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合作，1937年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既要政治坚定，又要不怕牺牲，还要足智多谋，李新农伯伯就是其中之一。李伯伯是我父亲江涛的老领导，阅读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新农专著《书生革命》，聆听了他老伴、老八路骆行阿姨的回忆，令我对李伯伯这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肃然起敬。
李新农1911年9月出生于北京，父亲在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国会议员，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政府中将高级参议，特殊的家庭背景为李新农抗战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打开了广泛的人际关系。
李新农16岁考上官费赴日本九州医科大学学习的名额，在日本期间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阮慕韩、陈凤桐、艾大炎，共同组织了“马列小组”，学习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他放弃了在日本即将完成的学业和已得到的公费奖学金，愤然回到祖国抗日救国。
李新农1935年经阮慕韩介绍正式参加革命，受中共北方局杨秀峰领导，负责做北平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1937年底经中共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王梓木介绍，李新农在武汉面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你的统战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过形势的变化要求你做更多的工作。”抗战八年李新农放弃行医，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事统战工作。他坚持“抗日不分先后、不分党派，只要诚心诚意抗日就好”的原则，遵照我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7年李新农经西北军我党负责人申伯纯的介绍，在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部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申伯纯、组织科长宋绮云），做宣传抗战工作。他撰写的小册子《抗战必胜论》印刷3万本，在西北军广为发放。1939年鹿钟麟公开反共、抓捕共产党，靠着扫地的勤务兵传递的消息，李新农迅速撤离躲过一劫。
1939年9月，李新农返回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129师暨晋冀鲁豫边区总部参议。他一上任就四处走访地方武装头目和当地绅士，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到河北武安做路厚斋、牛瑞亭等国民党杂牌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走访山西平顺国民党元老石璜先生，联合抗日。后来石璜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不幸在日军大扫荡中遇难，朱德、彭德怀等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1939年秋，李新农受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委派三下太行山，不顾安危赴国民党冀察游击第2纵队副司令兼第2师师长范子侠部，推心置腹地做他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星夜冒着大雪爬过险峻高山，护送范子侠赶赴129师驻地，与刘伯承秘密会谈。此举最终促成了范子侠率部4000人起义，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10旅，壮大了八路军的实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排除异己、破坏统战的阴谋。之后范子侠加入共产党，成为太行山抗战的勇将，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斗争，1942年为国捐躯。
1940年1月，李新农随刘伯承师长到冀西，与国民党鹿钟麟、朱怀冰等部谈判，劝告其停止摩擦、共同抗日。2月蒋介石下令国军第97军朱怀冰部、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向八路军太行、冀南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一忍再忍未果，被迫自卫反击。之后我方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划分了各自的防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此次自卫反击歼灭朱怀冰部万余人，其中百余名被俘军官被集中在八路军临时收容所。这些从少将至排长的俘虏，有的反动气焰嚣张，有的吓得诚惶诚恐，还有几位官太太整天哭哭啼啼。擅长做统战工作的李新农担任了该收容所所长，他带领同志们采取了“先安定情绪、取得信任，再发动‘群众’、寻找弱点、突破缺口”的策略，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细致、耐心的教育工作。经过两个月的教育，俘虏们的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致表达了对八路军的真诚感谢，随后被分批送出八路军的防区。
1941年初，国军27军军长范汉杰部不断向八路军129师驻地挑衅，我军因此牺牲了部分同志。李新农奉刘伯承师长之命，冒着日寇飞机的轰炸和国军的冷枪威胁，抵达山西陵川县27军军部，与范汉杰谈判解决越界纠纷问题。他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通刘副军长、王参谋长、预8师陈师长、李副官长等人的工作，又唇枪舌剑对一批27军高级军官据理力争、申明大义，其场面犹如舌战群儒般惊心动魄。之后他代表刘伯承师长与范汉杰军长面谈，终于与其达成共识，确认了双方地界、缓和了摩擦。
1942年李新农任八路军太南办事处（内部番号先后为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站和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主任，领导八路军在晋东南的统战工作和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国军第27军预备第8师陈孝强部在“五一大扫荡”中遭日军袭击，被迫退到我太行四分区防区，我军阻击日军掩护了陈孝强后撤。李新农奉命与陈孝强接洽，安排其休整了一段时间，在我方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陈孝强部提供了粮食、医药和住房等保障。事后陈孝强传来了热情的感谢信，此事成为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45年李新农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交际处处长。9月他与申纯伯等同志在辉县与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代表进行了“借道谈判”，并参加了高树勋率部起义后的整编和安顿工作。
1946年2月，李新农随刘伯承师长到新乡，参加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的“三方军事调处会议”，谈判晋冀鲁豫地区执行停战令问题。同年3月，国共协商解决战俘国军马法五中将与被俘的新四军叶挺军长等交换事宜。李新农亲自护送马法五从我太行根据地到达新乡，乘飞机平安抵达重庆。但不幸的是因国民党特务做手脚，叶挺、博古、王若飞等同志在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失事。
解放战争打响后，李新农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医疗战线担任领导干部。历史事实证明，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汉奸走狗最有力的法宝。虽然在抗战功劳簿中未见李新农的赫赫战功，但他在统战工作中不计名利、殊死奋斗，坚定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敢于、善于与各类人打交道，正确处理与友党、友军的关系，其成效难以估量，其功劳名垂青史。
此文刊登在2011年2月《红色太行》2016年第四期《长治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