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武工队是如何诞生的?源于刘伯承的“敌进我进”,令伪军惧怕

闲来唠史

1942年6月20日,日军在历时38天且付出了死伤3000多人的夏季大“扫荡”中,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八路军第129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被迫结束了对太行取、太岳如的军事行动,撤回据点。

战斗结束后,善于总结作战经验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写出了长达2.3万余字的《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归荡”的军事总结》。

在这个军事总结中,刘伯承详细分析了日军这一次“扫荡”的规律特点,从而提出了“针对日军作战的四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避实击虚,敌进我进”。


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就是在这种战术方针的指导下,刘伯承与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斗智斗勇中,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应运而生,那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经常扮演的角色是潜出日军的封锁线,深入到敌人侧后,他们历经了无数惊险,演绎着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而关于敌后武工队的诞生,可以说是被冈村宁次给逼出来的。

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手段一般是“扫荡,封锁,蚕食”,其实,这三条对策并不是他发明的。直到他接替多田骏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之后,充分发挥了他擅于特务统治的特长,对汉奸特务大加重用,并把“蚕食”政策发挥到了极限。



民兵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后来回忆说:“我师武工队成立于1942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

在当时的冀南地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汉奸和特务们为这一带也非常活跃。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常一两个汉奸特务就敢随所欲为,欺压老百姓,致使一部分群众对于抗战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

刘伯承认为,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主力部队撤出来,主动放弃斗争阵地。第二条就是急需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

经过一番思索,刘伯承最终决定采取“敌进我进,面向敌后之敌后,以我的蚕食反对你的蚕食”的方针,得到了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赞同。


岗村宁次


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下达了《关于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指示》的命令,将士们立即展开了行动。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先后组织20多个武装工作队,深入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开展活动,武装工作队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汉奸和特务。

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刘伯承首先分析了日军在其占领区统治的特点,并指出了“日军一切行动都是以特务为核心”

抓住了敌人这个特点,刘伯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武工队深入到敌后的时候,先从反抢粮、反抓丁、反特务做起。”


129师政委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


武工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敌占区展开秘密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他们的行动来无影去无踪,逐渐声名远扬,尤其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神兵”,令汉奸特务胆颤心惊。

除此之外,武工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宣传“伪军不要忘本”。他们经常出现在伪军中,警告伪军少做坏事。或者直接进入营房和碉堡里,给伪军上课,讲述一些弃暗投明的道理。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武工队还建立了伪军花名册,又叫作“善恶录”或者“红黑豆”。哪一位伪军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上一个红点,若是做了坏事就记上一个黑点,等黑点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武工队就会将他处决掉。

这样一来,迫于害怕的心理,伪军的行动有了很大的收敛,再也不敢对老百姓那么肆无忌惮了。


八路军武工队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对敌斗争的实践证明,武装工作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较好组织形式。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狠打猛攻。”

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神出鬼没,日军不得不将在外“扫荡”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看家护院。如此一来,自然就减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八路军第129师实施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武工队的诞生,作为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42年这一年,在刘伯承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平均每4天就会打3次仗,粉碎了日军的10次大“扫荡”,以及多达262次的小“扫荡”。



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太行山根据地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刘伯承过50岁生日的时候,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前来为他庆贺,就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在赠词中写道:“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河山任仔肩。”

也就是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刘伯承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自勉:“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践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刘伯承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在当时那个抗日斗争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他一边指挥第129师抗击日寇,一边为了寻求战胜日寇的门道,依然坚持军事理论写作和翻译工作。



当每次翻译关于苏联的军事读物时,刘伯承总要提醒读者,强调他们注意“我军与苏联红军的不同之处,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刘伯承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到了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敌进我进”军事理论。

1943年的春天,由于刘伯承坚持采取使用“敌进我进”的人民游击战争,才使得晋冀鲁豫抗日军民从困难的低谷中走了出来。

然而,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让冈村宁次变得不安起来。在日军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记载:

“太行军区的八路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精锐部队”,该部虽屡遭“扫荡”,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同时继续对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军官民行使各种政治谋略。”


刘伯承


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129师当成了在华北地区的最大敌人。

因此,1943年5月5日,日军对太行山腹地又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

这一次,日军派出了一支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战士。他们不走村庄和大路,目标是偷袭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部领导机关。

与此同时,参与“扫荡”的日军大队人马分别从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出发,企图把第129师主力部队合围在辽县、涉县之间的清漳河两岸。

在战术上,日军采用的是步步压缩合击的“梳篦战术”。



所谓“梳篦战术”就是,日伪军人挨人,排着队,一遍一遍地实行地毯式搜索,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牲口就牵走,见房就烧等等。

刘伯承和邓小平摸清了敌人的企图后,决定趁着敌人的合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把第129师的师部领导机关转移出去,跳出日军的合围圈,转到外线。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记述:

“第129师部转移的方向,恰和由辽县、武乡东犯的敌人对进。当我们抵达黎城南、委泉以西的下堂地区时,我派出一部分警卫队牵制和迷惑敌人。当他们同敌人交火以后,我们判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就从中安全地转移了出去,此时我军主力部队也已经转移到外线同敌人周旋。”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指挥部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是根据准确的情报和周密的计算完成的,使得冈村宁次精心策划的大“扫荡”再一次没有取得胜果,然后匆匆收兵。



就在日军纷纷撤退的时候,刘伯承则果断下令发动攻势。

在连续17天的反“扫荡”中,八路军第129师在民兵的配合下,共进行了上千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歼灭敌人2.5万余人,成为了第129师战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群众性游击战争。

1943年9月,刘伯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刘伯承说:“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得很啊!闹得日军没办法,你给延安的干部做个报告,好好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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