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论中国共产党在14年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岳思平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而在中国14年抗战中,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问题关注度极高,尤其是关于国共两党两军的战略地位与历史贡献,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既是历史问题,又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从所谓超党派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站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大局的高度进行评价,才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似乎其立意和角度高人一筹,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不惑的是,所指的国家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呢?其实质是把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大局与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作用对立起来,甚至达到了颠倒黑白和混淆视听的程度,从而直接涉及到共产党执政根基的合法性与新中国建立的合理性。究其原因,除了不完全系统深入了解掌握纷繁复杂的抗日战争史和把新中国、民族、人民利益与国家统一抽象化外,而无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进而恰恰保持了与国民党利益的一致性和维护了旧中国的合法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进步到今天,既不能强词夺理,也不能简单说教,或仅仅凭借几句口号和结论,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恪守正确的思维方法,坚决摒弃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维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和历史地对具体情况进行阶段性地分析,才能以理和事实服人。这不仅要为共产党和人民负责,而且也是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坚决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进而对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战略地位与历史贡献如何评价?换言之,究竟谁抗战谁不抗战、双方抗战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如何,有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中国抗战多少年、国土如何丧失的,国共两党两军分别所在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各自主张的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等。

中国抗战究竟是14年还是8年?是以共产党和人民抗战,还是以单纯执政的国民政府抗战主张与行动作为标志,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如以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战言行为标准,充其量是8年。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才发表了准备抗战方针的庐山谈话。八一三事变后,在日军直接威胁到中国经济中心地区上海和首都南京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标志其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以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2天,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为标准,至1945年9月抗战结束,仅仅是4年。如从共产党和人民抗战的立场看,就是中国抗战14年。1931年至1937年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1937年至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如果否认前6年抗战,就难以认清日本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和上海淞沪地区打到北平卢沟桥和南京的?日本为什么在侵占东北后,进而侵入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显然,除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与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表现是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包括关东军1个师团和退伍军人、警察共2万余人的日军,战胜了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国民党的东北军;进而在短短的4个半多月中,基本上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地区);共达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东北近3000万同胞陷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水深火热的生活。这难道都是张学良的责任吗?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实际上的不抵抗的政策没有关系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制造了1932年的上海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上述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低为次要矛盾。尽管国民党军前线广大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进行了第一次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后,华北、华中部分权益继续丢失,让广大抗日前线爱国官兵的鲜血基本付之东流。其中,《塘沽协定》规定长城以南冀东22县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省中国驻军,禁止中国的排日活动等。甚至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个月后即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没有放弃以“长城为疆界”,即承认日本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省,用牺牲中国权益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国局部抗战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行径最为严重的6年。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2天起,中共满州省委、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抗日决议、通电、宣言和宣战训令。在事变前后,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魏拯民、赵尚志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战场;或投身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500余名共产党、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50余万人,掀起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和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反日游击队,揭开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随后,共产党领导了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主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创造了政治前提;其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3万人,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主力军,迟滞了10万余日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到来,进而一直坚持抗战到底,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直到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是国共两党、也是全国唯一坚持中国抗战达14年的人民军队。这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行为,形成了极大反差和鲜明对比。中国抗战前6年,国共两党究竟是谁抗战、国土是谁丢掉的,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是全国抗战时期,而不是全面抗战时期。两者一字之差,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内涵相差甚远。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是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太原、上海失陷后,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 (《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

诚然,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根本的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份不同,其焦点为国共两党是否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这是一个关系到抗战政治倾向和民心向背的抗战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则是主张和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焦点,在于是否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

在全国抗战时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不难看出,即使广为传播的庐山谈话,蒋介石仍存在与日和谈的幻想。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和万家岭大捷,并与八路军共同进行了称为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太原会战(亦称忻口、太原会战),发挥了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时,挺进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以3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相继取得雁门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八路军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鏖战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捷报频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驰骋于大江南北、江淮河汉之间,连战皆捷。从而发挥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支队作用,与友军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1至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同时,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均参与了战役指导的重大问题。即使在正面战场,中共地下党员也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卢沟桥抗战时的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党员,第110旅长何基沣随后参加共产党,台儿庄冲锋陷阵的第2集团军骑兵连长刘兰斋和时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等均为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长期战,由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为主,逐渐移其主力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人民军队,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是日军的最大威胁和心腹之患,寻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摧毁抗日根据地日渐形成重中之重。对于这一点,从敌人的文献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日本陆军省决定在中国治安地区进行必要建设与施加军事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工作重点”;“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第70页。)。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心“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关于作战问题,要利用增兵的机会,“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362、365页。)据此,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关内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和抢光“三光政策”,企图歼灭中共党政军领率机关和主力部队,其残酷性、野蛮性和频繁性,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历史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日军的重点作战对象。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以国民政府对手”,进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从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代号为“桐工作”的诱降工作。期间,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蒋日妥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会后,蒋介石国民党秘密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在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和深县等数不清的惨案,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与抗日志士。然而,在对日军作战方面,日趋消极,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仅仅取得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的胜利,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多年的沉寂状态,基本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然而,近些年来长沙会战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称为3次全胜,果真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其中,第2次长沙会战是失利的,就连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薜岳在总结报告中,也没有否认对敌情判断不当、各部队彼此不信任、部队运动迟缓和指挥能力薄弱等。同时,有人声称3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10万余人,但为什么不与国民党军损失10余万人作比较呢?

同时,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使其惊呼对“对中共再认识”。华南抗日游击健儿活动在南粤五岭地区,时有斩获。华北、华中敌后军民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大显神威风,铁道游击队、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处在抗日最前线共产党军队进行的游击战争,尽管普遍仗小,但次数多,作用大,充分发挥了积小胜为大胜的威力,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改变敌强我弱战争形势和力量对比的主要作战形式。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为此击节叹服,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国新闻处纽约电,1945年7月9日。) 仅在全国抗战的8年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东北抗日联军未统计内)作战达12.5万余次。 其中,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粉碎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围攻”或反“扫荡”作战,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号称20余次会战中有的战役中日军兵力规模,更不用说在战略反攻阶段发起的兵力达几万、十几万至几十万的大规模攻势作战行动,只是没有称会战罢了。显而易见,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抗击了关内侵华日军58%至75%的兵力和以国民党的军、师成建制投降部队为主体编成伪军的90%至100%部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逐步地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战斗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相比较,究竟哪方在前线与后方作战?关于敌后战场,社会存在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敌后战场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在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则在前方作战,这是对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事实上的误读或曲解。敌后战场是指敌人侧后方地区,即敌人占领区内,这是中国抗战的后方吗?恰恰是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和心脏地区,即中国抗日的最前线。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侵占了中国东部地区,但事实上主要是点线占领,即大中城市和主要铁路、公路交通干线;而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也是敌人占领区内点线空隙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不断丧失的国土,正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通过直接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断收复的失地,形成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亦称敌后战场。从战略相持阶段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部队队除数十分之一组成远征军外,其主要部队则在敌人占领区外,与敌人正面形成对峙,基本部署在远离抗日前线的包括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中国大后方。否则,就难以形成日本投降前后,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让美国帮助在中国由大后方向抗日前线大量运兵、而不惜动用飞机和舰船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是何等的焦急?至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设立的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则与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战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战区。国民党军队的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尽管与日军进行了一些作战,但以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要对象。国民党军包括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在内的部队,则成为日本打中国人帮凶的主要来源,即伪军的主体,如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庞炳勋以下60余名将领投敌,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归根到底,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政策造成的恶果。

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抢占沂(山)鲁山区、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战役和第129师、冀鲁豫军区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战略反攻的局部反攻普遍展开后,敌后战场的春、夏、秋、冬季反攻势头强劲。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一方面为和平民主努力,由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力图防止内战发生;另一方面展开全面反攻,尤其是在日本投降后,继续歼灭拒降之敌,并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日伪军继续作战,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一次作战,少则俘虏日军100余人,多则上千人。如八路军11月临城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新四军12月高邮作战中俘虏日军890余人。有的对日作战,甚至持续至1946年初。中国抗战结束后,日军和伪军为什么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呢,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却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损失近 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中国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抗战后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对于正面战场军队的如此表现,蒋介石国民党与政府是难辞其咎的,抗战的中国人民是难以认同的。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和政治腐败的结果。诚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大仗多,但胜仗少,败仗多。特别使任何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难以认可的,是对冈村宁次的纵容。冈村宁次从参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作战参谋,历任第11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至1945年9月战争结束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一个杀人如麻、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本应处以绞刑。却在1949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布无罪释放,继而于1950年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这是偶然的吗,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令人遗憾和愤慨的一幕。蒋介石国民党,尽管与汪精卫公开的投降派具有严格的区别,但长期与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暗中藕断丝连,其对日妥协的倾向是不能否认的。

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有人说国民党也提出了持久战方针,试图否认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的光辉。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科学地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出路和前途,描绘了中国抗战进程的蓝图,有力地批驳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强调了抗战的长期性,提出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英明论断,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国人民,成为中华民族以弱胜强、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理论指南和强大精神武器。然而,一种说法是蒋百里于1937年《国防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持久战理论,断言是提出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我们可以说,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与毛泽东于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相比,诚然是蒋百里早于毛泽东。但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科学提出和阐述了持久战的论断,实际上早于蒋百里约两年。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主张持久战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此说没有认识到两种持久战理论上质的区别。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共产党和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彩独到之处。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持久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中,而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进而转变时局的枢纽。其实质在于经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由敌强我弱、敌攻我守,走到力量平衡、敌我相持,逐步达到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取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主张的是持久消耗战,先后以南京、徐州和武汉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则把中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反攻时期,或称第一和第二时期,企图以空间换时间,主张两阶段论。这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赞成三段论,就把战争的持久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成为实质上穿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是否承认中国抗战有一个改变敌强我弱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是两种持久战理论上的根本区别。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战的军事目的相同,即争取中国抗战胜利;而政治目的不同,继中国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的是新旧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不能没有青红皂白的说成是内战。全面内战是蒋介发动的,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的是全国解放战争,或称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把民族独立与人民当家作主两者溶为一体,彰显了远见卓识的高超智慧。

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两军将领的评价和宣传问题,应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一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军队将士,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均应一视同仁,大力褒奖。如戴安澜、张自忠和左权、彭雪枫等。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国民党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等人高度评价,赞誉他们无不是“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表示“真诚地悼念”和“永远纪念他们”。二是对参加抗战的国共两党军队幸存将士,不仅看其一时,而且更为重要的观其一世,要与其后的政治倾向、结局联系起来。是否站在人民一边,是为创建新中国奋斗和牺牲,还是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维护旧中国出力卖命,这是一个试金石。那些为新中国建立和奋斗,包括在4年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投入人民怀抱的原国民党军将士幸存与牺牲者,是值得给以赞许的;而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维护旧中国的统治丧命的,则是罪有应得。

至于国共两军在抗战中各牺牲了多少将领,谁的职务和军衔最高等,原则上两者没有可比性。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前提下,国共两军用的是同一番号,即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国民革命军。但共产党军队的编制是8年一贯制,八路军始终是一个集团军,新四军则是一个军。同为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师长,在八路军中一直是师职;而在国民党军队中则不然,诸多晋升为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被授予少将、中将和上将等。如左权于1937年8月八路军改编时任副参谋长,至1942年5月牺牲时其职务高低没有变化。同时,共产党军队的将领,除少数因为具体工作需要授衔外,基本上未评军衔。据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中国抗战结束时,约为国民党军队四分之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牺牲的正旅职以上干部200名左右,按照国民党军队通常旅长为少将的授衔标准,他们被视为抗日的将军,也是理所应当的。

国共两党两军究竟谁在抗战中做大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军队约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11万余人。至1945年9月中国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队扩大到520余万人,增加了约32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增加了120余万人。前者多于后者约400万人,多增加了约200万人。国共两党的军队究竟谁多谁少呢,是哪方保存了实力呢?又是谁借抗战壮大了呢?对于这样一个简单数字,连小学生也不会计算错吧?如果仅从军队数量来说,共产党做大了,国民党军队做的更大,难道这是可以篡改的事实吗?共产党真正做大的,不是军队人数,而是社会政治地位和人心做大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国共两党两军双方谁抗战谁不抗战,谁积极谁消极,历史是一面镜子,自有公论。经过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人心的天平法码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这是人民的选择。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而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也是历史的选择。

综观中国抗战十四年,全国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努力的程度大有不同。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综合实力的较量,诚然国共两军数量多少,战役规模大小是重要因素,而决定着战争进程和结局的主要是战略、政略指导、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力量和直接在抗战最前线的战役战斗的作用如何。蒋介石国民党和政府、军队,具有对日抗战和妥协的两面性。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其对日妥协的一面是主要的。在全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1年多,发挥了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随后,走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并且愈来愈远。全国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抗战的一面是主要的,还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推动着局部抗战6年的进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从战略相持阶段起逐步上升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制约着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即全国抗战中、后期的进程与最后胜利的结局,至1945年9月的6年多内,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流砥柱作用的主要方面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率先高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旗帜,为唤醒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毅然损弃前嫌,倡导、维护和坚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主张进行人民战争,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伟大纲领;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科学地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出路和前途,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成为弱国战胜强敌的理论指南;实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的军事战略方针,尤其从改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起,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在19个省、区建立了人口约1亿、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四大敌后战场。这是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在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国土上,从敌人手里寸土必争夺来的。据此,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中独当一面,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并与正面战场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并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一言以蔽之,尽管拥有数十倍至数倍于人民军队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其主体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5年9月中国抗战结束,即抗战时期8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部署在与敌人侵占地区相持的正面战场,即处在远离抗日前线的中国抗战包括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大后方,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在全国抗战的作用,而且与战斗在敌后,即敌人占领区内,也就是中国抗战最前线的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无法相比的。在包括全国抗战8年的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不可逆转的。共产党远远大于国民党的作用,历史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没有一个以人民幸福和民族独立解放为初心与使命、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核心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就难以想像中国抗战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结局;也就没有新中国,进而就没有国家统一的美好未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 抗战组长 研究员 岳思平

二0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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