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陈独秀
别名
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
出生日期
1879年10月9日
逝世日期
1942年5月27日
职业
思想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
其他成就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
其他作品
《独秀文存》, 《陈独秀文章选编》,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创办了著名白话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于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剥夺中共党内领导职务。1929年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思想开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托派组织。
重要事迹
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五四精神领袖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几乎无人不知。其一，这和他主编《新青年》有关。《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革命青年的向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二是在他的呼喊倡导下，民主与科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与运动主调，影响极其深远。其三是他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既深刻又尖锐，是当时的人无谁可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纷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些革命青年甚至还直接与陈独秀和《新青年》联系，争取支持，并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创社团、办刊物，形成一股庞大的全国新文化力量。较有名的为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等。他们都以陈独秀为领袖，以《新青年》作向导。如1919年3月，恽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曾拒绝周恩来资助
由于陈独秀还有较大的影响力，国民党方面希望利用陈独秀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借机打击共产党的气势。蒋介石1939年接受张国焘提议，派胡宗南、戴笠等到四川江津白沙镇，私访陈独秀。陈独秀看透了他们来意，但是不愿意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宣传。
王明在中共党内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但是都被拒绝了。陈独秀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陈独秀1939年2月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而仅两个月以后，陈独秀夫妇被逐出“延年医院”。据资料记载，他在1939年5月抵达四川江津后，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
这时，周恩来再次找上了门。周恩来希望陈独秀不必纠缠历史旧帐，再次表达了中共方面期望他到延安的愿望，周恩来表示，请陈独秀回延安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不过，陈独秀称他在党内的老友都不在了，不愿意去延安做摆设。
见劝不了陈独秀，周恩来吩咐他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递给陈独秀。周恩来表示，钱是“互济会”里让他一定收下。陈独秀说什么也不要，坚持退回了钱。
关于周恩来曾多次劝说陈独秀到延安的考虑，中共建政后曾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在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1]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他2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与高晓岚完婚。
1898年，陈独秀赴东北嗣父陈昔凡处，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留学与办报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当公家开始镇压时，陈独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项城“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致力改变这种风气。但陈独秀却依然流连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还在报章上写文支持陈独秀，但后来迫于压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会议商议后，决定废除北大的学长制，间接去除陈独秀的校务职位并放他一年假期，陈因此在事实上离开北大。多年后，参会的胡适与汤尔和曾争论3月26日的那次会议的结果造成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6月11日，陈独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9年秋天陈独秀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策动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始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8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任书记。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这时，他与胡适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场上发生争执，胡适强调新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陈独秀则在第8卷中发表《谈政治》加以抨击。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
陈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后，即于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银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国民党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于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
与中共分道扬镳
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但对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以判处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判，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和章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的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晚年经历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他曾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共产党也曾发表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并曾提出只要陈可以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但陈拒绝认错后，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而且转向了自由主义。此后对文学和民主发展，继续当年在狱中的研究，特别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也被后人认为难出其右者。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于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个人思想
政治观点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文艺观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意，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人物履历
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
1904年初，他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他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
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2]
文化修养
文学贡献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意，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
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
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文学书法
一段佳话：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 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
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
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颇也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据说此联为陈独秀于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时在狱中他还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场书赠刘海粟的。这两幅书法均写得结体开张，线条生辣，章法极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 要说陈独秀的放诞和率直的豪迈个性，有段笑话最能体现。冯友兰曾回忆说，他在北大毕业时师生一起照了张相，前排的老师中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给陈先生送去，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
班长忍不住地说：“这是您的脚呀。” 当然，陈先生写字也并非都把“脚”伸得很远，笔者曾见他暮年书赠台静农的一幅行楷诗笺，录自己的《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通篇气格高古苍莽，线条厚拙凝劲，读罢掩卷，犹似余音袅袅，韵味无穷。著名学者兼书家台静农后来撰文回忆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曾以行草写赠他的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管继平）
文学诗作
《哭汪希颜》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晚年创作
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
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政治思想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对二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
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对斯大林苏联之见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
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
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
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
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
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
冤案昭雪
改为所谓机会主义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1927年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
打倒陈独秀原因
据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一文透露，1927年整个3月份，苏联《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应恢复历史地位
陈独秀是与孙中山、毛泽东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杰出人物！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对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他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对他的评价仍然分歧很大，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已经有很多论著进行了论述，但还是肯定得不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陈独秀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我们做出一个杰出的表率。
其六大历史贡献是：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现在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中共“一大”到”五大”的领导集体，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其两大杰出成就是：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所谓一个表率，是说他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以上这几个方面，要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容易的，但陈独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大学者，是20世纪与孙中山、毛泽东等具有同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我相信他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
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他之所以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因为他犯过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有几个没有犯过严重错误呢？就拿功劳最大的毛泽东来说，同样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甚至比陈独秀的错误更为严重。
拿陈独秀和毛泽东相比，他们的功劳同样伟大：一个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有些方面超过了陈独秀，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哲学思想等，但有的方面则远远不如陈独秀，如对民主、科学等远远不如陈独秀那样重视。因此，如果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陈独秀、毛泽东两个人，就可以看出他们同样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不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对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应该怎么办呢？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在当时的条件下，谁都不能不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的一些主张还进行了抵制，如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党内合作，因为党内合作这样的方式最后必然导致激烈的冲突。当国共发生磨擦后，他又主张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如果中国共产党当时按照他的主张退出国民党，就不会有后来的”清党”和惨败。
现在，戴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已经被摘掉，中共中央批准的权威党史改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好像比原来的错误减轻了一点。但我认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推卸责任而硬扣到陈独秀头上的。说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给人造成陈独秀搞机会主义、搞投机的印象。其实，陈独秀是一个毫无心计、光明磊落的人，根本没有搞什么机会主义，没有进行投机。他的错误，不过是执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其实质是教条主义 (我认为应是被迫执行的教条主义. )。 而且有的所谓错误，还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现在仍然指责的陈独秀对当时工农运动过火行为的批评，我认为陈独秀就是正确的。因为在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不能不照顾到联合者的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也是反对过火行为，极力维护统一战线的。为什么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政策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对陈独秀则横加指责，彻底否定呢？对于历史的评价，应该坚持一个标准，而不能实行两个标准。
陈独秀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后来参加过”托派”。有的学者指出，”托派”主张也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探索，虽然是一种错误的探索。俄国已经给托洛茨基平了反，我们为什么还要抓住这一点不放呢？
陈独秀后来被开除出党，很多人都认为是因为他参加了”托派”。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他被开除出党，主要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反对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经证明，李立三”毕其功一役”的全国大暴动计划是错误的，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也是错误的。因此，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
陈独秀之所以会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本质上是一个书生、学者，而不是一个善于搞政治的人，缺乏搞政治的经验和手段。搞政治，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是一点书生气都要不得的。对于那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像陈独秀这样的书生、学者是应付不了的，往往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和瞿秋白一样，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都是一个悲剧。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最后，提出几个建议：一是应该尽快地恢复陈独秀旧居。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极力维护和修复名人的旧居，但我们却把陈独秀旧居拆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应该尽快地恢复起来。
二是安庆、怀宁有陈独秀，是安庆、怀宁的光荣，应该大胆地打陈独秀的品牌，挖掘陈独秀文化资源，利用名人效应，促进现代化建设。
三是，全面恢复他的声誉、公正评价陈独秀，举办陈独秀诞辰日纪念活动，让对历史、对人民有巨大贡献的人受到后人的敬仰！
总之，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的错误是被夸大或者是被利用的，历史上给对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理应可以与孙中山、毛泽东一样得到历史应有的地位！
家庭生活
陈独秀一生有4个妻子，结发妻子高晓岚，二任妻子高君曼，第三任妻子是施芝英，第四任妻子是潘兰珍。
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下了四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三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陈光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是陈独秀之子。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下子女，但在陈独秀晚年一直陪伴在身边。
陈独秀的孩子们都能自立自强，这与陈独秀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的。
人物故居
陈独秀现有故居两处，一是北京箭杆胡同20号，另一处是重庆鹤山坪石墙院。
箭杆胡同20号
箭杆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呈“T”字形，南北向一竖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与东西向的一横相通，东西向一横的西段曲折，东不通行，西口在骑河楼南巷，全长150余米。
据记载，“箭杆胡同”始称于清光绪年间。何谓箭杆？箭杆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搁栅）所用的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据此分析，当年胡同内应有加工、经营箭杆的作坊、店铺。胡同今已无存，只因保留“陈独秀旧居”还剩下西口凹进去的一小截，但已经不是胡同了。
箭杆胡同20号，旧时的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在胡同西口内南侧把角处，东西并排两个院落，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20号，朝西的街门是骑河楼南巷9号（旧门牌是妞妞房9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此房原为孙姓人家的房产，购于民国元年（1912年）。1917年，陈独秀来京后租住东院，即箭杆胡同9号；如今，箭杆胡同20号作为“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旧居”的街门建在院子的东北角，面北，为“如意门”①：院内有正房3间带1间东耳房，南房3间亦带1间东耳房，东厢房两间；院内西墙有随墙门通往西院。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正房3间前出廊子。陈独秀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这个院子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
鹤山坪石墙院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64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自此，“石墙院”作为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观载体备受注目。1985年5月27日，蜀中才子陈光美携带孙子陈恩田来到鹤山坪石墙院祭拜陈独秀，其孙子陈恩田有感而发，写下了一篇轰动巴蜀的《鹤山坪祭》，鹤山坪石墙院从此更是引人瞩目。《鹤山坪祭》全文如下：
维：
乙丑年夏日，余与祖父前往江津鹤山坪，携阴钱冥币万千，备香烛纸火无数，刀头加白酒，跪祭陈氏先辈：
烟雨迷茫、坎途泥泞，青山泪落，绿水哽咽，遥忆山崩地裂，树悲草叹，坟落冢飞处，天意厚葬之。文曲星，文科长，文鹤怎比恶犬；五四风、五人组，五届依旧领袖。创党始为祖，论政终为先；两党相残，丧延失乔，派内诟斗，忍辱负重；几进牢狱终不渝，延安奸人传谣言。铁骨铮铮岂堪辱，两党面前伤痕累。鹤山坪，依稀伴侣影，石墙院，无愧对苍天。直至贫病陨落，天地为之动容。一生灿烂，六旬光辉。后史太荒唐，列戴九顶帽。总而言先辈：爱憎分明，敢作敢为。刚强震五四，豪情创中共。为国奔走为民呼，风雨飘摇丧三子。狱难几度不矢志，老年孤苦隐江津，贫病失意辞人间，一代伟魂留石墙。呜呼哀哉！后人离散成牛鬼，犹叹冤污何时洗。今日祭奠，忘却！忘却！泉下有知，来饮一杯。
尚飨！
人物墓地
墓碑无语，鲜花寄怀。被辟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独秀墓，在历经风风雨雨、几次修复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安庆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1982年拨专款两万元对墓进行整修。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目前，安庆市拟以陈独秀墓为重点，在20世纪90年代原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独秀园”。新的规划修编已完成，并在抓紧实施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园林式红色旅游景点，将为世人所瞩目。
影视形象
电影《南昌起义》邵宏来饰陈独秀
1991年电影《开天辟地》邵宏来饰陈独秀
2006年《陈赓大将》钟鑫培饰陈独秀
2007年电影《八月一日》陈天陆饰陈独秀
2010年电影《建党伟业》冯远征饰陈独秀
2010年电影《湘江北去》李子雄饰陈独秀
2000年《日出东方》孔祥玉饰陈独秀
2008年《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汪洋饰陈独秀
2011年《中国1921》于和伟饰陈独秀
2011年《开天辟地》王诗槐饰陈独秀
2011年《风华正茂》阮志强饰陈独秀
2011年《辛亥革命》陈学刚饰陈独秀
人物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