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

陈探许

南下前为解决随军南下的学龄儿童问题,1949年8月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小学校,于是筹办了“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筹办时军区规定:凡是随军南下团级以上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子女均可入学。



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由陕北老红军申国藩任校长、李华之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教导主任田永申。不久,在校长王心带领下,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弟学校部分老师和已确定南下的干部子女,从大武镇搬迁到临汾,并入了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



1948年4月17日,延安转移到晋绥的孩子有91人,其中有王维舟、王世泰、王震、李井泉、牛荫冠、赖若愚等同志的小孩,还有不少烈士子女。

贺龙中学十分重视从延安撤退出来孩子们的学业,成立了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弟学校和托儿所,专门调配了梁健任主任管孩子的教育,刘增华为事务长管孩子们的生活。因为孩子们年龄大小一不,文化上又参差不齐,所以分了大小班,董那大班主任,翟雪梅作了小班的班主任。还有王心、段其贞、张晓初、翟雪梅、苏夏、韩国莲、六位女同志任教员,后来还有赵淑卿、王一祥(指导员)、韩初连也到附小工作。

这些孩子们比较懂事,有礼貌、有纪律、讲卫生。在延安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独立生活能力。



贺中附小的建立,活跃了贺中的生活,学校开会或看演出时,坐在前面的他们,在大家的欢迎下,不是唱歌就是跳舞活泼可爱。这批孩子大部分在石家庄解放后,到晋察冀根据地和父母团聚去了。

1949年6月16日,陈彬组织了8辆大车和骡马驮子,把老师和孩子们从离石大武镇送到临汾东街,由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申国番校长和指导员李化芝接收了这批孩子和老师,她们之中有保育干事翟雪梅、组织干事吕琴、教员刘惠民、李文龙、常廷调、赵淑卿等。王心任子弟小学副校长兼保育主任,后来王心生孩子时翟雪梅代理了保育主任。

全校师生员工近120人,最小的学生6、7岁,他们年龄又小,照顾起来很困难,为让孩子们穿暖、吃饱、不出事、上好学。申校长还安排翟雪梅到天津为孩子们采购衣物和糖果。

为让南下的干部们放心,留守处又从妇干校调配了十多个保育员,平均一个保育员照顾十来个孩子,南下干部团大部队出发后,留守的学校就搬入临汾煤炭巷原晋绥军区政治部空出的大院办学。

小学和保育院统归“川西北南下工作团驻临汾留守处”管理,整个留守处共有4千多人,成立于1949年5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长刘中任主任,原晋绥一分区专员乔钟灵任政委。可见组织上对留守处的重视。

1950年5月12日,留守处全体人员在政委乔钟灵的带领下,由部队的一个营护送,以妇女儿童为主的这支部队,从临汾出发,坐的是拉煤、运牲口的闷罐车,车上无坐位、无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每个车箱都塞得满满的,人们只能席地而坐,当时的南同浦路还是阎锡山时代修的窄轨,战争破坏很严重,只能一边修一边走,走走停停,总算在哭哭啼啼中到了陕西省的宝鸡。坐火车已经使领导们感到,带这样一支队伍十分艰难,经宝鸡要到成都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了。

因此,不得不停留在宝鸡,等待筹集到成都的交通工具。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搞到几辆汽车,这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徼获的军用卡车。解放过来的驾驶员经过教育,愿意为解放军服务。每车配备一名解放军战士押车,几天后装载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出发了,这个车队第一辆开道车乘坐的是解放军,最后一辆殿后的车也是解放军。同时还要防备小股土匪、国民党溃散部队、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

自进入秦岭山区,沿途要整修被破坏的公路,加上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及土匪不时骚扰,车队常停下来,人员疏散隐蔽,待敌情消除后再继续前行。所以前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几十里。

车队在秦岭双石铺又接到情报,说当地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带领一团人马企图袭击这支车队。留守处领导当即决定停止前进,就地隐蔽警戒,所幸当晚没有发生敌情。

车队在翻越秦岭过双石铺时,翻了两辆车,伤了几个孩子和保育员。负责照顾陈许林的阿姨手背被车厢压断了,陈许林幸免於难。孩子们吓坏了,老师们也惊呆了,半天回不过神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时间乱成一锅粥。过了好一会大家才反应过来,老师和工作人员开展自救,大帮小老帮少。

保育院的车队上来发现她们,看着这样的场面大家惊呆了!赶快停车下来帮忙,重新上车出发前,陈许林急着要解手,上了车的人喊叫着催她上车,这才发现她还光着脚丫子,申校长连忙抱起她,急得大声斥声责保育员“你手痛嘴也痛呀!” 于是问:“谁有多的鞋啊?” “我有鞋,是我的!” 申校长生气的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公家的!” 于是拿了鞋给许林穿上。虽然大点总比赤脚强嘛!。托儿所车队分别载上这些象难民一样的师生继续赶路。

刘惠民老师回忆说:“从宝鸡到成都的7天7夜,冰天雪地,又不能扰民,夜间都住宿在学校教室或庙宇里,有时还住在街边上。连日坐车颠簸,带着孩子,一路的劳累和紧张非同一般,真可谓筋疲力尽。”

成都刚解放,国民党特务活动还很猖獗,家长们也都忙于接管工作,住着集体宿舍或办公室,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所以决定把学校办下去,实行住读制。到上中学年龄的孩子,自理能力较强,为避免脱离群众入城后就近读书,就不再建子弟中学。



“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校名改为“川西育才小学”。使用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创办的“育才学校”之名,意为这所学校要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为加强学校领导,任命太原女子师范毕业的林若为保育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专门从师范学校、革大挑选了一批政治上可靠、业务较强的教师到校任教,还配备了医务室工作人员和一批保育员。

师生们被临时安排住进位于西胜街的原协进中学(现成都二十八中校址),协进中学住进了南下干部子女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特务的注意。学校也加弥强了警戒,不久发生了一起特务袭击执勤战士事件,特务被当场击毙。当年8月学校迁到位于江汉路原“荫唐中学”的校址内,在那里又抓获一个企图半夜放火的特务,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棉花、汽油和火柴。特务还时常来骚扰学校,如夜间敲学校大门,在学校附近打冷枪等。学校加强了教职工值班,并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夜间巡逻。

1957年,为避免干部特殊化,育才小学更名为江汉路小学并取消住读制继续招生,育才小学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

育才小学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为国家培养出了合格的人才,毕业后的学生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不乏卓有成就者。教师们有的成长为特级教师,有的成长为行政领导,也有的进师范大学深造后成长为教学骨干。他们在教育战线上继续发光发热,直至离、退休。

注:文中照片由柳小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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