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国红心
1957年6月，因广西发生“平乐事件”饿死不少人，党中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任命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
9月，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舜英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
12月9日，陈舜英被任命为广西省委的妇委书记。
由于长期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下超负荷工作，陈舜英此时的心脏病已经到了极为危重的地步，身上穿稍厚点的衣服或者脚上穿一双皮鞋，她都会觉得十分沉重。尽管如此，她却像顽强的南国红豆树一样，愈老弥坚、壮心不已地为妇女运动奉献着自己的赤胆红心。她尽一切可能坚持带病参加妇联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出主意、想办法、定决策，具体工作则通过当时的妇联主任田克同志带领妇联党组一班人去贯彻执行”。
田克等妇联的领导干部曾共同撰文回忆道，“她为革命事作出很大贡献。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业绩，不摆老资格，而是平等地把我们当作亲姐妹来看待，她是我们心目中的优秀党员、优秀妇女干部，我们都亲热地称她为“陈大姐……陈大姐领导妇女工作，既能抓住典型，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又能实事求是地走群众路线，讲究实效。”
陈舜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贯彻党的八大提出妇联要“议大事，管本行”的指示精神，组织各级妇女干部不断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她鼓励大家不仅要时刻关心生产建设事业，到生产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还要根据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恰当地解决妇女、儿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做到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建设事业服务。
陈舜英经常利用参加区党委（1958年3月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会议的便利条件，及时做好上情下达的沟通工作，让妇联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全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打破了妇联干部思想上的封闭状态，突破了妇联工作的局限性。那几年妇联开展的“女能手活动”、“妇女丰产田活动”等，既提高了妇女学习文化、技术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据不完全统计，在农业战线上，仅1958年夏秋，在区妇联开展的“妇女丰产田活动”中，58个县中就有195万妇女参加。在接下来的冬春季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中，全区共有130万妇女参加，占修建大军总数的45%。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全区有99万妇女上山，她们完成了造林总任务的55%。
在工业战线上，广大的女职工也掀起了解放思想、技术革新、增产节约的热潮，积极开展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9年，全区有75名“女能手”标兵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表彰大会。1960年，全区又有196名妇女被评为全国的“三八红旗手”。
各级妇联团结、教育各族妇女成为了广西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支伟大的生力军，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妇女干部队伍，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陈舜英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积极执行党中央“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当时由于有的干部对“勤”和“俭”的辨证关系理解、宣传得不够，致使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些误解。为了推动“两勤”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在陈舜英的建议下，区妇联派出党组成员深入博白县龙潭乡“五一”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搞调查研究。
博白县地处广西偏远地区，陈舜英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坚持亲临现场指导。她还多次与县、乡党委以及合作社的书记们座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她明确指出贯彻执行“两勤”方针，是妇联组织在新形势下为生产服务的有效方式之一，必须抓紧抓好。她还以博白县委通过县妇联积极主动开展妇女工作后，看到了妇女工作的成绩和作用，把妇女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的经验为例，谆谆告诫大家：妇女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妇联干部有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如果工作还未做好，就要“反躬自问，不要光埋怨别人”。
对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陈舜英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对于粮食产量，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长时间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但她十分重视通过妇联这条渠道，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供区党委决策时参考。在当时全国各地争“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的气氛中，陈舜英一再教育妇联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要据实向区党委汇报，不得有虚假”。
1960年，区妇联党组成员练以明下放到邕宁县五塘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临行前陈舜英在与她谈话时提到：“现在有人提倡搞‘小球藻’，从中摄取植物蛋白质以补充营养，你们是否可以试一试？”练以明到了农村后，经过调查，发现群众反对搞“小球藻”，他们提出了多种芥菜、红薯，春节前早种玉米、南瓜、四季豆、凉薯等瓜菜，既可以吃饱又可以卖些钱来买油盐的好建议。练以明怕不搞“小球藻”受批评，就写信向陈舜英说明情况。不料陈舜英却在复信中表扬了她：“群众路线这一课你学得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当听说农村一些妇女因为劳动负担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的病症，陈舜英就立即指示妇联领导要据实尽快向区党委汇报，并建议在来宾县专门开办了一个为患病妇女治病的试点。
“大跃进”期间，陈舜英发现有的托儿所、幼儿园幼规模过大，集中过多，以至于管理不善、难以为继，她就再三提醒妇联干部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兴办福利事业，不可一窝蜂似的、大起大落，而要因地制宜。应该主要是提倡小型集中、个别寄托、邻里相帮等多种形式，务必注重实效。
陈舜英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作到了既大胆选拔、积极使用，又严格要求、耐心帮助。特别是对于区妇联的领导，她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注意给予她们多领域、全方位锻炼提高的机会。并且她还非常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都清楚地记得：“对于干部的优缺点，陈大姐能冷静客观地评价，帮助她们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她批评干部时，总不忘记被批评者的优点，从不一棍子打死或全盘否定，因此，令干部心悦诚服。”
陈舜英刚到广西时，适逢省妇联召开县妇联主任会议，当时，有些妇联干部埋怨说，妇联无钱无权，工作辛苦，困难重重，劳而无功，不安心妇女工作。她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颜悦色地教育大家:“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是二十七八岁，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又缺乏经验，有时也急得哭起来。但是哭了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哭是没有用的，日本鬼子并不因为你哭了就快快撤兵；革命事业的胜利也不能用眼泪来换取。任何事情，不拼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拿出极大的勇气来克服困难。许多革命先烈，不怕枪林弹雨，不怕敌人的酷刑，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陈舜英的这一席话，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各级妇联干部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她还表扬了一批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成绩突出的优秀妇联干部。从此，妇女干部队伍中埋怨之声少了，学先进、赶先进的多起来了。
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就出生在广西南宁。1960年3月6日，是她随同周总理来到南宁后的第三天。应陈舜英代表自治区妇联之邀，邓大姐在明园小礼堂，专门向区直、市直机关100多名妇女干部和骨干作了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
对于各级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陈舜英更是手把手地教她们开展工作。有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但缺乏写作锻炼，陈舜英就督促她们多写。不论是发言稿、工作报告，还是需要见报的文章，都要求她们亲自动笔；她还经常与大家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地共同讨论修改。有时为了一篇文章，甚至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反复推敲琢磨，也在所不惜。
区妇联副主任赵明坚后来曾担任广西自治区的妇联主任和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和常委。她在给陈舜英儿子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你父母亲在广西工作期间，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你母亲，她亲自指导妇联的工作，使广西妇女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六、忠肝铁骨
1961年9月，陈舜英调到河南。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复杂的党内情况，她与刘建勋商量后，先是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组织安排，只担任了省监委的委员。不久她又主动提出离职休养。
1964年12月，陈舜英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1月，陈舜英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政协常务委员。
陈舜英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她的心却依然每时每刻与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为了响应周总理告诉刘建勋为灾民度荒、不惜四处化缘的建议，她不顾重病在身，给远在广东湛江的老战友孟宪德打去求援电话。孟宪德接到电话后，立即动员群众，组织加工了大批的红薯干送到河南灾区。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中原大地，矛头直指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领导。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陈舜英最终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对自己的冲击和伤害。
那时陈舜英的体重只剩下80斤左右，必须依靠药物和氧气才能维持生命。数九寒冬，她心脏病发作，刚住进省军区医院就被造反派赶了出来。因为已被抄家封门，她只好辗转到了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女儿家中。不料很快女儿就被厂里的群众组织抓到大卡车上，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而批斗的理由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是河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的女儿！无奈之下，陈舜英只好来到北京，住在老战友高惠如家中躲灾避难。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刘建勋被“解放”出来，担任了常委兼农林组组长。河南“十大总部”的头头们恼羞成怒，他们一方面在全省继续制造大范围夺权闹剧和大规模武斗惨案，另一方面组织、煽动受蒙蔽群众，由重要头目李蔚等人先后三次率队进京。他们在全城贴标语、撒传单、还直接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肆无忌惮地向党中央施加压力，掀起了揪斗刘建勋的高潮。对此，周总理曾怒斥道：“刘建勋的名字见一次报，河南揪他的大标语就长一尺。”
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不堪重压的陈舜英精神失常。她独自来到北京火车站的侯车大厅，安静地坐在长条凳上，手上提着她离家必带的人造革小提兜，目光呆滞，嘴里反反复复地喃喃自语道，“建勋已经（被）解放了，就好好工作吧。让我回去替他接受批判吧……”
陈舜英的神经官能症拖了数年才慢慢好起来，但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心脏病也越来越重。
七、上善大爱
陈舜英作为一名老干部，同时又是长期担任省委一把手的刘建勋的配偶，她几十载光阴如一日，平平淡淡见真情，用自己的一举一动率先垂范，要求自己、影响他人。
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陈舜英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不越级干政，甚至从来不碰丈夫的文件一下。离职休息多年，她始终静心养病，深居简出，从不出头露面，更不招惹是非，自觉践行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德修养训律。
陈舜英的工资级别是9级，刘建勋的工资级别是6级，每个月他们的工资收入加起来有500多元。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了。但他们自己却从不讲究吃穿，也从不请客送礼，更没有收过任何礼物赠品。在生活上，陈舜英始终保持了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袜子破了，纽扣掉了，她就亲手缝缝补补。
曾任刘建勋警卫员的黑流长回忆说：“有一次，陈舜英同志想去剪发洗头，她的身体不好，走不了远道。我提出找车队要个车，她不同意，我又说让建勋同志的司机姬师傅送一趟，她也拒绝了。我那时年轻好玩，正在院子里骑着别人的摩托车转悠，陈同志就对我说：‘就坐你这摩托车去吧。’
1966年上半年的一天，建勋同志的老父亲出外散步走迷了方向，到时间也不见回家。我向陈舜英同志提出要个汽车去找人。陈同志却说不用要车，你骑自行车或走路，沿着大街找找吧。最后我是在大石桥附近食品厂的门口找到老人家的。我俩就乘公共汽车回来了。为了表示感谢，从此，老爷子就按照他们河北老家的习俗，称呼我为黑先生。”
对于子女，陈舜英是一视同仁、舔犊情深、恩重如山。但在家庭教育上，她却始终严加管教，绝不溺爱，更不纵容。她和刘建勋都不希望孩子成为倚赖爷羹娘饭的纨绔子弟。唐代诗人罗隐“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和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正是他们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真实写照。
儿子刚上初中，就被刘建勋、陈舜英夫妇“撵”到省委机关大灶吃饭，只有到了周末，才允许回家一聚。1976年1月，儿子结婚时，总共只让花了36元钱，买来几斤酥糖，沏上一大保温桶的茶水，请了几位同学、同事一起坐坐，就算举行了婚礼。两家的老人没有一位出席婚礼，只是给买了两条普通的提花被面作为嫁妆。同时，他们都还发了狠话、下了死命令，不准许任何人送任何礼物：“谁送礼，谁离开！”儿子、儿媳收下的唯一礼物，就是当时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林佳楣送的一本宣传手册，还有一封希望他俩两年以后再要孩子的亲笔信。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简朴的婚礼，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刘建勋不转弯（指“批邓”），进不了八宝山”的标语口号中，最后竟被社会上的闹派忽悠为成捆论斤地收取礼金的无聊谣言。
虽然陈舜英在生活上对自己、对亲属、对子女都是从严、从简、从俭的。可她对战友、对亲戚、对工作人员却总是关怀体贴。
早在抗战期间，陈舜英就曾把战友们的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建国初期，张廷发奉命入朝参战，孩子也曾放在陈舜英家中。后来，尽管陈舜英自己一直重病缠身，但她却始终关注着老领导、老战友的安危。即便在“文革”中，她也依然不改初衷。1973年中，她不顾医生反对，坚持与刘建勋一道进京，探望病笃的张体学。还一次，一位太行的老战友到家中长时间倾诉交谈，累得她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医生情急之下，一再抱怨她为什么不能及早送客，她也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亲戚们有难，陈舜英则无所顾忌、热情相助。1970年前后，三妹夫宋平尚未“解放”参加“三结合”，三妹陈舜瑶到了河南。她受到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热情款待。九弟陈定武被错划为“右派”多年，家庭破碎，身患严重的眼疾。陈舜英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接到郑州，找专家过他作手术，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帮助九妹和小妹，陈舜英曾先后将婶母及两个外甥女接到广西长期住下。在她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人性亲情两者之间的统一，闪烁着无产阶级的优秀品格与传统美德一脉相承的魅力。
在刘建勋、陈舜英身边工作多年的王书庆、李士峰、门长青、黑留长、沈进奎等同志，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他们都是那段特殊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深情地写到：“在怀念建勋同志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怀念陈舜英同志。她是我们敬重的老领导，她像慈母一样关心我们，工作上精心指导。初到建勋同志身边工作时，由于工作不熟悉，舜英同志就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教导我们如何工作，注意些什么？怎样才能工作好。使我们很快地熟悉了情况，适应了工作。在生活上，她对我们也十分关心，有时工作回来晚了，就让我们在家里吃饭。特别是在北京期间，我们住在招待所，她怕我们吃不好，经常让阿姨做些好吃的饭菜，让我们在家里一起吃。我们非常感激，永记不忘。”
从湖北就跟随陈舜英的公务员曹胜男是童养媳苦出身，她和女儿一直与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生活在一起，前后二十多年，宛若一家人。陈舜英对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对子女残疾的原秘书，都尽量接济和关照。在最后的日子里，刘建勋、陈舜英夫妇还一再提到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牵挂他们和他们家人。
晚年回到北京的陈舜英，尽管最后也没有解决看病住院的一个蓝本本，可她自己却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说：“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可她在给李士峰夫妇的一封信中，却还是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问候他们老两口，向他们介绍保健办法，还替老保姆黄喜林咨询降低血压的方案，希望李主任有机会帮助黄阿姨“检查一下”。
八、最后岁月
1975年的春末夏初，陈舜英体检发现右肺外侧有一个约三四公分的阴影。经北京肿瘤医院和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
根据刘建勋的意思，李士峰主任立即将专家诊断结果报告了李先念夫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很快就赶到李主任住的前门饭店。在听取了详细介绍后，林佳楣讲了四点意见：第一，不手术；第二，不化疗；第三，不要告诉本人；第四，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刘建勋和李主任都非常赞同林佳楣的意见。事实证明，她的意见是正确的。
李士峰返回郑州与刘建勋商量后，决定以帮助刘建勋戒烟为名，动员陈舜英立即戒烟，以延缓癌症的发展。陈舜英不知是计。一天晚饭后，她抽完一支烟，轻轻对儿媳说了一句：“好了，这是最后的一支。为了帮（你）爸爸戒烟，我先戒了！”陈舜英果然是说到做到、一诺千金。从此，她再也没有碰过一支烟。
之后，经李先念批准，陈舜英很快住进北京医院北楼，经进一步检查及各科专家会诊，“高度怀疑为肺癌。”
6月30日晚，李先念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研究治疗办法的会议”。参加者有卫生部长刘湘屏、林佳楣、刘建勋和北京医院的林、吴两位院长等人，最后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决定不用放疗、化疗，手术不能做。拟用中药治疗”。
随后的治疗证明了这个方案是合理、及时和有效的。
1978年冬，陈舜英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北京。
崔耀先的夫人侯香莲告诉刘立强：“我是山西辽县人，你妈妈担任县委书记时，我是下面办事员。我非常佩服她。他们老两口回到北京，我们去看望，崔叔叔说：‘你们想吃什么，就说。我让香莲给你们做。’你爸爸、妈妈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他们都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你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己，严于律己”。
在根据地曾被陈舜英误认为“小男兵”的师德清听说刘建勋、陈舜英夫妇住在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区，就让女儿代表自己前去看望。陈舜英特意为老战友当年的摔伤事故写了书面证明。
而此刻，陈舜英自己的病情已日渐加重，她写信向李士峰征求治疗意见时还不忘提醒：治疗意见“请你写信告诉我，不必和别人说。”
在信的结尾处，陈舜英写道“北京看病太难了。”寥寥七字，浓缩积淀了她心中无尽的苦涩辛酸和悲凉惆怅！
李士峰将自己在北京某医院的老同学介绍给刘建勋、陈舜英夫妇，希望他们有病时可以请这位老同学来给看看。但是，他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到底还是谢绝了。
闲暇之时，刘建勋经常与老朋友对坐棋枰，手谈比试一番。陈舜英则将中外名著仔仔细细包上书皮，慢慢品味。后来，老两口相约学起了英语。她的英语底子比刘建勋好，于是她就学科技英语；刘建勋学的则是许国璋的教材，两人各学各的，互不干扰。屋内朗朗的读书声与窗外徐徐的微风、清脆的蝉鸣混响，交织成新的命运交响曲。
1981年的12月下旬，陈舜英的心脏病发作，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无法解决医疗关系，她只能在医院急诊室过道的临时床位上“排队”等着进正式病房。刘建勋赶到医院看望，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他不停地大口大口喘气，竟然不得不歇了三四次。进入病房后，老两口相对而视、默默无语……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他们的生死诀别！
1982年1月2日清晨，陈舜英病危。和她过了一辈子、却又从未给她写过一封嘘寒问暖书信的刘建勋，情急之下，提笔给老领导李先念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短信，希望能够帮助将母亲转到干部病房抢救。李先念夫妇见信后，立即告知北京医院的领导“马上安排转科进行抢救。”可惜这一切都已经是为时晚矣。
傍晚时分，暮色苍茫，华灯初上。就在万家欢聚、普天同乐、共庆新年的鞭炮声中，陈舜英匆匆地、悄悄地走了，终年不到70岁。临终前，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叹息，更没有一句遗言。
最后，永远定格在人们记忆里的，是她在弥留之际听到儿子趴在耳边转述李先念指示时，消瘦苍白的脸上忽然回光返照，闪现于嘴角边的那一丝微笑。
当晚，冒着凛冽的朔风，刘建勋在孩子们的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医院太平间。见到体温尚存的结发老妻，刘建勋不禁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刘建勋与陈舜英结发厮守、相亲相爱一生。他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们不愧是老一辈革命者在夫妻关系上的榜样。
当天晚上，赶到医院告别和到家中哀悼的有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和女儿李紫阳，还有陶希晋、杜润生、陶鲁笳、贾于慈夫妇、杨珏、冀雨夫妇、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彭涛的夫人高惠如等老战友，另外还有陈舜英的大妹陈舜玉、九妹陈玖、张帆夫妇。
陈舜英的突然离去，令她的许多老领导、老战友心痛神伤万分。
陈舜英逝世的次日，李雪峰在日记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早晨）雪已一、二指，一片雪白。未闻预报，为舜英带孝。”
之后，又有许多的老同志先后来到家里，当面表示了他们对陈舜英不幸病故的哀悼悲痛之情，另有许多在外地或因为公务等原因不能登门致意的老同志也纷纷来电话、发电报。
朱德夫人、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特意让秘书打来电话说，“陈舜英是老同志，有功。全国妇联要送花圈，叫老健（老同志对刘建勋的俗称——编者注）注意身体。”
1982年1月10日上午，陈舜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尽管当时河南省委的个别人挖空心思地采取了各种办法以图缩小影响：不许子女向中央领导和老同志报丧；限制追悼会的规格和人数，就连亲家也不允许参加追悼活动；还将《河南日报》发表讣告的时间拖延至半月后的农历除夕，版面放在最后一版的最下角……但是，公道是非自在人心。李先念委派夫人林佳楣，与许多在京的老同志们一起，不畏严寒来到八宝山，为陈舜英送行。远在三晋大地的太行老战友们也自发推举了多名代表，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向陈舜英告别。
参加仪式后的当天，李雪峰再次满怀悲痛哀伤地在日记中写道：“舜英追悼会，去者老段（君毅）、高扬、（张）平化、（张）执一等二、三百人……今晨月蚀，悼人乎？三日之晨下了白雪。舜英去世之次日也!”
随后，陈舜英的骨灰被安放于郑州市的烈士陵园。
李先念是陈舜英在湖北省和中南局工作时的老首长。直到她过世几年后的一个春节，李先念在与刘立强一家吃罢年饭的闲聊中，提到了陈舜英生命的最后时光，老人家突然间停顿无语，唯有老泪纵横、顺颊而下……
2011年圣诞节前，纪登奎的小女儿纪方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发来电子邮件回忆道：“1982年1月上旬的一个周末，我们两口子刚一进家门，爸爸妈妈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明天一早代表他们到三里河去慰问刘伯伯，因为陈阿姨病逝了！……由于各种敏感的原因，爸爸不宜亲自前去看望并慰问他的老战友。妈妈因正值隆冬，慢性支气管炎并发哮喘，发作得很厉害。几乎彻夜剧咳难眠！爸爸顺手撕下一张信纸，写下了刘伯伯的住址：南沙沟三号楼。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拿着爸爸亲手写下的这张字条，冒着寒风乘公共汽车去看望刘伯伯。我记得很清楚是刘伯伯亲自给我们开的门。他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原来我熟悉的那个精力旺盛、谈笑风生的刘伯伯！！当时我就哭了！……他那苍老虚弱、步履蹒跚的样子，令人心痛！终生难忘！回到家后，我们立即向父母汇报了我们见到刘伯伯的情况。爸爸的心情异常沉痛，他转身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再也没有出来。而妈妈那一夜，咳嗽地更剧烈了，一直到天亮……那是一个多么寒冷、漫长的冬天啊！”
广西妇联的领导同志田克等人联名先后在《广西妇女》、《广西党史》等杂志上发表了《竭尽心力开创广西妇女工作——忆妇委书记陈舜英》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1982年1月2日，陈舜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讣告传来，广西的妇联干部悲痛不已。回想她在广西工作四年，为提高妇联干部的素质、开创广西妇女工作的新局面、促进广西建设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她的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陈大姐在任的四年中，为广西妇女工作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当年曾任自治区妇联副主任的赵明坚，后来担任了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和常委。她在给刘立强的信中动情地写道：你母亲陈舜英大姐“她很重视培养我这个少数民族干部，是我的良师。我常常怀念她。”
建国后长期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的黎颖在悼文中满怀深情地说：“陈舜英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大姐！”
陈舜英的生平简介先后被国内多部妇女名人辞典收录。
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了《太行烽火半边天》，专门介绍太行根据地妇女中的革命英烈和先辈。纪念陈舜英革命生涯的《神州尽舜尧巾帼有英豪》一文被节选摄录其中。
2008年，《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约请17位元帅、副总理、部长一级的中共高层子女，回忆并亲笔实录少年、青年、中年时的家事。通过他们的记忆，展示共和国领导人真实、生动而又不为人熟知的一面；而选取的角度，也多为亲情、家事等真切感人的一面。通过这点滴的记忆，折射出父辈人格的光辉。”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生平也在其列。
2006年6月，作为党组织批准的首例，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部分骨灰合葬在了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烈士陵园。这里毗邻太行区党委和八路军129师的旧址，现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林佳楣等老前辈以及当地省、市、县领导同志、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众多亲朋好友、工作人员也参加了骨灰合葬仪式。
太行山上松柏葱葱，顶天立地，如巍峨的丰碑常青耸立！
清漳河里波光粼粼，滚滚东去，似无尽的赞歌长年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