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雪
1983年11月26日，湖南华容县石山村卸家山南麓，83岁的何长工老人，拖着一条断腿，在几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步履蹒跚的在枯草灌木丛中跋涉。
来到一座烈士墓前，老人靠在墓碑上，泣不成声地道：淑亚，我看你来了，你知道吗？光球、光星，爸爸来看你们了，五十多年了，爸爸想来又不敢来，你们不要怨我啊……
何长工原名何坤，华容县大乘区南山乡大山村人，1900年出生。
关于何老的事迹，本文不便多加赘述，有感兴趣的朋友，去读一读何老依照亲身经历写下的《井冈山会师》《改造王佐部队》等回忆录，就知道何老做出过怎样的杰出贡献。
还要补充一句，何长工在家中排行老三，他不喜欢别人喊他何老，更愿意别人称呼他何家三爹。
1918年，何长工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不久后，他与华容县景港乡禹九村的孟淑亚喜结连理，妻子比何长工小两岁，勤劳贤惠。
婚后不久，何长工告别新婚的妻子，赴法国勤工俭学，一去就是四年。孟淑亚毫无怨言，独力支撑，用实际行动，默默地支持丈夫。
1924年何长工学成回国，创办新华学校。这是孟淑亚和丈夫团聚最长的一段时间，第二年，大儿子光球降生，又过了一年多，二儿子光星也来到人世。
“马日事变”后，何长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通缉，只得告别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离开华容县，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奔赴井冈山，正式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0年6月，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简称红八军，军长何长工。
红八军与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组成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红三军团骁勇善战，成立不到一个月，就一举攻克了国民党反动派重兵盘踞的长沙。7月29日，何长工率领部队，攻占了有“吴楚咽喉”之称的重镇浏阳。
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束手无策，却丧心病狂的对红军家属痛下杀手。
红八军攻克浏阳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华容县团当局局长徐上达，带领30多名全副武装的团丁，包围何长工家，抓走了何长工的母亲陈氏、妻子孟淑亚、儿子光球和光星，以及侄儿光化、光明等十一人。
徐上达将其他人关进牢房，却把孟淑亚和五岁的儿子何光球，三岁的何光星，直接押送到华容城郊的放羊洲刑场。
刑场周围，站满了被强迫来观看行刑的当地百姓。
孟淑亚和两个儿子站在刑场中间，懵懂无知的光星，还不知要发生什么，竟然将插在脖子后，写有“死刑犯何光星”的纸标牌摘下来，指着画在他名字上面的红圈圈，问妈妈这是什么东西？
孟淑亚哽咽着不能回答，徐上达却狞笑着说：“小赤匪崽子，这么着急上路，给我杀”。
刽子手手起刀落，小光星顿时身首异处。孟淑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徐上达用凉水浇在孟淑亚头上，孟淑亚苏醒过来，便是两眼迷茫，呆呆地发愣，等她看见小光星的惨状，一下子跪倒在儿子的尸体旁，然后用力的挣扎，试图挣脱紧缚在身上的绳索。并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声。
徐上达大笑道：“我要看的就是这出好戏，杀！”
孟淑亚的哭声戛然而止，尸体倒在血泊中。
五岁的何光球有些恐惧，他双手紧抱着刽子手的大腿，哭着央求道：“求求你不要砍我，我叫你伯伯”。
徐上达对刽子手怒道：“斩草除根，你还等什么”。
孩子的哭声，让刽子手动了恻隐之心，他满眼是泪，再也无力挥起那把沾满鲜血的屠刀。
徐上达夺过屠刀，一脚将刽子手踹翻在地，然后挥起屠刀，将光球拦腰斩成两截。
徐上达大肆屠戮妇孺，周围的百姓敢怒不敢言。
徐上达在尸体上擦干净屠刀上的血迹，耀武扬威地对周围的百姓道：“你们给何坤带个话，告诉他，他的老婆孩子都是我砍的，我叫徐上达，何坤想要报仇，尽管来找我。”
徐上达字赞贤,别号干廷,，家住华容县洪山头镇，1900年出生。从1928年起，长期担任国民党华容县团防局局长、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
徐上达残杀了孟淑亚母子三人，但是战事繁忙，直到一年多以后，何长工才得知妻儿被害的消息，他悲痛欲绝，可井冈山根据地距离华容县千里迢迢，暂时还不能找徐上达报仇雪恨。
孟淑亚母子遇害后，何长工的家人将他们的遗体，秘密地安葬在卸甲山。徐上达得知消息后，再次伸出魔爪，将参与收敛遗体的4个人都杀害了。
徐上达作恶多端，却始终没有遭到惩处，他得意忘形，杀人的手段更加变本加厉。
中共华容洞庭区委书记肖瑾秋不幸落入徐上达手中，徐上达让人斩去肖瑾秋的双手双脚，把人丢在大路上，把人活活疼死了。
塔市驿矶湾乡工会负责人刘曙堂，被徐上达刺聋了耳朵，割鼻、剜眼睛，然后剖腹摘心，尸体丢进长江。
刘曙堂的儿子刚出生四个月，也被徐上达用禾叉刺入胸腹，让人举着，到处去游行，孩子濒死前哀嚎不已，周围群众看了，无不为之落泪。暗地里称徐上达“徐阎王”、“徐屠夫”。
徐上达嗜杀成性，凶残狠毒，据不完全统计，20年间，惨死在他手上的无辜百姓，高达1100余人。
1943年三月，日军一个大队兵犯华容县。
华容地势险要，八百里洞庭，四十五里桃花山，还有当年赤壁之战时，差点儿要了曹操性命的华容道。
当时，国民党暂编第五5师驻守华容，师长姓曹，和徐上达私交不错。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日寇来了，曹师长誓师迎敌，华容县百姓预祝他旗开得胜，这位曹师长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打了胜仗，当然要回来叨扰；打了败仗，还不是到‘那边’去了嘛！”
大家以为曹师长口中的“那边”，是马革裹尸的悲壮。没想到曹师长一枪未放，就真的投降到那边去了，然后带着日寇顺利地占领了华容。
华容县失陷，徐上达由曹师长作保，继续做团防局长。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位于南山乡，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阁，被徐上达带人烧成一片废墟。
华容失陷后，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大旺厂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徐上达助纣为虐，又开始帮助日本人，大肆残害抗日军民。
日本投降后，徐上达摇身一变，投靠了国民党青年军第六军军长霍揆彰，被任命为“湘鄂赣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少将副司令。
徐上达是铁杆汉奸，手上沾满了抗日军的鲜血，可现在他成了堂堂的国民党军少将，华容百姓无不恨得咬牙切齿。
徐上达变得更加嚣张跋扈，声称要：火焚华容，血洗南县。把这些地方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1949年7月下旬，湖北沔阳军分区独立第四团，在监利县县大队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洞庭湖边的华容、南县。
很多没有受到打击的国民党军，摄于我军强悍的战斗力，纷纷选择缴枪投降。
7月29日，我军独立第四团团长郑怀远，收到兄弟部队第159师转来的一封信，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邓华写来的，内容只有22个字：徐匪上达嗜杀成性，怙恶不悛，故不接受其投降。
原来就在华容县解放前夕，徐上达串通原国民党南县县长黄涤等人，招降纳叛，搜罗了1400多人，组成所谓的“洞庭挺进纵队”，黄涤任“总司令”，徐上达任“副总司令”。
实际上黄涤就是个傀儡，“洞庭挺进纵队”只听命于徐上达一个人，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担心自己从前罪孽深重，会受到追究，所以抛头露面的事，都让黄涤去干。
黄涤虽然没做什么大恶，可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他之所以甘受徐上达驱使，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这1400多号人，虽然都是些散兵溃勇，惯匪无赖，但他们装备精良，个个都是亡命徒，另外800里洞庭湖，总面积8600多平方公里，要真无路可走，直接逃进湖里做湖匪。
徐上达和黄涤都是各怀鬼胎，但有一件是他们看法还是一致的，那就是避开剿匪部队的锋芒，先假装投降，等风头过了，再把人拉出来。
当时在洞庭湖区执行剿匪任务的，除了沔阳军分区的独立第四团，还有四野48军的159师。
相比之下，独立四团兵力比较少，但华容县是他们攻克的，当地百姓对徐上达恨之入骨，找独立四团告状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相比之下，第159师虽然人多势众，可他们平时主要活动在岳阳、淮阴一带，对徐上达等人的罪行，可能了解得比较少。
几经斟酌，黄涤以“洞庭挺进纵队”的名义，请求向我军第159师投诚。但是在投诚人员名单里，徐上达用的是他的名字徐赞贤。
黄涤和徐上达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舍近求远，向我军第159师投诚，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通过调查，真相大白，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第159师把调查结果，向兵团司令部作了报告。没想到竟得到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亲自批复：拒绝“洞庭挺进纵队”投诚或投降，有关事宜，交给沔阳军分区独立第四团处理。
独立第四团团长郑怀远接到命令后，多少有些为难。独四团近来连续作战，刚下达了夏季休整的命令，况且这次作战不同以往，徐上达匪帮藏匿在洞庭湖中，第一不容易找得到。第二要全歼他们也有困难。
于是郑团长给黄涤写了一封信，承诺只要他带人放下武器，就能保证他和手下人的生命安全。但信中也强调，徐上达以及他手下那些身负累累血债的匪徒，不在赦免范围之内。
很快，郑团长收到黄涤的回信，他担心自己投降后是“羊入虎口，难逃活命”，所以主动放弃了最后一次回头是岸的机会。
有人劝说郑团长，再给黄涤一个机会。但郑团长认为，徐上达、黄涤匪帮滥杀无辜，手段极其残忍，在当地民愤极大。如果一味地对他们示弱，会让这些匪徒们变得更加嚣张。
8月2日，郑团长下令，全团停止休整，在监利县县大队的配合下，水陆并进，坚决消灭匪“洞庭挺进纵队”。
郑团长那封劝降信，虽然没能让黄涤投降，但是却在黄涤和徐上达之间，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
深受徐上达匪帮荼毒的当地百姓，听说解放军要进入洞庭湖剿匪，都非常高兴，有人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为剿匪部队当向导，更有人驾驶着自己的渔船，帮助剿匪部队深入湖区。最让郑团长感到意外的，是一家私营的轮船公司，主动捐赠出两条小火轮，协助剿匪部队行动。
郑团长还下令，对徐上达匪帮采用“坚壁清野”战术，从即日起，所有渔船渔民由剿匪部队统一管理，不得允许，不能随意下水捕鱼。遇到行踪可疑的人，一定要及时地向剿匪部队报告。
另外所有经营盐巴、粮食的商户，对买粮、买盐的人要实名登记，对一次性购买盐三斤以上，粮食百斤以上的人，要及时向剿匪部队报告。
8月4日，剿匪部队出动三个营的兵力，对湖匪经常出没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搜索。可以后数日，剿匪部队每天都在湖面上仔细搜索，却始终没有发现匪踪。
湖匪们有1400多人，有26艘风网船，这是洞庭湖上特有的船只，船体较大，每条船上可以搭载100来人，船上有三道风帆，遇上顺风，比火轮跑得还快。
另外湖匪还有100多艘小船，可以在狭窄的水巷中自由航行。按理说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藏在哪里也很难不被发现。现在愣是一点踪迹都找不到了。难道湖匪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郑团长有些着急，准备和兄弟部队159师取得联系，现在他们也在洞庭湖执行剿匪任务，看看他们有没有发现徐上达匪帮。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明华的渔民，神色慌张地来到独四团指挥部，报告说，他在滋口遭到几个陌生人抢劫，那几个人很奇怪，只抢走了刘明华刚买的10斤粮食，和一斤盐巴，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设法买些粮食和盐来。
郑团长对这个消息非常重视，马上通知驻扎在滋口的监利县县大队，命令他们马上登岸，在陈明华被抢的区域，进行严密的搜索。
很快有七八名湖匪做了俘虏，通过对俘虏的审讯得知，黄涤和徐上达，以及手下1000多名匪徒，一直潜藏在东洞庭湖。
郑团长随即下令，命令监利县县大队，扼守住滋口沿线各要害部位，防止徐上达匪帮从东洞庭湖回窜。随后又命令独四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傅庞如，率领一营两个连，团直机炮连共300多人，登上两条小火轮，沿藕池河东支直下东洞庭湖。
傅庞如在小火轮周围的甲板上，布置好第一道防线，战士们隐蔽在沙包后面，身背手榴弹，手持冲锋枪，严阵以待。
战士们身后，是轻重机枪阵地，机枪阵地中间，是几门迫击炮。
傅庞如坚信，只要不起风，剿匪部队依靠小火轮的速度优势，和强大的火力，一定会给湖匪沉重的打击。
出发前，一营教导员提出，最好再携带几艘木船，用来装载俘虏和缴获的物资。
小火轮速度快，木船速度慢，刚进入东洞庭湖，双方就拉开了距离。此时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湖面平静得犹如一块碧玉，一丝风都没有。
没有风，湖匪们的风网船只能依靠人力前进，速度比牛车还慢。
两艘小火轮，一前一后，在湖面上全速行驶，小火轮上的战士们双眼紧盯着远处，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下午2点左右，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小火轮行驶到良心堡附近水域，有个眼尖的小战士，突然发现远处湖面上，隐隐约约有几个黑点。
傅庞如举起望远镜，禁不住喜上眉梢，喊了一声“天助我也”。
湖面上那些黑点，是十七艘风网船，由于没有风，船上也就没有升起风帆，匪徒们任由船在湖面上慢慢地漂移。天气酷热，风网船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傅庞如命令一艘小火轮全速前进，迂回到湖匪船队的前面，挡住他们的去路。
另一艘小火轮，从正面向湖匪们的船队发起攻击，前后夹击，使匪徒们首尾不能相顾。
湖面上风平浪静，一场围歼战，悄无声息地展开。
很快，另一艘小火轮迂回到位，两艘小火轮同时拉响汽笛，湖匪们这才如梦方醒，有两艘匪船，用船上搭载的重机枪向小火轮扫射。
但双方距离太远，不能给小火轮带来任何威胁。
与此同时，傅庞如也下令，使用迫击炮，瞄准这两条先开火的风网船，进行轰击。
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风网船上，船上的匪徒被炸得鬼哭狼嚎，重机枪也被掀翻在地。湖水汹涌地涌进船舱内，在一片哀嚎声中，两条风网船沉入湖底。
其余的匪徒见势不妙，用人力驱动船只，试图逃离战场。两条小火轮追上前去，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把几条逃得最远的风网船，打得千疮百孔，毫无还手之力。
也有些悍不畏死的匪徒，纷纷跳入湖水中，拼命的游向小火轮，痴心妄想的想攀上船来，那只等他们刚靠近小火轮，甲板上的手榴弹劈头盖脑地丢下来，剧烈的爆炸，在火轮周围掀起一串串高高的水柱。
紧接着，战士们手中的冲锋枪爆响，水面上泛起阵阵血污，40多个悍匪，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葬身湖底。
其他风网船上的匪徒，走投无路，只得在船上升起白旗，表示要缴枪投降。
下午三点多钟，我军的十几艘木船才赶上来，战斗已经结束，一条小火轮靠过去，逐船收缴武器，清点俘虏。
在另一艘小火轮的监视下，湖匪们把武器整齐地码放在甲板上，垂头丧气的，走上木船做了俘虏。
由于俘虏抓得太多，很快十几条木船都装满了，只好利用匪徒们的船只，来装载俘虏。另外还有两艘风网船，装满了缴获的武器。
下午4点多，湖面上刮起一阵凉风，正在清理战利品的战士们，顿时感到精神焕发。
小火轮上的大副，忧心忡忡地跑过来，指着远处天边一大片乌云，对傅庞如说：“首长，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傅庞如问道：“我们的火轮，会有危险吗？”
大副道：“我们没有危险，但这些木船和风网船，就不好说了”。
傅庞如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大副指着远处的一片芦苇荡说：“只有马上把船开进芦苇丛中去，那里水浅有芦柴挡浪，还会安全一些”。
傅庞如立即安排船队向芦苇丛中撤退。没想到有两艘装载俘虏的风网船，在撤退途中，偷偷地升起风帆，向洞庭湖深处逃去。
此时风浪以大，小火轮的速度，追不上挂满风帆的风网船。
逃走的匪徒手中没有武器，傅庞如担心木船上的俘虏再有变故，于是放弃追赶。监视着船队驶进芦苇荡。
夏季的洞庭湖上气候多变，傅庞如刚把船队安置好，湖面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暴雨倾盆而下。
即使在芦苇荡里，那些木船还是被风吹得颠簸起伏，一些北方战士晕船，呕吐不止。
傅庞如让他们坐在船舷两侧，每人揪住一把芦苇，来减轻船身的晃动。
傍晚7点多，风停雨止，傅庞如率领船队凯旋而归，在滋口，将缴获的武器，和抓获的俘虏，移交给前来接应的监利县县大队。
然后又连夜返回洞庭湖深处，搜索逃走的两艘风网船。
两艘小火轮上的船长非常有经验，他们根据风速以及风向，很快计算出风网船大致所在的位置。逃走的匪徒们没有武器，也没有足够的食品，就算他们这次能够侥幸逃脱，也要就近靠岸寻找饮食。
第2天凌晨4点多，小火轮在湖面上发现一艘倾覆的风网船，但只是在船舱里发现了三具溺毙的尸体。
5个多小时后，另一艘风网船船也被找到，这艘船是匪徒们的旗舰，比其他船要结实一些，桅杆没有折断，但风帆已经被暴风吹飞了。
十几名匪徒，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在桅杆上，本来打算是船颠簸时不落水，没想到船翻了，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溺毙的匪徒中，找到了徐上达的尸体。
独四团这次以少胜多，打了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活捉洞庭挺进纵队司令黄涤、副支队长徐维桑等900余人，击毙匪徒40余人，匪徒溺毙500多人，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徐上达。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600余支。猖獗一时的洞庭挺进纵队，终于全军覆没。
徐上达虽然死了，可华容县的百姓认为，这样的死法，有些太便宜他了。
徐上达杀人如麻，单是何长工一家，除了孟淑亚母子，还有他的哥、嫂、堂兄弟等共31人，都惨死在徐上达手中。
1983年，何长工在孟淑亚和两个儿子的坟前泣不成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落泪。
事后有人告诉何长工，徐上达的后代，都在包头工作。
何长工沉吟良久，才缓缓地道：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