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农伯伯的相册里有一张七十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中那铜墙铁壁的太行山和挺拔耸立的苍松前，并肩站立着两位威武的抗日军人。右边那位身材粗壮、面带微笑的是国军第27军预备第8师师长陈孝强，左边那位戴着眼镜、腰挎手枪、和颜悦色的是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议、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伯伯。照片的右下方由李伯伯亲笔注明：“一九四二年援助友军（右为预八师师长）”。这张发黄的老照片展现了七十年前那段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佳话。
抗战时期，李伯伯曾多次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纵入国民党军内部，宣传我党我军抗战主张；与国军高级将领沟通联络，积极开展团结友军联合抗战的工作。
1937至1938年间，李伯伯与申伯纯、宋绮云、齐燕铭、艾大炎等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派，赴国民党鹿钟麟部做统战工作。1939年9月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的李伯伯受党的委派赴河北武安，促使国民党第二纵队第2师范子侠率部起义。1940年5月，李伯伯和八路军新1旅统战科科长邢真持刘伯承师长的亲笔信，赴相邻的国民党军驻地，面见国军40军军长庞炳勋和新5军军长孙殿英，阐明大敌当前应团结抗战，内部搞摩擦没有好下场的道理，说服他们与我军达成友好相处的协议。1941年初，李伯伯奉刘伯承、邓小平之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山西陵川县与国军27军军长范汉杰谈判，以解决与八路军划界纠纷问题。李伯伯先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通27军刘进副军长、预8师陈孝强师长等人的工作，然后又据理力争，当面说服范汉杰军长接受了与我方划分驻界的建议，缓和了双方关系，使双方联合一致，集中力量抗击日军。
1942年5至6月间，日军对太行地区进行大“扫荡”，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同时也指向驻地在山西陵川、壶关县境内的国军第27军预备第8师。该师遭日军袭击后，师长陈孝强率部被迫退到山西平顺县内。这里是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和129师新1旅的防区，八路军派太行第四军分区基干团和新1旅1团主力利用平顺县的深沟大壑阻击了日军进攻，掩护了国军预8师后撤。时任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的李新农奉命负责与预8师陈孝强师长联络接洽，太南根据地军民给该部提供了粮食、医药和住房等保障, 使国军预8师在八路军太南根据地休整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李伯伯与陈孝强师长合影留念，记录下了此文开头所描述的珍贵历史瞬间。
事后，国军预8师陈师长转来了热烈感谢的信件。该师第24团团长覃春芳返回驻地后，给李伯伯寄来一首《浪淘沙》词，其中的诗句：“斜月照高楼，离思悠悠，万种国仇系心头，不忍别君终须别，恩泽长留。”表达了他对八路军和太行根据地军民的感激之意和思念之情。
第二年夏季，国军退出了太行山地区，八路军成为这一地区的抗日主力军。虽然后来因国军第27军预8师没有顶住日伪军的围攻，有人投靠了汪伪，有人与人民为敌，但1942年在太行山上这段八路军帮助国军共同抗日的历史不仅成为八路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佳话，也成为反击国民党诬蔑共产党制造摩擦的铁证。
1943年9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会上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给共产党头上横加种种罪行，其中一条是“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引起一片哗然。中共代表董必武用铁的事实反驳了何应钦的诬蔑之辞。董老指出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才是真正制造摩擦的罪行，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黄克诚部护送国民党韩德勤主席及其部队安全出境，当国军霍守义部在困难之际受到的是我新四军的款待和帮助。当董老提到八路军帮助国军预8师时，义正言辞地说：“请何总长不要信口雌黄, 恶语中伤。还有一个预备第八师陈孝强, 他同霍守义部一样, 受敌压迫而退入太行山以南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防区, 受到我方的优待。陈师长也曾写信热情致谢, 我们将感谢词也抄报了军委会。后来陈孝强在日军扫荡中被捕, 这笔烂账何总长今天也要写到十八集团军的名下,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用我们湖北黄安话讲: 好撇脱哦 !”
珍贵的老相片是历史的铁证！历史是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的！
此文刊登在2012年5月24日《上党晚报》、6月《红色太行》报、第三期《长治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