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转变时期的刘伯承同志

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历史上曾有过以作战形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军事战略的转变。简言之,第一次是从国内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是经过很大牺牲到遵义会议才实现的;第二次是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干部灵活的观察情况,使自己的战争活动符合敌情和任务,所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第三次是从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它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党的“七大”精神鼓舞下,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领导全军在短期内顺利的实现的,如果稍有迟疑,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八年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就可能落入蒋介石和反动派的手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可能推迟。这里要写的就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一次。

刘伯承同志执行这一转变,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中的正规战(大规模的运动战)的转变,是同他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广大军民夺取上党、平汉两大战役的胜利紧密连在一起的。夺取两个战役的全胜,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它是刘伯承同志这位“撑住平辽半壁山”的大将军同邓小平同志一起,深刻研究了敌情和任务的变化,做出了果敢的决断,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精心组织指挥,闯过了一道道关津要隘才取得的。事过很久,刘伯承同志常用“那境况真不容易哟!”一句话,来表述当时既要守住华北的南大门,粉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又要实现战略转变的情景。

从1944年开始的各解放区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到1945年规模越来越大,攻势越来越猛。当1945年夏季攻势结束的时候,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已将深入我区的敌人大部歼灭,日伪军占领的大部城镇、交通要道已置于我军包围之下。又经过从8月初开始的“对日寇最后一战”,到8月下旬,我区又攻占县城28座,日伪据点300余处,切断了境内所有铁路,对开封、新乡等城市也已形成包围。

正当我军乘胜前进,准备消灭盘踞着主要交通线仍然抗拒投降的近10万日伪军并解放那里的人民的时候,蒋介石却发布了一道道的反动命令,狡诈地玩弄着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他命令我军“原地停止待命”,不准收缴敌伪枪械;他命令各地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继续抵抗我军;他把我军限令日军投降的通牒称之为“唐突和非法行动”;他向大部伪军封官加委,委任他们是什么“挺进军”、“救国军”, 要他们继续向解放区“挺进”,要那批汉奸从人民手中“救国”。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下,用美国的飞机、舰船向华北、东北各大城市赶运军队;命令所有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加紧部署对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另方面,他于1945年8月14日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项条约的换文里,“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并规定,“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他装出和平姿态,于8月4日至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前去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他自以为有了这么一套政治、军事、外交的安排,就可以顺利地在和平旗帜的掩盖下,消灭我军主力,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恢复他在全中国的独裁统治了。

在蒋介石坚持独裁、全面内战的方针下,他命令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3个军沿同蒲路北犯;第11战区孙连仲8个军沿平汉路北犯,准备在石家庄同胡宗南部会师进占平津;第10战区李品仙3个军沿津浦路北犯;第12战区傅作义部进占归绥、集宁后向察哈尔进犯。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党中央确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规定晋冀鲁豫战略区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沿平汉、同蒲两个方向对解放区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銜命于8月25日从延安回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涉县赤岸。而八路军前方司令部也就在此时合并刘邓司令部了。

这时,蒋介石又搞了很阴险的一手。他利用同日军早有勾结并在日伪军掩护下已进驻太原的阎锡山恢复对山西统治的妄想,命令他以主力从晋西南入侵长治地区。截至8月25日止,已占领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和襄垣,并企图进一步侵犯我整个晋东南地区。这一形势的发展,使摆在刘伯承同志面前的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准备粉碎沿平汉、同蒲北犯之敌的进攻,又要继续攻歼拒不投降的近10万日伪军,现在阎军又已侵入我腹地,不消灭它,主要任务就无法执行。

作战对象变了。过去主要是分散守备和集中“扫荡”的日伪军,现在变成了主要是大举进犯的蒋、阎军。任务变了。日本投降之后,日伪军据点分散孤立,惶惶不安,基本上已经失去斗志,但对蒋阎军,如不打几次大的歼灭战是改变不了局面的。因此,必须迅速实现由分散的游击军、游击战到集中的正规军正规战的转变。在作战形式上,不仅要准备打运动战还要准备打阵地攻坚战。否则就不可能适应敌情和任务的变化。

迅速实现由分散的游击军游击战到集中的正规军正规战的转变,首要条件是尽快集中大军,编组野战兵团,形成拳头。这一急迫的转变,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广大干部来讲,并不感到突然,思想上是有准备的。这是刘、邓领导艺术成功的反映。早在1939年4月20日,在《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中,刘伯承同志就讲:“一般说来,在华北敌后方的游击战,在相持阶段过程中是逐渐向运动战发展着的。将来,在我力变强,敌力变弱的局面下,不但运动战的分量要升到主要地位,游击战的分量要转为辅助地位,而阵地战也要出现于华北。”1941年2月1日,皖南事变之后,他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讲话中又说:“今天摆在我们华北抗战军民面前的紧急任务就是:以一切力量制止全国投降、内战、反共逆流,同时加紧各方面的工作,坚持华北抗战,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要把华北建成为抵抗日寇、汪逆、亲日派、反共派联合进攻的堡垒。”又说:“太行山在华北战略形势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太行军区在遂行上述总任务时,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来发展与锻炼所属营兵与民兵组织,不但要使这些组织在数量上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使游击队不断升级,一批一批地炼成铁的正规军。”但是,根据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1942年以后,晋冀鲁豫各区野战兵团,大多作为军分区的基干团被分散下去了(那时是必要的),而他们的行动又往往是一个营一个连地进行分散作战,平原地区分得更散。虽经局部反攻和8月份以来的大反攻,分散的部队多已集中,但离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相差还太远,仍须进行极大的组织工作。所以在刘邓尚未离开延安的时候,就根据中央指示,于8月10日电令各军区立即抽调兵力,组建野战兵团。8月14日再次电令各军区集中部队,扩充野战军并明确指出要准备打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8月25日当他们一到司令部就又讲:“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根据这个精神决定,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采取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组建野战兵团,并进一步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虽然这样做了,但在上党战役过程中,特别是攻克长治外围各城市之后,阎军8个师前来增援,我改为“围城打援”时,仍感到兵力不足。所以在平汉战役开始之前,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又向各区下达指示,要他们放松次要方向,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主要作战方向上来,主要领导干部要亲临前线,要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并强调指出:“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这样,在上党战役中组建起来的,在上党战役之后正式命名的4个野战纵队和几个军区的主力兵团建成了。一支能够打大规模运动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惊人的速度在战斗中建立起来了。

打不打上党战役,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决断的问题。8月下旬阎锡山已侵占长治等6城,并企图继续向晋东南进犯。而沿平汉北犯之敌,先头3个军正从豫西向郑州集结,沿同蒲北犯之敌先头2个军经风陵渡已进到运城以南。在这一形势下,如果决心进行上党战役,有可能影响平汉、同蒲主要方向上的战机。正如当时党中央电报所指出的:“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如果不歼灭入侵上党的阎军对今后的危害更大,尽可能集中大军的要求就无法达到。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领导同志讨论这一问题时,刘伯承同志说:“本战略区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但上党敌人是心腹之患,如不迅速予以歼灭,待蒋军主力北上时,我将腹背受敌。”他们权衡利弊之后,果断定下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上党战役。然后太岳主力转向同蒲方向作战,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同冀鲁豫主力一起进行平汉线上的作战。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开始到10月1日胜利结束。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军连同增援部队一起共13个师3.8万余人,除逃脱、溃散3,000人外全部被歼。俘虏敌19军军长以下3.1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样不仅清除了心腹之患,有可能放手集中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于主要方向,而且也改善了我军装备,补充了弹药。时过14年之后,刘伯承同志在《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一文中谈到这次战役时说:“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上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了条件。”

伴随着作战形式的变化,需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尤以战术准备、后勤保障和战场准备更为突出。进行上党战役的决心定了之后,刘伯承同志的精力立即转到进行战术准备上来。这时野战部队在开进中编成,编制不充实,装备很差,指挥员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针对这种情况,他深入研究了敌人的特点,提出要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除进行野战外,非进行许多攻城战斗不可。而对城市的进攻战恰恰是我军的弱点。9月1日,我太行军区一部和孔从周部解放了襄垣。他抓住这一战例,总结了襄垣作战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上党战役中几个战术问题》指示的起草工作。在这一指示中,对攻城战斗的准备、接城运动、登城成功后的战斗等均作了详尽的论述。9月5日发到部队后,部队采取阵前练兵、边练边打的办法,打一仗进一步,战斗力提高很快。经过上党战役,部队不仅学会了如何扬长避短组织攻城战斗,而且指挥员在战役指挥上也积累了“夺城打援”、“围三阙一”等实战经验。

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平汉战役的需要,上党战役10月12日结束,14日就向部队下发了《上党战役总结》。在研究了沿平汉线北犯敌人的特点和战场情况后,于17日又下发了他亲自起草的《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一个战略区的最高指挥员,在紧张的作战指挥过程中,承受着眼压过高的痛苦,三天之内,亲自动手写出两篇切合部队急需的深刻而精辟的军事著作。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对于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感到精神振奋。

实行集中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必须有适应这种作战形式的后勤保障。刘伯承同志运用了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局部反攻期间,在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支前的经验。在上党战役中,在政治动员的基础上,组织了作战地区的专区、县、区、村各级后方勤务指挥部,由专员(县长、区长、村长)地委书记(县委、区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分任指挥和政委。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指挥民兵、自卫队参战、支前。其中许多民兵营、连担负作战、看管押送俘虏等任务,自卫队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担负前运后送任务,妇女为军队磨面、做鞋、做干粮,儿童站岗放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前,不仅大大加强了我军的战斗力,而且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和后方的安全,军队本身的后勤机构同各级后方指挥部紧密结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后勤保障。

这一经验到平汉战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后方指挥部统一组织下,动员了十多万民兵群众,直接参战和担任后方勤务,对保障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同的作战形式,有不同的战场选择和战场准备。当决定进行上党战役时,刘伯承同志已经开始为平汉线的作战准备战场了。这时他把我留在赤岸专门掌握平汉方向的敌情。1945年8月27日,进行上党作战的决心一下,他就立即命令冀鲁豫军区主力开向平汉线,结合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加紧肃清新乡以北的日伪军,求得控制一段铁路,为打北上蒋军准备战场。还命令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攻取焦作、沁阳等日伪主要据点,扫清道路上的敌人,控制黄河北岸广大地区制止敌人机动。正因为预先作了部署,所以在上党战役进行期间,我军得以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邯郸、邢台、焦作、滑县等40个城镇。在平汉线上,同自淇县北至高邑全长500里的铁路线,除安阳、临洺关两点外已全部解放。

当上党战役进行到对长治孤城采取“围城打援“的时候,刘伯承同志又决定,要冀南纵队在歼灭敌援军后,立即开赴平汉线,在原在平汉线作战的部队配合下,继续肃清预定战场附近的临漳、临洺关等处的伪军,并动员当地党、政、军、民在漳河以北至邢台之间,大举破路、平沟、拆毁碉堡、围寨,使进犯之敌到此无险可守,而利于我军进行运动战。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就为歼灭沿平汉线北犯之敌创造了广阔有利的战场。

集中了大军,形成了拳头,进行了战术准备和战场准备,这只是争取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主观能动性的竞赛,才可能出现事实上的胜利。能否夺取胜利,就要看指挥员对情况的判断、决心和组织指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了。

刘伯承同志于10月9日在对从长治西逃之敌部署追击以后,立即赶回涉县赤岸。从这时起,他除了总结上党战役之外,就是集中精力听取我们的汇报,研究沿平汉北上敌人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对平汉战役的战术指示,下达了战役基本命令。

截至10月16日,已查明沿平汉北犯之敌共8个军约10万人。它的第一梯队是孙连仲的31军,马法五的40军,高树勋的新8军,孙殿英的第4路军和商震的32军,王仲廉的85军。第二梯队为27军、38军等。40军、新8军16日已经淇县北上,30军16日到达汲县,孙殿英的第4路军15日占领汤阴,32军已在忠义集结,85军已抵新乡。他在听取参谋人员报告情况时,总要提出很多问题,当发现我们对西北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时,他说:“西北军有它的传统,训练严格,长于防御,军官素质也好,切不可轻视。”当谈到孙连仲尚兼河北省主席时,他说:“蒋介石利用西北军打头阵,不给地盘,上不了劲。”当谈到新8军内部有人同我有联系时,他说:“这个人长期受排挤。望注意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当谈到孙殿英部15日到达汤阴后未北进征候时,他说:“这个人是条泥鳅,滑得很,他要观望一下。还是要把他算到北进敌人的数内。他搞反动会道门有能耐,豫北有他的社会基础,要注意。”他还特别交待:“要研究敌人的行军队形,找出它的规律,要计算他的行军长度。”“32军是美械装备,要太行独立支队保持同他的接触,相机扭打他,试试他的臂力!”

在反复研究后,他对情况做出如下判断:敌人方面。兵力大,装备强,久经训练,长于防御,这是他的长处;但敌人新到,地理、民情不熟,后方远供应困难,突击力弱不善野战,而且派系多,内部矛盾多。一梯队的几个军都是原西北军,除30军已变成半嫡系外都是“杂牌”,新8军内部还有部分民主分子,这是敌人的弱点。我们方面。野战兵团组建不久,装备差,连战之后未得到休整,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又控制了一大段平汉路,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我们的长处。

在战役指挥上,随着情况的演变,刘伯承同志先后采取了以下六个步骤:

首先,他命令太行支队和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到安阳之间的宽大正面积极打击敌人,空室清野,劫夺敌人辎重,对敌沿途袭扰,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沿线,减少北进兵力;待敌3个军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渡口,阻其后续部队前进。其余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之敌,以利于我先歼灭进至漳河以北的4.5万敌人。

第二,对于这三个军则“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敌孤军躁进,待进入我预设战场后,则坚决阻击其继续北进。到10月24日,我已对敌第一梯队之三个军形成包围,从安阳北援和从石家庄南援之敌也已被阻。

第三,这时,刘伯承同志根据“现敌心虚而气还足”和我后续兵力还未赶到的情况,决定一方面采取“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术,仅以部分兵力求得一连一营的歼灭战,并组成精干小队透入敌人纵深积极活动,使敌不得安宁,而我主力则养精蓄锐准备决战;另方面加紧对新8军的联络工作。

第四,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28日发起总攻,在总攻的部署上,采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着重歼灭突出于战场北端的敌40军的106师,新8军起义,106师被歼,战场局面完全打开。

第五,刘伯承同志断定,新8军起义之后,30军、40军必向南突围,乃决定在敌突围时,放开缺口,让其脱离居民地筑城地带以免形成“困兽犹斗”的态势,我主力则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准备歼灭突围之敌。同时命令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民兵在漳河南北要道布成天罗地网,捕捉逃敌。

第六,在追歼中,如侦知马法五的长官部位置时,立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夺其魁以解其体”。当我军以“势如纩弩,节如发机”的动作突入敌指挥部后,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战至11月2日战役结束。从安阳、石家庄南北对援之敌也闻风缩回,总计俘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3万人,另争取高树勋将军率新8军起义,战役大获全胜。

两次战役的全胜,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弹药,我军装备大为改善。上党战役前,晋冀鲁豫全军仅有6门山炮,只在半数的团能配得上2-4门迫击炮和3-4挺重机枪。而这时,我们已经着手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了。

在平汉战役的同时,晋察冀我军取得了绥远战役的胜利,华东我军取得了津浦战役的胜利。我太岳纵队在同蒲线上也取得了歼敌3,000、控制铁路百余公里,阻止了沿同蒲北犯之敌继续北进的胜利。这些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我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也基本上实现了我军第三次军事战略的转变。

蒋介石连遭失败,使他和站在他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他发动内战的准备不足,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以便在其掩盖下争取时间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他说:我们要“进行整军、练武,不这样不行”。他立即回到军区,秣马厉兵亲自组织训练。

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的作战对象和我们的战略方针,我们正面临着作战形式的新的转变,而且新的军事装备对军队和作战也会引起许多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在战略转变时期,那种胸怀战略全局,对于与作战形式的改变相联系的一系列变革全神贯注寻求答案的实践经验,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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