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下前大别山区的斗争形势和进山初期各级工委的工作。
1946年中原部队突围后,国民党为了彻底摧毁我鄂豫边、鄂皖边根据地,曾出动数万大军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清剿”,疯狂搜捕和残杀了我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基本群众,大别山老区遭到了空前的洗劫。然而,革命斗争之火不灭,“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946年8月,掩护中原部队主力突围西进的鄂东军区独立二旅,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东进,由皖西岳(西)太(湖)一带回师鄂豫、鄂皖边坚持游击战争,将所属三个团改编为六个小团分散活动,由旅政委张体学率两个团深入罗(田)麻(城)英(山)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中共鄂皖地委。当时,地委将鄂豫皖边区划分为罗(山)礼(山)经(扶)光(山)(黄)安、(黄)冈麻(城)浠(水)罗(田)、蕲(春)黄(梅)广(济)英(山)三片,分别重建或新建了中心县委和县委。同年12月,张体学、赵辛初等负责人奉命离开后,留在原地坚持的党组织和部队同上级失掉了联系,何耀榜等遂领导建立了大别山工委。尽管敌人调动重兵反复残暴地进行“清剿”,当地党组织和独二旅因而遭受严重损失,但党组织领导革命武装先后以几百人、百余人、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几个人为活动单位,实行高度分散机动,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各地坚持斗争,保持了大别山区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山里仍散存着大小不一的十数股力量。在山北鄂豫边境,有刘名榜等领导的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属下的几个县委和游击队,分别坚持在东大山、老君山和天台山地区,黄安(红安)游击队以突围后又辗转归来的原独二旅五团团长彭超、四团政委肖德明等为骨干,很快发展到百余人枪。鄂东方面,中部有漆少川、漆先庭等领导的黄冈中心县委,尽管人数不多,但顽强地坚持在敌人重兵设防的黄冈大崎山和罗(田)北滕家堡一带;南部鄂皖边,易鹏、黄宏伸等领导的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骨干力量。在皖西方面,原中原军区一纵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800余鄂豫皖子弟兵,于1947年4月从鄂西北千里迢迢返回大别山,在潜山同桂林栖等领导的游击队合编成人民自卫军,3个支队共2400余人等等。这些孤悬敌后的人民武装,时刻盼望主力打回来。这年8月,当他们从敌人的报刊以及行商口中知道大军反攻南下的消息后,喜不自禁。有的派人打听或率队北上,以争取尽快与大军取得联系;有的主动出击敌人驻点,以实际行动欢迎大军的到来。
9月上中旬,鄂东各县委相继同先期入境的六纵十七、十八旅接上了头;皖西自卫军的几个支队,也分别在霍山、桐城等地与三纵前卫部队胜利会师了。嗣后,这些游击队发挥自己人地两熟的优势,积极为大军筹集粮秣,侦报敌情和配合作战,为主力部队歼敌和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9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介绍大别山形势时指出:“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大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
为了尽快实现“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十分重视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在我军进山之初,即决定在新区党政未建立之前,先成立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等四个区工委,负责开展地方工作。8月30日,还明确划分了部队展开和各工委的工作区域:鄂东区–六纵,辖黄安(红安)、麻城、黄陂、黄冈、浠水、蕲春、罗田等七县;鄂皖区–二纵,辖立煌(金寨)、英山、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望江等八县;皖西区–三纵,辖桐城、庐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丘等八县;豫东南区–一纵,辖固始、商城、潢川、光山、经扶(新县)、罗山、礼山(大悟)等七县。命令下达后,由于敌情变化,二纵又奉命留在山北麓阻击追敌并就地展开。结果便形成了鄂东、鄂豫(即豫东南)及皖西三个工作区。9月初,在与上述区内的主要游击队会合后,三个区工委便相继成立。鄂东工委设在麻城阎河附近,书记鲍先志,副书记刘子厚、刘建勋;鄂豫工委书记苏振华(兼);皖西方面,工委书记由自卫军政委桂林栖担任,副书记于一川。随着主力部队的推进和展开,各区又陆续设立了县工委或联县工委。根据中原局的部署,各级工委迅速开始了创立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中旬,鄂豫工委派出工作队远出西大山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基层政权;鄂东各县工委,首先着手调查了解情况,建立工作点,取得了初步成绩。同时,在各区展开的主力部队,根据中原局民运部的指示,都成立了民运工作队或民运小组,并分遣部队随工委和工作队一起行动,以协助和保护地方工作。
在战略展开初期,由于我军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部队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南方水田地带行军作战的经验;在生活上,北方战士普遍吃不惯大米,穿不惯草鞋,对南方气候水土不适,等等。所有这些都给部队情绪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还由于南进以来,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未能进一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部分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无后方依托,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伤员无处安置等情况,在部分人员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对打仗特别是对开展地方工作顾虑较多,影响了发动群众工作的进展,也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9月份的三次作战打得不够理想,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对此,刘伯承、邓小平早有预料,在部队一进入大别山时,就指示抓紧形势任务的教育,使全体同志认清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实现这一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并反复告诫全军,大力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大别山人民“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同时,还指示部队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南方战士与北方战士展开互助等办法,引导指战员们熟悉南方的作战环境和生活习惯。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刘伯承还亲自下到部队作动员报告。他把多打胜仗和发动群众两项工作,形象地比作是实现创立解放区任务的两个轮子,指出提高信心,增强斗志,则是驱动两个轮子的原动力,对部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为了进一步引起各级干部的高度注意,切实解决好部队的思想问题,中原局和野司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白雀园附近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严肃批评了右倾情绪和临时观点。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临时观念和疲惫松弛现象,是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要求各级干部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严肃军纪,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率领部队克服暂时困难,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这次历时三天的重要会议,不仅对随后打好张家店、高山铺两个战斗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全面实现党中央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创立关系全国战局的大别山解放区,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
10月初,各地在继续实施战略展开的同时,大力贯彻王大湾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展地方工作。进驻潢(川)光(山)一带的一纵队指挥机关,为此分成两个梯队,以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等在第一梯队,主要负责指挥战斗,阻击敌人,以参谋长潘焱带领上千名干部及部分兵力,组成第二梯队,负责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工作;收复皖西六(安)霍(山)地区之三纵部队,一面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抢收稻子,一面派出六支(每旅二支)武装工作队,深入附近村镇开展地方工作;展开于鄂东方面的六纵主力,也在乘胜追歼残敌的同时,积极协助区、县工委组建地方政权,并依托麻(城)东、罗(田)北山区安置了后方,建立了立足点。在主力部队和当地游击队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各级工委和部队民运工作队由点到面逐次铺开,发动群众愈来愈广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中旬,不仅协助主力部队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在我已解放的23个县中,建立了光商(光山、商城各一部分)、商城、固始、经扶、礼山、麻城、罗田、英山、黄冈、立煌、六安、霍山、桐城、舒城、潜山、岳西等17个县的民主政权,为建立鄂豫、皖西解放区奠定了基础。
经过连年战乱的大别山区,地瘠民贫。特别是我军主力曾三次撤离这一地区,群众备受反动派的摧残,虽然内心切望解放,但疑惧犹深。在我军进山之初,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疲劳,后勤供应缺乏,又一度出现过纪律松弛现象,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群众的疑惧心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队一面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说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鄂豫皖子弟兵打回了家乡,是在歼灭敌人100多万兵力以后的战略大进军,决不会再走了,以解除群众的顾虑;另一方面,在全军进行遵纪爱民教育,严肃整饬军纪。8月27日,中原局在《进军大别山的任务与口号》的指示中,强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后,各纵队又根据王大湾会议精神,在战斗间隙中检查整顿军纪,纠正违纪行为。10月13日,野直部队还在黄冈总路咀召开军民大会,公开枪毙了一名强取商贩花布、粉条的副连长,给全军及当地群众震动很大。经过上述纪律教育和整顿,部队军风纪焕然一新。当时,尽管连续行军打仗异常疲劳,又遇连绵秋雨,道路泥泞难行,指战员们仍然坚持自背粮食、弹药,没有草鞋就光着脚板行军;定营时,自己排谷子舂米、做饭,如遇上夜里进村,宁肯露宿户外,也不去惊扰群众。在这方面,各级干部特别是野司首长为全军做出了样子。为了尊重群众的习俗,邓小平每到一地都指示野司机关另挖厕所,他还几次亲自检查此事;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刘伯承带头示范做棉衣;参谋长李达亲自带领警卫排上山砍柴,以解决自己的烧柴问题。许多旅、团干部也主动让出坐骑,用来运粮、驮伤员,有的还亲自参加抬运伤员。与此同时,全军上下都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尽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军攻克黄安城后,发现群众缺粮,当即开仓散发赈济粮50万斤, “许多老太太无力挑背,解放军帮他们挑送回家”,等等。上述解放军官兵遵纪爱民的模范行为,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老乡们惊喜地传告:“咱们从前的老红军回来了”。一些听信敌人谣言“跑反”上山的群众,陆续下了山;一度关门避我的小商贩,也敢于同我军做生意了。军民关系逐渐亲密。10月13日深夜,一纵前卫部队行军路过黄冈县之上巴河镇,镇上数以百计的群众自动涌上街头,夹道欢迎,气氛十分热烈。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各地群众逐渐活跃起来了,军民合作齐心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局面开始出现。
随着我占区域的不断扩大和各级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成立统一领导的根据地大区的条件逐渐成熟。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决定在三个大区工委的基础上,归并成立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经过一段筹备,11月中旬,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麻城福田河正式成立,段君毅任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刘子厚任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司令员王树声,副司令员郭天民。在此之前,鄂豫区五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已分别于10月中下旬成立。一分区辖金寨、商城、固始、霍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毅,专员贝仲选,分区司令员雷绍康;二分区辖潢川、光山、经扶、罗山及信(阳)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郝中士(后穰明德),专员刘名榜,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三分区辖礼山、黄安、黄陂及孝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乔明甫,专员安明(后任士舜),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四分区辖麻城、黄冈、罗田及浠水,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友九,专员王克文,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五分区辖蕲春、广济、黄梅及英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仰峤,专员赵辛初,军分区司令员张国传。为了工作便利,还一度在上述区域里增设了霍固(霍丘、固始各一部)、光商(光山、商城各一部)、麻东(麻城东部)、新洲(黄冈西部及麻城一小部)等新县。鄂豫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后,各地党政军机构奉命统一划归党委、军区建制。
鄂豫区成立之初,干部人数很少,军区直属机关仅30余人,司令部只设参谋、情报、军训三个处。政治部、后勤部因干部缺乏尚未成立。下面各地、县也普遍感到力量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原局在此之前,于10月12日发出指示,要求每个纵队抽出一批干部和来自老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战士,进行5至7天的训练(携带武装),然后派往地方工作。同时还决定将一部分主力地方化,作为军区、军分区和县大队的基干武装,区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主要用于实施宽大机动和歼灭敌人,地方部队则用于守卫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以及配合野战部队作战,以此进一步解决分遣与集结的问题。根据这一指示,一、二、六纵队共派出了千余名得力干部到鄂豫区工作,并将成建制的部队化为军区、军分区武装。一分区即由二纵五旅及纵队教导团组成;二分区以一纵之十九旅六十一团和纵队教导团一部、二纵五旅十五团一个营、野司部分干部及当地一部分游击队组成;三分区以一纵之十九旅旅部及五十五团、五十六团、纵队教导团一部组成;四分区由六纵之十六旅四十八团、十七旅之五十一团及纵队教导团组成;五分区以六纵之十八旅五十三团及原坚持蕲、黄、广地区斗争的游击队组成,整个兵力为9个正规团。包括各县大队在内,共约2万余人。
鄂豫区横跨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群峰横贯其中,北面的固始、商城、潢川、光山地区属丘陵地带,中间的新县、金寨、麻城、罗田、英山等县属山区,南部沿江一带的蕲(春)黄(梅)广(济)为平原湖泊地区。丘陵山区生产烟、茶、竹、木和药材,平原湖泊地带生产粮食、水产。黄冈团风至黄州城一带有若干织布厂,大者一百几十人,小者四五十人,铁木机织布业发达。鄂豫区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又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地利人和,十分有利于我军长期坚持,而且南扼长江,西逼华中重镇武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尽快重建这块根据地,除了上述部队奉命转入地方建制外,野战军派出的千余名干部也迅速奔赴指定的工作区域。10月下旬,二纵六旅400人的武装工作大队,自英山到达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六纵300余名干部分别下到鄂豫四、五分区。与此同时,随军南下到达鄂豫区的千余名地方干部(其中:晋冀鲁豫中央局直属机关150人,太行区120人,1946年中原突围北上这次随军返回的干部120人),也被分派到各地、县充任党政领导骨干。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这批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的同志一起,不辞辛苦地“安摊子”(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着手基本建设,根据地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10至11月间,全区新建立基层政权地区的人口达到两百万以上。地方武装也迅速增长,其中四分区的县区武装发展到2300余人,五分区发展到2500余人,较突出的黄冈、霍固等县增加了一倍多。随着各级财政税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筹粮筹款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进展较快的四分区,共为部队筹集了5万套军衣。由于根据地日趋安定兴旺,加上主力部队和军区武装积极向外出击,展拓地盘,鄂豫区的范围不断扩大。至11月间,南北界以长江、淮河,东临安徽的霍山、岳西、太湖县境,西至平汉路与敌之重镇武汉、信阳对峙,纵横300余公里,人口约750万,是我军南下大别山后创建的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在筹建鄂豫区的同时,位于大别山东南、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的皖西地区,也全面展开了创立解放区的工作。这里同鄂豫区一样,也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至大军到达前,潜山、岳西一带仍保留有相对固定的游击根据地。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群众条件,都有利于我军创建大区根据地。张家店战斗结束后,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在致三纵党委的贺电中指出:“你们此次大胜,对建设皖西根据地的关系极大”,要求抓住有利时机,积极筹建皖西军区和区党委机构,并请陈锡联、曾绍山等六同志就区党委、军区以及地委、军分区的人选提出意见。接此指示后,三纵党委和皖西工委在积极物色人选的同时,又增派数百名干部和成建制的部队下地方工作,帮助建立区、村政权和游击队,为创立解放区准备条件。
11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离开大捷后的蕲北驻地,翻越鄂皖边界山区,来到太湖刘家畈,一是看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皖西自卫军指战员,二是开会部署成立区党委和军区。会后,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于岳西汤池畈正式成立。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彭涛,副书记桂林栖、于一川,行署主任罗士高,军区司令员曾绍山。下设三个分区:一分区辖宿松、太湖、潜山、望江、岳西及新设的潜怀县(潜山、怀宁各一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卢仁灿,专员刘秀山,司令员孔令甫;二分区辖桐城、庐江、无为、巢县、舒城及巢西县(巢县西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武璇声,专员刘征田,司令员马忠全;三分区于11月底成立,范围包括六安、霍山、合肥、独山(六安西部)等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马方廷,专员霍依如,司令员曾庆梅。自三纵抽出的二十、二十四、二十七等三个主力团同皖西自卫军分别编为军区和各军分区武装,共计7000余人。在区党委和各地委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在各地剿匪安民,保卫胜利果实,深受群众的拥护。部队也在斗争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调归一分区指挥的二十团和刘昌毅、胡德庆等领导的游击队,发展成3个团(二十团、基干团和三十七团),总数达3000多人;调作二分区主力的二十四团,以两个连分别与舒城、桐庐游击队合编成两个独立营,另以一个连与钟大湖游击队组成分区基干第二团,以后又发展为皖西独立旅;调归三分区建制的二十七团和军区武装,也增建了新的“游击集团”。这些年轻的武装力量,在巩固皖西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鄂豫、皖西两解放区成立后,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面积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根据地。两区人口共达1200余万。先后建立了8个地委,33个县民主政权,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根据地已愈来愈巩固了。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称“我们业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打不走我们了”。这即是宣告,我军在大别山深深扎下了根,实现了毛泽东预计的三种前途中最好的前途。
新成立的各级民主政府,首先为解决大军供给特别是为解决缺粮缺鞋缺衣方面的困难竭尽全力。1947年10月,六纵队后方机关及部分伤病员移驻罗(田)北滕家堡一带。这里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重灾区,群众多半靠糠菜度日,但一经发动,献粮捐菜却十分踊跃。仅滕家堡以北的落梅河地区,就先后献出军粮两万多斤,蔬菜上千担,食油500斤,土布400余匹,较好地解决了六纵后方机关和伤病员的食宿问题。翌年初,在临近阴历年关的时候,黄安县后河一带群众接到了联村政府关于节粮拥军的通知,虽然他们自己的存粮也很少,但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人民,硬是挤出存粮或干脆献出仅有的年米支援子弟兵。与黄安连界的新县,地扼鄂豫边境,该县县委和政府在组织筹粮拥军的同时,又广泛发动妇女为大军做军鞋。新集区彭大增乡的妇女夜以继日,飞针走线,一个月赶制军鞋2000余双。皖西潜山县的群众,也积极为解决大军的困难出力,家家忙做拥军鞋,他们用笋叶粗布垫底,鞋面用厚棉布衬帮子,还缝有鞋带,以此表达他们对大军的爱戴之情。与潜山相邻的岳西县也不示弱,共为大军贡献军鞋6万余双。深秋以后,天气渐寒,我军10万将士还身着单衣。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就地筹办棉衣的指示,全军上下和地方各级党政都紧张地动员起来,一齐为解决迫切的冬衣问题而奔忙。10月间,新成立不久的浠水、黄梅县政府,分别办起了有数十名工人的缝纫厂,日夜为大军赶制棉衣;太湖、白雀(新设县,辖区为光山白雀园一带)、黄安等县则普遍发动群众用手工缝制。经过地方党政群的大力筹措缝制,加上大军自己动手制作和大批缴获,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军指战员便全部穿上了棉衣。这在远离后方,新区根据地又尚未巩固的条件下,的确是一项奇迹。

随着我大军的逐步展开,各地在继续解决后勤供应的同时,还发动群众给大军带路、送信或直接配合作战。1947年10月21日,即我中原独立旅占领蕲(春)中竹瓦店的第二天,驻蕲州的敌青年军二○三师第六团出动1500余人,向蕲中地区进犯。这一情况,很快被我部署在蕲州外围给主力部队当“触角”的潘边工委游击队发现,他们当即一面派人飞报独立旅,一面进行节节阻击,以减缓敌前进速度。来敌见状蜂拥而至,他们边打边退,一步步将敌诱入了靠近竹瓦店而地形又于我有利的五斗地一带。此时,独立旅的一、四团正好赶到,他们又配合主力对来敌实行迂回包围。战斗进行得很顺利,至下午5时,歼敌800余人,创造了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大量歼敌的成功范例。10月25日(高山铺战斗的前一天),敌追击部队四十师及五十二师八十二旅,进驻高山铺以西之漕河一带后停滞不前。次日晨,浠蕲边工委派出游击小分队协助主力部队一个连化装成游击队,前往漕河方向“接客”。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巧妙的游击战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终于将这股敌人引进了我预设的伏击圈,从而保障了整个战斗计划的顺利实施。26日上午,战斗打响后,蕲南、蕲北工委动员的两千多名民工,带着他们连夜赶制的1700多副担架,迅速赶到了前线指定地区。在县区干部的带领下,他们一面往火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一面在枪林弹雨中抢运伤员。竹瓦店农民张仁和把干粮送到战士手中时,干粮袋已被打穿了七个弹孔,他自己也为拥军支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27日下午,战斗进入了最后阶段,溃败的敌人争相逃命。高山铺周围经过我战前动员武装的群众,这时都自动的组织起来,帮助大军搜索捕俘。仅李三房湾和洪破屋湾的群众,就协助捕俘370余名。
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防止敌民团土顽的袭扰破坏,根据中原局指示和群众的要求,两区各级党政特别注意发展地方武装。高山铺战斗结束后,周围各县纷纷前往领取大军缴获的武器,其中罗田县一次就出动了500余人,归后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县、区骨干队伍;战场附近的鄂豫五分区和毗邻的皖西一分区,亦凭借我军大捷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在很短的时间里,两区地方武装便成倍增长,各县均建立了有三四个建制连的独立营或武装大队。在此期间,建立政权较早的山北各分区也出现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11月初,新县一次扩军五六百人。金寨、商城两县县大队因增员特别多,遂扩编为两个颇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这些新成立的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广济县大队,鼎盛时期在境内所向无敌,一度完全控制了全县;1947年底,岳西县响肠河民兵多次伏击截击敌二十五师的运输队,致使其粮弹供应中断,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受到了中原局和皖西军区的通报表扬。
在敌人重兵包围特别是常常处于敌我交错的严重情况下,安置养护伤病员始终是一大困难。鄂豫、皖西解放区的党和政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敌人大举“扫荡”开始后,我军设立的几个临时野战医院都进行了转移,除了动员一部分轻彩号随部队行动外,大部分伤员特别是重伤员都转交地方政府安置,仅疏散在蕲北曹家大山一带的伤员就有500余人。敌军侵占上述我安置伤员的地区后,采用梳篦战术,疯狂地进行搜捕,反动民团也在暗中监视各村群众的行动,环境异常险恶。蕲北县委发动群众在深山密林里为伤员搭茅草棚或掘山洞,仅谈家沟一地就搭茅棚30多座,可供上百名伤员住宿。同时,还在各个山口和交通要道处设立观察哨,一遇情况,就通知村里的关系户将重伤员送到山上的棚洞里隐蔽;待敌人走后,再将伤员接回来照料。就这样,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
在整个“扫荡”期间,蕲北党政群始终与我军伤病员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结成了极为亲密的鱼水关系。白水畈区武工队为了严密监视并准确侦报敌人的进山行动,经常风餐露宿,不敢有片刻消闲;谈家沟湾负责看护30多名伤员,为了擦洗换药和防止敌人偷袭,全村群众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家中收有伤员的长洼村农民张昌顺,一次在归家途中被敌特发现跟踪,他机敏地用暗号招呼同湾的另一人回家报信,自己却在路上故意拖延。尽管由此遭到跟踪敌特的绑吊毒打,但他坚不吐实,使居住家中的9名伤员安全脱险。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地区也同蕲北一样,均对我军留下的伤病员进行了精心照顾和护理。罗田县陈家畈方焕文家看护的一名重伤员,因下颚受伤,不能进食,方之妻便每天调浆糊一口一口地喂,从不间断;潜山官庄贫农老大娘华春芳,为让我军伤病员吃好吃饱,先后借粮20多担,被群众誉为解放军的母亲。大别山人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使伤员感到无比温暖。这些事例说明,尽管解放区初建,又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已初步形成了没有后方的“后方”。
在刘邓野战军渡河南下期间,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华北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此前一年,即1946年5月4日,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都强调,要在农村把反封建斗争彻底开展起来,认真“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以实现“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中央工委于8月2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刘子久,提出“六个月内不能大体完成土改,将可能遭受大困难。”随着上述会议精神和指示的下达,我南下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不久,即进行较大范围的土地改革。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全国土地会议,于九月 十三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这份文件不但肯定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太阳寨村银杏树下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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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太阳寨):【刘邓大军】鄂豫、皖西解放区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