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江涛于1950年底至1957年底，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度过了他31岁至38岁的时光，留下了近五万字的笔记和一百余张黑白相片，以及勋章、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遗物。因父亲英年早逝，我对这些遗物的故事细节知之不多，但结合父亲战友们的回忆录，那段历史的整体画面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一、志司的部侦情报干部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以阵地战为主，开展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最后发动了三次夏季反击战役。
第一阶段期间，父亲1950年11月第一次踏上了朝鲜战场的土地，任首批军委情报部赴朝情报调研组组长，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
第二阶段期间，父亲先后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情报处处长，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战备和三次夏季反击战役。
直到1957年10月，父亲圆满完成了祖国交给的部队侦察与情报工作任务，凯旋回国。
上级之所以把这些任务交给父亲，与他的革命历程息息相关。父亲1938年8月从抗大毕业后，被选派到军委参谋部二局在延安举办的谍报训练班，抗战期间从事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野战军带兵打仗，建国初期被选派到军委情报部领导部队侦察（以下简称部侦）工作。除了坚定的信仰，父亲在部队侦察、情报工作、指挥作战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使他能够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二、任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组长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11月中旬，军委总情报部决定组建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赴朝鲜战场，由时任情报部部队侦察处副处长的我父亲江涛任组长，其任务是：1、指导、调研部队战场侦察工作，2、审问联合国军俘虏，3、搜集整理敌军情报。
调研组立即做好思想上、工作上、物质上的准备，抱着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在情报部院内合影留念，他们是：江涛副处长、刘雨风科长、朱化副科长、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
11月23日，调研组从北京秘密出发，在沈阳军区摘下解放军帽徽和胸牌，身穿无任何标志的军装，配备了德国造手枪，于12月1日从吉林宽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因敌机白天狂轰滥炸，调研组只能利用夜幕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进。沿途的残垣断壁与悲愤的老幼妇孺，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无比愤慨。4日，调研组到达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所在的志司驻地——大榆洞。调研组马上一分为二，父亲带朱永琪和赵锐随志司赴前线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其他六人到位于碧潼的志愿军战俘营审问俘虏。
除两位科长外，调研组成员多是刚入伍的青年学生，父亲注重手把手地培养他们成为我军的优秀情报干部。父亲给朱、赵布置任务做到事无巨细：1、搜集敌军文件，特别是美伪军的作战计划、密码、地图等。2、调研部队侦察工作，如何进行侦察？有何经验和困难？3、参加部队的作战总结……父亲对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行军，如何生活等细节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和叮嘱，并鼓励他们凯旋而归。朱、赵深受感动，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三、参加第二至第四次战役
在志愿军第一阶段作战五次战役中，父亲参加了第二至第四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是扭转战局的战役。志愿军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毙、伤、俘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及“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正如彭德怀写道的：“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胜利的基础，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父亲留下了两张缴获美军坦克的老相片，相片的背后写着：“二次战役后军隅里附近，我一一八师的一个连击毁敌坦克九辆，此为其中之一。”
在第三次战役，我军对依托“三八线”防御的敌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共歼敌19000多人。父亲那时的老相片显示：身穿无外罩的棉军衣，虽皮帽下的面庞疲惫、消瘦，但目光却依旧炯炯有神，展现了志愿军将士的英雄风采。
在第四次战役，为制止敌军发动的攻势，我军主力停止休整，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转入运动防御，歼敌7.8万余人，争取了掩护后续兵团到达的时间。父亲多年后回忆紧张的战斗情景时说：“我们在朝鲜搞情报的时候，一边刷牙一边看电报，放下牙刷马上就处理事情。”
第四次战役后，调研组任务结束，父亲回到情报部。
四、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
1953年1月，父亲奉命赴志司轮换，任志司作战处任副处长。21日，军委情报部阎揆要部长给我父亲布置了任务，晚上部里召开了欢送会。22日，父亲再次登上出征的列车，这次与第一次赴朝有所不同：一是不再只穿无任何标志的军服，而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牌。二是不再是秘密出征，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送。三是父亲不再是单身一人，而有了与年轻的妻子与襁褓中的女儿（我）的牵挂。
一路上冰雪湿滑、路窄坑多、地雷密布，发生了多起翻车事件。车祸造成了人员牺牲，战友伤势严重，幸好我父亲有惊无险。27日，父亲到达志司驻地桧仓郡，向杨得志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报到，任志司作战处任副处长。
志司作战处处长先后是丁甘如、肖剑飞，副处长有杨迪、成普、原星。那时作战处内设作战、情报、军训、防化、测绘等科，父亲在作战处负责情报科工作。
作战处是志司首长能参善谋的助手，其主要任务是：
1、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研究敌、我、友的部队编制、武器装备，熟悉战区的兵要地理、气候变化，判断、分析、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2、根据上级的意图拟制具体作战方案，向各部门和各部队传达、检查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组织协调部队的行动与集结，担负武器装备的分配与调整。
3、落实作战指挥所（邓华指挥所、韩先楚指挥所、东海岸指挥所、西海岸指挥所等）的组织分工，以及参谋的学习总结、部队的军事训练等。
1953年初，志愿军的重要任务是反登陆备战。1月20日，二战时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承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作战处综合分析后认为：美军很可能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企图再现美军诺曼底登陆的雄风。经上报志司首长和党中央后，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作战处根据上级意图，夜以继日地实地勘察，拟定了陆、海、空和各兵种协同作战方案。此方案经首长批准与修改后，作战处标绘了作战地图，协助组建了的东、西海岸指挥部。迫于我军充分的防御体系和战术反击，美军4月26日被迫取消了大规模登陆计划，重新回到中断了半年的谈判桌前。
五、任志司情报处处长
志司成立之初设有情报侦察处，崔醒农、李士奇先后任副处长。后来情报处一度取消，情报工作划归到作战处的情报科负责，分为审理组与侦察组。1953年5月，经志司解方参谋长提议，志愿军首长批准：情报科改为情报处，父亲江涛任志司情报处处长。
军事情报是指挥作战的根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志愿军的情报工作主要有：
1、建立全线观察体系。组织一线部队在阵地建立各方位观察所监视敌人，配备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等侦察与传送情报。如上甘岭战斗中，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面、背面建立全线观察网，相互交换情报，及时发现敌方动态。
2、开展渗透潜伏侦察。在军、师、团、营选派机智勇敢的侦查员建立侦察分队，在预定地区寻找丛林、草地、乱石堆等潜伏获得情报。我侦察员可身穿南朝鲜或美军军装，袭击敌指挥所、捉“舌头”，我方共捉到“舌头”约3000人。
3、开展全面侦听工作。联合国军之间通话、空军飞行员交流、外国记者通讯常使用明语。我军从国内调配来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各部以报话机、无限电话、收音机、电台进行全天候侦听。要求部队打扫战场时注意收集敌方的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等文件，用于破译敌军密电。如上甘岭作战期间，15军话报侦听收到有价值的情报有270份。
4、审问俘虏获取情报。被我方捕获的俘虏近两万名，通常在前线先由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我军后方俘虏管理处审问，俘虏大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我方通过审俘与研究缴获的文件，了解到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
5、破获敌特分子。敌军用直升飞机夜间空投的方式，派遣大批特务空降我方区域，收集我军情报。如1953年初，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区一次空投特务96人。部分漏网敌特观察到我军在东、西海岸严阵以待的情报，使美军对大规模登陆计划犹豫不决，从而向我军发动“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被打败后彻底放弃了登陆计划。
6、分析研究上报情报。将来自各方的情报及时与相关部门一起汇总、分析、研究，及时上报志司首长与相关部门，并且适当通知友军。如：我军侦听到美军次日派大批飞机轰炸我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情报，上报后使我方有一天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很小。
父亲除领导部队侦察工作外，还担负了志司建章立制、军事参考、刊物编辑等工作。
六、参加反登陆备战和夏季战役
父亲任志司情报处长时，正值1953年志愿军春季反登陆备战和夏季三次战役。期间，敌我双方在宽达200余公里的正面进行大小战斗133次，与上甘岭战役齐名的老秃山攻坚战是其中之一。
老秃山原名上浦防东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美军看成是“汉城的北大门”，因被炮火所致草木皆无、遍地焦土、一片秃岭，从而得名为老秃山。美军称老秃山为其“最坚固的阵地”，在此部署重兵、架设7层拦截铁丝网、纵横交错的战壕、200多个地堡、配备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三年来的数次战斗中，敌我反复争夺、几经易手，双方均伤亡惨重，其激烈拼杀之残酷可同上甘岭相提并论。1953年3月23日，志愿军47军423团从7个囤兵洞发起攻击，重新占领主峰阵地。美军实施毁灭性的轮番轰炸，423团白天兵力撤离、炮火控制，入夜再以兵力占领、固守阵地。直至28日，美军不得不放弃夺回老秃山的奢望。同年12月9日，父亲同战友们登上老秃山主峰，屹立在美军坦克上留下了胜利的合影。
1953年5月中旬，我军对“联合国军”进行了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此时，我军从板门店停战谈判处获取重要情报：美军有意接受停战协议条款，但李承晚仍在破坏停战。为此，志司部署了第三次进攻作战——金城战役，即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我军以准确的部侦情报工作，掌握了李伪军的防御特点，查明了其纵深阵地的工事，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利保证。我军以1483门火炮的绝对优势狠狠地教训了李伪军，一举歼敌5.3万人，收复土地160平方公里，迫使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七、在志司驻扎过的驻地
志司成立之初，毛主席为了彭老总的安全，主张志司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老总的一贯作风是指挥部离前线很近，战斗一打响就要到第一线指挥所，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命令。这样既便于了解战况、与部队联系，又是对志愿军将士无言的激励。志司在朝鲜先后驻扎过六个驻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和桧仓郡。父亲随志司先后驻扎过除空寺洞的五处驻地。
这些驻地大都是山洞、矿场、隧道或四面透风的山村小屋，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30度，穿堂风吹得人全身僵硬、手脚麻木。君子里是志司的第三处驻地，有一处很大的矿洞。1951年1月25日至29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召开了仅有的一次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彭老总在会上做了三次战役以来总结与今后作战意图、任务的报告，其他志愿军首长和金日成将军先后做了发言。
桧仓郡是志司的最后一处驻地，父亲在此参加1955年5月志愿军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留下多张他与志司首长、战友们的珍贵合影。桧仓郡的条件比其它驻地稍好一些，父亲初到时住在又黑又潮的山洞里，衣被、纸张均是湿漉漉的。他在1953年2月18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从洞内搬到室外来住，不湿了，却甚冷。”
志司驻地遭受过敌机的九次轰炸，年仅28岁的毛岸英在第一次轰炸中牺牲，被安葬在志司桧仓郡驻地旁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我父亲首次入朝，便得知毛岸英于五天前牺牲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他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直到回国前，父亲多次与战友到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缅怀安息在那里的毛岸英等134名烈士，并留下了十余张老相片。
八、在碧潼志愿军战俘营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由志愿军负责管理，南朝鲜军战俘由朝鲜人民军管理。审俘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俘管更是艰巨复杂的工作。被我军俘虏的战俘中一部分在前线便陆续被释放，例如志愿军入朝战斗刚打响时，就抓获的一批俘虏。彭老总命令：今天晚上就放！当时志愿军装束成朝鲜人民军，并通过释放的俘虏告之敌方：我们粮食供应困难、交通瘫痪等……用于迷惑敌人，果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把美军打得措手不及。
志愿军战俘营位于离我国边界不远的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关押着约5000联合国军俘虏。那里开始遭受过敌机轰炸，后来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标识，美军知道那里有他们的俘虏就不派飞机轰炸了。我俘管人员遵照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俘虏的命令：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3、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4、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
我方对战俘实行军事管理，生活待遇按照志愿军战士的标准，尊重个人信仰，发生了多起不为战俘金表、金戒指等诱惑所动之事，用事实揭露了“中国军队虐杀战俘”的谎言。俘管干部组织战俘读书报、听广播、听报告、放电影、开座谈会等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朝鲜战争的性质，揭露联合国军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父亲负责收集整理的关于审问俘虏的文件汇编，收到了李克农上将的表彰。他留下的两张战俘营的老相片，分别展现了我俘管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战俘进入和平大会的和谐情景。
九、在板门店谈判会址
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是开城与汉城（今首尔）之间的小村庄。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先在开城市郊开始，10月25日移到板门店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谈判，谈谈停停、反反复复谈了158次，2年零18天。彭老总把我军停战谈判的方针概括为两句话：“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1953年5月至7月的夏季反击战役，我军毙伤俘敌方12.3万余人，扩展阵地240平方公里，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7月26日，我方用一个晚上建起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朝鲜风格木结构大厅，做停战协定签字会场。次日，双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长方形的会议桌上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晚22时朝鲜战场全线停火。之后，父亲与战友来到板门店停战谈判大厅，在大厅内外留下了珍贵的相片。他们还在开城市的姚庆祥烈士墓前悼念。
2014年10月29日，中国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我军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姚庆祥烈士(1927-1951)是志愿军军事警察排长，担负着停战谈判我方的警卫任务。1951年8月19日，姚庆祥率队在中立区的山坡上巡逻。多名美军非法潜入我方区域，向姚庆祥一行射击。姚庆祥和一名战士负伤，但他严守停战协议规定不还击，命令战友撤离，自己坚守原地。美军冲到他面前，企图将他拖过河界，造成我方入侵的假象。姚庆祥紧握手枪、宁死不屈、怒视敌人，美军狠毒地在他前额上打了两枪。年仅24岁的姚庆祥被追认一等功臣，授予“和平战士”称号。
十、来自祖国的亲切慰问
从1951年至1953年，祖国人民三次派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最多时达4000人。他们带来了祖国人民的亲切关怀与问候，也带来了许多慰问品：纪念章、纪念册、象牙筷、搪瓷缸等。
1953年4月至12月，经周总理批准，徐玉兰、王文娟、黄艳飞等来自上海的越剧名伶赴朝慰问志愿军。5月7日，她们首先在志司演出；接着雪山做幕布、枪声伴乐声，辗转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她们唱《梁祝》、演《西厢》，深受志愿军喜爱。她们根据朝鲜话剧《春香》改编成越剧《春香传》演出，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她们一路演到开城，在板门店协助做战俘的遣返工作。越剧名伶在志司慰问演出时，与志愿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她们与我父亲合影留念，还送给他签名的个人相片和剧照。
志愿军是祖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1950年11月，父亲第一次赴朝是秘密进入的。1953年1月，他再次赴朝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场面极为隆重的热烈欢送。1956年5月，父亲带领31人的志愿军归国观光代表团回到北京，与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
十一、随时应对敌人的挑衅
从1953年7月27日到1958年7月27日停战的五年间，美、李军仍然制造紧张的局势，其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792起。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邓华司令员在9月29日的形势报告中指出：李伪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美军一天不撤，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战争恢复的可能性不小，有可能美、李、蒋及协从国一齐干。我军的方针是政治上争取和，军事上准备打，要做好战争恢复的准备：1、加强现在阵地工事指导及东西海岸工事的保养。2、调整组织，准备力量，施行编制，增强战斗力量。3、加强物资管理，精减节约。4、加强军事训练。
中朝双方同心协力，在政治上揭露敌方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在军事上随时应对美、李军的军事挑衅。我方修筑坑道1250公里，挖战壕6240公里，建地堡10万个。父亲负责的情报工作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情报准确到位，他在笔记中记载：1957年3月13日驻韩敌军部队实力统计：美军68395人、伪军644108人、联合国军7507人、劳务部队16470人，共736480人。
十二、与朝鲜和国际友人
朝鲜劳动党授予我父亲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他珍藏着一些朝鲜百姓拉雪橇、赶驴车、挖水渠、玩游戏和家庭聚会的老相片。朝鲜百姓是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对志愿军怀有真诚的感情，一位朝鲜大娘说：“我们无法感激志愿军，就是把头发拔下来，打成草鞋让他们穿，也报答不了他们这片恩情。”
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朝鲜人民仍在苦难中煎熬，志愿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修复战争的创伤。志愿军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开荒造林，恢复生产，严守“不与朝方通婚”的纪律。
志愿军得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朋友的支持，父亲的老相片中既有与朝鲜人民军战友的合影，也有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军人代表团的合影，还有这些国际友人赠送的明信片、签名相片等。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风光的明信片、苏联姑娘薇拉用俄文和中文签名的相片。
十三、在志司的学习与生活
不论在紧张的战争时期还是停战之后，部队都是一所大学校。父亲参加了志司的“在职军官的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等学习。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不顾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地进行了细菌战，用苍蝇、跳骚、虱子、老鼠等散布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等烈性传染病。当地军民目睹了这一铁的事实，美军俘虏对此也是供认不讳。首次与父亲赴朝的战友朱永琪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被送回国内治疗。我国政府严正抗议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党中央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军委紧急调运了大量疫苗和防疫用品，取得了好的效果。父亲1953年2月先后两次注射了5毫升“四联疫苗”，虽注射后发烧、疼痛、恶心等反应强烈，但总算没有感染传染病。
首次赴朝时，父亲和战友们吃的是压缩饼干、炒面、馒头干，战斗间隙只能挤在铺着薄薄的稻草或玉米秸的地面，穿着棉鞋、和衣而眠，衣服里布满了虱子。回国后，我母亲帮助拆洗毛衣时，虱子抖搂了一地。父亲再次入朝时，洗澡仍是奢侈的享受，他在1953年2月22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写到：“晚饭后等去洗澡，人多未洗而返。”
战地生活紧张、枯燥，缺乏适当的娱乐，特别是跳舞成了停战时期志司主要的娱乐生活。父亲不会跳舞，夜深人静便给北京的首长、战友、家人写信。但因战争时期邮寄障碍，虽然我父亲写给我母亲多封家信，但除了请回国战友直接带回的外极少收到。父亲挂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偶尔收到回信甚为欣喜。
父亲有头疼、失眠的病痛，紧张的战斗生活更令他时常头昏、身乏、精倦。他未告知他人，只是默默地写在日记里。
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打开父亲一件件珍贵的遗物和一页页有些模糊的笔记，不由得热泪盈眶。这场为新中国带来70年和平的伟大战争，永远不应被遗忘。
此文刊登在2020年10月《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