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八路军的红色特工之家

老八路骆行阿姨一直珍藏着两张《原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系统部分老同志合影》,那是1979年7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拍摄的。在一张有35位老前辈合影的相片里,我看见了众多我父亲江涛的老领导和老战友:马溪山、张箴、沈少星、席一、柴成文、李新农、刘岱、刘配成等。在另一张14位阿姨合影的老相片里,我看见了可亲可敬的女八路们:郭西、林一、申小丛、申晓白、姚汝安、程倩、骆行、姚明、姚新等。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参加敬爱的申伯纯伯伯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9年7月13日,申伯纯伯伯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一岁。28日,申伯伯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党和国家给予申伯纯伯伯极高的评价,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张廷发、彭真、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送了花圈,乌兰夫、薄一波、刘澜涛、姚依林、康克清、胡愈之等参加了追悼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为八路军的家庭比比皆是,但是在一个家庭中竟然有十一位八路军的极为罕见,这就是申伯纯伯伯的一家。过去从我的前辈和战友那里听到过申伯伯一家的感人故事,这次整理资料时,我再一次被申伯伯一家的光荣业绩深深地震撼。

除申伯纯伯伯,一家人参加八路军的有: 妻子郭西、长子申仲仁、二女申伸、二女婿成荫、二子申仲义、二儿媳齐翔延、三女申小丛、三女婿李成、四女申晓白、四女婿王炎堂。除二女婿成荫是著名电影导演、二子申仲义是著名雷达技术专家外,其他均是八路军情报系统的干部,因此被也称为八路军的“特工之家”。

申伯纯:1898年出生于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5月,一心报国的申伯伯赴广东,在国民党军何辑五(何应钦之弟、潮梅警备司令兼汕头市公安局局长)部任秘书。当时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与共产党领导的潮州工会发生冲突,黄埔军校教育长何应钦命令何辑五缓解矛盾。何辑五苦于无人与共产党方面沟通万分焦急,申伯伯自告奋勇担此重任。他在共产党人李春涛的帮助下,与东江工农自卫军彭湃总指挥、杨石魂副总指挥共同努力,使潮汕一带的国共冲突得以调节,支持了何应钦第一军的北伐,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局面。之后,国民党右派绑架并妄图杀害杨石魂,共产党方面要求何辑五立即解救杨石魂。申伯伯授命全权处理此案,一方面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公告悬赏通缉凶犯,一方面秘密找到肇事者,令其立即释放杨石魂,并指明了出路。由于申伯伯在处理国共关系上做出的有效贡献,何辑五提升他为汕头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兼潮梅警备司令部上校秘书。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屠杀,申伯伯愤然离开汕头,投奔西北军。

从1927年冬到1930年夏,申伯伯在西北军鹿锺麟部任政治处长。在这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是与共产党人南汉宸等结为挚友。1935年,申伯伯受南汉宸委托,赴西北军杨虎城部做抗日统战工作,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兼第十七路军少将交际处处长、政治处处长。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申伯伯领导的第十七路军交际处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在祛除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猜疑、形成张杨联共抗日做工作的同时,负责秘密掩护中共的交通,向中共组织提供情报。1936年4月,东北军和西北军均与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形成了团结抗日的有利局面。


1937年6月杨虎城(左二)申伯纯(右一)在南京

经过三年的严峻考验,1937年3月一天,叶剑英约申伯纯来三原安吴堡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申伯纯表达了强烈的要求与衷心的期盼。几天后,张文彬通知他:党中央已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介绍人是南汉宸、张文彬、王炳南三同志,并嘱咐他今后努力学习,继续为党工作,同时要保守秘密。

“西安事变”后,申伯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和平解决的斗争。在西安各界召开的群众大会、驻军连排级以上官佐大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学生大会等公开场合,他作为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发言人,宣讲西安事变的经过与意义,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再立新功。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到国军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锺麟部任政治部主任,继续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

1939年4月,申伯伯离开鹿部到第十八集团军(既八路军)总部工作,任总部高级参议,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1941年任八路军第129师情报处处长,并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1943年任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兼豫北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在团结友军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统战、情报,建设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5年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任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的申伯伯担任了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的组长。高树勋是因反对内战而受到蒋介石排斥的国军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申伯伯带领靖任秋、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五人为成员的小组秘密潜入邯郸,开始与高树勋的代表王定南多次接触,并就高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路线,以及如何摆脱中央军等细节进行磋商。10月下旬,将国军控制下的高树勋家眷巧妙安排接来团聚,完全解除了高的后顾之忧。30日起义当天,申伯伯与靖任秋等亲临邯郸马头镇,协助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成功起义。高树勋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起义不仅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还成为被毛主席命名“高树勋运动”的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典范。


1936年申伯纯夫妇和女儿在西安

1946年1月,申伯伯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秘书长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工作,任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处长由滕代远兼),之后任华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在这期间,申伯伯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包围下,不畏艰险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申伯伯历任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仅担任秘书厅主任期间,负责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召开的政务会议就有二百余次。他任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主任时,主持开展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收集、撰写工作。他不仅自己著述丰硕,还带动了一批史学知名人士。他团结帮助一大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使他们不仅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还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共同为国家文史资料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刚正不阿的申伯伯经历过多次挫折: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因他主管的单位抓不到“老虎”,而被免去领导运动的职务。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支持群众批评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与不良作风,被撤了机关领导小组的职务。1958年大跃进时,他作为政协委员视察徐水县生产队时,因不相信生产队长介绍一棵大白菜重五百斤而被批评。1959年党内会议上,他同情彭德怀说:“昔日功臣,今日祸首。”而被作为重点右倾批判。文革中,他成为全国政协机关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遭受了残酷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申伯伯依旧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以惊人的毅力严肃认真、勇于负责地工作。

从1956年起至1979年的二十余年中,他不仅根据亲身经历,还采访了西安事变经历者: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青长、南汉宸、徐海东以及卫立煌、邵力子等人,撰写了《西安事变纪实》一书,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妻子郭西:1912年出生于山西原平县,毕业于太原女子师范。1937年8月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听了周恩来的讲演后,她被深深地打动,决心投奔八路军。她赴八路军129师师部,提出要任作战参谋。当时从未有过青年女学生担当此任,因此刘伯承师长亲自接见了她,并被她的英武气质所打动,从此郭西成为作战科第一位女参谋。

郭西在八路军前总与申伯纯伯伯结婚时,正值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实施大扫荡。他们在深沟大壑中与敌周旋时,郭西和警卫员把重病昏迷的申伯伯藏在山洞里,守在洞口时刻准备与日军同归于尽,终因日军未搜查到才逃过一劫。1943年,她在八路军豫北办事处做情报工作。解放后,她历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机关托儿所所长、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科长等职。

长子申仲仁(铭鸿):1916年出生,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想进步,14岁在洛阳冯玉祥的军事学校学习,19岁在北师大附中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任侦缉队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他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他受父亲的指派,在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的领导下,任天津地下电台报务员,负责地下党与党中央的联络工作。一天,他发完电报将底稿夹在报纸里。刚一出门,就被跟踪电台信号的日本宪兵队包围。他不动神色地举起拿着报纸的手,趁宪兵冲进屋里搜查电台的时机,抽出来电报底稿和密码塞到嘴里咽了下去。等日本宪兵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他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尽了酷刑:辣椒水烧坏了肺,夹棍夹烂了手指,老虎凳压残了腿,但他始终坚持说:“我是做生意的,给老板发商业行情的电报。”他用坚贞不屈的意志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组织的努力营救下,他终于返回延安,改名申铭鸿,在军委三局作通讯工作,但身体状况极差。

西安事变时,他随周恩来赴西安参加和平解决,任中共代表团电台台长兼报务员,连续数月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地下室与报务人员曾三、林青等收抄、转发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电讯,致使健康更加恶化。1937年,他任军委三局第二科科长,负责与上海、新疆等党的地下电台联络。一次申伯纯伯伯担心他的身体,发电报询问病情。他立即复电批评父亲:“用军用电台询问私事,实属不应该。”1940年初的一次急行军中,驮电台的牲口过桥时翻到了河里,他不顾身体虚弱,跳到冰河里把电台捞了上来,自己却因此病倒、不幸去世,年仅24岁。

申伯纯伯伯痛失爱子、赋诗一首:“自信年来少私意,却怎偏哭我亡儿!”1945年,中央军委三局在盐店则村建烈士陵墓,立碑安葬了申仲仁(申铭鸿),在碑文中给予极高的评价。



二女儿申伸:1920年出生,1937年北平沦陷时,正上高中的申伸弃学,随父亲辗转到武汉和黄安的新四军训练班学习。台儿庄战役刚结束,她立即加入战地服务团赶到战场,为抗战国军服务,不仅天天为伤兵读书、写家信,还自己掏钱为他们买邮票。之后,她在鹿钟麟部帮助父亲翻译秘密电报、收听广播、记录战区情况。

离开鹿锺麟部后,申伸说:“打日本,哪儿有日本人我上哪儿。”1939年,她在深县冀中抗战学院当了少先队的教导员,后来经组织介绍在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刚到剧社赶上七一汇演,从未学习过表演的申伸在成荫的帮助下,以朴实自然的表演风格,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场演出。从此她活跃在文艺战线上,不仅扮演了许多出色的角色,并撰写了一些革命话剧。

申伸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成荫结成革命伴侣。1947年,她在西北电影工学队学习电影专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电影局人事处处长、电影工程学院系主任、电影学院政治部主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等。曾参加编写过多部革命书籍,1993年荣获电影学院首届“金烛奖”。



二女婿成荫(蕴保):1917年出生于山东曹县。1937年在汉口善德英文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演出。1938年,他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毕业演出时被鲁迅艺术学院老师发现,调鲁艺戏剧系学习,从此开始了军旅艺术生涯。毕业后调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导演、政治指导员、副社长等职,边随军参加了战斗,边创作和导演了众多抗日题材的话剧,曾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1945年,成荫在晋绥南线参加了解放汾阳的战斗,之后历任吕梁军区和二纵政治部宣传科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和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成荫一生拍摄并导演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例如《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停战以后》、《红灯记》、《拔哥的故事》、《西安事变》等,荣获了众多国内外奖项,成为我国著名电影导演之一。 



二子申仲义:1922年出生,哥哥申仲仁参加革命后,“我不当亡国奴”的仲义也执意参加革命。1937年他赴延安,在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后任教员。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抗战时期延安电台重建工作的技术总监,新中国雷达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41年,八路军因没有电池导致电台无法工作,申仲义夜以继日地研究试验,创制了手摇发电机,并在八路军普遍使用。他在延安简陋的条件下制造出了小型报话机,还负责改装延安向全国播音的广播电台的重建技术工作。1944年,他在延安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表彰。

解放战争时期,申仲义历任晋绥军区司令部三科工程师、西北军区司令部通联处技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安市电信局接收组成员,我国第一个雷达厂厂长、第一个雷达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十研究院院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兼雷达工业管理局局长,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中国电子学会为表彰他在中国雷达事业发展中的卓越贡献,一致通过设立“申仲义奖金”,并于当年颁发了第一次申仲义奖。

二儿媳齐翔延:1931年出生,她的父亲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她于1940年到延安上学,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老通讯侦察兵,她曾参加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通信保障工作。建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



三女儿申小丛:1924年出生,毕业于师大女附中。1937年申伯纯伯伯离开时,把小丛的母亲康丽和小丛、晓白留在了北平。后来母亲患癌症,小丛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母亲过世后,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联络员李成来到北平,转达了父亲申伯纯的安排:小丛和晓白姐妹俩到麻田八路军总部根据地,把北平家里的房子交给地下党组织,卖掉的七十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

1944年底,申小丛在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三科(科长张衍)任秘书,不久与李成确立了恋爱关系。1945年9月,她参加了最后一期抗大的学习。

1946年,申小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李成结为夫妻潜伏回北平。李成(化名刘长富)的公开身份是北新桥实业商行副经理,实际身份是前总平津地区情报组的负责人,申小丛以刘太太的身份做掩护。前总派遣科科长林一指示他们:“要多交朋友,做长期隐蔽的打算。”

1947年2月,由于前任情报组负责人姚继鸣亲戚王俊卿的出卖,李成被捕。敌人审问他时,他机警地暗示申小丛说:“姚先生叫我告诉王俊卿,别做坏事,要做好事。”已怀双胞胎待产的申小丛想起李成平时的嘱咐,立即将李成的话转告给组织,通知所认识的人马上转移,从而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申小丛为营救李成四处奔波,身心交瘁早产生下一女一男,男孩患重病身体很弱,经组织上资助才被救活了。

解放后,申小丛曾任广东省医院党委书记等职,并参与中央调查部收集编写抗日战争中情报史的工作。

三女婿李成:1921年出生于河南通许县,1937年赴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李成在专门培养情报人员的中央保卫局特别秘密训练班学习,同期学员有林一、罗青长等。他作为河南省代表参加了延安召开全国战地青年代表大会,之后被派到中央青年委员会、安吴堡青训班,先后任教务处干事、党支部书记、人事科副科长、党总支书记兼秘书长。

1940年李成调社会部工作,1942年调前总情报处工作。他负责前总与派往北平、天津等地特工的联络。凭着对革命的忠诚与机智勇敢,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忍饥挨饿往来于北平、天津、邢台、邯郸、安阳、开封等地情报站、交通站,将总部的指示传达给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再把情报人员获得的秘密情报带回来。

1946年,因原北平情报站负责人姚继鸣暴露,总部命李成与申小丛接替姚潜入北平,任前总情报处平津地区情报组组长,负责情报、交通联络、长期潜伏工作。

1948年春李成回到根据地,参加东黄埿干部培训班,准备接收北平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担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广州钢铁厂党委书记、市工商局副局长、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在公安、政法、监察、钢铁、工商、财贸等方面为广州市的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报处工作。他负责前总与派往北平、天津等地特工的联络。凭着对革命的忠诚与机智勇敢,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忍饥挨饿往来于北平、天津、邢台、邯郸、安阳、开封等地情报站、交通站,将总部的指示传达给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再把情报人员获得的秘密情报带回来。

1946年,因原北平情报站负责人姚继鸣暴露,总部命李成与申小丛接替姚潜入北平,任前总情报处平津地区情报组组长,负责情报、交通联络、长期潜伏工作。

1948年春李成回到根据地,参加东黄埿干部培训班,准备接收北平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担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广州钢铁厂党委书记、市工商局副局长、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在公安、政法、监察、钢铁、工商、财贸等方面为广州市的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四女儿申晓白:1927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书报简讯社担任人事档案工作,这时她的姐夫李成把申晓白介绍给战友王炎堂。



1947年1月,她在延安和王炎堂结婚,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刚结婚两个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夫妇俩分开。同年10月,她的儿子在临县出生。在那艰难险阻的年代,丈夫王炎堂跟着工作班子转战,她独自带着孩子跟着老弱妇孺行军,几经生死关头,靠着坚强的毅力和伟大的母爱,将革命的后代抚养成人。

四女婿王炎堂: 原籍陕西,1923年7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县,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王炎堂初到延安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1月调社会部办公室任文书、秘书。他边工作边学习,认真细致、全力以赴地抄写记录、收发电报、管理文件、刻蜡版、印材料。他每天都接触大量的党内外材料,并熟记在心,不但受到了领导的信任,还获得了“活字典”的称号。

1946年11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疏散清理文件,必须在三天内将20大箱文件整理后转移。毛主席命令:把文件减少到最少,其余烧掉。李克农将此任务交王炎堂负责。王炎堂连夜赶往瓦窑堡关起门来,白天在屋里清理,晚上在院子里烧。他一件件地审阅,凭着日常积累的业务能力标准判断,保留了四箱被后人称为“宝贝”的文件,未出现丝毫纰漏。

王炎堂不仅善于整理、撰写通报,还注重分析研究情报,逐渐成为情报专家。他给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员讲授情报工作的课题,为边保工作走上正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委情报部处长、军委联络部处长、总参情报部局长、中央调查部局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等职,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为了纪念家人为祖国、为民族做出的贡献,申伯纯伯伯的小女儿申晓婷撰写了《抗战一家人》一文。

在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年代,像申伯纯伯伯一家人这样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出众的才华,在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前辈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永远值得我们后代缅怀与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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