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东有阎锡山部，东北有汤恩伯部，北有高双成、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西有马鸿宾部，对我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他们图谋凭借军事优势，蚕食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队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统一战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只留周恩来同志指挥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牵制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我主力红军挥戈西征。
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兵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同志代理军团长，聂荣臻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西征野战军总部和右路军一起行动。此时，红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属右路军。
右路军经贾家坪、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根据总部命令，我二十八军除接替七十八师防守定边外，又抽出两个团配合七十八师继续前进，攻打盐池。
盐池位于宁夏东北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三省区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古城虽小，但城池坚固，城内原有一个保安团，马鸣远又增派一个骑兵营加强防守。我们在6 月20 日包围了盐池县城。我七十八师和二十八军各两个团分别于城东和城南，骑兵团于城西。白天，我们围而不攻，一面抓紧时间休息，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研究攻城方案。天黑以后，各团进入阵地。攻城号令吹响后，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发起猛攻。敌人依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拚命抵抗。战士们几次登上云梯，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下来。
我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首先从北城墙打开缺口，红军战士争先跃上城墙，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营长被击毙，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东门和南门也相继被我军攻破。伪县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西门仓皇逃走。21 日凌晨，全歼守敌，盐池城解放。
6 月30 日，我军奉命围攻安边城。攻城前，在东门外长城上构筑不少堡垒，除监视城内敌人动向，防止他们突围外，同时也防备敌人增援，打击来犯之敌。安边城墙又高又厚，我们没百大炮，如靠正面强攻，必然损失太大。
我们决定先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然后攻城。敌人很狡猾，当我们在挖通往城下的地道时，他们沿城墙在地下埋了许多大缸，专听缸内发出的声响，判断我们挖地道的部位和进度，事先做好了防御准备。地道挖到西门下后，我们把炸药装进棺材，放在城下坑道内。攻城一开始，先点着炸药，西门城墙炸开了一道口子。当部队向城里发起冲锋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我方伤亡较大，安边城没有攻克。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我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红军西征后，党中央所在地由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城（以后改为志丹县）。当时，保安城小，相比之下定边算是陕北比较大的县城了。于是，中央党校搬到了定边。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蔡畅、高岗等同志都到了定边。他们一面办党校，一面做少数民族工作。一些同志曾两次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拜把子、交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同蒙古族一位活佛拜把子，蔡畅同志年长，排行第一，我最年幼，排在最后。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人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区乡两级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级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援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盐池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北区成立了一个赤卫连，城区成立了一个赤卫排，北区的少先队还成立了两个赤卫小队。他们到处设岗，担任警戒，捉拿汉奸和敌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根据中央争取全民族都投入伟大抗日斗争的政策，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帐予以嘉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对回族群众，我军实行“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是：禁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违犯者以军纪处罚。红军很快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民族团结搞得不错。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三个民族的代表还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 年12 月12 日，发生西安事变。凌晨，张学良将军电告我党中央，要求红军协助东北军和杨虎成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共同防御胡宗南部队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派去进攻陕甘宁苏区红军的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开去。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成将军的邀请，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并同时命令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讨逆”。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三军曾万钟的一部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我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下令我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和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成两部进攻。我们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