帅有：军长朱德、林彪、王良、旷继勋、徐向前、王宏坤、许世友，政委（党代表）毛泽东、罗荣桓、周纯全，参谋长王尔琢、袁文才、朱云卿，政治部主任陈毅、刘家恭等等。
三、红四军出现最早，结束最晚。自1928年3-4月，打出红四军旗号，建立井冈山第一支红四军，到1937年8月25日合编为八路军129师。
四、红四军在红军史上地位最高、人数最多、贡献最大。红四军的英雄将士跟着中国共产党，历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湘南起义等上百次起义、战役、战斗，立下丰功伟绩，记录千秋历史。
五、红四军开国上将最多，英雄人物不少。1955年授衔的57位开国上将中，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多达13位，占比相当大。其中有6位来自一个军，他们是：王宏坤、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周纯全、陈再道。从红四军中走出了100多位开国将军，这是一支战将如云、猛虎如山、将星灿烂的英雄部队。
作者虽年到八七，老之将至。但因曾向党誓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志愿在红军中”和“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故自2021年“七一”在北京参加“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三次有幸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后，激起了我的余热心情，便着书收集、整理、追寻中国红四军的光辉历程。将其粗陋、欠实、欠精的稿件编印出来，供党史、军史研究者、爱好者参考并请赐教。我诚心再作努力、再作修改。
编者
2022年9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红四军的历史沿革
三支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红四军中的10大名将
红四军中的开国上将最多
红四军八大
红四军“一大”到“九大”时间地点
红四军的6团3纵队
川陕苏区时的红四军及英雄人物
红四军早中期名将多、贡献大、 牺牲不少
不能忘怀的红四军将领们
红四军中的两位悲情师长
王良是个好干部
红四军在各大苏区的部分石刻标语
三支红四军中的部份将士名录
红四军中的三红人员名录
河南新县部分红四军老战士名录
第二部分 红军时期 历史资料
长征途中，党中央系列重要会议
红安七里坪 丰功九州闻
中国古镇七里坪 ——红四军的第二发源地
红军时期牺牲的高级将领
红军时期的35个军
一九三七年红军中的三师六旅
中国红军史上的三支红九军
中国红军史上重复设置同一军名的 八支红军
第一部分 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红四军的历史沿革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民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的宁冈会师，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朱部编为第10师，毛部编为第11师。湖南各县农民军编入两师中。朱兼任10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任第11师师长，何挺颖任党代表，两个师下辖5个团。10师辖28、29团，11师辖31团、32团、33团。不久，成立红军13师，陈毅改任师长，下辖34团、35团、36团。全军兵力约一万人，枪3000余支。1928年5月25日，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此时，取消了师的番号，红四军下辖四个团及一个教导大队，全军共6000余人。1930年6月中旬，红四军编入红一军团。8月，随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1932年底，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的建制，红四军番号撤销，部队于1933年6月合编为红一军团第2师。
红四军历任主官：军长朱德、林彪、王良；政委（党代表）：毛泽东、罗荣桓、罗瑞卿；参谋长：王尔琢、袁文才、朱云卿；政治部主任：陈毅、刘安恭。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将广东部份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计有8个军。其中，由李济深任军长的粤军第一师扩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李济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主张国共合作，因此，四军各部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12师扩编为军，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改为师。“四一二”政变后，第四军“东征讨蒋”进军到九江、南昌一带。8月1日，四军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南下入粤。不久，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该部转战湘南，举行了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后，为发扬四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下的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三支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第一支红四军毛泽东、朱德的井冈星火
第二支红四军贺龙的两把菜刀
第三支红四军旷继勋、徐向前的黄麻起义
第一支红四军
第一支红四军的始末还得从1928年3月说起。
1928年3月的一天，贺老总受上级委托，潜回家乡桑植、洪家关、大庸开展游击战争。在周逸群等优秀干部的支持下，建立游击队。至月底，游击队总人数达3000多人，700余支枪。并攻克桑植县城，建立了县革命政权，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手，比井冈山红四军还早了一个月。
1928年5月底，因供养困难枪支少，第30团、33团返回湖南，脱离了红四军。同时，红四军要取消下辖3个师9个团编制，后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这时红四军直辖第29团、31团、34团，全军共有6000多人。四个团中，第28团地位最高，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亲自兼任团长。该团由参加南昌起义的第四军25师改编。这个团作战经验丰富，武器装备最好。在战役的关键时刻，28团是作为“杀手锏”来用的。1928年7月，第7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1929年2月，红四军在赣南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第2、第3团汇合。3月，东进入粤全歼国民党一个旅，乘胜占领长汀县城，帮助邓子恢、张鼎丞开辟了100万人口的闵西根据地，4月回师赣南。经过大半年艰苦转战，到1929年7月，赣南、闵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主力29团和30团留在井冈山地区，在福建长汀长岭寨暂编第三混成旅2000多人。6月，合编为红军第1路军，旋即改成红一军团。
1930年7月，红四军东征，与洪湖根据地发展的第六军在公安县会师，原红四军改为红二军，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
回到1928年，再看井冈山红四军。
1928年4月28日，毛委员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老总陈老总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这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会师后，两军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四军。朱老总为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八个团（暂缺30团），共1万余人。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1932年底番号撤销，共存四年半。
之后，湘南农民军改编的29、33、34、35、36团因种种原因，遭受失败。1929年1月，湘赣军阀集中30个团近10万人第三次围剿井冈山根据地，我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红四军全歼敌第一混成旅。9月，红四军攻占上杭，全歼敌2旅2000余人。此时，红四军已发展到8000人。红四军前委召开长汀会议，以四军为主将赣南、闵西的红军整编为第一军团。下辖5个军：4军、6军、12军、20军、22军。后来，因黄公略红6军与贺红6军重名，将6军改为红3军。在红1军的5个军中，军以下设师、团编制，各军下辖若干纵队，纵队下辖若干营，这里的纵队相当于一个旅。
此时的红四军军长由林彪担任，林彪是红四军的第二任军长。考虑到红四军团是以朱、毛红四军为基础扩编而来的，所以红一军团下辖的红四军应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代红四军。当时在红一军团中，红四军虽然只有三个纵队，不如陈毅的红25军的5个纵队多，但红四军每个纵队兵力最为雄厚，装备最好，所以红四军仍然是红一军团的王牌主力。以叶挺为首的众多共产党员领导下，第四军在北伐中建立了赫赫功绩，被誉为“铁军”。
这就是第一支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第二支红四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于中华民国时期，归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曾参加中央苏区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等战斗。红一方面军就是在这个红四军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雄关漫道，鼓角铮鸣。在中国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红四军”无疑是红军时期最响亮的一个番号。
贺龙的红四军使用“红四军”番号时最早但又是最短。早在1928年3月，在桑植县城就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旗号。贺龙使用红四军番号的时间在三支红四军里面应算是最短的。从1928年7月到1930年7月，总共才两年时间。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与周逸群回到家乡，参加洪湖地区的“年关暴动”。之后，贺龙利用亲友、旧部和帮会的关系，联络了十余支地方势力的土著武装，共3000人，发动湘鄂边武装起义占领桑植县城。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政治委员（未到职），下辖第一师和几个支队，贺锦斋任第一师师长。
刚刚组建的贺龙红四军可以说在三支红军中是最不顺的。建军不到两个月，在国民党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和石门县团防队的袭击下，贺龙红四军损失惨重，仅剩200多人。军参谋长黄鳌和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先后牺牲。考虑到此次失败一方面固然与指挥员指挥不当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队由旧式武装改编而成，队伍成分不纯，鱼龙混杂。因此，贺龙不得不整顿军队，经过整顿，遣散老弱和投机份子，部队只剩91人72条枪。
后来，贺龙率领这支不足100人的红四军转战宣恩、咸丰、利川、固始等县，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军，并争取了部分大刀会、红枪会的“神兵”，发展部队。1929年年初控制两湖的桂系势力李宗仁为准备与蒋介石打仗，把住鹤峰县城的一个旅调往蒋桂战场上，剩鹤峰守军空虚之机，贺龙红四军占领鹤峰县城。
此后，贺龙红四军在地方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粉碎了鹤峰、桑植、五峰三县团防队的联合进攻，向桑植发展，与5月上旬第二次占领桑植县城。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桑鹤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9年年底，湘西军阀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派属下向子云旅长率所属官兵进攻桑植。由于指挥得当，贺龙红四军先是在南岔歼灭该旅周寒之团，缴枪数百支。后来，在赤溪渡口，全歼该旅，缴各种枪千余支，贺龙红四军因此获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巩固了根据地，部队迅速扩大到近4000人。
贺龙、周逸群和贺锦斋在湘鄂边组建发展红四军的同时，三人也同时在湘西北组织发展红六军。红六军最初由贺锦斋、吴仙洲、邓赤中三友游击队组成。不过，后来红六军主要由周逸群负责，贺龙和贺锦斋作为红四军的军长和淮一的一个师的师长，其主要精力放在经营红四军上。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6师会师，在江陵县的普济观组成第二军团，考虑到红四军和朱毛红四军番号重名，贺龙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仍由贺龙兼任军长。贺龙红四军使用“红四军”番号的历史到为止。1936年7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这就是贺龙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第三支红四军
与朱、毛红四军和贺龙红四军相比，徐向前红四军存在时间最长，长达7年零7个月。并是唯一一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被改编的红四军。
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期间，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合，根据党中央指示，由许继慎任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是旷继勋、政委余笃山，原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曹大骏。该军下辖第十、第十一师和一个独立团，全军共约12500余人。与另外两支红四军相比，该红四军是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支红四军。也是唯一一个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红四军，而贺龙红四军是由湖南省委批准建立的，朱、毛红四军则是自己先成立，然后上报湖南省委备案。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对中央或上级省委不尊重，而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原始落后，无法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
在红四军成立不久的双桥镇一仗中，红四军全歼国民党第34师，活捉师长岳维骏，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这是红四军成立后一次空前大捷。
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四军已经发展为四个师，近两万人。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张国焘被王明派到红四军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改组红四军的上级领导机构——中共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掌握了鄂豫皖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此时，红四军军长为徐向前、政委为曾中生。1931年10月份，红四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红十五军（下辖一个由12师改编的第33师），第13师改为新的第十二师。11月，在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25军，总共近30000人。原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所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归总部直接指挥，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抗日和“剿共”问题上，原西北军系与蒋介石矛盾加深，组织第三次“围剿”的国民党第22军总指挥吉鸿昌因反对“剿共”，坚持抗日而辞职，于是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第三次反“剿”的军事部署胎死腹中。
鉴于此，红四方面军主动向民国党部队进攻，黄安战役中，红四军全歼敌六十师，共15000余人，缴枪7000余支，活捉敌师长赵冠英。在以后的商满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中，红四军又歼敌45000人，俘敌总指挥万式鼎及5个旅长，11个团长及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枪22000余支，各种炮23门，机枪171挺，此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个师和1个少共国际团，共45000人。
但，好景不长，由于张国焘的指挥失误和在军队内部肃反，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徐向前红四军损失惨重，红25军军长蔡申熙和红11师政委甘济时牺牲。红四方面军率红四军的4个师和少共国际团20000余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来到了川北地区，45000人的部队仅剩15000人。
1933年6月25日，川陕省委在通江新场坝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接着，召开木门会议。6月底，在木门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有100多名军事干部参加会议。会议内容：总结反“围剿”的胜利，收紧阵地，扩大红军，改编红军，停止内部肃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为适应新形势，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共4万余人。
以红10师为基础，扩编为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后洪学智）辖10师（师长汪乃贵、政委甘良友）、11师（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12师（师长张才千、政委徐长勋）共8个团。
1935年6月12日，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的红四军于懋功达维地区会师。由于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力量失衡，这一情况刺激和彭胀了张国焘的野心。
会师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由朱、毛红四军发展而来，林彪红一军团和徐向前的第二代红四军，恰好都编在右路军中。林彪红一军团因在长征途中实力严重削弱，当时被编为红一军，而红一军番号恰好又是徐向前红四军主力在1931年1月之前使用过的番号。此时许世友是第二代徐向前红四军军长。在经过巴西地区时，由于叶剑英截获张国焘给陈昌浩企图伤害党中央的秘电，于当晚中共中央率林彪第一军和彭德怀第三军脱离险境。后由于徐向前的一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阻止了陈昌浩派许世友带红四军追击中共中央的企图，也避免了历史上的两支著名红四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5个军为执行宁夏战役本应按计划全部西渡黄河，但是在其中三个军渡过黄河以后，由于我军渡河口岸被敌军占领，造成红四军被黄河一分为二，其中河西的三个军后来组成西路军，共21800多人，由于当时决策高层指挥不当，惨遭全军覆没。他们是由第30军（徐向前红四军第11师发展而来）、第九军（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红四军第12师发展而来）、第五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组建的原33军），只有红四军（第一代除向前红四军第10师发展而来的，第二代红四军）和第31军（红四军第73师发展而来），因留在河东难以保留，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第385旅，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担任129师副师长。
这就是第三支红四军的光辉历程。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史学界有的认为应是三支红四军，有的认为应是四支红四军。就真实情况来说，真的就是有四支红四军。既第一、第二支红四军后，1931年1月，红一军和红五军在商南班竹园会合，根据党中央指示，由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该军共12500余人，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此军当时既是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又是红四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支红四军。刚建军不久，在双桥镇的一仗中，红四军全歼国民党第34师，活捉师长岳维骏，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是红四军成立以来的一次空前大捷。到二次反“围剿”结束时，该军已发展到2万人，共四个师。
第三次反“围剿”前夕，张国焘被王明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立即改组红四军，掌握领导权。此时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到1931年11月，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计3万人，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原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所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此后，红四军在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中，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缴枪近三万支，部队发展到45000人。但好景不长，四次反“围剿”失利，徐向前红四军损失惨重，仅剩部队15000人。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徐向前的二代红四军恰好编入右路军。此时，红四军军长已是许世友。既产生了第二代红四军。抗日爆发后，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徐帅任129师副师长。至此，三支（四支）红四军走完全部光辉历程。
（杨松荐自《文史天地》）
红四军中的10大名将
第一位，徐向前，开国元帅，在红四方面军所有将领中都是鹤立鸡群。历经千百次战役战斗，无一不在印证着徐帅的赫赫战功。
第二位，陈赓，做过红四方面军的师长，赫赫战功无须多言。
第三位，徐海东，红军时期，战功非常强大，百战百胜，几乎未赏败绩，可与栗裕比肩。
第四位，韩先楚，出身于红25军，后成四野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朝鲜战场，解放海南岛，将他的军事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位，许世友，红军时期，就任到红四军副军长、军长，抗日时期，任胶东军区司令，对山东的解放、发展、壮大功不可没。
第六位，陈锡联，曾作詹才芳的警卫员，后成四方面军中的一员虎将，阳明堡奇袭战斗立战功，解放重庆是他的代表作。
第七位，刘震，四野王牌军39军军长，在重大战役中显现名将风采，参加地商沟、杨口、立屯、大黑林子、攻打天津等重大战役战斗，战功最大。
第八位，王建安，与许世友的长期军旅中，一为军长，一为政委，一为司令，一为副司令。是最好的搭档。王建安，作风稳重，用兵老谋深算，与作风勇猛的许世友正是绝佳的互补。
第九位，洪学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在两大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功勋卓著，1955年和1988年两次授予上将军衔。
第十位，王宏坤，是王树声大将的堂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先后担任过红四军30团团长，红四军10师师长，红四军军长，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位杰出将领。
红四军中的开国上将最多
在1955年授衔的57位开国上将中，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多达13位，占比相当大。其中有6位来自一个军，他们是：王宏坤、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周纯全、陈再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撤后，在川陕地区由4个师扩编为5个军。分别为：红四军、红九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以上6位上将都曾在红四军任职。
王宏坤，参加黄麻起义，由排长升位到第10师师长，1932年底到川陕根据地后，出任红四军首任军长、军政委。
许世友，参加红八军到鄂豫皖战斗，由排长升任为团长。1932年底入川陕后，出任红九军副军长，后调任红四军军长。
陈锡联，被詹才芳将军带入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逐渐成为名将。
洪学智，参加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周纯全，参加黄麻起义，任红四军10师政委，红4军、红31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书记。
陈再道，参加黄麻起义，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军级军官。
王建安，红四军军长，作风稳重，用兵老谋深算，与作风勇猛的许世友是一对绝佳搭档。
红四军八大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简称“红四军八大”，1929年9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召开。无组织状态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这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陈毅赴中央开会尚未归来，朱德主持召开。
许多代表对军事指挥的失误表示不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四军。张恨秋在会上发言，他以苏区几个月的体验，说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性，指出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这段时间，指战员的思想混乱和军事决策的失当，使红四军面临着危机，解决红四军的领导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了。还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上宣读。恳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领导岗位。罗荣桓、张恨秋说服了大多数与会人员，前委也接受了多数人的意见，致信毛泽东，请他回到红四军。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毛党代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会议期间，朱德和其他代表（郭化若和彭古还有东方的一位同志），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开会，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到现场，会议已经结束，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召开背景（5月—8月）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及党内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泛滥。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在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建军原则的争端，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红四军领导人都有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5月底，红四军在永定县湖雷镇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镇（上杭县），接着召开扩大会议。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1929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在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一票之差落选，陈毅被选为书记。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与争论应负有责任，“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中央决定以前，仍留任委员。
7月8日，毛泽东离开红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
中央的态度（9月）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五篇书面材料，8月29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作了汇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央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带回，始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1929年10月22日，在前敌委员会上作了传达，会后，立即派人携带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镇的（上杭县）的毛泽东，并附亲笔信，促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敌委工作。
11月18日，陈毅和朱德率部到达上杭县，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早日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信里面写道：“从中央回来，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即回队，我们派人来接。”特别说明：“中央领导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座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的希望。”闽西期间，毛泽东患了疟疾，身体非常虚弱。
后续……古田会议（1929年12月）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在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从蛟洋镇返回。
毛泽东、朱德、陈毅随即开展调查研究。12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开赴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坐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住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的反映。12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10多天的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
通过与基层干部的广泛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制度和方法，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建党建军经验的总结，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基本形成。邓小平评价说：“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的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就可以了解。”
新“古田会议”
经习近平主席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红四军“一大”到“九大”时间地点
红四军“一大”：1928年4月底在江西省宁冈县（今井冈山市）龙江书院召开。会议确定了四军的建制和主要领导人，选举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取消了军队的政治部，统一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思想。
红四军“二大”：1928年5月30日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会议选了军委，陈毅任军委书记，同意军中的CY（共青团）组织并入CP（共产党），并成立了干事会，同意取消师部建制改为团部建制，由部队直接指导各团。
红四军“三大”：1928年7月15日在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沔渡召开。会议决定执行湖南省委6月16日的指示信，成立前委，陈毅为书记，并错误地取消了军委和党代表制度，决定红军大部队向湘南进发。
红四军的“四大”：1928年8月24日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召开。会议总结了湘南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组建行委，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决定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
红四军的“五大”：1928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宁冈县（今井冈山市）茅坪召开。会议恢复了军委和党代表制度，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的遂川行委。
红四军的“六大”：192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江西省宁冈县（今井冈山市）新城召开，会议通过了《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前委统辖下由23人组成的新军委，朱德任书记。
红四军党的“七大”：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省龙岩县城关公民小学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大会中心任务是争论建军的一些原则问题，会上陈毅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决议案》，并选举了以陈毅为书记的新前委。
红四军的“八大”：1929年9月下旬，在上杭县城关太忠庙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法规、党代表权力、红军行动计划、军队纪律不强等问题，但由于会前缺乏准备，会议把握不住中心，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红四军的“九大”（即古田会议）：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会议一致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等五项决议案。
（本文来源《题解井冈山》）
红四军的6团3纵队
红四军全军共6个团。其中，第28团与31团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由于根据地区经济和后勤供给困难，第12师番号取消，大部分人返回湘南地区。同年7月，湖南省委特派员要求红四军打回湘南，朱德率领红10师出击，28团、29团在回湘南过程中受到重创，29团基本被消灭。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彭德怀担任红四军副军长，部队缩编成红四军30团。
1929年初，国民党对井冈山进行围剿，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主力（28、31团）跨过赣州，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发展，同时彭德怀率领30团与32团留守井冈山。
朱德、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主力编为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
第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
随后，将福建地方武装编成第四纵队（纵队长傅柏翠）。
由于井冈山没有能够守住，井冈山辗转突围的30团，改编为红四军的第五纵队，井冈山地区原部队改编为红四军第6纵队。
1930年6月19日，红四军编为红一军团，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整编为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原第6纵队整编为红六军后改称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陈毅），原第四纵队整编为红12军（军长伍中豪、政委谭震林），原第5纵队整编为红5军，后来进入了红三军团序列。
193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军各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红四军番号随之取消。
井冈山的红四军主要将领包括：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四位元帅，粟裕、谭政、罗瑞卿三位大将，肖克上将等，其中，朱德、陈毅、林彪、粟裕是南昌起义部队，罗荣桓、谭政是来自秋收起义部队，罗瑞卿是红四军入福建西部作战时加入的红四军。肖克是湘南起义中宜章独立营长，至于彭德怀元帅与黄克诚大将只是短暂加入红四军，他们更多是红五军代表人物。
川陕苏区时的红四军及英雄人物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木门会议”，对原10师师部及其28团，原红11师31团、32团等部队扩编成立的红四军，下辖10师、11师、12师三个师，全军1.2万人。
红四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是一支钢铁之军，善打夜战，专打阻击为方面军殿后，被徐向前元帅赞曰：“四军善打阻击”的勇猛之军。这是一支战将如云，猛虎如山，将星灿烂的英雄部队，从红四军走出了100多位开国将军，他们的英雄业绩大部分被世人所知，但本文所讲的却是那些被人逐渐遗忘或不被人所知的红四军的将领们。
他们胸前没有佩勋章，肩上没有扛将星，但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身上弹伤累累，杀敌如猛虎，血战视死如归的战将。他们的资历和战功都可以佩上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他们有的在长征路上战死，有的抗日战争牺牲或被错杀，有的解放后因病早逝，有的因特殊原因不情愿的成了农民。
他们中有：
红12师师长刘善德、红10师政委甘良发、红10师师长王友均、红10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红10师政委叶道志、红11师政委叶成焕、红10师师长余家寿、红10师、12师师长徐顺礼、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
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原名刘述刚，他于1910年9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倒马河村河湾。全家13人靠租种地主9斗田维持半饱生活。他，9岁放牛，14岁学裁缝，17岁加入共青团，参加农协会。1929年1月，加入共产党。29年参加商南起义，历任班长、连长、团长、师长、副军长，战功卓著，曾授40块大洋奖励。形成自己的“勇、猛、快”战术。刘世模身经百战，九负重伤，拼死杀敌。凭他能打善打、打得好、打得猛的作风，先后被任命为红四军连长、营长、团长、第11师33团副团长、团长，第12师师长、红四军副军长，他任团长的33团被军委授予“共产国际团”红旗。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军部队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情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刘世模、许世友等人一道，参加抗大二队学习班。批判会上，刘世模被说成是“军阀”“土匪”想不通，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有死，成了重伤。被秘密送往医院救治。在那里刘世模遇到了前几天因吐血而住院的许世友，并商量好逃到陕南打游击，后中央军事法庭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一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一年半，刘世模一年。
抗日战争时期，刘世模曾因病返家休养。1939年后，任江苏六合县总队总队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2团团长，参加了反顽、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吉辽军区第6、第5分区副司令，保安第2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20师师长。参加了新民、公民屯、大虎山等战斗和四平战役。
1952年6月4日，在武汉病逝。
蒋立贵，红10师28团共青团干事，在打五龙台战斗中，奋不顾身地往敌重机枪阵地爬去，快到敌人阵地时，他连两颗手榴弹，随扑上去，用肩扛起敌重机枪筒。在他的掩护下，红军战士迅速消灭了把守在山上的全部敌人。战后，红四军《巩固报》予以通报表扬。蒋立贵被调任为红四军的党委书记。蒋立贵是商南汤家汇人，与刘世模是同乡，他不到19岁被提拨为红33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长征途中，因敌机空袭负重伤而牺牲。
刘子才，安徽六安人。参加六霍起义，随红73师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加入共产党。曾任赤北县委书记，中共绥定道委书记，红军走出巴中后，任巴山游击队司令员，1940年被捕，同年6月在四川南江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赵明恩，四川达县蒲家场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30年任蒲家场党支部书记，31年因叛徒告秘被捕，33年10月，被解救出狱。同年11月，任绥定道委秘书长，33年后任道委宣传部长。1935年2月上旬，红军行军前，留下300人组成巴川游击队，任宣传部工。36年6月后，任营长，部队扩大到700人。1938年秋，国民党调7000人会剿巴山游击队，历经数十次大小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多次失利，游击队仅剩下20余人。1940年3月，被强敌四面围攻，战到天黑，大部分壮烈牺牲。赵明恩通信班长杨芝芳四人突出重围，在猪槽沟休息时，杨乘赵明恩极度疲劳睡着之际将其枪杀，时年30岁。解放后，政府查获凶手，于1959年10月27日在南江县城将隐藏多年的叛徒杨芝芳处以枪决。
红四军早中期名将多、贡献大、牺牲不少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革命意志坚定的杰出部队，涌现出了无数的杰出名将。在鄂豫皖苏区创建阶段，潘忠汝、吴光浩、王平章等人都是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鄂豫皖蓬勃发展的中期阶段，则有许继慎、蔡申熙、曾中生、徐向前、徐海东等名将，这些名将们为红四方面军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遗憾的是，除了徐向前、徐海东，他们大部分都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未能见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未能参加1955年的授勋、授衔仪式。
不能忘怀的红四军将领们
这里，转载一篇红四军军长王宏坤上将之子王伟伟2016年12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全文于后：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在缅怀先烈之时让我们深深地怀念起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红四军那些被人们遗忘了的将领们。
本文所讲的既不是1928年5月在井冈山成立的红四军，更不是1928年7月在湘西成立的红四军，也不是1931年1月在鄂豫皖成立的红四军，而是指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由原红十师师部及其二十八团、原红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等部队进行扩编成立的红四军。红四军下辖第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三个师。全军1.2万人。
红四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是一支钢铁之军，善打夜战，专打阻击为方面军殿后，被徐向前元帅赞曰：“四军善打阻击”的勇猛之军。
这是一支战将如云，猛将如山，将星灿烂的英雄部队。从红四军共走出了一百多位开国将军，他们的英雄业绩大部都被世人所知，但本文所讲的却是那些被人逐渐遗忘或不被人所知的红四军的将领们。
他们胸前没佩勋章，肩上没扛将星，但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身上弹伤累累，杀敌如猛虎，血战视死如归的战将。他们的资历和战功都可佩上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他们有的在长征路上战死，有的抗日战争牺牲或被错杀，有的解放后因病早逝，有的因特殊原因不情愿的成了农民，他们是：红十二师副师长刘善德、红十师政委甘良发、红十师师长王友钧、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红十师政委叶道志、红十一师政委叶成焕、红十师师长余家寿、红十师、十二师师长徐顺礼、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
一、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原名刘述刚，刘世模之名是他参加红军时改的。他1910年9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倒马河村河湾一个13口人家的贫农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9斗田维持半饱的生活。
他9岁就给人家放牛，14岁时学裁缝。1927年6月，不满17岁的他受大革命的影响，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了闹革命。1929年1月入党。1929年5月，参加了商南起义，成了红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七团的一名战士。7月任排长。10月，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红三十二师改为红二师，刘世模提为四团连长。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合后改编为红四军，刘世模所在团改为红十一师三十三团。
在独山战斗中，因刘世模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受到上级40块光洋的物质奖励，这些钱在那个年代是不得了的大钱了，可见他的战功有多大。同时，直接由连长提为营长。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黄安战役、著名的苏家埠战役、河南葡萄集和十里途战斗。在这些战斗中逐步形成了刘世模自己的“勇”、“猛”、“快”战术，使他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一员猛士。以后，他又参加了潢光战役，反第四次围剿的战斗。于1932年9月任三十三团团长，率部参加了新集、土桥铺战斗，与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西征之路。
1932年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陕南进抵川北通江县。进川后调任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刘世模率部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反三路围攻战役。于 1933年4月，率三十二团与红十师二十九团对调，进入红十师序列。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后，刘世模任新成立的红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自此直到改编八路军前，他是红四军唯一没有变动过，自始至终的副军长。之后，他率所部参加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等战役。
1933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宣（汉）达（县）战役，向川敌刘存厚部的二十三军进攻。方面军兵分三路，红四军的十师和十二师三十六团为左路，向敌第二师阵地进攻。为了全歼敌第二师，四军领导又兵分两路，一路由军政委周纯全率十师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向镇龙观进击得手后从南向东北迂回，军长王宏坤和副军长刘世模率十师三十团、十二师三十六团为另一路，经丝罗垻以西由北向东南插敌侧后，向余家坪攻击。
他们留下三十团在正面监视余家坪守敌，带三十六团向东南行动，断敌退路。以该团三营在前，二营跟进，刘世模与军长带一营和各自一个警卫排从后跟进。
他们来到五龙台下，停下准备宿营。晚上12点，刘世模和军长抽烟闲聊中，两人突然想到十师的部队已经断了敌人西南面和南面退路，怎么还没见敌人动静？莫不是这里有路通余家坪？意识到敌人可能从西向东绕道向达县逃。两人一合计，立即派出一营向西北伸出警戒巡逻。
凌晨3点，一营来到西北面垭口，见敌人已从垭口上来占领了南面小山头，随即向敌占山头攻击。听到枪声，刘世模与军长迅速前赶，见那里敌人已有一个多团，后面还源源不断，马上派出传令兵向东去追回二营。
余家坪守敌为了夺路逃跑，拼命反扑，刘世模和军长率部队与敌人反复拼刺刀，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消灭众多敌人。但我红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六团团长刘善德在与敌人拼杀中，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天亮时，在敌大军压迫下，军长和刘世模与部队后撤到五龙台寨子上固守。他们刚撤到寨子上，敌人就以整营整营的部队向他们发起了猛攻。战斗十分激烈，刘世模和军长各自拿起了冲锋枪与两个警卫排的几十支冲锋枪一起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成排成排的倒在寨墙外。
打到上午10点，三十六团二营接令后赶到东南垭口，刘世模继续带一营坚守寨子，军长赶到二营组织反攻。刘世模指挥一营击退敌人又一次猛攻后，军长指挥二营在南，刘世模指挥一营在东向进攻之敌发起反攻。成片的敌人倒下，敌人抵挡不住仓皇溃退，许多被俘虏。我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也赶来支援，残敌在其旅长吴占荣带领下逃进西南的一个山寨中。刘世模指挥二十八团和三十六团两个营将该敌包围。
第二天，他们让被俘的敌营长向被围之敌喊话，劝其投降，发起了政治攻势。敌旅长吴占荣见突围无望，便率三个团的官兵打开寨门，缴械投降。
五龙台之战，红四军全歼敌一个旅及保安团一部，缴枪3千余支。刘世模指挥三十六团起了关键作用，对胜利立了大功。特别是在对敌强大军事压力下，利用政治攻势，迫敌一个旅，旅长以下2千余人投降，创造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绝无仅有的记录。五龙台歼灭战充分表现了刘世模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机谋善断的高超军事素质，不愧是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刘世模之后又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长征等一系列的战役和重大事件。
1937年春，刘世模进“红大”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因对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扩大化，对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无理指责不满，为了声张一个群体的冤情，为了终止冤情的无度蔓延，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整体荣誉，他不惜用极端悲情的方式，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舍身抗争，来证明红四方面军这个群体的革命纯洁。
当他举枪射向自己的刹那，一声长啸：“我死了也要革命到底！”
这一吼表达了他至死都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至死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战。所以他才能不惧牺牲，拼死杀敌，九次身负重伤，依然一次次地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又投入战斗，直到新中国的建立。
他的革命意志从没有因政治上受到不公的对待而消沉，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他依然昂头挺胸站起来继续战斗。他伤后被组织安排回到家乡养伤，又改回原名刘述刚。他面对日寇的入侵，又拉起了千余人的抗日队伍回到了部队，在新四军任团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9月下旬，刘述刚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奉中央之命奔赴东北，去建立东北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6月任辽吉纵队独二师师长的刘述刚率全师参加了著名的三战四平攻坚战。
1948年3月，刘述刚又率独二师参加了四战四平，收复四平的战斗。他是个血性的军人，只要一听见军号响，不用上级下命令，就会立刻拖着他那伤病残的身躯，率领部队奋不顾身的冲进那血海弹雨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他们终于拿下了四平，胜利的红旗竖立在了四平城头，但是他却病倒下来。这半个月前线激战离不开他，始终在一线指挥战斗，关键时候他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累的使他原来的肺结核病越发严重，大口地咳血，高烧达40度，但为了最后的胜利，他于己不顾，玩了命，至死都要战斗，站不了，就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战斗。
师部领导劝他赶快到后方休息，让战士把他抬下去，他发火了，按住担架不许战士动，边咳血边吼道：“战斗没有结束，谁都不能抬我下去，除非我死了！”
师部的人看着刘师长这个样子，都感动的热泪盈眶，又急得十分担忧，师政委罗友荣无奈之下只好向七纵领导报告。七纵司令员邓华和政委陶铸只得亲自出面，硬是把他架回后方指挥部，强迫他休息养病，由副师长代行指挥。
1950年初，刘述刚南下来到武汉休养。
1952年6月4日，他终因战争期间长期带伤病战斗工作，身体虚弱，不幸在武汉病逝，终年42岁，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对于这样战功卓著的老资格师长过早的故去，中南军区十分悲痛，专门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曾任总政副主任）主祭，干部部部长刘兴元（曾任广州军区政委））代表军区讲话，赞扬刘述刚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贡献，对他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追悼仪式后，梁必业、刘兴元等亲自执绋，送至烈士墓安葬。
二、 红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六团团长刘善德，他是红四军成立后第一个牺牲的师级干部。他1910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1930年参加红军，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一营营长。他在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宣（汉）达（县）战役的五龙台歼灭战中，为阻击余家坪逃敌退路，率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向敌占山头猛攻。他身先士卒与全营官兵与数倍之敌反复拼刺刀，击退敌多次进攻，在激战中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年仅23岁。他的牺牲对红四军十分可惜。
三、红十师政委甘良发，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四方冲。1928年参加红军，1929年入党。曾在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任班长、管理员。1930年任红一军连指导员、营政委。1931年1月，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政委，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1至4次反“围剿”。1932年入川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1933年7月，任红四军十师政委。他虽然多年做政治工作，但军政担子都能挑，是个优秀的师级干部。
同年12月，在反六路围攻中，红四军政委周纯全率领红十师、红十二师在宣汉县峰尘场与敌第六路廖雨辰部激战，在激战中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我军伤亡也很大，甘良发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8岁。他是红四军牺牲的第一个师政委。该战斗牺牲的还有三十团政委涂学渊，三十六团团长汪烈清。一场战斗牺牲了一个师级干部，两个团级干部，对红四军都是重大的损失。因本篇只讲述四军师级干部的事，团级干部的事在此就暂不赘述了。
四、红十师师长王友钧，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中共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战士、班长、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十师特务队长，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1至4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方面军参加西征。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以红十师为全军前卫从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红十师则以师部特务队为全师的尖兵在前开路，师特务队有130多人，队长就是王友钧。他最早来自由蔡申熙任军长的红十五军，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与原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他调到红十师。
红十师师长王宏坤十分欣赏他，夸他是：“挺机灵的小伙子”。所以，十师做前卫进秦岭，师长王宏坤就把在前面开路的重担交给王友钧。
12月5日下午，当师部快抵达秦岭南麓的出口小河口镇时，接到特务队长王友钧的报告，他们捉到一个土豪和他太太。经审问得知这是一位刚卸任的县长，正在返回原籍陕西汉中途中，带了40多背篓的橘子。师长让王友钧把橘子留下，人交方面军总部处理。他们留下了10多篓橘子，让分给战士们，剩下的橘子就放在路头留给后续部队。
结果，王友钧缴获的橘子闹出了笑话。因为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橘子不知怎么吃，也不管红的、青的，拿来不剥皮连皮就吃，一咬又苦又涩，只好又扔了。可是，却见师长王宏坤只拿红的，而且吃的津津有味，便问他怎么回事，师长说：“剥皮嘛！”
因为，大家拿的橘子都扔掉了，没有橘子了，就围住师长，把他口袋里装的好橘子全搜去了。
下午5点，他们到达小河口镇，住了一夜。第二天出发去打城固县城，渡汉水。三十团为前卫，王友钧指挥师特务队则经河西岸翻过山岭向城固县以西迂回来牵制敌人，以掩护师主力在东面的行动。
上午9点，部队在小河口秦岭的出口处，遭敌陕军三个团的阻击。三十团进攻受阻，王友钧率特务队在南面山外与敌激战。师长王宏坤迅速调整部署，调二十九团爬上高山，抄到敌后，把堵口子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三十团乘机冲出了山口。二十九团猛追逃敌，攻下城固县城东面一山寨，歼敌两个营。王友钧带特务队配合追击的三十团，包抄敌人，又在城固城外歼敌一个团，残敌向汉中逃去，红十师乘胜占领了城固县城。
在翻越秦岭，占领城固县的战斗中，王友钧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北部的通、南、巴地区后，各师按方面军部署展开，进行开辟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战斗。开始阶段十分艰苦，部队的衣食住行都要各师自行就地解决，而这些都需要钱。红七十三师尤其缺钱，时任师长王树声手头无钱，但他知道他的堂弟红十师师长王宏坤的红十师有钱。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堂弟有个特点，特别重视后勤，重视被装和钱物。每打下一个地方，就搜集布匹钱财，所以红十师在方面军几个主力师中是最有钱的。
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的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刘英，红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需到白区治疗，方面军没有经费，还要跟红十师要。并且，红十师的军装也比其他师多一套夹衣。而搞钱、粮、物这些东西，师长王宏坤就是经常利用王友均的聪明机灵让他去整。
在西征途中第一次翻越秦岭时，红十师担当方面军后卫走在最后，正好碰见方面军因肃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劳改队挑着装满大洋钱的担子，他们走得很慢，一旦落伍，人和钱就要被敌人搞掉。师长王宏坤见状下令十师把钱分了，每个干部装上一些带走，使劳改队轻装跟上队伍，这一下十师更有钱了。
正因如此，王树声实在没办法了便去找堂弟王宏坤要钱。
“宏坤啊，我们师没钱了，我知道你是财主，就你们十师有钱，能不能支援一下？”
王宏坤告他：“五哥，你来晚了，进川后，方面军总部说他们没钱了，就跟我要钱，我只好留下本师要用的钱，剩下的钱全给总部了，搞得我也没多余钱了。”
“那怎么办呀？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嗯……这样吧，我给你个人，他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他很机灵能干，会划拉东西，搞这些绝对是把好手。”
“他是什么能人啊？”
“他呀！是我们师特务队长王友钧。”
“好，这人我要了。”
这样在1933年初，王友钧离开了红十师调到了红七十三师，任该师二一八团一营长。王友钧的到来不仅帮七十三师解决了急需，还把红十师善打夜战的传统带到了该师。王友钧就成了这哥俩先后的爱将。
当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王友钧任该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团长，带出了一个擅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出敌不意、出奇制胜的英雄团。他屡建战功，成为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和重用。
1934年8月，由于他战功卓著升任九十一师副师长，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三路、反六路围攻。他当了副师长依然战斗在最前线，艺高人胆大，在反六路围攻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居高位甚至只带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人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和俘虏安全返回。为此，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
1935年6月，调回红四军，任红十师师长。
1935年8月底，作为红军右路军之一的红四军，第一次过草地后到达草地边缘的包座。此时，敌胡宗南已派重兵把守包座，利用山险隘路，修筑了许多碉堡，备有大量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防守的防御阵地。并派出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
8月29日，我右路军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发起了包座战役，王友钧率十师参加了攻打包座求吉寺的战斗，向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该寺庙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山上构筑有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十分难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战斗中，王友钧见进攻的战士们在敌人的炮火中纷纷倒下，急了，杀红了眼，一把从战士手里拿过来轻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就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部队的攻击。他站立着射击，全然忘记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一颗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身躯慢慢的倒下，红四军的一位战神陨落在了求吉给嘎山下。
战后，十师的战士们将他的遗体与其他烈士的尸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此时，他年仅24岁。他的牺牲令方面军领导，令王树声、王宏坤他的两位前任领导都十分难过。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第二次过草地北上路过时，还专门到王友钧及包座之战牺牲的烈士坟前，献上一束野花，表示沉痛的哀悼和缅怀。
五、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又名彭瑞均，1912年出生于河南商城县。1930年参加红军，中共党员。历任通讯员、通讯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创建，1933年7月，任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反六路围攻作战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6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和军委发起的宁夏战役计划，奉军委之命率红五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四个军西渡黄河，留下红四军在河东掩护他们过河，阻击敌人，在运动中进行防御，完成掩护任务后，进至靖远东面的打拉池、再到盐池、靖边，转入陕北。
由于河东地形开阔，又处于大道上，少有山头，无险可守，敌人可从他们四面攻击。而红四军只有四个团，敌人却是他们的七八倍，因此，这次河东阻击战被时任红四军政委的王宏坤称：“是他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阻击战。”
10月25日，红三十军渡河成功。红四军的阻击战至第四天，敌人集中兵力向黄河渡口压来。敌人兵分三路，正面突击结合左右两翼迂回。在敌人重兵攻击下，红四军被迫边打边撤，撤至离黄河渡口20余里的蒋家大路镇附近。当时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驻扎在这一带，正在午休，还不知敌人已经杀来。四军政委王宏坤进了镇子告知，他们才知道敌人来了，急忙突围。撤至此地的红四军为了掩护红三十一军突围，就地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阻击了四个小时，掩护红三十一军从蒋家大路镇成功突围和转移。
但红四军在敌人重兵多路攻击，敌机的狂轰乱炸下，却被敌人分割成营连单位，一小股一小股地被包围在里面。指战员们顽强的以班排各自为战，人自为战，争取乘夜向北突围。打到最激烈时，军政委王宏坤为了集合部队有效抗击敌人，把他身边最后的人都派去抓部队，自己甚至成了光杆司令。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冲锋战斗，组织身边的部队和战士英勇抗击突围，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
被敌人冲散后，他率领两个排奋勇杀敌，坚决抗击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达四五个小时之久。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包围起来，到夜晚，他们终于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打拉池附近。军政委王宏坤赞道：“彭瑞珍同志过去在作战中多次负伤，虽然手脚都残废了，但战斗意志很坚强。”
11月16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决定在甘肃、宁夏交界的萌城、甜水堡地区，给予追敌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打击。红四军奉命参战，由北向南打，准备从所控制的一座光秃秃大山头，越过一道没有一点隐蔽物的黄土坡，向低处山头据守的敌人发起攻击。
敌人以迫击炮、重机枪等重火力封锁我军攻击道路，军政委王宏坤指挥红十师正要发起攻击，指战员们从山顶上一露头，敌人密集的子弹就扫了过来。彭瑞珍在王宏坤身边当场被子弹击中头部，一声未吭就倒下了，时年24岁。
红四军又一位德才兼备、军政双全、英勇杀敌的将领牺牲了。半个月前，他刚拖着伤残的身躯带领着战士们奋勇杀出重围未有损伤，半个月后，他征尘未洗又义无反顾的投入杀敌前线，却以身捐躯。这就是红四军的将领，这就是红四军的精神，红四军的魂。
六、红十师政委叶道志，1910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县。1928年11月参加红军，1929年入党。1930年4月，他任红一军一师一团连长，参加了解放黄安、新洲县城的战斗。1931年2月10日，随红十师三十团参加了攻打新集，3月9日，又参加了出击双桥镇的战斗之后又参加了围攻大山寨等战斗，荣立二等一次。还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及西征转战。
1933年入川后，任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团政委，7月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1934叶道志任九十二师师长。他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7月，任红四军十师政委。1937年1月进抗大，参加第三期学习班。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春，他随袁国平一行53人，包括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团长的陈康，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徐长胜等人从延安派往江南的新四军工作。但在分配工作时，因他们是来自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被降职使用。叶道志先被任命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副团长，后又被降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营长，而像他这样的红军师级干部，在八路军一般都是正团级干部。
他们三个人都在红三十一军干过，叶道志是师级干部，陈康是团级干部，平常很敬重叶道志。陈康到新四军后，任命为补充营营长，后为训练队队长，徐长胜任命为军部特务营参谋，他们对此不满。加之当时有些人对四方面军的某些偏见、攻击、挖苦和不讲政策的做法，使他们无法忍受，便筹划离开新四军回到八路军老部队。
1938年7月31日，他们以看地形为名，带着短枪离开部队去投奔八路军。军部得知他们出走，很快派人去追捕他们。于是，三个人有了三个不同的结局。徐长胜被当场打死，至今未平反。叶道志被抓回军部受到严厉的批斗和关押，他承认擅自离队是错误的，但他只是因对新四军歧视延安来的干部，尤其歧视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及职务的分配不公有意见而要回八路军老部队，自己绝没有背叛革命，去追随张国焘。
但军部领导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战场逃跑，为严肃军纪，报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批准枪决。事发一个月后，叶挺下令，新四军军法处以“叛变罪”将他处决。时年，仅28岁。他虽有错误，但罪不至死，否则，1983年10月21日，总政也不会为他平反了。就这样，红四军的又一个战将被自己人冤杀了。
与死去的前两位比，陈康就幸运多了，三个人只有他一人成功逃离。他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求回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此时，武汉办事处对新四军的此类事件已多有所闻，很快就介绍陈康返回了一二九师，成了陈赓麾下的一员战将。辛亏他回到了八路军，否则其侥幸不死，也再不会得到重用，一代战将就算废了。陈康1955年成了开国中将。他的老领导叶道志要是不死，授衔时绝不会低于他。如今，却只能得到一纸平反诏书。
七、红十一师政委叶成焕，1914年出生，河南光山县（现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人。1929春参加红军，年底入党。曾任连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战斗。1932年10月底，任红十师二十八团二营政委随红四方面军西征。11月13日，在漫川关与十师部队一起担任全军后卫，阻击南面之敌，掩护大部队漫川关突围。还曾任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委。入川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1933年7月，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
10月中旬，叶成焕率红十一师两个团作为右路，参加了宣达战役。16日夜，他率十一师从江口出发，渡过巴水，拂晓前抵达老鹰寨。他指挥部队攀悬崖，一举攻克老鹰寨，然后，向山下江陵溪敌二十三军独立旅猛扑过去，占领江陵溪歼敌一部，乘胜向达县追击，沿途俘敌4百余人，进入达县城西，配合红三十军夹击城西凤凰山守敌，全歼溃敌。
1933年12月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军驻防在麻石口一线。一天深夜，方面军某领导给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打电话，说十一师政委叶成焕有政治问题。王宏坤军长很干脆的表示：“他没有！他立场坚定，打仗勇敢，工作积极，表现很好，是个很好的同志，绝对不会有问题。”
因军部电话线与十一师的电话线接在一起，只要军部有电话响，十一师电话铃也响。所以，总部给王军长的电话，叶成焕也听到了。王宏坤军长知道这个情况，第二天便让他上午10点前到军部来。叶成焕到了军部，军长就发现他眼睛红肿，便知他是哭了一晚。
王军长为了宽慰他，带他出去打斑鸠散心，乘机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放下心继续大胆工作，并留他吃了饭。事后王宏坤军长又反复找方面军领导解释担保，终究使这位领导消除了疑虑。
1934年7月，因部队在反六路围攻期间损耗较大，红四军进行了整编，由原来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叶成焕任红十师副师长。不久，方面军总部调任其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政委。开始他却不想离开四军，说三十一军了解他的人不多。王宏坤军长见他有顾虑，就对他说：“你放心去，有事我给你作保，就是你被捉去，我也要把你保出来！”
这样，经过王军长做工作，叶成焕高兴地去上任，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王宏坤军长夸他：“能文能武，军事政治工作都行，在十一师起了主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叶成焕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1937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娘子关告急，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命叶成焕带七七二团隐蔽于井隆南15里之于家沟，准备行动。因是他们团第一次战斗，叶成焕决定乘天黑出击，他派副团长王近山带三营到长生口设伏。经一个多小时激战，歼灭由井陉西犯日军一个中队的45人，取得了他们团对日军作战的首次胜利。
当月26日、28日，在师长刘伯承的指挥下，叶成焕率部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重叠设伏，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4百余人重大胜利。11月，在黄崖底战斗中，他率部歼灭日军第一零九师团3百余人，击毙骡马3百余匹。
1938年初，叶成焕率部参加了神头岭等战斗，共歼日军1500余人。
1938年4月15日，日军一零八师团一一七联队，在当日黄昏，离开山西武乡城向东撤军，八路军决定将其主力歼灭于途中的浊漳河河谷。叶成焕不顾身患的肺病，不听陈赓旅长养病的劝阻，坚决的表示：“指挥完这一仗再走！”
这样，他带着病躯迈向了他最后的战场。
4月17日，一二九师已将被围困河谷之日军基本消灭，日军援兵一千余人从辽县赶来支援，叶成焕受命撤退。他指挥部队打扫战场后撤离，他却殿后，站在高坡上边撤边观察。此时，日军援兵已来到沟底，通讯员说站在高坡上太危险，让他快撤，但他不动，坚持观察敌情。敌人的子弹向他打来，他叶成焕生前穿过的草鞋没在意，敌人的第二颗子弹又射了过来，打中他的头部，他慢慢的倒了下去。18日凌晨，抢救无效身亡，葬于山西榆社县郝北村。
叶成焕生前穿过的草鞋
叶成焕，这个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对日军几次著名辉煌战斗中的英雄，红四军的又一个战神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年仅24岁。
2009年，叶成焕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八、红十师师长余家寿，他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生坎坷。他是湖北麻城乘马岗乡王家楼（现属河南新县）人，出生于1914年2月8日一个赤贫家庭。由于他的出生，使这个原本已有了三个孩子的家庭更加难以为继。父亲无奈，忍痛抱起他，将他放弃在了后山的草丛里听天由命。父亲走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路经此处的一个算命夏先生，他飞步过去，一把抱起了孩子，找到了孩子他爸，劝他把孩子抱了回去，说道：“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遂把孩子收为义子，为他取名余家寿。
这位夏先生可能是上天派来救苦救难的大恩人，他也是个传奇人物，可惜有关他的记述太少。他收了好几个像余家寿这样贫苦的孩子为义子，他们中后来有的还成为了开国将军，王宏坤海军上将也是他的义子之一。但是，在1927年秋，夏先生因参加了黄麻起义，后被敌人抓住，将其砍成四块，给残忍的杀害了。
余家寿是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的表弟，1926年秋，他们全家跟其表兄王树声、徐其虚参加农民运动，他参加了乡义勇队。1927年秋，参加了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异常勇敢。身上弹伤不下20余处，其左手掌曾被子弹击穿，上唇被击穿，左肩胛骨被击成前后贯通伤，腰上也是左右贯穿伤，打起仗来不要命，在红四方面军打出了一个“活张飞”的绰号。他是王宏坤军长的爱将、猛将。
他胆量过人，在1934年8月，任营长的余家寿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后期防御时，面对正面之敌刘湘手下精锐的川军名将郭勋祺的“模范师”，毫无惧色。他向军长王宏坤请战，让他带一个排去夜摸敌营。王宏坤很了解他这个表弟余家寿，亲眼看着他成长的，十分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因此，面对余家寿这大胆的请求，欣然批准。
夜晚，余家寿带着一排人悄悄走出阵地消失在夜幕中。不久，对面敌战区响起了枪声，激烈的枪声响了一夜。黎明来临，只见余家寿毫发无损的领着该排押着50多个俘虏，扛着德制冲锋枪、弹药和粮食，居然还有当时苏区最缺的、非常珍贵的一包盐，回到了防区。
在战场上，他就是钢铁巨人，英雄豪杰。长征开始不久，他身为红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率全团向片口地区进发，与先期进入的敌胡宗南部激战，敌人用强大火力阻击我军渡河。军长向他下达了死命令：“二十八团必须拿下对岸据点！”
“军长，我拿不下据点你拿我的头！”说完，余家寿转身就走。
但是，两次强渡都失败了，激怒了余家寿。不过，他还是很冷静，跑到河边，冒着敌人的枪弹观察，心里有了数。他对身后的营长一挥手：“准备木头，从上游，组织敢死队上！”
他刚说完，对岸敌人的子弹扫了过来，他倒了下去。他往身上一看，不由得一惊，只见军衣的左右两边被打穿，鲜血从两侧洞口呼呼直往外冒，染红了一大片。他解开军衣，只见一大截肠子从右边的子弹出口掉了出来，警卫员惊呆了，营长看得也是手足无措。
余家寿此时却十分沉着，对营长吼道：“还看什么！快让敢死队抱木头，从上游上，用大刀……”
营长听他这一吼，缓过神来，向他敬了个礼，转身就走。
这时，余家寿把掉出的肠子往伤口处塞进去，再用军衣把它系紧拧上，堵住伤口，拿来警卫员的长干粮袋扎在腰上，把军衣固定住系紧。包扎好后，他拿起望远镜观察着敢死队的行动。
只见敢死队员们搂着一根根大木头，潜在水中，顺着急流飘向大河湾对岸敌人据点前。乘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敢死队员们手握大刀，突然从木头下冒出，涉水登岸，刹那间冲到敌人面前，砍的人仰马翻，出其不意的拿下了据点。此战，击毙敌二旅四团少将团长李友梅。幸运的是身负重伤的余家寿，凭借着他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战胜了死神，活了下来，继续他的长征之路。这一仗使他的威名又一次远扬，“余家寿盘肠大战”胡宗南军的故事，在红四方面军迅速传开。
1936年10月底，红四军受军委之命在靖远黄河渡口一带负责掩护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河东阻击敌人。但在敌4个师，近20个团的重兵压迫下，红四军不得已边打边撤，逐渐退到打拉池一带，总部决定在此进行海（原）打（拉池）战役，争取歼敌追兵胡宗南部一两个师，红四军遂就地阻击追敌。但敌人的王钧、毛炳文、关麟征几支部队同时很快赶来，且很集中，没有给红军提供歼敌一部的机会，红四军只能顽强苦战，抗击阻击着敌人，边打边撤。
余家寿奉命带着部队进入打拉池进行防御，他站在打拉池镇里一个土丘上古老的一道土墙旁，用望远镜观察着敌情。他判断敌人在飞机、火炮轰击后，步兵很快就要突击了。不能让敌人的计谋得逞，他马上向通讯员下令道：“快传令部队分头撤出镇子，到镇外东北占领阵地，稳住阵脚！”
部队已大部撤出了镇子，而他却滞后留在街上。警卫员急的不断催促着：“师长，快走吧，你是最后一个了！”
他观察着敌情，镇静的说：“你这小鬼，敌人还没到，急什么？我要看清敌人的攻击弱点。”
话刚说完，敌人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土墙坍塌压住了他半身。炮弹爆炸的瞬间，他感觉头部左边像被重锤击了一般，顿时麻木起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警卫员把他从碎土快里扒出来，抹去他脸上的沙土，只见他的左眼和头部的鲜血直往外流，负了重伤，惊叫起来：“师长，你的眼睛！”
“叫什么！”余家寿异常镇静的呵斥道。
边说边用一只手撕下自己的军上衣口袋，折叠好，朝流血的左眼按去，朝警卫员说道：“帮一下我。”
警卫员急忙从自己军衣上撕下一条布，给余家寿包扎起来。余家寿疼的几乎快昏过去，但还咬着牙挺着，他知道在这关键时刻他不能倒下，他还要带大家突围出去。
敌人冲进了街上，有几个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几十米处，情况危急。面对险情，却见余家寿不慌不忙掏出驳壳枪，对着敌人扫了过去。余家寿百发百中的枪法在红四军的师长中也是榜上有名的，如今他身负重伤，一只眼睛又打瞎了，他还能打中敌人吗？奇迹出现了，他半梭子扫出去就把前面的五个敌人全部打倒。他自己也没想到都这样了还能打这么准，兴奋的使他暂时忘却了伤痛。
这时，响起了冲锋号，部队向街上的敌人发起了反击，与敌人进行激烈巷战。余家寿带着流血的伤口，像铁塔似的一步不动的站在那土丘上，指挥战士们反击着。但随着敌关麟征等部重兵向他们包抄过来，他才被迫下令撤退。命令下完，他也疼得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发现已经躺在了军医院的病床上，军医告诉他，弹片切破了眼球，整个左眼完了。他虽然失去了一只眼，却坚强的表示：“老子还有右眼，照杀敌不误！”
海打战役结束了，余家寿得到了生还，但他的政治生命却要结束了。只因前敌总指挥兼一方面军司令彭德怀不久来到驻地，看望红四军指战员时的一段话惹怒了余家寿。
彭总首先对红四军指战员们表示慰问和欢迎，然后讲了当前的形势，接着提起了流产的海打战役，并进行了批评，讲到气愤之时，忍不住爆了粗口。
第二天，余家寿在军医院从来看望他的人口中得知了此事，十分不满，火爆脾气控制不住骂了起来。后来，他气不过又跑到军部吵吵起来：“他有什么资格骂我们，老子打了半个多月，他们在哪儿？如今‘海打’没打成怪我们，拉不出屎来怨土地佬！”
没想到他的这些牢骚话，后来他在“抗大”上学时，被人揭发，惹上了祸，给他扣帽子，整他。倔强脾气的余家寿那能吃这一套，与批他的人对抗，结果是一阵批揍被关了起来。他就是想不通，感到十分窝火。直到一天，他当团长时的老师长徐顺礼来看他。他们俩人同病相怜，终于有了倾述对象，余家寿提出：“与其在这里受气挨整，不如回大别山找高敬亭去，在哪里都一样革命。”
不久，徐顺礼也认可了余家寿的提议，终于有一天他们二人悄悄不辞而别离开了延安，向家乡大别山奔去。因他两是一同行动的，结局自然一样，为了不重复，这里就暂不讲了，等讲完徐顺礼就明白了。
九、徐顺礼，红四军的又一位独眼龙猛将师长，只不过他与余家寿不同，瞎的是右眼。红四方面军的人开玩笑，说他俩合起来一双眼，打起仗来是威猛无比。
徐顺礼湖北红安人出生年月不详，中共党员，早期参加红军，曾任红四军十师、十二师师长。就因到了延安后与余家寿的离队，在红四方面军人物志里就把他这个高级干部消除了，以至于查不到他的履历。因此，他的履历我只有上面简单一句。余家寿还是经作了不少工作，红四方面军编委会才勉强把它列上。历史就是历史，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只要他在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就应把他记录在案，功过是非让后人来评说。
就目前所知有关徐顺礼的具体事，也只在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的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一书里略有记述。
有一次，在1933年12月中旬，反六路围攻期间，王宏坤军长按总部命令率所部在大垭口一线构筑了工事，但红九军军长何畏却派人乘王军长不在之机，跑到四军指挥所周围查看，回去就向方面军总政委诬告说四军不好好做工事，引得政委大怒，打电话训斥王宏坤，为此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王宏坤斥责是何畏故意报复他在一年前，因不满何畏任十二师师长时在师里大搞肃反扩大化，而给方面军总部写信要求纠正不满所致。在电话里王宏坤骂何畏“不是共产党员，是土匪！”
当时，通讯落后，就是一根线把相邻的各军部都串起来，这个军接电话另一个军也能听到，四军的电话就和九军的连在一起，此事也就被何畏听到了。他恨王宏坤，但两人同级别，他拿王宏坤无奈，就想法拿四军的干部、战士出气。
第二天，何畏正好和红四军十师师长徐顺礼迎面碰上，便故意找茬举起马鞭就抽徐顺礼。因何畏是军长，徐顺礼也不明其里不敢还手，只能忍着。他无缘无故被打，只好憋着一肚子委屈哭着来找自己的军长王宏坤诉说。王军长好言安慰他：“这事是何畏冲我来的，他整不了我，只好拿你们下面的人出气，甭理他。这种人好不了！”
还有一次，1935年1月下旬，王宏坤军长按徐向前总指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率红四军十二师的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与时任十二师师长的徐顺礼一起攻打陕南川陕边界的转斗铺。
转斗铺由胡宗南部第一师的第一游击支队潘名世部把守，其游击支队相当于现在的特种兵部队，实力为一个加强营，下属四个步兵连，一个爆破队，近600人。他们专门负责侦查，获取情报，偷袭骚扰苏区，在胡宗南部队里装备好，战斗力强，是其精锐。
天亮前，在军长王宏坤和师长徐顺礼指挥下我军包围了转斗铺，上午10时发起猛攻，很快占领镇子，残敌逃跑被我镇外部队包围全歼，俘敌营长以下500余人，缴获自动步枪20余支。
北面得胜关之敌第二游击支队张俊耀部闻讯，下午四时以一个营的兵力来支援转斗铺，进入我三十六团在黄坝河附近李家坪预设阵地，被歼过半，残敌乘夜溃逃。
我军攻入转斗铺街上后，缴获不少战利品，其中不少美国派克金笔，还有许多面粉，但敌人投了毒。还有许多很像油条的炸药，可大家当时没见过。徐顺礼打仗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咬了一口，感觉很甜，当作了油条津津有味的大口吃起来。王宏坤告他：“还没搞清这是啥东西，千万不要吃！要出问题的。”
到了半夜，果不其然，他又吐又拉，搞得一塌糊涂，差一点死了。这些猛将们真是没办法，什么都不论，结果吃了苦头。
转斗铺之战后，王宏坤又奉方面军总部命令率四军十二师两个团，三十军八十八师三个团和总部炮兵团共六个团开始陕南战役，攻取宁强等地。在占领宁强等地后，敌陕军独一旅和第四十九旅从勉县西进来援，王宏坤命徐顺礼师长率三十六团向东警戒，保护我军右侧安全。
徐顺礼率队到达新铺湾以西，发现敌人已占新铺湾镇。为占领制高点，阻敌西进，徐顺礼指挥部队抢占西面大山。但是敌人也在抢，双方在山头上狭路相逢。
来者不善，其是杨虎城部的王牌劲旅四十九旅，号称“老虎旅”，战斗力强。旅长王劲哉以凶悍、骠勇著称，人称“王老虎”，此人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2006年还专门出了 一部电视剧《中天悬剑》来描写他的抗战故事。
我三十六团也是我红四军的主力团之一，有很强的战斗力，这两支劲旅的较劲肯定十分激烈，谁也不让谁。我军以一个团对敌一个旅，以少战多，拼死相搏。三十六团给敌以大量杀伤，但自己也伤亡不小。徐顺礼身先士卒与敌人混打在一起，右眼中弹被打瞎，身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团长、政委也负伤下来。王宏坤军长见状下令停止了攻击，等炮兵团和其他部队到齐后，于第二天凌晨发起猛攻，一举将敌四十九旅及一个独立团大部歼灭。
王宏坤有关徐顺利的记载虽然有限，但足以反映出他是一员玩命的猛将。
徐顺礼与余家寿结伴终于回到大别山，但令他二人大失所望，找了几个月连高敬亭的影子都未看到，却被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敌人的保安队在保长引领下到了余家寿家，没找到人，就把家里的东西席卷一空。
国共合作后，他们的处境才有所缓和，当地国民党当局让他“罪行赎买”，即花钱买平安。无奈之下他也只有忍气吞声，后悔不该离开延安。直到李先念的鄂豫支队来到大别山，他和徐顺礼找到李先念请求归队。李先念很是为难，他两只好扫兴而归。
但是，国民党县区政府却来邀请他两参加保安队，被他们坚决拒绝，并积极宣传当地农民要树立信心与反动派作斗争。
1949年4月，他们又来到平汉线离武汉一百多里的小站花园，找到他们的老军长王宏坤，想再一次归队。为了这次能成功，事先他们先找了时任江汉军区司令，后任湖北军区参谋长的张才千。在红四军时，他们三个都是王宏坤手下的师长，情同手足，张才千对他们的遭遇很是同情，愿意帮助他们，向当时主持组建湖北省委和军区工作的王宏坤做工作。
王宏坤见到他两又高兴，又生气，即同情，又恼火，见面就是一句：“你们这是自作自受！”
余家寿伤心的流着眼泪说：“军长，我们错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继续哀求着：“但是我们还是想回到部队，只有部队才是我们的家呀！军长，收下我们吧！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就是给你放马也行。”
“当炊事员也行，只要留在部队。”徐顺礼也赶紧接话道。
王宏坤听着他们的哀求，深深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渡江作战胜利目前已不会有大问题了，全国解放也不会太困难。以后，就是国家的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员了。很快全国解放了，国家就不可能养这么多兵，部队还得复员，去干工农业，这是总的形势。依我看，你们还是回家安心种地吧！现在，再也不会有地主恶霸欺负了。”
面对王宏坤的苦口婆心，他们只能无语，死了归队这条心。在花园，王宏坤和张才千尽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回到了家乡去搞生产。
余家寿后来当了多年的生产队小队长，但国家不断的政治运动却让这两个擅自脱离了革命队伍的人，有了受制于人的把柄，每次运动都受尽了苦头。余家寿于1983年病故。时年69岁。
徐顺礼在文革中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致死，两人就这样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历史的一页已翻了过去，不论他们中的哪位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毕竟为工农红军的胜利，为穷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为中国革命流过血奋斗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功臣。他们是受了冤屈才做出了某些不明智之举，但他们没有背叛，他们革命的信念没有变，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他们的信仰，他们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红四军中的两位悲情师长
红四军10师师长余家寿，是一个既传奇、又坎坷、更悲情的人物。他，1914年2月8日出生在湖北麻城乘马岗乡的一个赤贫家庭。生下后因家已有3个小孩他被父亲放弃丢在后山的草丛中，听天由命。他的哭声惊动了过路的算命先生收为义子为其取名余家寿。
余家寿是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的表弟，1926年秋，他们全家跟其表兄王树声、徐其虚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28年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异常勇敢，职务由士兵、班长直到师长高位，身上弹片不下20余处，左手曾被敌子弹击穿，上唇被击穿，左肩胛骨被击成前后贯通伤，腰上也是左右贯通伤，他打起仗来不要命，在红四方面军打出了一个“活张飞”的绰号，他是王宏坤的爱将猛将。
1936年0月，在打拉池战斗中，因敌炮弹爆炸，墙体坍塌，压住了他半身，瞬间左眼像被重锤击了一般，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此，左眼终生失明成“独眼龙”。
红四军11师、12师师长徐顺礼，湖北红安人，是红四军中的又一位“独眼龙”，猛将师长。他是中共党员，出生年月不详。他打仗全凭勇敢，有一次在西北转斗铺战斗中，他全歼胡宗南部队一个营，俘敌营长以下500余人，缴获自动步枪20余支。在陕南战役中，军长王宏坤令徐顺礼师长率部向东警戒，他保护了我军的右侧安全。在新铺湾战斗中，徐顺礼奉命占领制高点，他率领的36团与敌王牌劲旅49旅以小胜多，拼死相搏。战斗中，徐顺礼身先士卒，与敌人混打在一起，右眼中弹被打瞎，身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待炮兵和其他部队到齐后，第二天凌晨对敌发起猛攻，一举将敌49旅和一个独立团全部歼灭。
余家寿和徐顺礼之所以说他们是悲情师长，因为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在延安批判会上，他们对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军阀”不满，认为在挨整、受气，余徐商量：“与其在这里受气挨整，不如回大别山找高敬亭去，在哪里都是一样革命。”
不过，回到大别山后，却没能找到高敬亭的部队，只好回家务农。抗战时，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保安队。
1949年他们又找到了南下的解放军，王宏坤接待了他们，但不同意他们再参加部队，最终两人又回到了农村。
王良是个好干部
王良（1905.8—1932.6）重庆綦江永城镇人。1926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王良参加三湾改编，由见习参谋升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第1团3营9连连长。1928年8月，但任红31团一营一连连长。率部参加黄洋界保卫战，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1929年1月，王良跟着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踏上了前往赣南、闵西的征程。同年12月，红四军到达上杭古田镇，王良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次年6月，红四军在长汀整编，王良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10月红四军在吉安改编，25岁的王良任红10师师长。1929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副军长。1930年12月30日，王良率红10师攻击龙冈西北之敌，他指挥所部迂回敌之侧后，配合兄弟部队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军18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000多件，并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朱德、毛泽东决定，把缴获张辉瓒的怀表、钢笔嘉奖给王良。1932年3月，王良升任红四军军长。同年6月13日，率红四军奉命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毛泽东同志当时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生，称赞“王良是个好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王良将军的遗物，被转交给党中央。此后，记录着烈士显赫战功的怀表和钢笔，一直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远成为王良将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历史见证。
为了缅怀王良将军，家乡人民在綦江烈士陵园竖立了王良烈士纪念碑。2005年，王良诞辰100周年之际，綦江群众还在永城镇最高的凤冠山上自发建了一座“将军亭”，并刻上了“军功传千古”“千古之师”等题刻。
王良故居，位于重庆綦江中华村三槐坝。2008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现代建筑，2010年被列入重庆市文保单位，2018年被评为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故居四合院布局，面积约1200平方米，一楼一底，坐东朝西，背靠凤冠山面对老瀛山，是典型的川东穿斗式建筑。
1932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会昌县周田镇河墩圩主持了王良追悼会，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生。赞扬“王良是一个好干部”。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王良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英勇善战，屡建功绩，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闽南群众中传为佳话。”
红四军在各大苏区的部分石刻标语
1、庆祝红军伟大胜利（红四军政治部）
2、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畅快，畅快。（红军第四军宣科）
3、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党代表毛泽东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
4、夺取赣州，打通湘鄂赣闽粤苏区
5、送自己的丈夫来参加红军，父劝儿，妻劝夫来参加红军（红四军政治部）
6、活捉田匪颂尧（红四军政治部）
7、打通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红军政治部）
8、实行耕者有其田
9、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通南巴苏维埃政府制）
10、红四军第10师、11师、12师（红四军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