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太行区党的建设

(四)1944年至1945年8月太行区壮大时期的党

1944至1945年,太行区形势好转,吃、穿虽不丰裕,但已自给自足。 随着日本侵略者兵力的削弱,其对太行区的扫荡之势不如过去凶猛。 我八路军所部开始局部反攻,并收复了一些失地。太行区壮大,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在新形势面前,太行区党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争得的成绩,是全体党员艰苦努力的结果,但是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还不能适应发展中的形势要求,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还有待牢固确立。根据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的要求,区党委决定把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认真开展起来;因忙于生产救灾而暂停的减租减息运动再深入一步,并要求在查减中同时整顿基层党的作风。 这些工作,经过踏踏实实努力,均见成效,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胜利在政治思想上做了最好的准备。

1、深入整风 提高干部

从1942年到1943年的一年时间内,太行区的整风,一般曾停留在学习文件上,而且“时紧时辍”,“浅尝辄止”。区党委经过整风学习,在领导作风方面注意了深入调查,提倡从实际出发,有意识地克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整风学习没有能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起来。

1943年3月13日,根据中央指示,太行分局做出计划,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干部按各自担任的不同职务级别、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分别学习整风文件。县委与团、营级干部轮流送分局党校参加集体整风,经过学习回到工作岗位,集中力量领导在职干部的整风。这个计划首先在分局党校成功地做了典型试验,特点是注重了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和历史实际出发,对照文件反复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43年秋,太行区党委按中央指示和分局的计划做了部署,提出“学校机关化,机关学校化”的口号,目的是要动员全党投入整风学习。到党校或整风班来学习,如同在机关,要集中搞好整风;在机关的同志,要如同在党校,认真加强整风学习,其目的是要改变过去学习中只读书不联系实际的坏作风,使整风成为全区性的运动。 太行区党委党校的整风班吸收了各类干部混合编班,特别是老红军干部的参加,便于互相从不同的经历中学习到许多不懂的宝贵经验(部队干部除参加区党委党校学习外,还参加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整风学习班)。 此后从区党委、地委到县委均分别办了不同规模的整风班。村支部书记参加县委的整风班。区分委书记有的到地委,有的到县委,有的县委还轮训了小学教师及县的一般干部。一个全区性的整风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太行分局从1943年4月到8月,办了第一期整风学习班,即典型试验班,取得联系干部思想实际领会整风文件精神的经验,打开了整风的新局面。 太行分局撤销后,从1943年9月起到1946年7月止,太行区党委共办了三期整风学习班,每期分别为四个月,一年零四个月和十个月左右,是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由书记李雪峰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另外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还有两个干部整风班:一个是由区党委组织部长赖若愚亲自指导的,以边区政府的行政、工商、财务等干部为主的涉县索堡村整风班(其中党外干部占三分之一);一个是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亲自指导的,以报社、文联、联中、干校、工会干部为主的涉县温村联合整风班,这个整风班党外干部有三分之二,用了近一年半时间,三个整风班均有各自组成的领导小组和党支部,但三位领导同志经常参加学习班的讨论,认真听取意见,有时也做引导性的发言,和大家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到1946年9月止,全区县以上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区分委的干部,基本上均在区党委、地委两级党校中参加过整风学习,受到很好的教育。1945年8月,区党委还召开了高干整风会,参加的是地委书记、专员以上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用二十天的时间,上下通气,着重对区党委开展批评,区党委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与会同志心情舒畅,受到教育。区以下的以及部分基层支部书记则由县委领导进行整风教育。一般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区党委还派专人领导了几个农村支部的整风,作为示范。随着查减运动的深入开展,支部作风的整顿主要是在查减中完成的。

由于各整风班的领导经验和作风的差异,学习时间有先后,参加的成员又各有所不同,因此取得的经验和效果也各有不同。如:分局和区党委分别主办的四期整风班,各期均有自己的成功经验,第三期、第四期的思想比前两期成熟。但从总的方面看,由于同属太行区党委领导,在做法上大体相同。各整风班的学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学习学风和党风文件,任务在于钻研文件精神用以对照自己,引起反省,初步认识自己。 开始时虽然一般都要端正一下整风态度,但目的是求得大家收住心,得以进入学习。 实际上是端正学习态度的开始。至于学习态度的最后端正,需要经过整风的实践过程。”准备阶段要求做到以文件精神接触到自己的思想实际,要使党员从文件的字句中解放出来,使理论与实际初步结合。这一阶段不可能形成大的运动,只能对自己的思想做一些初步的调查,把问题提出来。 至于问题的解决,还须要在运动展开以后。

第二阶段为开展思想运动阶段。思想运动开展得好坏,深入与不深入,决定着整风运动的成败。

第二阶段的任务在于把第一阶段个人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引起争论,辩明是非,以利于引导到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以达到自己的思考、互相启发、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目的。这个阶段需要增加文件,增加新的思想武器,以引起新的反省。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从文件中解放出来,走到实际中去,那么这一阶段则是以文件为武器,运用争辩、批判中得到的启发来解决实际问题,即把具体的思想实际提高到马列主义的原则上来认识和解决。

这一阶段应十分注意始终保持一个自由活泼民主讨论的环境。对于干部在反省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对领导的尖锐批评,都要耐心听取。有些很错误的意见,也要以耐心的平等的允许争论的态度去启发引导大家多思考,切忌以大帽子压人,更不能训斥,也不是做大报告宣讲空道理能解决的。 这一阶段时间的长短,要以第一阶段中所提出的问题多少而定。但必须着重分析干部的几种主要思想倾向,“打通”几个主要的思想关键。“打通”(实际上是启发引导,这是当时的通用语)的办法,必须是通过干部自身的学习思考,而不是“我打你通”。

第三阶段是系统反省和运动总结阶段。有的学习班用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个标准进行个人对照检查;也有的重新学习毛泽东的有关党风文件。 重点虽已进入个人系统检查,但仍通过同志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讨论、互相帮助而求得在思想上的共同提高。此时应注意引导同志们对自己能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也不要过低估计自己。要严格按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原则去做。 李雪峰书记在党校整风麻多次做报告引导大家思考,个人属于谁的问题,是属丁党?属于人民?属于革命?还是和过去 一样属于封建父亲的儿子?还是属于封建“君主”的“臣子”?个人和党是雇佣关系?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样的引导,对干部很有启发。大家一般都能心情愉快地抛弃“旧我”树立“新我”,提高了革命自觉性,然后高高兴兴地返回工作岗位。 对领导干部,在区党委党校第三期、第四期,还增加了对执行党的政策、路线的学习,检查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对执行政策的危害。 这样做区党委称之为“领导自觉”,效果很好。

太行的整风,比较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干部在艰苦战争环境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在提高对党、对革命、对党性原则的认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上述三个阶段的学习运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这是几个整风班共同总结的经验。 几个整风班虽然各有自己的创造和走过不同的曲折道路,但在总的方面没有离开上述三个环节,而且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见整风运动具有一定规律性

整风运动中,有无正确的思想引导最为重要。

太行区集中整风开始时,参加整风的干部,不知道从哪谈思想,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后,对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不能提高到理论原则上认识;对于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经验主义也认识不清,其至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犯教条主义毛病的人是书读多了,轻视理论学习的思想有了发展,学习开始阶段,能和个人思想联系起来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问题。

领导上强调要以文件为镜子对照检查个人思想。开始暴露较多的是有关个人享乐主义思想。 太行区的干部,经历了战争、灾荒等艰难困苦的考验,多数确立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难道他们真是追求享乐吗?但是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个人享乐主义在中国封建阶级中是一种普遍的腐朽化的人生观”,“中国的旧文学中反映了不少这种人生观”,“社会上这种人生观也很普遍”。 从暴露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享乐思想看,它在各种人里的表现很不一样。有极少数人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因而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确实存在着“人生就是为了快乐和享受”的思想,对太行区的生活,开始感到新鲜,以后厌倦;有的同志是红军老干部,他们自认为对革命有功,难道不应该得到报酬吗?想吃点,喝点算什么?“打了一辈子仗,不享受太冤枉”。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离家干革命,家里生活发生困难,个人在外也认为生活苦,说:“穷人革不起命”,想回家建设自己的“安乐窝”。而相当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则存在着比地位、比享受的思想,计较自己为革命做得多,而得到的享受少了等等。以上种种思想在全体参加整风的干部中虽有不少,但程度上有很大区别,有不少人是主动检查自己思想不纯,并没有实际表现。

其次,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暴露出的问题也比较多。在相当多的新入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服从真理不服从组织”的非组织观念,他们把党看成“联合会”,强调绝对民主,平均主义;看不起技术工作,不是把革命看做人民群众事业,而看做“英雄””天才”创造的,认为党应由知识分子领导,要求“独立负责”,以便“露一手”,有的人以硬骨头自居傲上,认为主动接近上级领导的同志是“溜勾子”、“上层路线”;而自己是不屑于同这些人相处的。在党内生活中,他们不是“无话不能对党言”,而是找“知心朋友”,朋友间可无话不谈. 于是什么党内存在“嫡系”与非嫡系呀!某些人是奴才呀!“红人”呀!等等非原则议论就散播开来,而在党内生活会上,却闭口无言。有些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甚至自认为自己来参加革命是来帮助别人、解放别人的,只有自己最清白、最高尚、最有道德;而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却强调他是“有条件的革命家”;要他服从党的需要去完成任务,则认为是“受了委屈”,是不能随便答应的。

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的种种错误思想,必然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暴露出来。 有不少同志把群众看作是“群氓”,“阿斗”、“落后”,而个人却是“救世主”,是来解救他们的。减租减息等群众斗争中所产生的“恩赐”观点是和这些错误思想分不开的。 对于农村干部,他们看得起能说会道的,而对于有些老老实实的贫雇农,则认为是老实疙瘩,扶不上去,办不了事,等等。

第三,有相当数量的新党员对党的革命性不了解,对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钢领的认识还是表面的,没有把它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与人民的迫切要求联系起来。因而他们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等量齐观,对“反共必投降”,“反共就是反人民”这种最明白的道理也看不清楚,有的人从正统观念出发,把国民党当作国家的主体,把我们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看作非法行动;把对共产党能否在抗日战争后取得胜利半信半疑,甚至担心自己来入股“入错了”,“将来会不会被杀掉?”不信任党的三三制政权,说国民党不承认。 对战后的形势悲观,担心国共如果分裂,共产党站不住脚。说国民党有三百万正规军,共产党只有五十万,打不赢。认为英美和苏联的矛盾会尖锐,英美将帮助消灭共产党等等,这种对党的“半条心”思想,在部分人中存在,在少数人中比较严煎。

区党委十分重视这些思想的暴霹,井且充分估计到它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危害,确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批评和帮助,而不是批判和压制。因为不良思想倾向产生有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而正确的思想,如革命的理想、热情,对正义事业的向往常是和这些饥误倾向交织在一起的。否定一切,正确的得不到发扬,错误的未被根除反而会滋长。更何况错误思想的产生,还在于干部受党的教育锻炼少,而部分红军干部和白区干部,虽然经受过锻炼,但没有机会学习,对革命逍理不能充分理解。在错误倾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认识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应该看到,这些同志虽有这些思想,但只是其潜在的一面,并非思想的主流。只要领导上加以引导,经过自我分析批判,都是能够解决的。而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压服”,更不能单纯靠外力,必须经过同志们自己内在的思想动运,外力只是一种援助,必须对症下药,使他们乐于接受。否则可能引起反感或陷于更深的迷惘之中。为此,在方法方式上区党委强调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会妨害思想自由。为了引导于部思想自由畅所欲言,领导在适当时候做启发工作。一如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提出各种不同意见,互有争辩时;区党委领导同志便引导大家思考:一个人和党要树立什么样的关系有利于党的事业?党怎样才能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等问题。这种引导,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干部内心中的种种无法理解的思想明确,不能从关键上、本质上抓住的问题,能提出来。要使他们充分理解对党的领导和领导者个人以至党的路线,都可以批评并充分发表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暴露问题属于正常的党内生活会被认真听取,说错了的大家还可以再讨论。这里要注意的是允许讲各种不同意见甚至错误意见时,并不等下提倡“只讲坏话,不讲好话”,更不等于听任邪气蔓延。 对于那些原则性的锴误意见和言论,提倡有理有据地去争辩,放任自流,不是共产党人的负责态度。

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例如,只孤立地讲享乐主义,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苦行僧”,我们反对的是追求个人享乐。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全人类都过上幸福生活,只孤立地讲不能追求享乐,很容易误认为参加共产党不能过好生活,甚至会认为共产党提倡禁欲,那就更使思想走上错误的道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如果不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只片面讲“光荣牺牲”,也会使人们钻到牛角尖里去。或者口头唱高调,遇到了生死考验,仍然不可能正确对待。

为了比较好的进一步提高认识,全区各地多从辩论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打开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缺口。 因为革命还是不革命,正确解决好个人与党的关系是根本。 但是如果只从正面讲道理,很多人听不进去。 最好的办法是在争辩发展到高潮时启发干部的历史自觉,提出“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要他认真想想党为谁?你从何而来?党何负于你?你如何对党?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是使有些争辩难解的问题可以顺利解决。如对国共双方五十万和三百万实力悬殊,究竟谁能战胜谁的问题,争论不休, 有的同志就提出了是否革命的问题,要是坚持革命,就是对方有一千万军队,该干时,也要干,革命从来就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时也不过几个人,还不是发展壮大了!这样提出问题就很有说服力。 其次,是推动了很多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分析自己。如:工农干部,他们先想到自己在旧社会受尽压迫,是“虎口余生”,没有党的培养,哪能有今天?有些贫苦知识分子也能很快认识到在旧社会,曾被碰得焦头烂额,硬骨头也被折服了,没有党的培养,个人不过是旧社会的牺牲品,更何所望于美满的将来?就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虽然在想到过去的豪华生活时有所留恋,但同时也认识到那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呆板而又枯燥的寄生生活是没有前途的;有的人从工农干部受剥削的生活回忆中认识到所谓“勤俭起家”是不大可能的,自己过去所过的剥削生活很可耻,从而激起了对党的热爱和对革命前途的向往.。有些人曾感到党内生活“冷酷”,似平只有母亲的爱才是最温暖、最甜蜜的.。可是当讨论中有很多同志讲到在残酷战争中的革命友谊比什么都宝贵的时候,这些同志不禁动心,他们想,如果没有太行区,如果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仍然是妻离子散,哪里还有母子之爱?!这样的历史自觉,几乎在毎个干部身上都发生了效用,对党的亲切温暖之情,在广大干部的内心里自然地萌发出来,因此当要求以“心肝对党,灵魂对人”的口号提出后,不少人自动坦白了过去从来未向党讲过的个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从领导上讲,此时绝不可以满足于干部中产生的这样的激情,而要正面引导大家重新认识党,重新认识个人的解放同党的事业有什么关系?自己究竟有没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为了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引导大家认真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党”。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深感到学文件入了门,文件中讲的与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了。

在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接着又引导大家解决革命人生观的问题, 把前一段检查中找出的“群众天生落后、愚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群众如核桃,不砸不出来”等糊涂观念摆出来讨论, 为了正确引导认识这些问题,不仅编印了有关的资料、报告,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职工运动史等,而且组织曾经参加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的同志讲述这方面斗争历史。生动的史实教育,结合互相讨论启发,并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思想有所提高。这一问题的解决,要比前一问题容易些,因为不少人前几年已有过参加群众运动的经验,一经指拨,思想易通。相当多数的同志从历史发展的规律,革命运动的必然兴起,旧统治阶级的必然腐败没落方面提高认识。要革命就离不开群众和群众运动,不革命就可能被历史浪潮卷入反革命,这往往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革命是没有前途的,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对于运动初期暴露的享乐主义思想,此时能提到人生观的高度来认识,明确了追求个人享乐同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观是不相容的,在党内计较享受待遇,只能把自己引导到和党对立的地位,会使自已逐渐蜕化而不能自拔。从此,对这种思想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通过这样的认识,许多同志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树立起的革命的世界观比较坚实。

参加区党委党校学习的都是领导干部,因此区党委党校的第三期、第四期又引导大家解决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正确领导的问题。由于缺乏正确的群众观点,更缺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少干部做了许多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事情,特别是做为党委如何团结各方面力量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也未完全解决好。李雪峰书记从领导方面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问题,包括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以及执行三三制政策、组织群众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并做了自我批评。李雪峰书记把这叫做“领导自觉。这个自觉的成效不仅在于大家比较深刻的认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而且懂得了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等新的领导方法。这种引导对大家的启发也很大,对县级以上干部,对照过去几年党的路线方针的检查,特别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及群众路线方面,教育最大,集中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注意发动群众,什么时候一切工作就生动活泼,涌现出无穷的力量;相反,我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归结起来,解决了两大问题:一切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和如何为法。 这对推动以后的工作起了比较好的作用.

区党委在这段工作中并非完美无缺。 比如在允许充分发表各种意见时,既发生过不肯放手或放手不够,因而使整风运动显得没有生气,引不起热烈的辩论和争论的情沉;也发生过对某些原则性错误言论缺乏批评引导,因而在思想上弄得领导与参加整风群众之间形成对立的情况;也有急于求成,领导从正面讲的大道理过多,自由争论开展的不够深入的现象。 但总的方面,解决思想问题,方法是对头的,很多干部认为这一次是入党以来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思想问题解决的深度也各有差异,对此区党委在总结中作了充分的评价。

整风教育是干部的一次思想自觉运动。 特别是通过回顾自己的全部历史,就有可能使干部中的各种问题全盘摆出来,因此,整风可以结合审干,但作为领导,一定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用于整风。整风运动进行得越深入,干部的思想自觉性越高,也就越有利于党对干部的全面了解。从方法上说,也就是对干部的很好审查。

区党委领导的党校第二期整风班后期和第三期整风班的初期,在审干中走了弯路。在区党委一级(包括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地委整风班中,发生了逼供信错误,造成了党组织和干部的对立,这就不仅不能审查清干部,反使领导陷于迷惘。 区党委在中央指示下坚决改正,并从这一时期起,就更加强了在整风运动中的思想引导。错误一经扭转,情况就有变化。 三、四两期办得均较好。温村联合整风班因为在联合前各单位已发生过“左””的错误,联合后虽然从时间上拖了 一年多,但由于把精力多用在学习和思想时论上,那么多文化人的种种复杂的思想问题均较为顺利地解决。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干部有的被俘,在敌人面前动摇自首,敌人又秘密派遣回来的事,确实发生过, 有的干部回来向党交待,有的干部怕处分,便将它隐瞒起来。整风运动中干部思想觉醒之后,主动向党坦白。这本来是件好事,应当受到鼓励,搞得好的地方还可以推动思想自觉运动的深入发展,但这一切的着眼点必须放在思想觉悟的提高上,要使干部真正产生发自内心的觉醒,绝不能以任何别的手段去追逼。否则,结果必然是对干部更加审查不清,并使整风的良好气氛遭到破坏,增加了整风和审干的困难。

整风不仅使广大干部了解了自己,改造与提高了自己,而且使领导比较清楚地了解干部,给使用与培养干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工作基础,这在太行党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但是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当新的情况出现时,思想不可能没有反复。那些已解决的问题,在新情况下又会出现。历史的道路从来是曲折的 这也正好说明,在不断改造社会中完成对人的改造是多么艰巨伟大的事业。

2、在检查减租减息中提高干部,增强支部的战斗力

1944年8月过后,全区开展了检查减租减息简称“査减运动”,当时已有 一批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过整风 氅风中的思想自觉运动,对干部有很大影响 当他们再次深入到减租减息斗争的第一线时,能够比较好地理解思想发动的重要意义。把几千年来束缚在农民头脑中的“良心”、“命运”等旧观点打破。实践证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依靠说教是不行的。它要成为农民自我教育和启发自己的运动。农村中的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和参加这一运动中,既提高了农民,也教育和改造了自己。1944年冬季和1945年春季在太行区所开展的查减运动,其深刻性就在这里。在1944年,区党委还曾组织力量在农村中进行支部整风的试点,但整风的内容和方法,却通过开展查减运动普遍传播开来,深入查减也就自然地成为支部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

平顺县委在路家口村检查减租减息发现存在着“明减暗不减”,好多户贫苦农民在租息的重压下,生活非常困苦,有的租地被夺,老婆闹离婚等问题。 之后,路家口党支部在县委领导下进入反省和自由讨论.这个自由讨论的方法就是来自整风.县委领导他们学习有关文件,让他们认识共产党员和群众的正确关系,让他们想一想只有自己翻身没有群众翻身对不对?行不行?讨论中,有的党员埋怨群众落后,说我们已为他办过,他不减,减了又给地主退,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的党员说,群众心里有想法,他们有顾虑,我们的工作没做到。讨论进一步深入时,有的党员便能认识到自己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只想自己日子过得兴旺,忘了群众。此时再动员他们走到群众中去,挨户访问贫苦户,他们便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脱离群众的危害太大了。区党委十分重视路家口村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并在全区范围内加以推广,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干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为前导的查减运动,便在全区展开了。

党员干部掏出了心里话,就能启发群众想问题。 有的人说:减租不彻底,也不能光怨干部,自己也有种种想法,如减了租怕夺地,怕处不好关系以后更吃亏,怕变天,怕亏心等等。一个人讲出来,其它人也就嚷嚷开了。农民当中的自由讨论展开以后,提出的问题可就多了。集中起来主要是:减租该不该?人穷是命定的?还是被剥削的?减租亏良心不亏?地主和农民之间是谁在养活谁?地主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各有不同,有的人坚持地是地主的,能租到地,特别是好地是“地主对咱的照顾”,没翻身只能怪命穷,不能昧着良心说话等等。有些人则根据几年来生活已经得到改善的亲身经历反驳这些说法,面对这些争辩,共产党员也不能不深人思考,因为他们原先想的很简单,认为说减租亏心的人是落后;至于天变不变,反正自己跟共产党走是跟定了,少数人怕变,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争辩起来了,有的农民提出来要算一算地主的剥削帐,党员从心里感到高兴。 因为正是这样一算,谁剥削谁,谁养活谁的问题,减租亏不亏良心就都弄明白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到光埋怨群众落后是不对的,还是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清楚,没能说服了群众。对于群众的怕变天的思想,也认识到应该说服,不应不管或者排斥群众。

群众的自由讨论深入后,往往触及党员干部的问题。有些村的群众在自由讨论中,对村里党员下部的批评很尖锐,说他们是新恶霸,和地主差不多,只知道自己发家,不关心群众的死活。

区党委认为,对这类情况要分析: 一是查清事实,不能群众说了算;二是“既保护群众热情,又要尊重干部历史”,绝不能一概打倒。县委依据区党委的意见,引导群众讨论现在的干部和以往的地主老财们是不是一样;他们做了坏事,但是不是也做过好事?讨论以后大家认识到:一,干部们过去是穷人,和咱们一个样;二、打倒地主,实行减租,是他们带的头,这样的功劳要承认;三、他们做的坏事和地主老财一个样,是必须改的,能改的就和咱们一样,不能改的才能说和地主老财一样。 群众的公开议论,引起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他们检讨错误的勇气大了,也就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的谅解。

1944年查减运动中的思想发动,是农村支部党员整风在群众中的思想自觉运动,它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特别在提高党员素质,密切党与群众联系,促进农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上,前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绩是:

(1)这次思想发动,中心在启发阶级觉悟,这种觉悟对于农民党员充分认识自身存在的种种封建落后认识,如特权思想、强迫命令、个、宗派利益庥等等,比以往任何一次整党或党的教育要深刻。事实证明,它是入党后每个党员所不可缺少的一课。一些党员以后有思想反复,但不可能因此否认它的重要意义。

(2)在启发了贫苦农民阶级自觉的基础上,投入查减运动,有助于从中吸收觉悟高的先进分子入党,党内的贫雇农党员增加,成份的比例又有了较大改进。

(3)提倡民主平等地自由活泼地讨论问题,有助于农民的思想解放。而农民的解放,又促进了支部内部批评自我批评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党内的团结,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力。

3、加强支部建设,准备反攻

中共中央巩固党的决定中曾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除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敌探奸细"。区党委一贯重视对农村党员成份的审查。1940年整党认真解决过党员成分问题。特别是经过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地主、富农及投机分子,在经过多次群众斗争实践和清查之后,已逐渐消洗,贫农成份的党员逐渐增加。区党委通过调查,教育干部要坚持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太行区党委在1942年所做的十三个县三十九个支部的调查中,有六个支部是在反摊派、反贪污以及减租减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由于贫农成份的党员树立了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经过反摩擦反扫荡以及领导开展生产运动,始终表现较好。如辽县的XX支部(注:当时对敌保密,调查材料用xx代替)从1938年的和辽战斗开始,就能积极配合军队作战, 1940年春耕时,天旱不能下种,他们领导群众开渠三道,浇地三顷,又利用渠水发动群众抬水点种七顷,约占全村耕地的四分之一,收成大大提高,受到群众称赞,。这类支部的共同特点是领导干部的成份好,遇到挫折不灰心,能够很快总结经验教训,迎头赶上。1940年,有不少支部对“保障人权法令”不理解,因而工作消沉,但是经过教育能很快转变。或遇扫荡,偶有来不及准备受到损失,或危急情况下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检讨以后,就能改正。支部内部团结,能较好的执行政策,对农民内部的纠纷,农民与地主、富农间的一般性的矛盾,能用说理的方法解决。

区党委用这些事例说明在农村党支部中树立贫雇优势所显示的战斗力。但同时也指出,它并不是农村党支部建设成为战斗保垒的唯一因素。贫雇农掌权以后由好变坏的例子也可以举出不少,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有的是自己主观方面的,如个人思想意识有问题,有的是客观方面的,如社会的影响等 总之,决定一个党员的,成分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

唯成份论思想的发展,第一,将导致某些成份好的贫、雇农干部产生盲目性,自以为生来就革命,不需要接受教育和改造,这是他们思想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第二,在党内造成一部分自命成份好的特殊党员,必然破坏党的团结。为此,区党委在不断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特别是贫、雇农成份的同时,还要求发扬党内民主,提倡互相监督;要求任何一个党员干部,都应经常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不讲成份是不对的,唯成份论也是不对的。太行区壮大了,党组织能否在新形势下经住考验,能否正确对待党内成份问题非常重要。

太行区党委1943年所作四个县二十个支部的统计,中农所占比例为百分之三十点四,同1940年的调查比较,由于经过了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贫雇农党员成份增加,中农成份党员已减少了百分之十左右。1944年查减后,贫雇农党员又有增加 ,但中农党员仍占相当数量。党内中农成份多,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贫雇农在农村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封建地主阶级严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他们几乎很难参加什么活动。因此,抗日热潮到来,最先站出来的贫雇农较少。中农在旧社会也属受压迫阶层,经济上受剥削,并不富裕,特别在负担债务上与地主、富农有尖锐的矛盾。与贫雇农相比,在社会活动方面,中农相对地比较自由。抗战初起,他们很容易的立即接受八路军执行的政策,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中农的特点是易动摇,瞻前顾后多,革命到了严重关头,就缩步不前,在革命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方面,与贫雇农比相形见绌。党内一些同志确实因此产生过厌恶中农情绪,甚至把工作上的落后疲踏,都归之于中农党员。这是错误的,同样是唯成份思想的反映。然而中农党员是可以教育改造的。他们觉悟后,也会对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贫雇农党员和中农党员都是党员,都应按党员标淮进行教育和严格要求,中农成份的党员表现的易动摇、怕困难、自私等等,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身上同样存在,改造中农成份的党员并不比改造知识分子更困难,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政策,区党委提出的要求是:一,坚持教育。培养中农党员与贫苦农民多联系 注意处理好党内贫雇农与中农成份党员之间的关系;二,支持中农党员放手发展生产,在生产中起带头作用。在党内纠正“安于贫穷”,“以贫苦为荣”的糊涂思想,都要订安家计划,和群众一起,共同改善生活。三,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党的领导力量中逐渐增加贫雇农和工人,目的是帮助中农摆脱地、富影响,而不是排挤中农;四、是加强批评自我批评,纠正中农的左右摇摆与冷热病。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对大发展中涌进的地主、富农分子,在1940年整党中已清除过,到1942年查减运动前,据十三个支部统计,属于富农成份的党员还有二十八个。这些多数是抗战初期十分积极,后来又无反动表现而被留下来的,他们中有的人有文化,经过教育后已有觉悟 但也有的抱有个人目的,如想依靠共产党的权势继续掌权;有的想打击另一派借公营私。 对于这些人要查清其面目,通过党内教育,在党员认识清楚后,逐渐清除或劝退。只用简单方法一一开除,效果不好通过1942年和1944年的减租减息,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党员的成份与党的建设密切相连是党的性质决定的。建设党在农村的战斗保垒,保证贫、雇农、工人党员占优势,确很重要.但不能把成份绝对化。党支部要从组织上成为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核心,发挥战斗保垒作用,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

要使一个农民党员转变成为有无产阶级觉悟的,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确非易事。出身贫雇,也不可能天生就有无产阶级意识。在太行区曾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党员在对日本侵略者、对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中,英勇坚决,不怕牺牲;而对人民却十分粗暴,强迫命令,甚至贪污腐化,为谋取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不择手段;艰苦环境中能吃苦在前处处带头;顺利环境时却处处伸手,荣誉、地位、斗争果实样样争先拿。

为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支部的教育,区党委曾多次依据调查,召开座谈会和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党的教育问题。除十分重视常年办党校使党员干部能接受到比较多的教育外,1943年在进行支部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党支部的党员做过这样的规定:一,经常到会,缴纳党费;二,人品端正,公道说理;三,尊重法令,爱护军队;四、公私兼顾;劳动互助。这些规定通俗易懂,也比较容易掌握,但真正普遍达到规定要求也不容易。在辽县、武乡、榆社、和顺、黎城等地,凡是区党委或地委的实验县,由于党委重视抓党的工作,经常下基层进行检查和教育,效果就好些。 与此相反,如果县委领导陷于事务,放松了经常抓党的工作,那么这些规定必然要落空,或者即使做了,也只是实行一时而已。

在坚持经常性的党的教育工作上,有过痛切教训,平时不注意加强党的教育,坚持过党的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在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中,群众发动起来后对党员干部的意见往往非常激烈,有些本来是很好的干部,因为失去监督,逐渐变坏了,甚至不得不开除党籍。平时不教育,不了解干部,运动来了,对干部的认识极易产生片面性。 如有的曾把犯错误的干部统统称为“新贵”,处理干部时容易发生偏差。太行区党委的“既要保护群众热情,又要尊重干部历史”的指导思想,就是针对这些情形提出的,对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避免扩大化倾向起过良好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要建设一个好党,还是要认真解决党委管党的问题。共产党员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受到社会历史上各种思想习惯势力的影响, 党委放松对党的工作的领导,对党员有优点不表扬,有错误不教育不批评,甚至违纪犯法也不过问,对歪风邪气,视若无睹,久而久之,积疾难以医治,党组织必将失去战斗力,党委自身也很难实现领导。 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深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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