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2日，三更半夜，突然总参防化部一所大院里的大喇叭大声喊叫——紧急通知。我的父亲马国基从梦中惊醒，通知中要全体干部到小礼堂集合。父亲还以为是派性活动，没有理他，继续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宣布“第一个号令”。这就是林彪发放的第一个号令。要求部分人员疏散出去，对我家的要求是，25日上火车，直送河南明港五七干校。父亲很快就得到了通知：全家大小，一齐出发，一个不留。
母亲陆国瑾曾经提到过她是先去的干校，当年其实有工宣队的队长提醒过母亲，弟弟3个月，说是只要自己提出家中孩子小，就可以不被整去干校，但是硬气的母亲拒绝了，所以她就把我和弟弟寄养在塔院附近的小官一户人家中，去了一个干校。后来10月她临时在京，赶上了这个第一号令，家中有一人在干校全家就得去，所以我们一家五口被取消了北京户口，全部踏上了毫无希望的远方。
没法了，在这紧急之中，连夜将东西打包，正好我弟弟正发着高烧，可要求必须按时上车。那个狼狈劲就别提了。制造的形势十分紧张，亏了父亲留了个心眼，把炉子、煤块全部装箱，一块不丢。无论什么东西，一概带走，连纸片也不丢——谁知道到了干校什么样!
当时很多别的干部对此准备不足，以为是临时性的，带的东西很少，到了干校发生了很多捉襟见肘的麻烦。
父亲急速地将所有东西打包，整整34件，在效率极高的情况下包好捆好，父亲还留了个心眼，对一所管理人员说，反正一个人弄不了，弄不了全家就走不了，结果，所里指派来了一帮人，七手八脚帮忙就把东西装上了火车。
如期到达明港，整整一个专列，都是总参的，男女老少，拖家带口。由于急迫，干校根本没有准备好，人员到了没法子住，于是大家被卡车接到了一个部队的兵营之中，作为临时的转运站。每个步兵排的房子中住上好几家人家，每家地下有一个苇席，一家一个席子大小的地方。许多家的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屋子里，实际上每家只有一席之地。
多亏咱家随身带了被子和小孩用品。一路上父亲是用担子挑得来的，逃难的民夫那种扁担，浑圆，很重，我当时也试了一下，连扁担都拎不起来，不过好在有父亲这个壮劳力在，不然，只有母亲过来，真不知如何应付这个逃难般的日子了。
那些只身来到的人家，只好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了。小孩哭、大人吼，蚊子苍蝇满屋飞。总参的干部们，谁家受过这个洋罪。开饭时，部队战士做点稀粥，大家排着队，有的就用漱口的杯子打饭。真真切切的一幅逃难图。
过了好几天，各家的行李箱包才一车一车地拉了来，多少家的东西，都堆在练兵场上，各家各户又像一窝蜂一样到“包山”去刨自己的东西，毫无秩序，东西乱丢遍地，父亲找了三四天，东西才找齐。所幸的是父亲箱包上有号码，有记号，又有行李数，每个箱子上又写上大大的本人姓名，所以还是顺利找齐了。
大约是过了十来天，五七干校一连才把我们接了去，被分到一个曾是门诊室的大屋子里。当然，卫生不卫生的也就顾不得了。一家五口，住了下来，多亏父亲带了炉子和煤块，进屋不久就点上了。不管如何这对护理孩子的病总算起了点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几个孩子表现得都挺乖觉，一路没有任何吵闹。
到了一连，各种问题很多，当然是十分困难的缺这少那。由于来得唐突，没带煤的人家可就惨了。在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有煤供应的地方，过冬可就成了问题。急得连队领导团团转。
当时，父亲无意中从修配厂的废铁堆里找到了一个做蜂窝煤的模具，告诉了连长，于是连长就任命父亲为“煤厂厂长”，和身强力壮的李保华做起了蜂窝煤。那个模具就是一个圆筒，需要使劲的插入搅拌好的硬硬的煤浆中，手持模具，悬浮地面慢慢抬升，脚踩下工具上方一个踏板将模具内蜂窝煤推出。做一个都非常辛苦，他们每天要做出几百个，的确是苦力的干活。
因为当地只能购买到煤面子，也只好能做蜂窝煤来取暖。那时父亲还真有力气，用锤子硬是砸碎了硬煤后，踩出了一块块的蜂窝煤。这也及时给各家各户暂时解决点问题吧。他们俩人每天一身臭汗，一身煤灰，简直成了真正的煤黑子。但是当年的文化人自我洗礼的精神还是蛮顽强的，苦行僧一样，越苦越累，感觉越加充实，完全没有自怨自艾的情绪，真正是希望在劳动中得到锻炼和升华。
当时由于的确还是实心实意的为大家服务，苦点脏点累点，也不觉得啥。可是连里的知识青年们看不下去了，他们觉得这么干，对人的惩罚也太过分了，没必要。他们找领导辩论，说理，最后还是把父亲和李保华的买卖给冲了。这一段无偿的折磨才算告一段落。以后他们二人被编进了机务班，父亲不久还当了个班长。
开始，机务班的司机们还有点看臭老九笑话的意思，可是父亲跟着摸索了几天，竟然学会了开拖拉机，令班里工友们折服。这个班有二十多台各种机械，有履带式、胶轮式、手扶式的拖拉机，有大康拜因，有各种柴油机和三轮摩托车等。做了多年翻译和情报工作的父亲就在这广阔的田野上，在耕耘播种的战场上大显身手了。三夏大忙季节，父亲经常把我抱到大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拖拉机中，听着机器轰鸣，看着黑瘦的父亲推拉着操纵杆，那偌大的联合收割机将麦子自动收割分装，感觉非常震撼。
总起来讲，在干校，父亲管过汽车，也当过调度，管过户口，还带过一时间的宣传队，父亲管过工人，调过他们的工资，向地方上安置过不少人的工作。事后很久，他们有人专门到北京来，带来大家的谢意。
到明港之初，我只有4岁左右，基本还是无忧无虑的，因为喜欢看样板戏电影，居然可以无师自通的自己扮演各个角色，完整的表演唱完智取威虎山中审栾平整场戏，算是干校中的一个小乐呵，大家见到我就让我来一段，我也不怯场，人多就从少剑波的“朔风吹”开始到结尾杨子荣的“共产党员”，人少就只演审栾平，唱完就有奖励，被几个漂亮姐姐抱过，很是惬意，其中有位叫做李东东，还有位叫做刘乃苓，50年后居然在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相聚了。当时干校人员正式叫法是五七战士，可是我感觉叫做难友才比较准确，冬冬姐当时本来内定是可以保送国家摩托队的，也准备上大学，就是因为父亲开国上将李达被整的关系，不得不到这来当知青。
记得当时所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环形的院子，所有的门都朝着院子中央，房子后方有个带着铁栅栏的小窗户，院子有个口，口外有个很高的圆柱形炮楼，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院子，记得当时的冬冬姐就在炮楼上面的房间里面讲话，我很喜欢沿着长长的坡道到顶上玩，后来知道那是冬冬姐在做播音。
这个院子现在应该还是在关着犯人，叫做五七农场了。好在我们72年就离开了此地，后来与明港当地人打听，说1975年驻马店附近溃坝，这里也是抢险地区，如果真如当年义无反顾的那样舍弃北京户口扎根在当地，现在是否可以全家安全都未可知。
五七干校中各类人员基本都是下放后自主工作的，所以包括幼儿园、学校中的老师都非常的和蔼可亲，唯一的一次被老师家访是因为我的一次贪婪，小学一年级刚上学不久，我在路上捡到了5毛钱，当时拾金不昧是刻在骨子里的，可是我有个弹弓，有几根皮筋断了，我就用这5毛钱中的五分钱买了10根皮筋，出来的时候遇到几个3、4年级的大孩子，就把剩下的4毛5分交给他们，让他们帮忙交给老师，可是他们觉得怎么也不可能捡到这么零碎的钱，怀疑之下告诉了老师，老师居然为这个当天就来家访了，后来我拿出了买的皮筋证明是捡到5毛钱不是偷的才教育之后作罢，并反复告诫父母不要揍我，令我居然免于一顿胖揍。可见当年的干校人员对于诚信品质的要求是多么的极端，这个小事件涉及了我、别的小学生、老师、父母，都是一致的严厉批评了我这种又想占小便宜又惦记拿荣誉的恶劣行为，至今都给我深深的教训。
为了歌颂五七指示，总参还组织过文艺调演，当时我父亲主持组织了宣传队，弄了一队人马居然还回过一次北京，我作为唯一家属也跟着回北京了一次，又坐了火车。不错还有卧铺，不过是和父亲挤在一个窄小中铺中，享受了一路巨响的呼噜，好歹不至于像刚去明港那次硬坐着十几个小时了。
在河南，父亲给工人安置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要到一些单位去奔走联系。可是有一天，当父亲沿着往日的路途一路走下去时，感到气氛十分紧张。父亲十分惊讶，走不远就有解放军检查，由于父亲有介绍信，一般也能顺利通过。可他心想，绝不正常。
之后发现高射炮也是每隔不远就是一座，摆好了架势，也不知这是干什么！当时父亲正好到机场去联系工作，看到机场里的人也都很紧张，说是战备，父亲问怎么战备，可飞机却都进了机库？他们笑而不答。机场周围倒有不少的高射炮。父亲被告之，近几个月别来联系了，机场有任务，总之，父亲只有莫名其妙之感。
过了一段时间，看到的高射炮也撤了，检查站也收了，似乎各方面恢复了正常，怎么回事，搞不明白。一段时间以后，听到中央文件的传达父亲这才如梦初醒，原来是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飞机着火，林彪一帮人被烧死了……。父亲这才了解到在九月份所碰到的情况的原因。
被迫害的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至少在精神上才得以解放，我们家才得以“夫妻双双把家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