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与四封信的故事 ——和苏燕燕、苏大健见面追记

李冰天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左起王宏坤、李作鹏、苏振华、杨勇、吴法宪、王树声。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左起王宏坤、李作鹏、苏振华、杨勇、吴法宪、王树声。

2014年年底,梁爽(开国上将李天佑之子李亚宁夫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李大哥,你认识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吗?”

我说:“不认识。当年,苏家我只认识承德。还是文革前我们海军大院的几个人一起去养蜂夹道游泳。”

梁爽说:“苏燕燕说,你爸爸的回忆录出版了,听说写的很好,她想要一本。”

我说:“可以送她一套书。”

梁爽一转话题说:“苏燕燕还和我们讲了一件你爸爸的往事,她说,家中出事后(指苏振华1967年1月被打倒),她就到云南插队去了。后来得了肝炎,病得很重。当地缺医少药,同意她回京治病。到京后,苏燕燕举目无亲且身无分文。你爸爸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将她接到海军总院看病。还给她生活费和药费。病情缓解后又给她路费回云南。燕燕说,是你爸爸救了她的命,不然她可能活不到今天了。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其实苏家子女主动提出见面的信息去年早些时候有人已传递给我了。只不过现在希望见面的人由苏承德变成了苏燕燕。而让我吃惊的却是梁爽在电话中所讲述的故事,因为爸爸生前从来未提起过此事。

至今官方的宣传口径仍然是:文革初期,在林彪的支持下,李作鹏为了阴谋篡夺海军领导权,不仅是打倒苏振华的“元凶”,也是迫害苏振华的“罪魁祸首”。官媒把李作鹏与苏振华说成是海军最大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等等。这样的蛊惑宣传已经四十多年了,不明真相的人们深信不疑。

文革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了。期间,苏、李两家子女没有任何来往。此时见面,苏燕燕要向我讲述什么呢?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与苏燕燕见面的事都有些淡忘了。5月初的一天,梁爽突然来电话。她约我夫妇和苏燕燕、苏大健一起吃饭。还约好苏、李两家互带一本书相送。时间就定在5月16日中午。
按约定,我与老伴准时来到位于金鱼胡同的眉州东坡酒楼705雅间。苏燕燕、苏大健和亚宁夫妇都迎到门口,大家像老熟人似的握手问候。一眼看去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未入座前,亚宁提议先照张合影相,大家都同意。


左起:李亚宁、苏大健、李冰天、苏燕燕、王秀珍、梁爽。
左起:李亚宁、苏大健、李冰天、苏燕燕、王秀珍、梁爽。

入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互赠书。我带去了两本书:《李作鹏回忆录》和画册《沧海永生》。苏燕燕则带了一本《从高山到大海》。

苏燕燕拿着书问我:“你有这本书吗?”

我扫了一眼那本书说:“我看过。”

多年前我就看过《从高山到大海》这本书。那是海军几个“枪手”,按照官方统一的调子写的。该书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回顾海军的历史,而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篡改、掩盖事实真相。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对我父亲在海军期间的工作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我心中一沉:她为什么送我这本书呢?但又转念一想:父亲“被反党”、“被反革命”、被妖魔化已多年了,并没什么奇怪的。再说了,想在国内出版历史文献类书籍不这么写能与读者见面吗?

我打开父亲回忆录的扉页正准备按常规写几个字留念。苏燕燕对我说:“你要写上:送苏振华将军子女惠存。这套书不是送我一人的。”又说:“我们家有一个小图书馆,你爸爸的书要放在图书馆中大家看。”

按照苏燕燕的要求,我写道:送苏振华伯伯子女惠存李冰天2015年5月16日

苏燕燕也在《从高山到大海》的扉页上写道:(见下图)




不需要更多的赞扬只需真诚的怀念

冰天大哥留存

苏振华将军子女

2015年5月16日

我拿着书细细地看着扉页上的字。在一本歪曲历史,诬陷、诽谤我父亲的书上,留下的却是“苏振华将军子女”对我父亲的“赞扬”和“怀念”。苏燕燕的题字是代表了苏家子女,看来事先是有商量的。

是惊喜?是感叹?当时也不知是什么感觉,只好像有一股暖流在融化着心中的坚冰。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苏振华将军子女”会写下这样毫不隐晦的流露真情的表述。

聊天中,我大概了解苏燕燕、苏大健的一般情况。

苏燕燕1949年生人,在家排行老三。文革开始时在北京师院附中读高一。后带大弟弟(老四)到云南插队。72年苏振华复出后入伍,在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307医院工作。再后来就转业下海经商了。

苏大健1952年生人,在家排行老五。文革开始时在翠微中学读初一。后随母到干校。72年入伍,在青岛水警区扫雷舰大队当兵,提干。后转国家海洋局工作。

苏燕燕开始讲述,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李作鹏写的“三封信”的故事。

第一封信。苏燕燕说:“到云南插队后的1970年,她感染上了肝炎,当时病情很严重。转氨酶指标高达800多。人瘦的不足百斤。当地无法治疗,批准她到北京看病。”

“到京后,我即身无分文,又因病体力不支而留宿在车站,被公安按‘盲流’送到了收容所。在收容所,我告诉他们身份及病情后,公安人员建议我给海军领导写封信。我没多想,提笔就给李作鹏写了一封信。”苏燕燕清楚的记得,信封上写的是“海军司令部办公室转李作鹏政委收”。

“两天后,一位海军专案组的干部到收容所来找我。他说:‘你给海军领导的信收到了。李政委指示带你去看病。’我被安排住在海军第三招待所。生活条件好多了。”

苏燕燕说:“真没有想到,这么快李叔叔就有了回音。”

她接着说:“后来我到海军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证实得了肝炎。这个病在当时是要隔离治疗的。海军总院是收治军人的,我不够住院条件。”“一天,那位海军干部拿着200元钱交给我,说:‘这是你父亲的工资。李政委指示,让你用这钱看病拿药和做生活费用。’”

“几个月后,我的病情好转。那位海军干部又送来200元钱,说是回云南的路费和继续治病的钱。”

苏燕燕喜出望外,激动的对我们说:“先后两次李叔叔指示给我送钱,那时的400元钱真是救命钱呀!我真的要感谢李叔叔,真得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封信。苏燕燕的生母叫孟玮。文革前是农业大学的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受批判,下放到河北涿州的干校劳动。身边带着苏家老五和老六。当时,苏燕燕要定期到医院拿药治病,只有住在离北京较近的妈妈处休养。

这段时间她有机会和俩个弟弟生活在一起了。她发现,农大涿州干校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未成年的小弟弟(老六)瘦的皮包着骨头,有时饿急了,他就偷吃喂马的黑豆餠。

苏燕燕决心又给李作鹏写了第二封信。她回忆,是花八分钱寄的普通信。信封上还是写“海军司令部办公室转李作鹏政委收”。

苏燕燕说:“没想到几天后,农大干校开进来一辆海军牌照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两名海军干部。找到我说:‘你的信李政委收到了并作了批示。我们今天就带你弟弟去海军草坨子干校。’”

“不久。弟弟来信说过,草坨子干校太好了!吃的饱肚子,还发工作服,每月还发五元钱生活费。让我弟弟最高兴的是,他在学校时的不少同学都在那里。每天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开心。”

第三封信。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苏燕燕的病情大有好转了。她决定回云南再继续治疗。回云南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苏燕燕想不到的事。他的大弟弟因打架致伤了对方,被当地警方拘押。好不容易捞出来让他回北京避避风头,又被海淀公安局抓了进去。苏燕燕说:“我担心弟弟在牢中会被打死,给李叔叔再次写了封信。不久,海军不仅派人将弟弟从公安局接出来,而且还直接送回了云南。”

苏燕燕感慨地说:“当年,我给李叔叔直接写了三封信,都有了结果。不仅解决了我的治病问题,还解决了俩个弟弟的问题。要不是李叔叔出手相助,也许我早就病死了,也许我弟弟们就被打死了,饿死了。事过多年了,我和不少朋友都讲起这个故事。我很想和李叔叔的后人也讲讲这个故事,即表谢意,也了心愿。”

苏燕燕的故事讲完后,苏大健接着说:“我弟弟到海军草坨子干校后,我也想去。我妈妈后来也给李叔叔写了封信。很快,我也被接到草坨子去了。”

这就是苏家姐弟讲述的“四个故事”。李亚宁感叹地讲:“这是四十年前的故事,一个没有被忘记的感恩的故事。”

苏燕燕说:“我爸爸出来工作后,我也把这个事告诉了爸爸。虽然爸爸当时并没有表态,但他听的非常认真。”


为历史性会面,为“四封信”的故事干杯。
为历史性会面,为“四封信”的故事干杯。

见面结束,我回到家不久,便见到微信上苏燕燕发了一篇感想。全文如下:

同室操戈,尘埃落定。历史会面,殊途同归:同室操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从上至下规模最大、混乱无序、时间最长的一场同室操戈的大场面。“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你上场跑马一圈掀翻在地,我扬鞭挥舞落荒而逃。昔日骁勇上将,瞬变阶下囚徒。操戈之人,枪挑各路小梁王。于是乎,仇家上来,原为打天下、耕者有其田的同任志士,全变成仇家乌鸡眼。很多良将都卖了良心,变成一锅滚肉汤。

在我们海军,人人都认为后来被划为林彪集团的李作鹏政委是被打倒的前海军老政委,我父亲苏振华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敌,是迫害苏振华的海军元凶。可悲的历史描述!作为苏振华的很喜欢的二女儿,却在文革过去李作鹏被定性似乎仇家已报的几十年里,始终在不停地讲述三封信的故事。这故事的真实是因为我和弟弟们生命还在延续,是我们在那挣扎和无奈的青少年时代竟然获得“政敌”给予的生机。由于还活着,我感恩于一个在人性之火泯灭,人际变得势力和冷漠,不惜落井下石的年代中,那一颗清醒的大脑,敢作敢为敢担当的“反派”将军。

1970年因为在云南插队患了严重的肝炎,体重不足90斤,回北京后连出北京站的力气都没有,在北京站被当成盲流收容。那时的“老公安”十分人性,得知我的背景后建议给李政委写信,我那时的样子估计没法看了。走投无路的人写了第一封信。不出三天海军派专案组把我安置在海招。并奉李政委之命带我去海军医院检查,先后给了父亲被扣押工资的400元用于治病和返乡。我们家小六那时被安置在母亲的干校,母亲被关押。弱小的他睡在一个大土炕上和一堆成人挤在一起,常常饿肚子偷吃马的饲料,面黄肌瘦,让人心疼掉泪。我又给“反派将军”写了第二封信,不出一周,将军派专案组开了一辆吉普车接走了弟弟,送到了海军草坨子干校,起码能吃饱饭,混迹于发小之中。我的大弟因在云南插队打了流氓,因为是黑帮子弟被武装看押,我帮他逃脱回京又被海淀分局扣留。我担心他的身份会在牢里被打死就再给“反派将军”书信一封,没想到将军又派人将他接出直接送回云南,不知有何交代,再未遭受不公待遇。

各位看官,不知你看到一个政敌如此出手,救助在别人看来是“死敌”的子女,有如何感想?无语解释。多年来我只是感恩。看到一座坚硬的墙,上面挂着一颗跳动的心,不协调却鲜活,不能解释不用解释,因为这颗心是救人一命的心。义士!

三十几年过去了,政敌们都幻化星云,后代们都皓首蹒跚,我始终想向“反派”将军的后人表达这埋藏多年的谢意,不必为“错误”纠欠,在战争中死过活过来,在同室中被斗过醒过来。在浩渺宇宙中我们只是普通人,具备普通人的良心同情心,坚持做人正直的底线,就是值得尊敬怀念的人。今天和冰天见面,相谈甚欢,老头老太太之间再无硝烟的间隙,回首历史,糊涂一些,展望余生,平和随意,何不乐哉?我们互换父辈的著作,我的扉页写道: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赞扬,只需更多的怀念!感谢李天佑将军公子李亚宁、梁爽伉俪热情周到安排,以了老妇多年心愿。

写到此,我突然想起1981年初公审判决书中,认定我父亲的“罪名”之一是“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这其中就有苏振华。父亲始终拒不认“罪”。

父亲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与中央专案组激烈辩争的对话,写得非常精彩: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辆卧车浩浩荡荡来到我住地的营房里,把团部会议室当成审讯室。然后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发位置上。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谁,我不认识,估计可能是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干部。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级云烟往茶几上一放,然后看看茶杯内的茶叶,大概嫌茶叶不高级,把它倒在痰盂里,再从皮包内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茶叶盒,倒出高级茶叶,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几分钟。我端坐在那里,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里想:“别看你强装镇静,也掩盖不住你的内心发虚。”

他点上一支烟,翘着二郎腿,拉着长音向我发问:“你是李作鹏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问:“你对你的罪行交待得怎么样?”

我说:“我有什么罪行?我所认识到的错误都交待了,都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发大声说:“你胡说!你打倒苏振华就没有很好交待。”

我压着火回答:“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决定打倒苏振华?是中央军委决定揪出苏振华,并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斗,我违背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决定,把苏振华从群众手中要出来,并把他秘密隐藏起来,是我救了他一条老命!”

“大官”叫起来:“你还狡辩!你无情打击、残酷陷害苏振华。”

我反问他:“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无情打击、残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搞逼供的就是你们,无情打击正是你们!”

“啊!你还想抓我的小辫子?”

我说:“不!抓小辫子算什么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辫子,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

那个“大官”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呆若木鸡,狼狈不堪。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左起王宏坤、李作鹏、苏振华、杨勇、吴法宪、王树声。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左起王宏坤、李作鹏、苏振华、杨勇、吴法宪、王树声。

与苏燕燕见面时,我答应送他们家一张历史老照片的电子版(见上图)。苏燕燕回微信:“收到,过去没看过。转发到我们家的老人圈、不搞文革,大家是这样。搞政治运动,就变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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