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球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2000多人，于1948年12月组建了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益都县王岗村一带。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三四天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宁波地区、临安地区、金华地区、杭州市区和绍兴和萧山县。同时接收的还有台州地区、建德地区、嘉兴地区。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渡江后除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和参加宁波地区接收外，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后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1949年初，华东局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
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
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不少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根据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随军南下。据统计，在北方各解放区抽调南下入湘的各级各类干部共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后到达湖南。南下干部入湘后，其中有12645人进入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邵阳、永州、湘西、会同、沅陵、永顺、郴州等13个地、市和100多个县(区)，占整个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85.5%；分配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工作的有2087人，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4.5%。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一晃70载过去，南下干部这群新中国第一批“坐江山”的人，已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他们为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理应被世人所记住。
(根据有关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