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太行区党的建设

(三)1941年4月至1943年底太行区进入困难时期的党组织

从1940年冬季开始,太行太行区进入困难时期。从1941年到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加紧对太行区进攻。在太行区的接敌区,碉堡林立,沟壕纵横,形成了一块块的格子网;在游击区,敌伪军频繁扫荡,有的地方竟被敌人搞成无人区 正在这时,偏偏祸不单行。太行区普遍发生灾荒,严重缺粮,饥馑成为太行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此逆境中如何保护群众、保护干部和党组织,随时考验着在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太行山的党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和一二九师师部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困难,不断教育党员要从困难中看到光明,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毅力和革命者的创造精神。 虽然敌祸天灾造成的牺牲和人民财物的损失是严重的,但党组织却更加坚强了。

特别是1942年,在贯彻执行中央土地政策指示中,区党委决心大,方法对,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各级党组织在双减运动中,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1、战胜困难的关键-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决定

1942年5月的反扫荡,暴露出太行区基层党组织存在着种种问题,突出的表现是战斗力不强。部分腹心地区的党支部,因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战争中又能主动保护群众利益,掩护干部,还能领导民兵大打麻雀战、地雷战,战斗顽强。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党支部,工作沉闷停滞,不能积极主动领导群众武装作战,村中反动势力出面维持敌人,党员却袖手旁观,有的甚至被坏人拉着跑 建党工作较晚的武安,出现了敌人所到之处,村村搞维持的局面.涉县是一二九师师部和区党委的驻地,也出现了维持村,党的基层组织不坚强,最根本的原因是那里没有认真搞减租减息,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党的工作和群众的要求脱了钩。

学习了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决定后,干部党员的最大最重要的收获是对合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清楚了,找到了工作中存在着的根本问题是党委没有认真把发动群众逐步解决土地问题这根本一环抓紧、抓好。

1941年,区农救会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就减租减息问题做过调查,抓了典型村的试验,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还参照友邻地区的经验,与冀太联办共同制定和公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在全区党组织中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少地方,因为怕破坏统 一战线,对此束手束脚,没有认真去做。 还有不少地方,减租减息虽然进行过,但对执行情况缺少检查,有的明知没有办,也不再过问。这次学习中大家深切体会到群众发动起来后,要求突破法令政策的规定,对某些地主过去的苛刻剥削,以至压榨,有仇恨,要求报复,在这样情况面前,领导的责任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关键的问题是要根据政策有关规定,实行有团结有斗争的灵活策略,要运用党组织的力量,团结群众,认真和群众商量,教育和动员群众自己讨论如何执行政策。这样,就可找到深入开展斗争,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道路,长期以来,以为执行政策就不能发动群众的错误观念开始打破了。

因为有了中央的指示和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从1942年秋季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既普遍又深入,而其显著特征是由于党和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农敕会、妇救会等)的工作已有一定基础,基层干部普遍学习了中央指示后思想认识提高了。因此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涉县井店召开的斗争恶霸地主阎聚五的大会,辽县麻田联合附近村庄召开的清租退押大会,平顺召开的联村斗争大地主宋福录的大会等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武安从反维持人手召开的一系列清算大会,更是盛况空前,深得人心。联合大会斗争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形式,但更普遍的,能够深入的是以村为单位和地主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这是主要形式。 联合大会斗争是在村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即由点到面,由面到集中更大范围的联合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由农救会、区分委、党支部组织进行的。这些斗争大会,增长了支部干部的组织能力,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和威风,重重地打击了一批一向在农村中为非作歹,一贯不执行政府法令的地主,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斗争中所显示的另一特点是在执行政策和策略上注意了区别对待。 党组织教育党员对地主要区别大、中、小,守法与违法(减租减息法令),主动执行政策与抗拒等,并依此确定不同的斗争方式,以争取多数孤立并集中打击少数,团结地主继续抗日。要求注意团结老实守法的地主,对于富农仅仅是削弱;而对于那些狡赖顽抗的地主,就要不断组织群众力量,揭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直到他们低头为止。平顺召开的斗争大地主宋福禄大会,在党员深入进行工作后,不仅佃户们起来揭发他的罪恶,还有好几个曾与宋熟识的中小地主,也卷人了揭发斗争,使参加斗争的群众大为振奋,因为这些人,知宋较深,能揭出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罪恶活动。宋自1940年以来,多次顽抗,拒不执行减租清债法令。这次斗争才低头服罪,这表现了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思想的提高,对教育党员正确理解政策策略起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1942年在太行各地广泛开展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斗争,通过减租减息,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有所提高。从实践斗争中使雇贫农认识到党和他们的血肉关系,党是他们的利益的维护者,党的威信大大提高,从而一大批运动中成份好、觉悟高的积极分子涌进党内来。 党组织吸收了一批贫雇农入党,不仅使党员中贫雇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且党组织的力量有了新的增强。 反摩擦后曾一度出现的党组织力量缩小的情况改变了。党支部的工作普遍转向活跃,1940年以来党支部中出现过的沉闷空气一扫而空。各地参军、支前、征收公粮等任务完成得比过去又快又好。 党员干部的情绪扭转了,思想认识提高了。

双减运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一部分老实农民有怕“变天”的思想。讲良心、信命运等封建思想仍对农民有所束缚,对减租减息的利益,很想得到,又不敢要。而有的干部党员却埋怨他们“落后”,缺少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这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的重要原因。1942年,被敌人再次侵占的相当大的游击区,也因缺少条件而未能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

2、党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经受考验

日本侵略者自1941年春,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决心对太行太行区“全力以赴,进行一战”,除增调兵力,加紧扫荡外,还加紧对边沿地区蚕食封锁。 平汉线上斗争严重的地区是磁县的彭城以及石家庄附近的元氏、高邑、井径、获鹿、赞皇等地.,正太线上的严重斗争则在晋中地区的平定(西)、昔阳(西)等地展开。仅1941年4月一个月,日伪侵略军即在晋中地区进行了二十九次突袭,并修筑公路,据点,把晋中地区分为大大小小的格子网 。根摒地的面积被大大缩小了。

共产党人在很多地方的格子网中与敌人展开斗争。开始较被动,在刘伯承、邓小平强调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太行区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发动了群众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特别是那些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地、灵活地执行党的政策的党组织,工作局面开展较快 例如,在除奸政策上,严格而又准确地执行坚决打击死心塌地、残害人民的汉奸,在处以极刑后,大张旗鼓,广泛宣传。而对于只有一般罪恶的汉奸(主要是维持会长)则采取警告、劝告晓以民族大义,让他们不做残害人民的事,为自己留后路。在执行这一政策中,不敢打或打不准、打错了、打多了,都要造成危害。而那些打得对的地方,保护了群众利益,开展了新局面,政策见效较快.因为打掉最坏的,一般的汉奸也就慑于被镇压,不能不接受我方控制 ,而我方则采取灵活政策,如允许他接受敌人派粮、征夫、要款等任务,但一定要设法欺骗敌人,少交或不交, 主要教育他们采取各种办法应付敌人,不做损害人民的事。例如向敌人报告:送粮送物的中途被八路军劫走,或说有老百姓联合请愿等。敌人无可奈何 允许为敌人天天送情报,但情报中不许可透露真情。这是一举数得的事情,对他们本身无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保护,因而看到了党的力量,这就使我们党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上前进了一大步。

又如党组织在敌人占领区执行隐蔽政策中,我们允许在敌伪核心中派入党员并相机发展党组织。这些党员以合法面目出现,进行合法斗争,不仅可以得到最可靠的情报,而且可借敌人之手,杀掉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在解放这些地区时,又能里应外合,减少我们的损失和伤亡。

对于敌人的自首政策,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共产党员和群众一起被俘的,允许他们和群众一起以群众的身份在不得危害组织和同志的前提下假自首;共产党员被俘后已暴露身份并叛变的,要开除党籍,但并不放弃对他们的教育和争取。昔阳县庄窝支部有个党员被俘后投敌,为敌提供情报,当他的行为被我发现后,对他耐心工作,由他自己把问题全部都交侍清楚,调离另安排任务,并自愿接受监督,他非常感激民主政府,以后又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在政权问题上,党采取的也是比较灵活的政策。 那就是既要求广泛建立能为我直接控制的两面政权;也允许有对敌维持、对我不做坏事的两面政权。对这种两面政权主要是组织党员武装,团结群众,加强对顽伪人员的监督,顽伪人员做好事就记功,做坏事就受罚,效果是好的。

共产党人在格子网中采取的一系列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实际中产生的。从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到区党委,都非常重视格子网的斗争。为此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在1941年所写的《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严重局面》一文,对启发干部思想,开展格子网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展这一工作中,还包括着我们党在白区斗争的经验。 如运用敌伪组织,进行合法斗争,就在新的情况下有所发展。身处格子网斗争前线的太行二地委书记赖若愚、陶鲁茄,一地委书记高扬都曾带着部队,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具体指导各县县委,更是日日夜夜战斗在格子网中。他们连续三年的斗争,很少能睡一晚安稳觉。从区党委到地委县委,还曾编写过小册子、诗歌,传播抗战消息,鼓舞格子网中的人民,使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机智勇敢的好党员事迹到处传颂。为帮助格子网中的党员提高认识、总结经验,地委、县委还曾召开过不少小型会议和训练班。格子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全党、整个太行区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太行区是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支柱,而他们的出色工作,又为太行区的巩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共产党人在格子网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据昔阳一地的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月至9月,干部被杀被捕的就有八十一人之多,被敌包围,与敌遭遇,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发生。 该县的侦察员瞿光锁,以一人一枪,吹着口哨,竞机智地打退了敌三十人的进攻;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英勇不屈,光荣牺牲。类似事迹,书不胜书。这正是我们今天全体共产党员应该深切怀念和学习的。

日本侵略者在边沿地区蚕食的同时,还对太行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和对部分地区扫荡,他们是以消灭我部队的有生力量及党政军领导机关为目标,使我们的太行区无法存在。叶剑英颂刘伯承元帅诗中称“太行游击纠缠”,这样的“纠缠”经常困扰着生活在太行区的全体党政干部,增添了人民的痛苦,因为日军的大小扫荡是频繁的,大小山沟无所不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然而许多共产党员正是在“纠缠”中学会和领导了游击战争。

这里讲的是辽县七区的一个例子 ,辽县城被敌占领后,七区的太行区只保留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敌占区,三分之一是游击区,敌人天天出来骚扰。如不设法开展游击战争,太行区就会变为游击区,游击区也就要成为敌占区。这个区在区分委书记张树藩领导下,组织了有儿十人参加的区基干武装,经常活动在敌人的前沿阵地,夜晚便摸到敌人占领区,捉拿汉奸和打击小股的敌人,使他们不敢外出,同时在游击区,选择坚强的党支部做据点,每次敌人出来扫荡,都要有准备地埋地雷打伏击,使他们知道游击区的人民并不是好惹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敌占区隐蔽的党组织发动起来,打入敌伪组织,获取准确情报 这就不仅能给地处游击区的农村民兵机动打击敌人创造条件,且使太行区的领导机关也能预知敌情,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张树藩领导下的区委会便取得了领导战争的主动权,还培养锻炼出一批能领导群众打仗的支部书记和战斗英雄。张树藩认为,七区的工作所以能在战争中过得硬,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严格要求党支部十分关心群众利益,千方百计保护群众,让群众在战争中不吃苦头。

区基干武装在1942年实行了义务兵役轮番制,每半年轮换一次,这就不仅增强了他们保卫家乡的决心,而且回家后又成为民兵的骨干。党支部和村里的主要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就下来,这就大大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 为保护群众利益,游击区各个党支部实行了“劳武结合”,民兵轮流执勤,带枪下地,保证按时下种,按时收割,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

从太行全区看,敌人的扫荡,对党的工作是个严重考验。 哪个地方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做得好,哪个地方既能打击敌人,也能保护群众;与此相反,那些群众未能发动的地区,就必然吃战争的大苦头.

1942年5月的扫荡是敌人对太行区的一次相当严重的扫荡,也可以说是一次无孔不人的“蓖梳式”的扫荡 。 左权将军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于辽县的反扫荡战场上。为了纪念他,辽县更名为左权。在战争中既考验了少数落后地区的工作,也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太行人民的不屈精神。

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战争的胜利证明,觉悟了的人民的机智和创造性是战胜强大敌人的铜墙铁壁。 组织起来的民兵遍地皆是,他们和进入太行区的敌人大打麻雀战,东边有枪击,西边有地雷,粮食摸不到,连水也无处喝。 敌人再多,进入这样的革命太行区,也是寸步难行。在太行区的每个县委、区委一般均兼县独立营的政委与区干队的指导员,党支部直接掌握民兵,并选送最好的青年党员参加民兵与地方武装,从县到区的各级武委会也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加强。 他们就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学习战争,并且十分注意与正规军经常密切配合,从而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战争的胜利.

3、灾荒的考验

从1942年到1943年的严重灾荒,与战争同时而来。灾荒是自然因素,而侵略者的掠夺破坏,加重了灾荒带给人民的苦难。连年的旱灾,不少地区出现的大规模蝗灾,影响到太行区的家家户户及全体党政干部和军队的生活条件,吃树皮、挖草根,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景象。灾荒直接威胁到太行区的生存,是伟大的党站出来领导人民实行生产自救渡过灾荒。

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着他为人民的利益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在灾荒面前,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政府以及广大党政干部,首先节衣缩食,把粮食以及其它的定量供应的标准减下来,精确地计算民力,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实行精兵减政,节约每粒粮食、每一颗子弹和其它各种用品,充分认识极力减轻人民负担的重要意义,要求把它提高到太行区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同时,党带领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生产自救。从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区党委、边区政府的领导做起,干部战士无一例外地都要生产一个月的粮食交公。 不能种地、开不了荒的可以纺织或以生产其它物品折合代替,却不准不交。 按规定上交后,尚有多余,可以归小集体或个人。 不允许不参加生产。 正是这种精神,感动了太行区人民。 当政府把生产款或以工代账的救济粮发到人民手里时,激起了群众的奋发之情,他们咽着糠菜,自觉地生产自救。太行区的许多劳动英雄、纺织模范是在战胜灾荒中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在救灾中反复教育自己的干部,对群众不能恩赐,不能只图救济讨好,发放到群众中的粮和钱,一定要再变成更多的钱和粮。生产自救的方针一旦成为群众的行动,便产生很大的力量。男女老少齐动员,参加合作社、劳动互助组等,各种生产、流通组织如雨后春笋地出现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力量,尽管1943年仍然是春旱无雨,但人们心中不慌;吃的是野菜、豆饼,但军民精神饱满。 除边沿少数地区外,饿死人的现象再未发生。 1944年干旱情况虽有好转,但接着又有六次飞蝗过境,党和政府认真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捕打。县长.县委书记亲临现场,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日日夜夜和群众一起干,灭蝗指挥部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蝗虫过境的地区交界处。领导在现场,党员也能带领群众奋勇当先,昼夜值班,发现蝗情立即捕打。 蝗情虽严重,但未造成重大损失。 1944年,成为太行山连续灾荒的一个丰收年,这并非天时所致,而是靠着党与人民共同凝聚着的汗水取得的。

不应该否认在基层党组织中有少数党员,在灾荒中有不好的表现。如有的村曾发现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闻香队”,闻到谁家有炒菜的香味,即组织人去借粮,逼的人家生活不能安宁。但这是极少数,而且一经发现就阻止了。也有极个别党员,因违反规定多吃多拿救济粮款,受到批评处分。共产党员在灾荒中始终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仅能模范地遵守纪律,而且一般做到了从集体或所在单位中绝不多拿一分一毫。 我们的子弟兵不仅勤劳节俭,他们饿着肚皮到敌占区从敌人手中抢粮。 这些粮食中有牺牲了的同志们的血汗。 但当他们看到那些嗷嗷侍哺的饥民时,毫不犹豫地分给他们。太行区人民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当他们收到一些粮食时,也往往是把瓜、菜、糠等留给自己,而以扇簸干净的小米送交政府,党与人民之间、军民之间的鱼水般的亲密感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1943年生产自救,推动了全民大生产运动普遍深入开展,它不仅带来了1944年的粮棉大丰收,而且工副业、运输业、养殖业都有极大发展。军民生气勃勃,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倍增.这种情况的出现,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一、领导机关带头,做出榜样。从八路军总部和首长到一二九师师部,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人人动手和群众一起,挖渠修井,开荒造田,植树造林。时至今日,林木益茂,有些井渠,仍在发挥作用,人民对此念念不忘,其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二、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是党从建立太行区之日起就注意了的,而且有成效。经过1943年的减租减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农村党组织扩大坚强了。共产党员能以自己努力劳动的模范行动,团结群众一起干。三、正确宣传党的劳动致富发展生广的政策,共产党员带头组织以工换工,畜工互换以及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劳动互助组,互济有无。有的地主、富农,原来观望,担心生产多了,又被清算,经过宣传,不仅和群众一道齐心闹生产,而且主动积极交公粮。 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八路军总部滕代远、杨立三正副参谋总长提出的“滕杨方案”,其中有劳动所得,个人有权享用,奖励节约,提倡私人储蓄的政策,影响很大,不仅广大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同时也鼓励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三个因素归结起来,其核心仍是共产党的正确的坚强领导。“战争、扫荡、天灾不可怕,脱离群众最可怕”。 从1940年所走的曲折道路到1943年转困难为胜利。

4、团结起来有力量

在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中,团结最重要。而其中首要的是军民之间,也是军队与地方党之间的团结。 由于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长期驻太行,他们对地方党的帮助爱护之情始终如一,特别是朱、彭、刘、邓首长的模范带头处处影响和教育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由于太行区党委经常教育自己的党组织和党员尊重军队,爱护军队,在生活待遇上、兵源补充上,要急部队之所急,随时注意为部队解决问题,因此,军民之间的团结,表现很突出。

部队方面,帮助地方党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是一二九师师部多次为地方举办游击队训练班,为地方培养武装骨干,帮助发展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次,是民兵。对民兵的训练更是经常。民兵在反扫荡中,一次更比一次坚强,要归功于部队的训练。 把落后涣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做到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勇敢战斗;从拿锄头到学会放枪、埋地雷、组织侦察、掩护,以至打小的战斗,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部队的帮助。 一二九师师部还与区党委共同召集有关人员参加会议,帮助地方党了解战争全局及商讨在战斗中的互相配合问题。在精兵简政中更是走在前头,做出榜样。此类事例之多,举不胜数。 地方党方面,则把拥军优属当作政治任务,经常抓、勤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人民群众把为子弟兵做军鞋、保护照顾伤病员、抬担架支援战争等等视为义务,往往是党员带头,不折不扣地完成。1942年10月,一二九师师部为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附近村庄群众闻讯赶来,他们不仅送来了用自己积蓄下来白面赶蒸的寿桃,而且选派了最好的乐师前来吹敲弹拉,以示祝贺,人民的满腔热忱,发自肺腑,是任何方法也劝阻不住的。

对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团结,区党委的工作比较认真而细致。除在使用干部上一视同仁,量材而用外,更提倡干部之间互学所长、互相尊重。对本地与外来干部间的团结尤其重视。干部之间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提倡谈心,特别是坚持过组织生活,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解决。因此从总的方面看,干部之间关系是融洽的。面对困难,往往能合作得更好。对于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区党委从1942年起,就坚持了“既保护群众热情,又重视干部的历史”的原则,也就是对干部要有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 用这条原则,既团结了群众,也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

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太行山的党得以顺利战胜种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团结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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