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思平
常常有人问我：“你爸爸姓赖，你姓来，你的姓是假的吧？”我会说：“我是真的，我爸爸是假的！”其实，我母亲王子如的姓也不是真的，她本姓“刘”，原名“刘雅亭”。他俩都是在30年代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改了姓。父亲姓过好几个姓，最后选择了谐音的“赖”；母亲是一次国民党通缉她，特务把她堵在了家中，问她是什么人，她机警地应对，说是客人。特务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随口答道：“王玉清”。从此她就姓了“王”，后又改名“王子如”，一直延用下去。那天特务仍不甘心，蹲守在大门口。天黑以后，母亲穿上我舅舅的衣服，女扮男装，混出了家门。
1937年七七事变，他俩奉命从北平撤离，途经山东，辗转到达延安。他俩分别在两个班学习革命理论，武装思想，于1939年奔赴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他们又为建设新中国，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1958年5月20日，父亲因肝癌医治无效去世（1930年～1932年他在国民党的北平第一监狱患急性肝炎，落下了病根）。终年48岁。
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当时因子宫肌瘤手术后出现盆腔血栓，正在住院。她没有意志消退，她要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同时还肩负着北京市委妇委副书记、北京市妇联常务副主任的重任。她以超人的毅力修复着精神和身体的创伤，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一心为党为民的誓言。
母亲在医院对我们说：“咱们搬家。房子是国家给你爸爸安排的。我有我的组织，组织会给我安排的。”
（原来的住房在西城区屯绢胡同西口一个树木繁茂的大院。全总在里面盖了三座小楼。两座是连体的；我们住的是单体的那座。有十来个房间，四个卫生间。厨房、餐厅、避餐室、客厅一应俱全。）
奉母命，我们立刻搬家。北京市给母亲安排的新家是南小街大方家胡同5号，是一个两进的标准四合院。这里也是早就改造成了有暖气，有卫生间，有锅炉房，有车库等现代设施的住所。
母亲在医院，听我们说把原来家中的沙发、家具也搬到新家了，就说：“那是全总的，退回去吧。”我们当然是照办。
新居的房子也不少，母亲就把市妇联宣传部长李果阿姨和她母亲接去，住东厢房（李果阿姨独身）。院子里有之前居住的范瑾阿姨种的玫瑰香葡萄，好大一架葡萄！后来，每年结了葡萄，母亲只给我们一些吃，差不多全送给了妇联的幼儿园。母亲自己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核桃树，后来居然还真结核桃了（我们搬走后，是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居住，他女儿去医院看望我母亲，带去的就是这颗树结的核桃）。
父亲去世时，中央每月给母亲发260元抚恤金。母亲说，她自己的工资每月240元，不需要领抚恤金。组织上没有同意她的意见，仍然每月发给她。大约发了一年的时候，母亲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坚决不再领。她派我送到中组部。这样，组织上才停发了这个钱。
大约1963年，我舅舅的一个儿子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他符合领取助学金的条件。但母亲说：“给国家减轻些负担吧。”于是，她出资供表弟上学。
母亲受父亲去世后被错定右倾机会主义（1979年中央发文平反）的牵连，被免去北京市委委员，调离市妇联，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副局长。上班要到南城的市府大楼。先是每天司机接送，后来母亲觉得太费汽油，就向组织上提出搬到市府大楼宿舍住。1961年，我们搬到了市府大楼宿舍楼的两个两居室。
文革开始，母亲和机关其他领导一样，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住房被卫生局一群众组织的当权者占了一套，我们就不够住了。1972年，母亲又突发脑梗，左半身不能动，住院治疗康复，能行走了。住院期间，她在一次练习走路时摔了一跤，左腿股骨颈骨折。手术固定后恢复了行走。母亲身体基本恢复了，但因住房困难，在同仁医院住了四年。
后来落实政策，组织上在龙潭湖分给她两套普通的两居室。为了照顾她有病之身，能离我和妹妹近点儿，经组织协调，搬到了儿童医院宿舍楼的两套两居室。有一天，胡锡奎的女儿——我的同学胡纪五，对我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看到，木樨地为遗属盖了一个楼（木樨地19号楼），分给你妈一套，我看见她名字了。你快去问问。”我高兴地去给母亲报信儿。母亲平静地说：“不要去问，该给的话，组织会通知的。”我们就听话地没有去问，。后来一直无消息。听说，是刘某涛的儿子住了。
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时，她的工资停发，每月只给她和家中的老阿姨每人20元生活费。那时我大学毕业分到北语刚工作一年，每月工资46元，我全部交给母亲，可顶了大用！落实政策时，补发了母亲被扣发的工资，她全部交了党费，并有一年时间每月交一百元党费，直到组织不收了为止。而她自己的生活省吃俭用，袜子连脚面都打了补丁。毛衣的袖子破了，就拆下袖子，当坎肩儿穿。冰箱，是最普通的“雪花牌”；到死都没舍得买个彩电看……简朴的生活，乐观的心态，让她笑对人生。她左手不能动，就练着用右手。一只手穿脱衣裤；一只手换花盆；一只手包饺子……
对待1961年到我家帮她料理家务的老保姆，母亲视为亲人，平等相待。老阿姨孟步云，是一个起义将领的二太太，其夫曾是张学良的中将副官长。文革中，她丈夫及家人都离开了人世。她年纪比母亲大五岁，无儿无女。1977年左右，母亲让我接她来语言学院我这儿，我和老阿姨互相有个照应。母亲每月出她的生活费，嘱咐我要给老阿姨养老送终。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办了。1987年，在母亲去世后4年，老阿姨在84岁时离开了我们。
1983年12月31日，母亲在患急性进行性肾衰竭几个月后，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她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行。
来思平
2020年12月
附:
王子如，女。1910年生，天津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屯留县委书记、晋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科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妇委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妇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