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个共产党员为我们伟大事业工作的时间是短暂的,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在大军事家刘伯承、大政治家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十分幸运。但是,在职时未能很好地咀嚼、消化他们的谆谆教诲,往往是“囫囵吞枣”,有负他们的期望。离休后本应集中力量认真总结,但因不自量力揽的事太多了,终未实现,甚至对数次约稿也多未完成,深感愧疚。

今天,在刘伯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谈谈学习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粗浅体会,以就教于老首长和老战友。

刘伯承是我军司令部工作的奠基人,他对建立、健全和发展我军司令部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无论是建设武力还是使用武力都越来越需要一个健全的有科学分工的司令部来筹谋划策,来组织实施并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日臻完善,跟上时代的步伐。早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就说:现在“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并在高级军事学校中受到严格的训练”。1刘伯承早在我建军初期,就彻底抛弃了旧中国军队把参谋人员当作主官豢养的谋士那种腐朽观念,确立了司令部在我军的首脑地位;确立了参谋长是司令部的首长;建立了参谋人员同指挥员之间的正确关系。这些都是司令部建设的基本原则。30年代初,他就指出,“指挥员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的活动”;“司令部则应重视指挥员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2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讲,我们发展了大量的军队,必须有关于组织作战与关于军队建设的强有力的司令部及其参谋人员,才能从战术、技术与指挥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试图把“军令”、“军政”适当分开,使司令部的机构更为科学合理。我认为,在司令部设置军政处,就是一种正确的尝试。建国以后,他又说:“应认识司令部是军队的首脑,在一体化、正规化军队建设中尤为重要。”3

建设具有全军首脑作用的司令部的基础是,要造就一大批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具有较高政治、军事素质的,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既善于思考又能实干的参谋人员。为此,半个世纪以来,他呕心沥血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办学校、办参训队、组织在职学习、组织学术研究会、翻译介绍外国的军事学术成果,直至手把手的教导,培养参谋人员。特别是他在每次战役中,从情况判断到决心下达,从战役前的战术指示、战役中的应变措施到战役后的战役总结和战术总结,既为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做出了典型示范又为全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解放战争胜利,他又自告奋勇去办学校。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他是“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4,他既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善于组织与指挥一体化、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指挥员,也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参谋人员。

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既善于思考,又能实干。

善于思考就是要求参谋人员,在建设军队,指挥军队或者说在积蓄武力,使用武力时筹谋划策。但是长期的战争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参谋人员的文化、科学、军事知识的基础都比较差,真正要做到“能参能谋”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认为那时他讲筹谋划策,与其说是对参谋人员的要求,不如说是一种殷切的期待。作为一位战略区的司令员,他口头上常说,他的任务就是下达战役决心,而事实上在决心下达之前或之后,他都在精心运筹,每当他伏案起草好一次次重要建议或指示后,站起身来,摘下眼镜用手揉着他那疲倦的左眼对参谋们说“送给政委审查”时,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地渴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参谋人员能快成熟起来呀!1941年,在129师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当检讨参谋工作缺点时,头一条他就感慨地说:“对自己军队的实际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和适时的反映与解答问题,对敌人缺乏深刻的研究,没有想出足够的对付与制服敌人的对策。所谓真正要参要谋的工作,是没有确实建立起来的。”到了60年代初,他仍然对我们总参谋部的参谋人员说,你们的主要工作不是搞个图,画个表专做那些技术性的工作(当然,必须搞的还是要搞),而是要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及时向首长提供定下正确决心的材料。由此可见,他盼望参谋队伍的成长与发展又是何等的急切!

学习刘伯承关于筹谋划策的论述和实践,我理解他把参谋人员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专业参谋,对这部分参谋要求他们专业精通,熟能生巧,精益求精,在专业方面提供咨询成为首长的专业助手。对其他大部分参谋人员则要求在建设与使用武力上筹谋划策。下边我要讲的主要是这一个方面。

筹谋划策的基础是深入的调查研究。刘伯承说:“司令部要有调查才能研究,要有研究才能参谋,组织战斗。”5一切从实际出发,“谋”是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要求司令部工作要做到三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敌人和面向战争。

面向部队,但不要当“钦差大臣”,而是深入地检查,发现问题帮助解决,一切为了部队的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

面向敌人,主要是集中精力寻求克敌制胜之道。刘伯承把对敌人的调查研究称之为“侦察研究”。侦察研究既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又是贯彻政策的保证,既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又为实现决心提供保障。他把提出制服敌人的办法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策的工作”,要求所有参谋人员都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研究敌情,不能只是报告情况,要研究敌人的战略思想、战役企图、作战方法;战术的结晶就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特别要研究它的弱点。敌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要从它这个致命的根本弱点出发寻找以至创造它的弱点以便集中力量击而破之。以我们的优点对敌人的弱点,即使是很强硬的敌人,它也是有软弱之处的,他常以“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这个道理来开导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解放战争之初的邯郸战役,是利用敌人“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这个特点创造了敌人的弱点。敌人总是要沿平汉铁路北进的,西边是我们的山区根据地,他不便走,只好走东边,而东边又是沙漠,行动困难,我们正好在那里设置歼敌战场。大家知道,定陶战役在中央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是列为典型战例的。这次战役是抓着了蒋军整三师犯了骄兵之忌,以及打蒋嫡系杂牌增援一般都不积极这些弱点的。所以我军采用战役上集中力量打整三师这个嫡系;战术上又以兵力的重点打击这个骄敌的弱点而达到各个歼灭的目的。

面向战争,要学习研究战争的规律来组织战争;学习观察与掌握战场情况,不仅要掌握情况还要“操纵情况”的发展,争夺主动,谋取更大的胜利。刘伯承、邓小平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在组织战争,操纵情况发展方面曾为中国革命战争做出过很多好文章,在“敌进我进”方针之下,就写出了其中的大文章。

早在红军时期的1934年9月,刘伯承就提出,穿过敌人封锁线到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1941年以来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它的封锁以跳跃式向我推进,但敌后空虚。他提出,在强化游击集团顽强斗争的同时,把主力适时转入外线,扼其补给咽喉,断其交通。在敌后活动的各游击集团,要坚决到敌后交通线上进行破击,切不可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解放战争时期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重大转折。1947年底,当敌人以33个旅的兵力向大别山围攻时,我则实行再展开的对策,在陈粟、陈谢两大集团配合之下,既粉碎了敌对大别山的进攻又开辟了桐柏、江汉、淮西等新的解放区,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形成了我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战略布势。

筹谋划策的依据:一是要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我军的实际状况有深刻的理解。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解决为谁谋的问题。为此,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在研究军事时,必须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央每个时期的战略方针和它在实际运用上的经验教训。他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现代战术才能正本清源。二是对我军每个时期的任务或者每个战区、每个部队的任务有深刻的理解。特别要把局部任务同整体任务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体任务的作用弄清楚,不使任何筹划妨碍整体任务的实现。一也好,二也好,说到底就是要胸怀全局抓住主要矛盾。任何时候如果离开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即使你的谋略说得头头是道,相比起来,也都是小道理。胸怀全局才能抓住每个时期的关键。日本投降时,当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他要求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形成拳头,并且提出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了拳头就是胜利。1946年2月当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一公布,他立即提出“大家要愤发整军练兵”。他说,我们整军练武的任务,就是准备粉碎反动派可能的大举进攻。胸怀全局才能把个人、单位的得失置之度外。渡江作战时,原定突破江防后进行京沪会战,刘伯承根据我渡江成功,而敌人溃乱的趋势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决定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为此取消了四兵团接管蒋介石首都南京的历史性任务,而全力出贵溪、上饶、徽州直趋浙赣线切断蒋、桂两敌的联系,迂回蒋敌侧背造成对赣西、闽南机动 便利条件,扩大了战役范围,加速了敌人的溃灭。1950年初,刘伯承连续找我汇报所了解的康、藏情况。有一次他拿着中央要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电报说,进军西藏是否以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多路向心迂回才更为有利时,我说,既然中央把任务交给了我们,再要其他战略区出兵支援恐怕不好。立即受到他严肃的批评。他说:你的军事学术学到哪里去了,都是党的事业,怎样有利就应该怎样想,不能只从局部考虑问题。

此后不久,班禅派计晋美等到达重庆,刘伯承要任白戈和我先见他们。他们当时的思想倾向是,要我进藏部队带着他们进藏把达赖一派赶走。当刘伯承听取我们汇报到这个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要治藏不搞民族团结是不行的。

讲到这里,我要提起,解放战争之初毛主席讲过的话: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它都无从谈起。一切局部决策和具体策略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就同现在一样,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挑逗我们转移中心的挑战很多,必须坚持原则,沉着应对。不能抓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其它无从谈起,八大以后一个时期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当然不能损害了我们的独立自主,否则其它也无从谈起。在战术上攻防之间有一个利害变换线,在战略上也有一个利害变换线。作为一个参谋人员,对此如何权衡抉择,必须十分清醒而不能糊涂。

筹谋划策的主观条件是,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和全神贯注于情况演变的工作精神。刘伯承的指挥艺术之所以被人称之为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是由于他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的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而同时他又具有从技术到战术、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从士兵到元帅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他对于战局的推演,战场的变化,总是全神贯注地进行观察并及时找出它的规律,提出自己的对策。

解放战争100天打了5仗,他总结敌人的战法先是步步为营,接着是并进长追,接着又是步步为营(即所谓战略进攻,战术防御)。他说:“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是两套都带一点。”6当我大量歼灭敌人之后,他又总结说,因为“敌人屡战屡败,其狡如兔,不易捕捉,这是要求各级指挥员, 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7即使在所拟对策之下的计划都如愿地实现了,也要认真进行总结,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进一步侦察研究的起点。敌人的全面进攻失败了,改为重点进攻,形成“哑铃战略”,我来个中间突破,它的重点进攻也失败了,搞重点防御,可是它的后方就成为“空心战略”了。淮海战役之后,敌人那套“守江必固淮”的办法被打破了,敌人又来了个和谈,谋求划江而治,此计不逞即士无斗志,我则百万雄师过大江,端了它的老巢,把革命红旗插上了它的总统府大楼。总之“全神贯注”表现一个伟大战士忠于革命事业的顽强斗志,而“筹谋划策”则是智慧较量的斗法。他说:“斗志与斗法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基础之上的。”“敌我两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强,而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8

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要能实干”。参谋不只是人们常说的“谋士”或“智囊”,他们不仅要筹谋划策,还要组织实施。能实干就是要在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制定之后,战役战斗决心下达之后具体组织实施以保证每一任务的完成。早在1940年刘伯承就严肃指出,一切工作,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具体的指示,彻底的检查,按时的总结,并且说,这些是我们参谋人员在今后必须做到的。

严密组织。军事组织工作最要严密,从准备到完成的全过程不容许有任何空档与漏洞,任何疏漏都会在实施中立即受到惩罚。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作战时,由于对民兵破路工具的准备和战前训练不足,结果5,000人2天才破路10公里,但当纠正了这种情况以后,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他们2天的任务。渡江作战时,在周密侦察之下,由于组织严密,我三、五兵团6个团首航成功,伤亡不到10人。

下达任务必须明确无误。刘伯承讲: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但又不得妨碍下级指挥员的机断行事。他说:“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由于机动作战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与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宜以训令方式示之(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下级机动行事。”9

刘伯承不仅强调参谋人员,必须根据指挥员的决心组织作战还强调“监察其实施”。命令下达之后首先要严密监视情况的变化和发展,诸如敌情的变化,战斗行动的发展等等,并切实掌握每一变化以保证不间断的指挥。刘伯承说:“战争情况的欠确实性(敌人严守秘密、佯动、伪装为尤然)与流动性,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可能会与新的情况有不相符合者。这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机断行事,灵活执行其计划。但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10因此参谋人员在遇到出我所料的情况时,要快速反应,协助指挥员实现灵活机动的指挥,求得正确处置。上党战役时,当我扫清长治外围,开始围攻长治时,得悉阎军3个师7,000余人自太原南下增援,于是我军改用“围城打援”战法吸打援军。但当将来援之敌合围于老爷岭、磨盘脑时发现敌人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8个师2万多人,其中还有2个炮兵团。面对这一新情况,刘、邓为增强我军优势避免“啃硬核桃”,决心投入后续兵力并改用“围三阙一”战法,终于歼灭了该敌。

刘伯承常讲:没有检查就没有真正的领导。对部队的要求是令行禁止,这是绝对的,但有号令必有号令检查,否则就不能及时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高应变能力。没有及时检查也不能适时发现并纠正对命令、指示的错误理解;没有及时检查也难以及时发现并弥补组织工作上万一发生的漏洞。

及时总结经验才能打一仗进一步。战争的双方是互动的,我动敌动,敌变我变,除了计划时就必须预计到在我行动影响下敌情的可能变化外,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刘伯承要求:及时总结每一次的战斗经验,研究敌情变化及其行动规律,拟出具体对策。他说:“我军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是极为珍贵的教材,各级干部应根据毛泽东军事原则,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使我军能够打一仗进一步,争取不断的胜利。”11

司令部的首脑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的模范作用和优良作风。

刘伯承对司令部的要求十分严格。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凡要求部队做到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精简机构,司令部带头精简;整顿纪律先从司令部整起;部队遇到了困难,司令部带头克服;实现正规化也要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刘、邓都曾讲过,一个部队的纪律好坏,首先要看各级直属部队和指挥员的警卫人员。1947年冬天到来时,到达大别山的部队冬衣尚未解决,刘伯承亲自指导参谋人员自己动手,缝制棉衣的行动,对部队影响很大,至今仍传为佳话。淮海战役之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谈到军队的一体化建设时他说:“如何正规化,从何着手,想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12

讲到司令部应有的作风,我们几位老参谋曾经多次重温他讲过的“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案无积卷、守口如瓶”的要求。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句,他谆谆告诫于参谋人员的还有要反对“实权主义”和“马弁作风”。所谓“实权主义”,就是在“宁当鸡头,不作牛尾”思想支配下,僭越职权,谋取权力。他的思想不在事业而在权势。因此他无在首长阴影下埋头工作之意,却有强烈的突出个人吹嘘自己之实,不能在职能上尽心尽力,却在名、利、权上精打算盘。所谓“马弁作风”就是对上逢迎、拍马,投其所好,看眼色、听风声行事,甚至引人向恶。目的是谋取私利,以便他狐假虎威。凡此等等,我认为在我加速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论述和他培养参谋人员、提高司令部决策水平的实践,还表现出一位伟大军事家的高瞻远瞩。现在,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改变着军事斗争的某些规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未来的战争中,如果没有一个以决策水平很高、快速反应能力很强的参谋集团为基础的司令部来组织战争,那么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1992年11月15日)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8页

2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3 刘伯承1954年在军事学院两个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4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代序第7页

6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5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7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1页

8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9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1页

10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8页

1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

12《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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