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罗田 | 探访鄂东最大“红色医院”，解密刘邓大军卫勤保障

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斗争要有人才储备的。基于这一认识，共产党和鄂豫皖苏区政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创办了女子纺织学校、政法学校、农业学校、师范学校等，开办过中医培训班、医疗看护培训班、教育干部训练班、税务干部培训班等班次。比如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创办的红色医务学校，先后培养了60多名医生和护士。鄂东抗日游击队独立五大队医务训练班也培养了三期60余名学员。这些红色医务人员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革命根据地医疗人才紧缺的局面，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和壮大根据地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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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主力被迫撤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根据地斗争环境更加艰苦，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更加困难。当时广泛传唱的一首歌曲《农民苦》对这种情形进行了真实写照：“穷人真正苦，衣破无布补，忍饥挨饿说不出的苦，瘦得皮包骨！老娘得了病，睡在床上哼，无钱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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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军地双方力量汇合，根据地医疗卫生的形势才出现新的转机。据罗田县“军属之家”收藏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预防医学的实践经验》等资料显示，“随刘邓大军开进中原地区作战的有1个野战军卫生部、4个纵队卫生部、13个旅卫生处，并配属有5个野战医院计39个治疗所，共有医生以上干部38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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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份史料称，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兼政委为钱信忠，副部长鲁之俊、何穆、张步峰，副政委马琮璜、卫生主任周洪生。战斗在罗田等地的第六纵队卫生部部长为詹少联、政委李一才、副部长何正清。同时还有军区后方总医院、五个野战医院、医政科、军区南下制药厂、医疗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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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印证，罗田县委党史办编印的史料里也有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队第三休养所”几个分所（39个治疗所之一）的记载。但更多的史料与珍贵文物散逸民间，刘邓大军救治伤员、关爱百姓的故事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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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进入罗田后，在滕家堡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休养所还组织痊愈伤员配合地方武装力量在松子关、吊桥河、僧塔寺、九资河、铜锣关等地坚持游击战争，寻机歼敌“赶毛狗”，为野战医院创造了相对安全的休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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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武汉大学历史系《罗田县革命史资料汇编》、原黄冈地委党史办《鄂东风云》等史料记载：六纵在滕家堡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战区后方，后勤机关驻滕家堡，卫生部设在纸棚河，辎重部队驻陈家畈，供给部队驻滕家堡。配属第六纵队的第二医院一所（所长王子丰）有三个分部，一分部负责前出野战救护，足迹遍布包括跨马墩、上堡太阳寨在内的罗田各战场。野战医院二、三分部负责后撤伤员休养所以又叫休养所，驻滕家堡、簰形地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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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民众收藏的医务人员当年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药品包装及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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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进驻之时缺医少药，六纵政委杜义德曾向时任国民党军需官的柳百川（中国象棋国际大师柳大华先生的叔公）私下筹借大量军需、药品，秘密运往野战医院各医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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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在鄂东的几百名伤员都转至配属第六纵队的第二医院一所的三个治疗所（部队叫治疗所，地方史料有的叫休养所或分部）进行治疗，这些伤病员主要有来自高山铺等战斗新增的700多人，外加挺进大别山时带入的百余人，这就是“鄂东最大红色医院”称呼的由来。

几十里路当医院、旮旮旯旯架病床，这种情形只有在相对稳定的后方才可能出现。而居于三路刘邓大军之中路的第六纵队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了相对安全的滕家堡，一份缴获的国民党军事情报也称“找刘邓主力、就找六纵”。由此可见，“进可攻、退可守”的罗田在刘邓大军时期的休养补给作用和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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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夏，六纵政委杜毅德将军之子杜伟寻访第六纵队司令部旧址，踏访九资河太阳寨兵道口附近的廖家边“军属之家”、流传六纵爱民故事的郑家湾（今郑家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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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战斗追敌顽，主动作为保健康，团结一致齐努力，上下一心渡难关。刘邓大军的卫生保障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的领导下，遵循毛主席关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全体军民服务”的谆谆教诲，较好地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宗旨，圆满完成卫生防疫与战伤救治任务，有效地保障了部队指战员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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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救护组织和广大医务人员为争取手术治疗时机，每次战斗都尽可能地跟随战斗、前伸战场一线，进行了有力地伴随保障。

刘伯承司令员曾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与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邓小平政委也曾指出：“治愈归队100名伤员，等于消灭敌人一个团。”刘邓首长对野战医疗卫勤工作的倚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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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之俊副部长1950年出版的《新编针灸学》一书中，“某纵队全年针灸治疗统计表”采集的就是第六纵队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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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倚重的中心休养基地，罗田成为“再生战斗力的加油站”。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的部长兼政委钱忠信，副部长鲁之俊、何穆、张步峰，副政委马琮璜，卫生主任周洪生等人，都在罗田这个“拉锯战的锋面”及“大后方”留下过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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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伟大的历史转折》介绍，原鄂东军区独二旅副旅长何耀榜同志（解放后任湖北省第一至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的腿伤手术，就是在罗田由六纵卫生部部长詹少联等人于1947年10月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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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田为何耀榜同志做手术的医务人员，大部分在相关史料中有记载。其中罗田史料记载的“何振卿”又名何正清，医生李希资料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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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医疗官兵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卫生人员在部队同敌人展开游击运动战、攻坚战和阵地战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和不同任务，开展了有效的卫生防病和战伤医疗工作，保障部队在山岳地带、平原地带、水网地带、丛林地带等各种恶劣的环境中完成了训练和作战任务。“15年间共收治伤病员118万多名，归队率达75％以上，对保障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见钱信忠《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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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卫生保障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首先应归功于军政首长爱护官兵，关心部队卫生工作。各级军政首长都非常关心部队健康，如下达“防好病”和“行好军、打好仗”的通令，发布开展“人马健康运动”的训令。此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密切配合，全体卫生人员共同努力，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一些医疗官兵、支前模范还为革命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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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救护、学技艺，两轮并驱；太行山、大别山，一脉相承。”医疗官兵在大别山的出色表现，源于这支队伍一贯的优良作风，寻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的卫勤保障，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医学教育给出了答案。

1937年10月初，八路军一二九师遵照党中央指示挺进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中心开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解决部队医务人员的紧迫需要，一二九师卫生部于1938年夏季开始组建医生训练队。医训队由一二九师卫生部长钱信忠直接领导并兼教员，詹少联任队长。医训队于1938年夏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正式开课。1940年6月，在医训部的基础上组建一二九师卫生学校。

当时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太行地区，前总卫生部于1939年春在山西襄垣成立卫生教导队，1939年秋扩编为卫生教导大队，1940年扩大为十八集团前总卫生学校。1940年12月百团大战后，一二九师卫生部与十八集团军前总卫生部合并，两个卫生部所属的卫生学校和卫生教导队合并成立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学校，师资力量得到加强，学生增加到450人，编为3个军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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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1945年颁发的奖状

若干年后，参加过卫勤保障的老兵回首战斗岁月，总结经验时认为：刘邓大军的卫勤保障工作具有的鲜明特点和独特风格在全军卫生工作史中占据一席之地。首先，重视提高战伤救治水平。如钱信忠部长在战伤救治中根据白求恩的实践经验，较系统地提出了新创伤疗法的概念、原则及相应的技术与组织措施。其次，坚决贯彻“预防第一”思想。各级卫生部门明确地树立了“保健及防疫工作是中心工作”，“治疗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在于预防”和“一分预防胜于十分治疗”，以及“防病犹如防水，失之决堤而救”等观念。第三，注意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先后拟制并颁发《战时卫生勤务条例》《战时战救工作条例》《卫生工作条例》《慢性病处理条例》和《各级部队卫生机关、医院、医务人员工作制度与工作职责暂行条例》，还有《传染病隔离制度》，《荣军住院规则》和《伤病员住院规则》等，一些规章制度甚至以军政首长或司令部名义颁发。第四，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每当枪声一响，突击队后面紧跟着的是卫生员、担架员，绑扎所、救护站的白衣战士在炮火中舍生忘死地抢救伤员。第五，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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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伤员一下来，医院遍地开花，村村开医院，家家设病房，妇女当看护”。几十个人的治疗所，收容伤员多时竟达近千人，但全体卫生人员昼夜奋战，吃苦耐劳，有时工作人员还多次为伤员输血；药品缺乏就自办药厂，并积极倡导推广针灸疗法，不仅弥补了部队药品之不足，还治好了多种疑难病症。此处史料描写的情形同罗田县地方史料记载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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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拜访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将军夫人齐静轩老人，这位解放前入伍的卫生女战士清晰地回忆医护人员在战场克服一切困难、利用一切条件，进行消毒灭菌、开展医疗救治的细节

手头一份史料这样再现当年的场景：“由于伤员多，应用物资药品需要量大，原有药品物资很快消耗完了，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代替。如没有高压消毒锅，就用汽油桶改装代之；无消毒换药盘、镊子，就用饭碗、竹筷代替；无脱脂棉就用医护人员棉被中的棉花，加红汞水蒸煮作为消毒棉代用；没有酒精和抗菌素，就用盐水清洗伤口；没有凡士林就用消毒的猪油代用；没有绷带，就买当地老百姓的土布代用；土布都供应不上了，就用医护人员的被里，洗了消毒，撕成绷带代用；炊事员不够，就向当地政府要民工充任，叫轻伤员组成伙食管理委员会，他们伙食管得也很好；看护不够，也向地方上动员民工帮助，有的民工还自觉地到医院做护理员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作为支前；没有床就用门板当床。门板也找不到了，就搭地铺。冬天冷了就用草帘子当门挡风。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都一个一个地被我们克服……”

“在后撤的过程中，由于当地老百姓种地将牛粪作肥料撤在地里。战士在战壕中受炮弹炸伤和枪伤后易感染破伤风，当时没有破伤风抗毒血清注射液，有的伤员在担架上发生牙关紧闭、全身抽搐、呼吸困难，这时为抢救伤员，就在担架上用针炙及静脉注射硫酸镁解除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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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刘邓大军二野卫生部直属第二医院征战纪实》，客观描绘了广大医疗官兵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和勇于牺牲的辉煌足迹。

据介绍，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兵站二院于1947年初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后方总医院二院，院长戴正启，政委韩淳仁。医院有五个所，一所长王××（据罗田史料研究应为王子丰），协理员张峰，政治干事李志清。二所长唐振华、三所长白云山、四所长卢更全、五所长王霄翔。

该医院三、四、五所带领大批伤病员回黄河以北的晋冀鲁豫军区后方。而医院一、二所随军进入大别山，主要活动于潢川、麻城、新县、罗田一带。1948年3月，医院出大别山到豫西叶县、鲁山一带，在宝丰进行休整，并进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三整后，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斗志得到极大提高，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性也有很大加强。

一些刘邓大军医疗官兵多年后还依稀记得当时在大别山传唱的歌曲小调，“大别山好比一把剑，插在敌人心中间”，“一战场、鄂豫皖，湖北、安徽和河南，刘邓将军徐向前，还有李先念啊，他们真勇敢，带领大军四十万（号称四十万、实只十四万），横渡黄河向南反（攻)，直插大别山，威胁南京、武汉两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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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战场砺精兵，教学相长互相为促进。如果把战斗在罗田的六纵野战医院比作“考场”，座座后方医院则是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在注重前线伤病员救治的同时，后方医学教育也被提升到较高位置。这一点，从与“刘邓大军”密切相关的北方医学院和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的建设发展史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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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田“军属之家”收藏的当时军医学校部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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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刘邓大军时期的野战医院，还是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以及我军其他医疗机构和院校，其战场卫勤保障史、教育发展史，都是伴随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共同成长的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医务界的管理和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个历史时期兴办医学教育、开展一线救护的经验，至今还对我国医疗事业产生着深远影响、发挥着指导作用。

▲直属第二医院一所的治疗所旧址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