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由蒋介石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推至峰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危在旦夕。在事变发生前后的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就此发出很多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仅文电便有三百多件,几乎每天要发出两三件。台湾著名学者汪荣祖、李敖在评论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时,不禁感叹道:“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实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局势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整理党务》的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自年初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在陕甘宁边区挑起事端。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枪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名官兵。12月,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阎锡山也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袭击抗敌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次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令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区域的八路军总部。这便是第一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周恩来(中)与叶挺(右)、项英(左)留影。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卫的原则,沉重打击来犯之敌。八路军120师359旅回援陕北,配合留守兵团赶走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抗敌决死队重挫阎锡山部进攻后,分别进入晋西北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正式编入八路军。八路军129师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击溃投降日军的石友三部。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蒋介石并没因受挫而收敛其反共的初衷,而是把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中,新的反共高潮正在密谋策划之中。
华中地区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更重要的是,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日军侵略华中地区以后,敌后一大片广阔的空间,仍然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最早把战略眼光投射到华中地区,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特别指出:“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与八路军向华北发展时相比,确实面临许多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由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各方面素质都比八路军逊色,需经过整编训练,才能开赴前线作战。其次,华中地区多是平原、湖沼、水网,于开辟游击战争有诸多不便。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四军军部组建较晚,华中的政治形势已经日益恶化。原先,国民党畏敌,退却逃跑,放弃敌后,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利用,发展武装力量,华北敌后的大发展便是实例,可是,此时的国民党也改变观念,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其政治、军事等的统治。所以,新四军要向华中发展,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时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背后袭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主持新四军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他在面对上述困难时,举棋不定,错过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良机。
1940年初,新四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毛泽东尤为关注江南新四军的前程,他指出,新四军的主要出路在江北,尽管已经失去一些良机,但是,仍然不能动摇向江北发展的方针,“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新四军江北部队根据这个精神,不失时机地向皖东敌后发展,到1940年3月间,就由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发展,却如芒刺在背,惴惴不安。他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同时,为遮掩耳目,又玩起谈判的伎俩。他要朱德、周恩来来重庆谈判华中问题。很快,他又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移到江南,认为江南新四军的状况是:“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湾之鱼,稍纵即逝。”顾祝同多次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以使江北新四军集中在苏南狭小地区,再予以歼灭。
 新四军在苏北打退韩德勤部的进攻后,毛泽东便估计到局势将会有新的变化,预料到顾祝同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的手段。这时,毛泽东最担心皖南新四军的情况,它的北面是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处此态势下,随时都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所以,他致电项英: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与此同时,英、美也签订了协定。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也使蒋介石成为两大集团都在争取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德、意、日要求他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则要求他加入英美同盟,美国愿给以大笔借款,英国则允许重开滇缅公路。苏联为避免东西夹攻,对中国抗日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明确表示不能因国共内争而影响抗日战争,因此,尤为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所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要刺激蒋介石,不可骂蒋、骂英美和骂英美派。蒋介石沾沾自喜,满以为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况且,新四军所活动的苏、浙、皖三省为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就很有可能落入中共手中,而这正是他许久以来的心病所在。如今“天赐良机”,他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甚至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挤走乃至剿灭新四军,以绝心头之患。
警告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毛泽东便警告全党:“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国共“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所以,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而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安危,一直系挂在他的心上,他早就告诫项英:
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开至华中,以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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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林待命出发的新四军部队。
当时,陈毅、粟裕曾向中央建议:“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毛泽东同意陈、粟的建议,并致电项英等:“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为避免国共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还制定了一条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可是,项英却缺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仍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宕,一心想“株守皖南”,甚至还梦想着蒋介石发饷发弹后再作计较。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针对项英的错误的糊涂观念,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南局的指示电,对东南局书记项英提出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
这份给东南局的指示共有八条,其精神实质是认清当前形势,提高警惕性,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陈毅在苏南传达完这一指示后,便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但是,项英却心存侥幸,没有听从中央的“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的告诫,丧失了转移的时机,以至使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陷入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同年7月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蒋介石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指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八路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蒋介石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收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正当八路军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苏北的新四军,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自9月3日起,韩德勤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一再避战、退却,并多次呼吁停止内战。可是,韩德勤自恃兵力优势,步步紧逼。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如再进攻,只有自卫。这时,黄克诚奉中共中央指示,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10月4日,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黄桥发动总攻。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一万一千人。新四军取得黄桥战斗的伟大胜利,从而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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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由黄桥战斗的胜利,判断蒋介石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更急切地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还在韩德勤分兵进攻陈毅、粟裕之初,毛泽东便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10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就新四军行动方针,再次提出警示: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新四军已不能在国统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又致电陈毅在与韩德勤谈判时,务使国民党“(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以完全实施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指示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忽然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因其电报代号为皓,故为皓电。
毛泽东在党内讨论时局问题时,已经估计到形势的危险性,他指示全党“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在具体策略的实施上,他又指示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在统筹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后,决定对皓电作出答复,之前,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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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于新四军军部合影,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早在两年以前,毛泽东就指示,新四军应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9年2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便传达这样的指示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10月中旬,新四军曾派一个挺进团北上无为,可是,项英仍然没有北移的决心,向中央罗列种种北渡的困难,以至贻误了最佳的战略转移的时机。接皓电后,11月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示:“(一)希夷(即叶挺,字希夷,作者注)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一面揭露其反共阴谋,驳斥皓电的污蔑不实之词;另一方面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可以移至长江以北。因其电报代号为佳,故名佳电。
随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就佳电发出后的宣传口径及对外活动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佳电中“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的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指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他还让周恩来与李宗仁、张冲接触,声明一旦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已经大部整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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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1、往北由铜陵、繁昌直接渡江到无为;2、往东经泾县、杨柳铺、孙家埠、誓节渡、郎溪到苏南茅山地区;3、往南经茂林、星潭、三溪、胡乐司到宁国,再沿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三条路线中的第一条路线最有利。这时,只要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便可安全稳妥地渡江。可是,项英仍在犹豫等待,踯躅不前,错过了北渡的最佳时机,敌人也开始警觉起来,日军第十五师团集中在铜陵、繁昌地区,赶修工事,以逸待劳,江中增添大批汽艇巡弋盘查。国民党方面,上官云相以七个师的兵力,从东南西三方压迫新四军北移。江北的李品仙部已经抢占六个渡口,设下堵截歼灭的口袋,江南新四军陷入难以预料的险境之中。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要坚决执行北移的方针: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毛泽东的这封带有严厉批评口吻的指示信的催促下,两天后,项英不得不选择经由茂林的路线,可是,一切的努力都已经晚了,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已经完成围歼新四军的所有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事变前便密令顾祝同实行军事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25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6日,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上官云相部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1月8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敌已有充分的准备,且以近十倍于我的兵力,对毫无防范的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新四军唯以血肉之躯与敌死战。
战事中通讯阻断,以至事变发生几天后,毛泽东才从刘少奇处得知事变的消息。1月10日,刘少奇在一封电报中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次日,毛泽东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突围不成又归队的项英的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突出重围,继续执行北移任务。1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电: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可是,由于交战双方众寡悬殊,新四军虽血战七天七夜,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把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终于书写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血腥恐怖的一页,国共关系也因此而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
善后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向中央建议:此时我党不宜与国民党决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毛泽东采纳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而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只要蒋介石不公开宣布国共全部决裂,我们便“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国内外都为中国的前景担忧。毛泽东的这个十二条的提出,合情合理,反响强烈,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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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题词。
国际社会尤为担忧皖南事变后的中国局势。英国政府正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事变后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便致函蒋介石,盼望国共恢复合作。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明确地告诉周恩来:美国赞同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同时,居里又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明了苏联的态度,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陷于内外交困,极为孤立被动的境地,而更令蒋介石所难以理解的是,日军并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深谋远虑,条分缕析,提出理性而又科学的判断:蒋介石的幻想已经破灭,他必求妥协之策。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着急了,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的办法,因为,国民党参政会召开在即,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非有中共参政员参加不可。而中共代表却表示,非接受十二条不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所以,蒋介石异常焦灼,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责难,好尽早摆脱困境。
这期间,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电报中,多次谈及国民参政会,认为,中共代表不能无条件出席国民参政会。他指出:“蒋从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又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非我对蒋让步时期”。“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为尽快结束国共之间的僵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出临时解决办法的“新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3月1日,国民党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开幕的前一天,各方都在静候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蒋介石受到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用电话询问消息。开幕的那天清晨,张冲等又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高兴地说:“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名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
1月27日,蒋介石自知理亏,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更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他还在参政会上说,皖南事变“纯粹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并说,“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毛泽东在看到这篇讲话后,调侃道: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第二次反共高潮历时将近半年,最后在正义面前,不得不鸣金收兵、偃旗息鼓。国共关系又开始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是如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皖南事变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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