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采访了抗战军民、八路军伤员，也采访了在那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医生。其中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采访了来自德国的八路军军医汉斯.米勒。谈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诽谤共产党“不打仗”时，米勒医生非常愤慨地告诉斯坦因：经他个人就治疗了九千人以上八路军伤病员和许多被俘士兵。半年后，斯坦因出版了产生极大影响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一年后，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反法西斯来到中国
1915年1月，汉斯.米勒出生于德国一个半犹太人家庭。1933年，德国法西斯开始残酷地迫害犹太人，高中刚毕业的米勒历经艰险离开德国，在瑞士巴塞尔医科大学学习,同时参加反法西斯的活动。1939年1月，24岁的米勒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原本可以到远离二战硝烟的南美洲工作，但他勇敢地选择到危难中的中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
1939年4月，米勒远渡重洋来到香港，参加了宋庆龄、廖承志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恰逢急需有人将国际援助的600箱医疗用品和一辆救护车送往延安，这批救援物资是八路军在之后六年抗战中获得的最后一批医疗用品。米勒主动请缨，从香港到延安行程万里，途径越南、广西、贵州、四川，跨过千山万水、经历重重危险。
在太行抗战最久的洋大夫
1939年9月，米勒护送医疗用品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他看到八路军急需医学专家决定留下来工作，被安排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两个月后，他要求到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医院领导考虑那里不安全，没同意。他就找到毛主席和卫生部领导再三要求，终于获得批准。
11月4日，米勒与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等35名人员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12月21日，他们来到驻山西武乡王家峪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朱总司令用德语欢迎米勒。三天后，米勒在白求恩追悼大会上发言：要像白求恩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一切。
米勒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以高度的责任感、忘我的战斗意志、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他在太行敌后根据地工作的四年，正是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时伤员很多，米勒亲临前线阵地救治伤员，因个子高大就弯着腰或者跪在地上为伤员做手术。“五一”反“扫荡”中，有一次日军距离米勒的手术队仅有八公里地，有二百多伤员必须转移到后山。米勒指挥护士搀扶着轻伤员上山，亲自与老乡用门板一次次地抬着重伤员转移。当最后一位重伤员抬上山时日军到了，米勒来回奔跑累得差点吐血。
太行根据地的生活条件很艰难，米勒与抗战军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和大家一样，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由于工作紧张、劳累，生活又很艰苦，原本身体强壮的米勒逐渐衰弱下来，感染了伤寒、疟疾等疾病。1943年元月他全身浮肿，又患了重症痢疾，断断续续昏迷了四周，党中央急电送他回延安。同志们用担架抬着米勒上路，从晋东南到延安绵延近五百公里，多是崇山峻岭、深沟大壑，特别是日伪军的封锁更令行程困难重重，一行人走走停停近三个月。
4月初，米勒途经位于山西交城县的八路军晋绥八分区时，得知山上八路军张中如营长负重伤生命垂危。米勒不顾身体尚未康复，立即奔上山来。他半夜赶到密林中护林人的茅草房里，用随身携带的手术器械给张营长做了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这套德国名牌手术器械是米勒在瑞士时用瑞士红十字会捐款购买的，千里迢迢带到太行山来的，也是敌后几百万人根据地中仅有的一套完整手术器材。米勒将其视为珍宝，可惜在过日军封锁线时因一位小战士不慎丢失了。多年后米勒对它仍念念不忘：这套器材救治过多少伤病员呀！张中如是他用这套手术器材救治的最后一位伤员。
从被称幺蛾子到竖大拇指
1943年4月，米勒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内、外科指导医生。“保卫中国同盟”曾捐赠给医院一台珍贵的X光机，美国观察组用军用飞机将它运到延安来。医院缺乏会使用的医生，米勒就担任了用它为病人透视检查的工作。
1944年，米勒前往八路军晋绥联防军帮助控制流行性斑疹伤寒疫情，提出用大铁锅烧开水煮衣服、被褥，消灭传染源虱子的土法预防。一位山东籍的李班长发牢骚说：“这个大鼻子好狠呀！治不好病就想出叫我们煮被子的幺蛾子来！要是不管用，我就把他的大鼻子割下来！”不久这个办法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传播，李班长不知道怎样表达对米勒的佩服，乐呵呵地竖起了大拇指。
一次村里一位产妇难产，开始她丈夫拒绝男医生接生，直到产妇生命垂危、束手无策时才跑来找米大夫。米勒尽全力挽救了母子的生命，村里人也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许多年后他一提起此事，还是非常开心。
成为中国公民和共产党员
1945年8月15日，米勒在延安参加了朱德举行的宴请国际友人庆祝抗战胜利的酒会。之后，他准备回德国看望父母，朱德亲自为他写了《证明书》。朱德和聂荣臻分别写信给林彪望给予帮助。卫生部长苏井观亲笔书写了感谢米勒功绩的《服务证明书》。但那时出国沿线通道已被国军占领，米勒未能成行。萧克司令员对他说：“现在回不去，你能不能留下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再回德国？”米勒医生说：“那好吧，我就接着干。”
解放战争期间，米勒先后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医管局主任、北京军委卫生部医务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军区野战总医院的各项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枪林弹雨中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1949年7月28日，共同的信仰、战斗的经历、相互的感情使来自德国的汉斯.米勒和来自日本的中村京子相识、相爱，结成革命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任院长、教授等职，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日夜操劳、辛勤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虽然担任了领导工作，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医疗与科研第一线，每周定期到病房看望、诊治病人。在医疗工作之外，他还担负了重要书籍与史料的翻译工作。
经本人申请，米勒1951年加入中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位反法西斯战士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杰出的中国公民。他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医学院的建设、新技术的引进、年轻人的培养等方面功不可没。他领导陶其敏教授团队开启了我国预防乙肝的先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和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
该完成的工作都完成了
1984年，年近七旬的米勒重返山西武乡原八路军总部旧址和原前总医院旧址，回忆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四年历程，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在土河村，他随老妇女主任回到当年做手术的老房子。在彭德怀旧居，他回忆起彭总送他皮夹克时的亲切话语：“米大夫这件皮夹克虽然已经旧了，但可以抵挡寒风，送给你保重身体。”在老房东申邦治家，老哥俩相拥激动万分，申大爷乐呵呵地说：“那时你总叫我媳妇：桂芬，给我点吃的吧。”
1983年至1994年，米勒当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汉斯.米勒教授来华参加中国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并授予他《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1992年6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了《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展》。在中国工作长达55年，把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幸福的米勒说：“我是一名来自莱茵河畔的普通战士，几十年来，跟着中国革命的步伐前进。在党的教育下，在中国人民的关怀下，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对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此文刊登在2015年6月3日《解放军报》、2月《长治方志》、3月《红色太行》、8月《同心刊》、6月《长治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