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马明深
“韩略村伏击战”是八路军抗战史上的一次著名战例，特别是全歼“日军参观团”更是广为国人所知。
伏击战是由八路军太岳军区二分区（386旅）王近山旅长率16团从山西沁源西去延安途中、在洪洞县境内韩略村展开完成的。但此战是偶然发生、还是有备之战，说法不一；战前有无情报来源？来自何方？意见也不一致。甚至还有资料认为行动部队并未携带电台，完全是孤军作战、独立行动。“韩略村伏击战”消灭一部日军毫无疑问，影视剧《亮剑》主要情节也正是来源于此，然而，相关文献对战斗的指挥和结果统计却各有不同。
为此，根据相关材料和本人所知，综述如下：
一、伏击战背景
1943年9月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派重兵围剿我陕甘宁边区，延安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不但要面对蒋军的围剿，还要时刻提防华东西进的日军。为了保卫陕北党中央，
中央军委从各根据地紧急抽调10个团的兵力火速赶往延安，根据延安指示，山西境内的太岳纵队要派出一个团。王近山率领的太岳军区二分区16团光荣地成为保卫延安中的一员。129师刘邓首长命令王近山急带16团1000多人前往延安。此外，129师还有一批干部和家属跟随16团同去延安，其中包括王近山的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
刘伯承师长写信对王近山说：“奉党中央命令，派你带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现在日寇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复杂，形势紧张，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此次西行，你是独立作战，在敌众我寡时变幻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导的条件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给16团下达了“避战、夜行”的四字驰援方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延安，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加快行军速度并且尽量夜间行军、白天隐蔽，减少与敌人碰面的机率；万一路上碰到敌人，能不打就不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使非打不可，也要速战速决速离，决不可恋战。”
1943年10月，日军在重兵“扫荡”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对冀鲁豫、太岳两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这次对太岳区的“扫荡”，日军华北方面军（北之那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了第1军（太原）的第69、62、37师团共16个大队，另有伪军1个师，1个团，合计2万多人。日军的整个行动，先由北向南横扫，迫使我八路军退到黄河边；然后再由南向北滚扫回来，以消灭我可能突围之部队，为防止八路军向东西两侧转移，敌军西沿同蒲路，东沿白晋路，构成严密封锁线。
冈村宁次把这一战术命名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他亲自担任总指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亲抵临汾督战。冈村宁次向东京参谋本部夸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要实现在太行山区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东京参谋本部对冈村宁次寄望尤深，为实地研究这种“铁滚战术”和“观瞻皇军”实施这种战术将取得的战果，特以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学员为主，组成所谓的“战地参观团”，来到了太岳前线。
第16团是在抗战初期以老红军为骨干组建的。1942年部队精简整编后又编为甲种团。全团满员2500多人。装备有迫击炮、重机枪，连队是一色的日式武器，歪把子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全是在与日军作战中缴获的。团长程悦长（开国少将）、政治委员常祥考（1948年5月牺牲）、副团长袁学凯（开国少将），参谋长林克夫（开国上校）、政治处主任高浩平（开国大校），1营营长任英奎、2营营长聂凤炎、3营营长简国祥。全团有8名红军干部。
当时程悦长团长正在北方局党校（注：延安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全团由386旅旅长兼2分区司令员王近山、政委常祥考、代团长袁学凯等率领（注：据陈金钰所著：《九旬红军老战士陈金钰》一书，此时他任16团团长），遵照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的指示，部队集中行动，只派一些小部队在侧翼牵制敌人。1943年10月16日，王近山率领16团从沁源南面的阎寨（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一说从沁水县十里乡西峪村386旅旅部出发）一带出发，部队和家属化装成老百姓，经樊村河一带，行军在西渡黄河的路上，通过辗转迂回、日伏夜行，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封锁圈，于10月18日来到临汾东南的岗头村。次日黄昏又掉头北上，非常隐秘地插到临汾东北，10月22日到达洪洞东南的韩略村附近。
韩略，是临（汾）屯（留）公路上的一个村庄，是敌人靠近同蒲路东侧的一个据点，西北至洪洞，西南至临汾，相距都不过几十华里。日军第69师团师团部与这次对太岳区实施扫荡的前方指挥部就驻扎在临汾。全团在这里秘密地驻下，准备寻机越过封锁线西去。
为什么会在此突然打了一仗呢？有说是16团在韩略发现战机，也有说是陈赓获重要情报后电令16团消灭即将路过此处的一股特别之敌。16团二营受命于10月23日夜设伏，10月24日晨韩略村伏击战开打。张青所编“洪洞县大事记”中：洪洞县韩略西坡底“韩略战役”是在10月23日发生的，实际上23日是战斗准备。
有文称，由于条件所限，该团没有通讯设备（电台），因此在遇到战机时必然会自行决定，这也是所传“王疯子”敢打无命令之仗的起源。但该地到延安距离甚远，敌情复杂，又是孤军远行，还带有家属，没有电台是难以想像的。据16团代团长袁学凯、王友亮在《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中“王旅长指挥我们在韩略伏击日军”一文就说得很清楚：团里配有电台，此前我们还到去延安的路上进行了探路侦察，以前也去过韩略村。当时旅长同他有过电报联系，认为一旦有战机，韩略村是可以进行伏击的好地方。
据笔者所知，八路军的装备不会差于新四军，在1940年前后，新四军团里已配属电台。1943年底已是抗战后期，对日作战即将进入大反攻阶段，军队装备早已不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团里装备电台并不奇怪。这支西去担任保卫延安的重要任务、要独立远行、又带有干部家属和医院后勤人员的队伍，行军时还要分成两部分，一部掩护非战斗人员先行，一部还要准备迎敌诱敌，不配备电台如何与上级联系？即便当时部队电台装备不会每团都有，这支受命去保卫延安和党中央的队伍能不带通讯设备吗？
二、战斗发生原因
10月22日，16团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韩略村附近的南北有利地形宿营。韩略村在洪洞县东南约25公里处，有临（汾）、屯（留）公路由此通过。其周围敌人的据点密布，村南地势险要，高地上有一碉堡，驻有日、伪军40余人。实际上此地是敌人靠近同蒲路东侧的据点，部队并未越过同蒲路。
洪洞县虽是敌人统治最严密的地区，但群众基础好，地方工作领导坚强，敌人各据点内潜伏有我们的人，只要有敌情，我地方党组织常能事先知道，尤其可贵的是群众对八路军十分拥护。这次，部队刚一进村，群众就帮助烧水做饭，民兵主动站岗放哨，封锁消息。地方党组织和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孙明烈等及时向王旅长及16团的领导介绍了当地敌情、地形等情况，并提出了在韩略附近打伏击的建议。王旅长从汇报中得知临屯公路敌军用卡车活动频繁，在韩略村附近的公路两侧，是两丈多高的陡壁，易下不易上，地形十分有利，是打伏击的理想地段。因此，部队领导产生了打一战的想法，但由于重任在身，意见并不一致。
笔者认为，如仅此而以，无上级命令，就王近山此行所负之重大责任而言，此仗断不可打。不过，依王近山之性格，有无命令，都有可能打。偏是王近山接到了情报和命令，仗可以打得顺理成章了。
关于情报来源，一说是：10月的一天，受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太岳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史健（李维略）等派遣潜入临汾敌69师团任情报系长的穆彬（马殿俊，化名马庭杰）和“大汉义军”少将司令陈涛（陈焕章,原名王桐，曾任69师团情报班长）等人，从日军参谋部熟识的丸山翻译口中获悉后勤留守司令加滕大尉正接待北平来的“士官学校观战团”百余人，准备后天出发去前线参观。遂命外线联络员袁之平（袁映来，二分区敌工干事，笔者岳父马克勤的战友）持加滕大尉亲笔开的路条连夜秘密出城上报，太岳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刘桂衡（柳雨峰、原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驻布隆迪大使，驻加蓬大使兼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接报后立即呈报，陈赓下令就近二分区王近山部16团伏击（此时，王近山部正在韩略村附近），要求“速战、速决、速离”。
太岳军区决死25团参谋长李懋之（61年少将，二炮副司令员）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记载：“在沁源围困战役中，我临汾谍报站长陈汉章（陈涛），通过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急报陈赓说：‘日军宣传沁源共军已肃清，冈村宁次派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将校军官和军校学员180人，于23日一早，乘汽车13辆去沁源参观‘剿共实验战果’。陈赓用十万火急电报令转移在临汾东北岗头村的王近山旅长，要他带16团到临屯公路设伏必须彻底歼灭‘观战团’，要速战速决速离。”“10月23晚，王近山看完地形后回到驻地，接到刘桂衡科长从前方转太岳军区同蒲情报站（注：同蒲谍报站站长李溪林、赵城县委书记,原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送来的急信。信中说，在临汾城里的日军‘战地观战团’已编好车队，3辆吉普车，10辆大篷卡车，没有派部队掩护，只有军官学校的学员带有步机枪，24日早晨沿临屯公路向我根据地开进。”
情报另一说是：16团22日到达洪洞县后，洪洞县武装委员会主任孙名烈带地方同志慰问部队，提到韩略村村长王明秀（王命秀）前一天曾经报告，韩略村日军炮楼的鬼子透露，他们的大太君后天要坐汽车经过这里。这个情报引起了王近山的重视，于是决定在韩略村设伏消灭日军大太君。同时，当地地下县委向团部反映了一个可靠的情报，临汾的鬼子军官学校将有一个中队，24日经过这里。
将以上几个情报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情报并不矛盾，应该是同一信息，时间先后也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近山部并非没有电台，否则陈赓下令给谁？
袁之平是马克勤的战友。此战发生时，马克勤因“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被捕，还关在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1943年底（一说是1944年春），16团走了50多天才到延安。不久，马克勤也通过组织营救和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保释出狱。1946年马克勤到南京，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1948年9月，袁之平受华北军区派遣到南京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1949年5月奉二野参谋长李达命令、二野情报处派遣，马克勤与袁之平等一起秘密奔赴台湾执行任务，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袁之平曾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后担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笔者多次见过袁之平，但袁很少谈及此事，许多也是后来得知。
韩略村战斗，不少人认为只是一场遭遇战。实际上，这是陈赓根据情报策划的一场伏击战。由于情报高度保密，因此许多当时参战的16团指挥员并不知此事，其实这很好理解，否则，潜伏在敌营中的情报人员怎么办？对外说是突然发生的伏击战无疑是正确的。
情报工作就是这样，韩略伏击战后，虽然报纸等进行了战果宣传，但有无得到情报，情报来自哪里？并未提及，已至于许多人至今仍然认为“韩略伏击战”是在没有上级命令下独自行动的。而且，解放后，地下情报人员又很少谈过去的隐密工作，这不仅是保密要求，也是一种长期养成的职业素养。
陈涛的儿子陈文鹿表示：“建国之初，父亲从来不讲他在日军情报班为中共获取情报的那些事迹，当看到电视剧《亮剑》里有个消灭日军军官‘观战团’的情节，讲的是一场无情报支持、无上级指示的遭遇战，令真实参与过这场战斗的老人感慨不已。作为在日军作战部队担任过情报职务的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工作在特殊战线，却沉寂在历史的角落里。直到2008年5月12日去世前，他的事迹都鲜为人知。为还原历史真相，他80多岁时常常伏在写字台上撰写回忆录，这时子女们才知道他在临汾情报站的那些谍报密史。”
2008年11月在CCTV—7的军事讲坛节目里，《中国秘密战争》的作者郝在今以“亮剑于无声处”为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军军官“观战团”遭伏击的情况，那次行动并非遭遇战，而是太岳军区潜伏在临汾情报站的陈涛设法取得该情报并及时通过联络员袁之平送到陈赓处，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陈涛的妹妹刘乡（王宛欣）回忆：“我三哥（陈涛，原名王桐）在日军担任情报班长时，请日军翻译丸山来家中喝酒，坐在榻榻米上，酒过三巡后获得了重要情报。因日军感觉自己的‘铁滚扫荡’肯定胜利在望，就搞了个一百多人的军官观战团，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军官，到太岳去参观‘铁滚扫荡’的辉煌战绩，进而推广，以期取得整个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一情况十分紧急，刚刚从根据地回来的交通员袁之平连夜返回太岳军区司令部，再次将情报交到陈赓手中。”
三、战斗前后和战果
韩略村是洪洞县的一个大村，地处临屯公路进山要冲。一条山沟，道路从十多米高的陡壁中间穿过。三面山包环绕崖壁重叠，易下难上，地势奇特，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在韩略村东垣上建起炮楼，经常驻守着一个小队的敌人，把控着临屯公路。
县武委会情报站孙宗武回忆：战前，经过与抗日村长王明秀（王命秀）、维持村长王福林（民兵）商议，部队侦查员化装为韩略村村民担水、劈柴人员，跟着维持村长进了日本炮楼，从中掌握了敌情。同时，县武委会组织了民兵和担架队100多人参加了战斗。
韩略村村长王明秀回忆：“10月23日深夜，部队开过来了，在村西驻扎。随后部队就布置到了预备伏击的那条沟两边，大部分安排在南边，只留了一小部分在沟北，当时八路军指挥部设在沟北的丰口垣上，太阳出来刚冒红，他们也看到了二十里外秦壁滚滚而起的尘土，通知部队做好准备。”
“日本人很快就来了，有十几辆汽车，在韩略村西的那条沟，从洪洞过来先下一个大坡，然后再上坡，两边都是几丈高的土崖，八路军就埋伏在土崖上面。我当时在村公所里，就听见一声巨响，八路军开始扔手榴弹了，在村里也能看到一股黑烟冲天而起，紧接着就听见八路军吹响了冲锋号，我从没有见过这阵势，不少老百姓也都听着看着，大气也不敢出。”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我估计最多也就是半个多钟头，八路军迅速清理了战场，分几路往苏堡方向转移，然后上了霍山。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但是没看见八路军，在邻村胡乱扔了几颗炸弹。紧跟着从洪洞、曲亭、临汾来的日本军队就到了，八路军仗打得利索，撤得也及时。”
16团2营长聂风炎回忆：“当地地下县委向团部反映了一个可靠的情报，临汾的鬼子军官学校，将有一个中队，24日经过这里，到太岳区慰问扫荡根据地的日寇和参观他们执行三光政策的情况。”
六连连长杨怀年在“韩略村之战”中记述：“王旅长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打法。决定由九连抽一个排控制炮楼，其余两个排埋伏在村头，堵敌人的‘头’。四连和五连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坡坎后边，打敌人的‘身子’。六连在最后，堵敌人的‘屁股’，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扎紧‘口袋’。”
参谋长林克夫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太岳军区司令部当时收到情报，了解到‘观光团’的计划和路线，准备对日军发起一次突袭。当时驻留洪洞县的王近山在接到命令后于10月23日晚上派出两个连队在大沟两侧地势较高的灌木丛中埋伏，静待时机，还有两个连负责掩护和断后。”
“10月24日上午，前方的侦察员不断发来敌情，‘日军已经从临汾出发’‘日军已经过了高河桥’‘日军过了甘亭’‘日军已经过了曲亭’，在8个小时的隐藏之后，八路军终于等到了敌人，很快伏击的战士们发现了汽车队的影子。随着一声军令，战士们火力全开，以手榴弹、掷弹筒向敌人开火，在爆炸声中，燃烧弹击中了敌军末尾第二辆车，堵死了日军的退路，末尾车上冲下来十多名日军，当即被我军子弹击毙。八路军趁势夺下日军的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前排的汽车意欲逃跑，被我军拦住去路，敌军全盘崩溃。”
“那次战役八路军一共击毙了军官120余人，士兵60余人，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服部直臣，还缴获了一批军火。随后不久日军就派来了6架飞机和日伪军全面搜查韩略村，还好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及时地撤离了现场，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这次战役大获全胜，振奋人心！”
这场战役虽然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但是有20余名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数十人受伤。
毙敌旅团长一名造成敌战区伏击战光辉范例（左）。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月25日，陈赓将军畅谈太岳反“扫荡”大胜利，韩略伏击战毙敌大佐六名军官百八十名（右）
据《解放日报》报道（王近山谈）：“我旅某团奉令进行某项任务，但又必须首先粉碎敌人的“扫荡”，寻找敌人之侧背薄弱部，给以痛击，取得通路，然后，才能完成此种任务。经过三番两次的战斗，该团才从临汾城过，转到临屯公路以北，而拊敌从之背，夺得主动权，或游或击，机动自如。但估计只有有利之伏击才能挫败凶焰，完成任务，于是我指挥某团主力，在临屯路上临汾以东35里的韩略设伏。”
“在战斗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我即将干部带至伏击地区，将地形看好，并在实地作了详细的战斗部署。伏击的队形，是沿凹道的两侧成铁桶式的（见附图）。次日拂晓前，部队即进入伏击地区，部署妥当。等了二点钟，敌人13辆汽车，开进了我伏击圈内。我指挥所就发出战斗信号，四面的部队即用手榴弹向敌车上投掷，战至两小时，即将敌消灭，毙敌80余，据息内有旅团长一名，带军官十余名及该中队到旧县去开会，亦被击毙。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步枪45支，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毁汽车13辆。我只阵亡16人。”
又据《解放日报》报道（王近山谈）：“10月24日，王旅长亲率某团，在临汾屯留公路上之韩略设伏，将敌人汽车13辆击毁，所载敌兵1个中队完全消灭，内有敌旅团长一名与军官十余名，缴获装有瞄准镜之机枪等武器，此种瞄准镜，为普通敌军部队中所没有的。事后敌将其配合“扫荡”所用的6架飞机，全部调来，乱炸一阵，并调敌兵3千，连夜赶来，两次企图合击我军。这种行动，更加证明我们所打死的是敌人的高级军官。韩略战斗，实为我军在敌占区进行伏击战的一个光辉范例。”
延安《解放日报》在一个月内对这次战斗进行了两次报道，第一次歼敌八十余人，第二次全部消灭一个中队。
另据《新华社晋东南12月2日专电》，1943年，陈赓司令员接受采访时谈太岳区反“扫荡”经过：“冈村宁次特地从各处调集少尉以上军官及参谋180余人（其中并有汪逆伪军代表二人），来太岳战地观战。这批军官正在参观之际，突遭我军伏击于临屯公路之韩略村，除了3人逃脱以外，其余均被歼灭；其中据查明有大佐7名，只有一名逃脱，其余均被击毙。敌69师团长因此被撤职。”
伏击战现场指挥、16团二营营长聂凤炎在“韩略伏击战”（原文名：去延安的路上，见韩略村烈士陵园纪念碑文）一文里介绍：“因各营都争着要打，最后团首長确定由我二营完成这个任务，三营派出一个连来协助。我是二营营長，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即和教导员召集了各连连長和指导员作了研究布置。”
“这天黄昏，我們观察了地形，选择了两面是小塬山、中间夹着地势下凹又不太规則的一段公路作为阵地。当夜三点钟，部署埋伏在公路两旁的阵地上，天亮了，还不見敌人的动静。‘是不是情况有了变化，大家脑子里都打了问号’。我和教导员扮成拾粪的农民，分头检查了一下阵地，刚返同营指挥所，侦察员跑来报告：‘发現八辆汽車，估計一定是敌人。’我们认为这个判断不会错，立即通知部队作好了战斗准备。”
“等八辆汽车完全进入伏击圈，‘打！’只听‘轰’的一声，最后一辆汽車不动了，六连按照预定的计划首先打响，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前边敌人见事不妙，急速驾车，想逃出口袋，这时堵击敌前路的四、五连，顿时百弹齐发，伏在两边的部队也劈头盖脸的投下了手榴弹，震声如雷（注：九连主要封锁日军炮楼）。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打得团团乱转，不知所措，几辆汽车的车上车下，尸首横七竖八。‘冲呀！彻底消灭这些禽兽，给遭难的同胞报仇！’我发出冲击命令，以共产党员为主组成的突击队冲向敌群，展开了白刃搏斗。”
“鬼子到底是鬼子，有一股野兽的残性，拼到最后，一个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旗，提着洋刀，怪叫着作最后挣扎，冷不防冲向营指挥所來，‘嗖’的横来一刀，虽然我飞快斜身闪过，但帽沿仍被削去了一大片，多亏我身旁的小通讯员马白福，眼明手快，对准那个拿指挥旗的家伙一扣扳机，应声而倒。”
“这时，剩余的‘皇军’才丧失了斗志，各自狼狈狂逃，回家报丧去了。不到一小时的战斗，消灭鬼子八十多人，毁掉汽车八辆，缴获新式武器一批，还有其他許多物资等。”
毛泽东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7年3月叶剑英、杨尚昆组成的中央后委机关驻扎在临县双塔村。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经吕梁赴西柏坡时路居于临县中央后委机关。
图示：毛主席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骑着一匹白马转战陕北途中。最前面的牵马人是王振海，左右是警卫员石国瑞和孙振国。孙振国的左边，走在马后的是警卫排长阎长林，阎长林后戴着草帽的是张天义,再后面是江青。
在要到中央后委机关驻地临县的三交镇时，阎长林突然想起1943年开往延安时就是在这附近过黄河的。阎长林对毛主席说：“临县我到过。1943年我们部队开往延安时，就是在临县过黄河的。”毛主席问我：“你们部队在路上走了多长时间？”阎说：“从太岳区出发，到达陕北甘泉县麻村川，走了有50多天。中间在太岳区还打了一个大胜仗呢。”毛主席问：“什么大胜仗？”“在临屯公路上打了一次伏击，消灭敌人一个军事参观团，其中中队长以上军官120余人，还有少将1人，校官6人，还有汪精卫高级军官4人。”毛主席高兴地说：“噢，这一仗是你们打的呀？你参加了没有？”“我参加了。”我说。“那你把打仗的情况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我就在路上给毛主席讲了这次战斗的经过。1943年，接到太岳军区命令，确定我团开往延安，执行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任务。军区决定：1．部队补充保证满员；2．保证部队20天内粮食肉类不限量随便吃，以真正做到兵强马壮。经过20多天休整，我们在王近山旅长率领下．从太岳区出发了。”
“到了屯留公路韩略村附近，侦察参谋发现敌情，团首长要在这里打一仗，确定留4个连，二营3个连，三营1个连，由王旅长和团长袁学凯带领打伏击。其余部队由常政委和林参谋长带领按原定行动路线，继续前进到预定的霍州山区等候。”
听了这次战斗经过，毛主席最后说：“好啊！我们部队就需要这样的指挥员，在远离领导机关的时候，能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战机，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虽然消灭敌人数量不多，但非常重要呀！我们抗战八年，这是打死的第二个日本的将军，我们最有名的平型关战斗，也没有打死这么多日军高级军官呀！”最后毛主席问：“你们部队伤亡多少呀？”聂说：“我们伤亡20多人，一个指导员牺牲了，四连连长刘光荣打瞎了一只眼睛，也没有下火线，最后和战士们一起撤离阵地的。”
阎长林，1937年10月参军，1939年入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毛主席警卫排长、卫士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科长、处长；北京二六一厂副厂长、党委书记，机械工业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四、“韩略村之战”中16团的团长是谁？
几十年过去了，此战的指挥者是王近山毫无疑问，但资料中与这次伏击战有关的16团团长却出现了三位。
1、第一位是陈金钰团长
根据陈金钰《九旬红军老战士陈金钰》一书，当时他是16团的团长，是他带领16团在这里伏击了日军。十六团六连连长杨怀年在他的回忆文章《韩略村之战》中提到：“十月的一天，部队西行来到洪洞县境内。王旅长命令陈金玉（钰）团长、常样考政委带着部队先行西进，自己率领四个连向洪洞西南转移，寻找战机。黄昏，王旅长和团政治处主任高浩平，二营教导员张挺贵，带着我们几个连长，化装侦察，来到距洪洞县城二十里的韩略村。”
若如此，陈金钰虽然是团长，但并未在韩略村战斗现场。陈金钰所说是他率领16团打的这一仗应该没错。从陈金钰所著书“韩略村战斗”一节中，陈金钰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团营领导、参战人员的名字和具体任务，这是为何呢？
其实，笔者认为，不论在不在现场，都是这次战斗的组成部分，任务分工不同而已。
陈金钰1944年到延安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24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师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开国少将。
2、第二位是袁学凯团长
当王近山率16团去延安的时候，袁学凯是代团长（程悦长团长在延安学习）。但笔者不清楚，若陈金钰团长在，袁学凯是代谁呢？而且，程悦长团长已在延安学习三年了，能代三年团长吗？
阎长林在《我的警卫笔记-毛泽东警卫排长阎长林长篇回忆录》中记载：“团首长们马上开会。最后确定留4个连，由王旅长和团长袁学凯带领打伏击。其余部队由常政委和林参谋长带领按原定行动路线，继续前进到预定的霍州山区等候。”综合相关资料，袁学凯团长在战斗现场指挥是肯定的。
袁学凯后任新四旅十六团团长、新四旅副旅长，十七师副师长，进疆后升任师政委（十七师后整编为兵团六师）,1952年调往西北军区，后改兰州军区，离休前任兰州空军副司令员，开国少将。。
3、第三位是程悦长团长
1940年，时任晋冀鲁豫16团政委的程悦长到延安学习，毛主席请程悦长等一批干部吃饭，对程悦长说：“你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走的地方多，还到过大城市，见多识广，可以算是‘洋包子’，革命需要你这样的‘洋包子’，但是不允许看不起‘洋包子’。”程悦长可不单单是艰苦朴素，打仗也是勇敢过人，在任129师新1团政委时，香城固一仗就歼敌200多鬼子，朱德总司令赞誉新1团是“模范青年团”，并为该团提词。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谈话呢？
1944年的春天，正是抗战胜利的前夜，为了迎接抗战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在延安学习的干部陆续地向外委派，组建成新的部队，开辟出新的根据地，程悦长也在派出干部之列。
出发前夕的中午，程悦长正在准备行装，突然接到了（中央党校）校部的通知。说毛泽东要在下午三点接见新四旅的干部。通知上写着程悦长、王近山、徐立青（新四旅政委）、黄振堂（黄振棠，新四旅政治部主任）四个人的名字。程悦长经过了一年多的军事训练（延安军政学院），两年的中央党校生活，组织上原本打算是让他返回原来的地区（太岳军区），而因为此时16团调回延安，军委决定建一个新部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旅长王近山），十六团属新四旅建制，于是，组织上便是让他留在了新四旅工作。
因此，韩略村战斗发生时，程悦长正在延安，16团到延安后，程悦长已在延安学习了3年，此番重回16团任团长，属新四旅。原16团团长陈金钰则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程悦长后任新四旅旅长、十七师师长，进疆后任六军军长，迪化（今乌鲁木齐）警备司令，新疆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开国少将。。
五、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了吗？
十六团六连连长杨怀年在他的回忆文章《韩略村之战》中记载：杨怀年见战斗就要结束，心里着急了，因为他的任务是带一个班守住小山包，防止日军向县城逃跑。正在他着急时，突然距他七八米远的斜坡上冒出5个鬼子，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挥舞着指挥战刀，张牙舞爪地向小山包扑上来。杨怀年喜出望外，大叫一声：“鬼子来了，往死里打!”铆足了劲的战士们一跃而出，一梭子弹射过去，几个鬼子来不及吭一声就报销了。一个战士喊道：“连长，这个家伙还是个将军！”杨怀年翻过尸体，对着这个大鬼子开玩笑地说：“嗨，将军阁下，得罪了!”日军的将军被击毙，也标志着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时王近山下了命令：“传我的命令，集合，马上出发！”战士们立即捡起地上日军丢下的枪支，便与干部家属和辎重队会合，一起向西出发了。在急行军中，王近山沉思着说：“这群日军好像特别凶顽，而且大多都配有指挥战刀，身份好像不一般呐。”参谋长高兴地说：“旅长，还真给你猜着了!这是缴获的文件，这伙挨打的日军，可不是普通的鬼子，带队的是一名少将旅团长，有6名大佐联队长，其余全是日本军事学校第五、六中队和其他一些军官。”
到达延安后，王近山专门召见杨怀年，询问他击毙敌少将旅团长的经历，然后乐滋滋地说：“想不到最精彩的时刻，是在最后时刻，杨连长你干得好！”不久，杨怀年就被提升为营长。
杨怀年：1938年参军，历任386旅新1团班长、排长，第16团连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16团副营长、营长。第2兵团6军17师50团副团长、团长。建国后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顾问
六、战后敌我双方资料分析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一书中对韩略村战斗的记载：“1943年10月24日，在山西省临汾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16团击毙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光团’约120余人，缴获长短枪80余支、轻重机枪6挺，掷弹筒3个，击毁汽车13辆。”。 此战斗属太岳反“扫荡”战役中之战斗，我方伤亡50余人。
韩略村被伏击的日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呢？是所谓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光团”吗？
据报道，1942年2月，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驻晋南的日军第41师团准备抽出前往太平洋战场，故由独立混成第16旅团扩编为第69师团。驻临汾、洪洞等地，该师团为治安师团，师团下不辖联队，只有八个步兵大队，其中步兵第60旅团下辖四个步兵大队。1979年4月日军第69师团独立步兵第118大队战友会编纂了该部队的部队史，名为：《北支派遣胜第五二二八部队》，记录该大队自1942年2月成立以来至1945年8月投降的历史。
1943年驻扎洪洞的正是第118大队，大队属服部直臣指挥的步兵第60旅团。一名名叫佐藤平藏的老兵回忆“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同在洪洞勤务中的菊地博一（该书后的战死者名写作菊池博一）少尉以下36人，乘坐自动车队的十辆卡车从洪洞前往古县镇，途中在韩略村西方2千米处的道路上遭到敌军伏击，有25人战死（自动车队9辆卡车烧毁，战死15人）。另一位名叫多田正吾的日军老兵回忆如下“石崎主计中尉以下二十余人在韩略村西方战死，此战中阿部卫生军曹也战死了。”从回忆可以看出，至少有十几名日军及1辆卡车从包围圈中逃出，车中还有多少人并不清楚。
资料显示：带队的军官是一名主计中尉（日军中负责后勤事务的军官，追赠大尉），这股日军应是从洪洞向古县去的日军运输部队。他们可能是“战地观光团”吗？从阵亡名单中可见一个明显的特点，除少数下级军官外，阵亡者全是兵长，并无最下层士兵（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这是为什么呢？
在1940年9月前，日军中没有兵长军衔。日本在1940年9月13日的勅令581号（9月15日生效）中修订了陆军士兵军衔，新增了兵长军衔。因为二等兵军衔主要用作新兵在本土训练之用，所以战场上的士兵只有上等兵和一等兵。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需要重新征召之前服役2年结束的老兵，一下子多了很多老一等兵和上等兵，所以增加了兵长军衔。兵长仍属于士兵，但也有将其归入“同士官”身份的。二等兵并非不会上战场，当然要经过一个时间培训，这种培训也可以不在日本本土。
日军兵长军衔，其外观就是一条杠，将其误认为是准尉军官是有可能的。设想一下，满是肩抗一条杠的队伍，是兵还是官呢？临汾当时传出的情报是北平来的“士官学校观战团”百余人去前线参观。据称北平并没有日军“士官学校”，但这些人从外地转道北京而来也是有可能的。一扎齐的兵长也许刚从日本本土征招而来不久，直接上了战场，同时也可能带有参观实习的性质。由于有“同士官”身份，说他们是“士官观战团”有一定道理。误为“军官观战团”也不奇怪。
据藤原彰文：北中国方面军在保定设立了像日本国内军官教导学校（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教育的学校）那样的下士官候补人员教导队，下士官是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各联队在向保定输送下士官候补人员之前，为了对下士官候补人员进行独立的教育，也在各自的联队本部设立了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队。如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保定教导学校,就属于速成的下士官培训学校，但这批“下士官”是不是此校来的就不知道了。
日军少将军衔一颗金星加金板，但少将未必就是旅团长。师团长、师团参谋长也可以是少将。大佐是两杠三星，这个应该容易识别，但在战场回忆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实际上，即便是打了多年仗，对日军军衔也未必能认清楚。
七、讨论
1、情报来源
临汾地下情报人员穆彬（牺牲）、陈涛等人从日军中获悉“士官学校观战团”百余人，准备出发去前线参观，并由袁之平将情报送至太岳军区情报处较符合实际，情报中并未提到有服部直臣少将率领将校军官一事。同时，地方党组织在情报提供上也有重大贡献。资料表明，王近山接到了情报。特别是16团参谋长林克夫提到：“太岳军区司令部当时收到情报，王近山接到了命令”，更证实了此事。
战后报道“击毙服部直臣少将及5名大佐（有说是6到7名大佐）、上百名日军军官”尚无可靠资料证明。据称：服部直臣担任步兵第60旅团长至1944年11月，后转调独立步兵第2旅团长，1945年8月在石家庄向中国军队投降。为什么服部直臣会有被击毙之事呢？有一种说法是从缴获物中发现了服部直臣的相关文件，从而误认为击毙了服部直臣，加之当时确有人发现击毙了一“少将”。但根据日军军规，大佐是“无冕将军”，战死后即追赠少将，如此，这次战斗一次就击杀了6、7名日将，文献中不可能没有记载，但在中国战场毙命的日将（包括大佐）资料中并无相关记录。
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自古以来，战争的智慧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宣传也是战争的组成部分，不可小视。
根据报道，战斗中还是有一辆汽车逃了出去，此车中坐的什么人、多少人无人知晓。战场上发现了穿“少将”军服者，这是“金蝉脱壳”吗？
2、战果分析
战场直接指挥、二营营长聂风炎所述消灭鬼子八十多人，毁掉汽车八辆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击毙日军人数应该没有一个中队。根据日军编制：一个标准的步兵中队有180人或以上，包括：一个19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3个军士，4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8个通信员。步兵中队辖三个步兵小队，步兵小队辖一个机枪组（二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二个掷弹筒）和二个步枪组。每挺轻机枪编制四人（指挥官、射手、两名携弹药的副射手），每具掷弹筒编制两人。小队人数在50到70之间。每个小队又分成3个分队，相当于班。
这批日军军衔几乎清一色，与一般中队的组成明显不同，人数也没那样多。
若是180人的中队，战力应是很强的，完全消灭不容易，此战中日军逃出去的人数一定不止3人，这一点与聂风炎所述是一致的。如果打死了180人，又跑了至少十几人，还跑了一辆车，那日军人数就可能要超200人了。聂风炎是战场直接指挥，事后也清理了战场，说法较可靠。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报道歼敌八十余人也与聂风炎所述相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一书中对韩略村战斗的记载是：16团击毙日军“战地观光团”约120余人，缴获长短枪80余支、轻重机枪6挺，掷弹筒3个，击毁汽车13辆，我方伤亡50余人。资料中没有提到击毙日军将官和大佐一事，较为客观，唯汽车多了一些。
其实，不论有无击杀日军将官和大佐，此战都是值得特别赞扬的，延安《解放日报》称赞129师386旅16团此战是一重大胜利，“创造了在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不仅如此，此战也是公开战争和隐蔽战争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据说蒋委员长也发来电报，对王近山这位从黄安走出来的老对手表示“嘉奖”。
另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有句话：“共军确实长于谍报，而且是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股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此话似有所指，若将此言放在“韩略村战斗”上还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