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粮食来源
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就意识到：8万多人马远途转移，“吃”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发展与革命的前途命运。
为此，中革军委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以下简称“没征委”）”“筹粮委员会”“先遣工作团”等，负责在长征中筹集粮款。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命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等，除了红军必须外，尽量地发给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征发委员会。”
“没征委”由林伯渠、毛泽民担任正、副主任，每到一地开展工作，首先要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百姓提供线索、共同认定哪家是破坏革命、压榨穷人、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军阀之家，才准许没收其粮食、资财。
▲1934年红军向民众借谷物50斤借条
1934年11月至12月间，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沿岸血战5昼夜，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携带的粮食也消耗殆尽，饥饿像瘟神一样威胁着每位将士。
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占遵义，中革军委指示：“对城市的搜索与检查，没收反动分子和土豪的粮食和财产，概由政治机关和保卫局负责。”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共没收了遵义城268户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仅在黔军一○二师师长柏辉章家里，就收缴银元2万多块，粮食10余万斤，让饥肠辘辘的红军将士吃上了饱饭。
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定购金五万元。准备旧历年慰薛岳军队的粮肉菜，均被红军截获没收。”
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除没收豪绅军阀的存储，另一主要来源是向当地群众征购。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征购。”
红军购粮先要讲清政策、谈明价格，当面付钱。如找不到主人，要留下借（欠）条，写明征用的粮食数量和欠额。时任一师一团团长的张山震在《瓮中之役》一文中回忆道：“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当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也要携带大量军需物资，“战场缴获”也是长征补充粮食的主要来源。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粮食多被缴得，武器弹药等军需因此得以补充，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
有一次，红三军团截获敌人一卡车给养，有大米、白面、饼干和外国产的果酱罐头，上面全是洋文。时任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从未见过罐头，用刺刀连割带撬弄开一盒，里面都是又黑又黏的浆糊，谁也不敢吃，10几箱罐头全扔在了路边。后来被懂英文的团政委张爱萍发现，才让全团都品尝到了鲜甜的美味。
1935年1月，红四军团攻占桐梓，发现了一个储存军备物资的山洞，收缴银洋6万多块、粮食20余万斤及食盐、布匹等。红军在习水土城镇与敌人激战，也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物，除了部队存留，全部分发给了穷苦百姓。
打土豪没收、向群众征购、战场缴获是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的粮食来源，是非常时期的特殊举措，为数万人马长途转战提供了保障，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舌尖上的二万五千里，凸显将士们用信念和意志铺就的铁血征程。
军令严明，绝不白拿群众一粒粮
▲红军留在木板上的借据（局部）
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克遵义，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买卖公平等八项注意的通令。遵义城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在寒风中怀抱枪支，露宿街边、檐下，无不赞誉。当他们得知这支仁义之师缺吃少穿，就主动协助筹粮，赶制军装，基本满足了入城红军的温饱。
长征行进中的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规定、遵守纪律，向群众征购粮食、物品时不白拿、不强买、价钱公道、契据明晰。如今，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珍藏着一张红军借条，发黄的牛皮纸上写道：“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
胡四德老人把这个秘密珍藏了60多年，胡家后人才发现了借条，当地政府根据借条记载，按现价折款，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
1935年7月，红军历尽饥寒翻过雪山，粮荒却日益加剧，许多官兵每天只能吃到一碗麦面野菜粥。纵是这样，部队进入毛儿盖藏区时，已到了绝粮的境地。时任团政治委员的肖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
好在此时季临初秋，地里的青稞已呈淡黄，勉强可充饥，但当地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都已逃离了家园，找不到田地的主人。红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部队自己收割青稞，并发布《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今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吾洛老人家里，保存着一块当年红军立的木牌，80多年过去，字迹依然清晰：“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一千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以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着）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或你们所需的物品。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前敌总政治部。”
红军在藏区活动期间，有时会发现离家藏民藏在地窖、夹壁墙、牛圈等地方的粮食，就留下银元或欠条征用一半，另一半留给主人，以防他们回家没吃的。
红军在藏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套搬苏区的斗争方式，不没收大喇嘛、头人的财产，而是团结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歧视、压榨和统治，这些做法深受藏族同胞的赞誉，得到了他们的巨大支持。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等近10万部队先后在藏区的茂县、松潘、马尔康、汉川、丹巴等地活动了3个多月，购得群众支援的粮食2500多万斤，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为长征提供了充分保障。
翻雪山、过草地，粮食最艰难的时期
红军长征穿越的雪山、草地，主要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有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等十几座峰峦，草地有阿坝、瓦切日干乔、班佑沼泽等。
1935年6月，红军准备翻越夹金山，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尽可能备足棉衣，携带7天的粮食，并派员到附近征购粮食、油盐、皮张及牛羊猪等。但当地居民稀少，百姓生活也十分贫苦，征购粮食和牲畜极为困难。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还通知各部队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办公用具、炊具等全部扔掉，只带粮食，每人尽可能带一些生姜、辣椒和干柴。但因食物匮乏，许多战士只带些炒麦面、红薯干、萝卜条等，背起干竹子扎的火把，穿上棕皮做的马甲，就踏上了翻雪山的征程。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情景时写道：“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不一会儿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
红军冒着风雪向峰顶攀登，越向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喘不过气，将士们腹中饥饿、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虽已时近中午，却乌云遮阳，昏如傍晚。突然，大雪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大队人马无处躲避，不少人或滑入深谷或被埋冰雪，再也没能站起来。
到了晚上，衣着单薄的将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宿营，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靠煮玉米、麦粒、薯干和辣椒水充饥、取暖，许多人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漫漫长夜中熬过最艰难的时光。
红军进入藏区后，起初还能买到少量的糌粑，这是一种青稞粉拌酥油、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不久就开始缺粮，因为部队人数大大多于藏民，根本无余粮可买。当红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漫无边际、人烟稀少的松潘草地时，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行军不到3天，部队已存粮殆尽，战士们也颗粒皆无。如何渡过粮荒？富有野外生存经验的朱德总司令派人找来当地的向导，向他们请教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有毒？得知了多种能吃、不能吃的野菜形状和名称，朱德拿起铲刀、提篓和口袋，率10余个炊事员、警卫员去挖野菜。
他们把60多种能吃与不能吃的野菜带回营地，整齐地排列在空场上，安排各部队派来代表，举办了一场新颖别致的野菜展览。朱总司令亲自讲解，让大家掌握了识别野菜的能力，开始采挖“充饥菜”、“救命菜”，把无毒的野菜煮熟攥干，拌上一些青稞粉、盐巴，就是过草地时最奢侈的美食。
吃草根、树皮则是另一番景况，草根多是无毒的野菜根和庄稼的嫩根，挖出来洗净或煮或拌，有时就生着吃。时任纵队政委的杨定华（邓发）回忆道：“部队行进遇到一片撂荒的豌豆苗，先走过的战士吃叶，后来的吃茎，最后的只有吃根了。”
长征路上虽树很多，但树皮能吃的只有榆树等几种。树皮多是挖野菜或外出寻粮的战士剥回来的，老皮取里面较软的一层，嫩皮要刮掉外面的青绿层，切碎放到水里煮，直熬到十分黏稠，就成了微苦略涩的“榆皮粥”。
在草地行军三四天后，许多将士没粮吃，野菜、树皮又不解饿，就开始吃随身携带的牛皮腰带、文件包、手枪套、马笼头等，充饥救命。
如今，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半条长征途中未“吃”的皮带，是时任红二军政委任弼时留下的，皮带上有一截一截的切痕，是每次吃的“份额”。
吃的皮制品都是用芒硝、石灰腌“熟”的牛皮，吃之前要用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苦涩味会越淡。据亲历长征的将士回忆：皮带有四种吃法。一是煮：切成条，煮软把苦涩的表层刮去再煮。二是烤：烤到变色变软，切不可烤糊烤焦。三是先煮再烤：剪碎煮软再烤，又脆又抗饿。四是先烤再煮：先烤熟，刮掉黑灰煮软，切丝熬野菜粥。
▲红军长征时期的哈达铺
翻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最大、最艰难的时光，饥饿和疲劳已超出人的体能极限。有人晚上躺下睡觉，早晨却没有了呼吸，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失去了生命体征。时任三十一军某排排长的尤太忠回忆道：“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翻过雪山、走出草地，还剩下53人，都是没有吃的冻饿而死的。”
哈达铺，红军的给养供应站
1935年9月，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历经近1年的浴血鏖战、饥寒侵袭、舍命跋涉，队伍已减员到8千多人，这些闯过千难万险的将士、长时间受饥饿、疲惫折磨，体能严重下降，战斗力明显减弱。
部队到了四川、甘肃交界的小镇哈达铺，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这里从明代开始，就是川、黔、鄂连接大西北的贸易枢纽、商贾往来、市场繁华、物产丰富，虽全镇人口不足2万，却有800多家商铺、客栈、饭馆，且物价十分便宜：一头百余斤的活猪只卖5块大洋，一只羊2块大洋，1块大洋能买10只鸡或200个鸡蛋。
1935年9月17日，中革军委决定部队在哈达铺休整。因为这里一半居民是回族，总政治部为此宣布了三条新纪律：一、不得擅入清真寺。二、不得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三、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或吃猪肉。
红军刚刚抵临哈达铺，国民党守军就已仓皇逃窜，丢下数座仓库，内存十几万斤大米、白面，数千斤食盐和一批棉衣、鞋帽等。虽红军缺吃少穿，依然将一大部分发给了当地的贫困群众。老百姓见到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红军给自己发粮食、盐和衣帽，都非常感动，主动请战士到自己家住宿，特意给他们烤“锅盔”（一种状如头盔的面食），回族居民也送来只有节庆时才制作的“油香”（用发面炸的油饼）。
为让将士们迅速恢复体能，总政治部号召各部队购买猪羊宰杀，伙食必须保证每餐有两个荤菜，战士们顿顿碗里有肉，比过年吃的都好。部队为团结群众，融洽军民关系，每天都邀请百姓代表来吃饭、互动，增进了解。许多连队还请来当地的回族厨师，携带炊具和餐具，每天准备一两桌清真饭菜宴请回族同胞。
杨定华（邓发）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长征中的毛泽东（左一）与红军战士
中革军委还安排部队轮流休假，发给每个战士1块银元，准许到镇上逛街、购物、品尝美味等，但也规定了三条军纪：一、不准饮酒。二、不许打架骂人。三、必须按价付钱。
历经九死一生的红军到了街上，尤其是来自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的官兵，发现经营蜀、黔、鄂等地域特色的饭铺、酒馆比比皆是，菜谱上的辣子鸡、回锅肉、酸汤鱼等都是正宗的家乡风味。没几天，平时冷清的餐饮店铺宾客盈门，来的几乎全是红军指战员，他们人人遵规守纪，从未发生一起因价格、付钱、交易引起的争执吵闹。
如今的哈达铺，还流传着当年周恩来与一把铜勺的故事：时任红一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过草地时患上肝病。到了哈达铺，警卫员请来一位名叫畅通的中医为他诊治。当开好药方，抓来草药，周恩来问：“诊费和药钱付了吗？”
警卫员说：“给钱了，可畅大夫无论如何也不收，他说畅家在镇上几代行医，从没见过这么仁义的军队，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
周恩来听后眉头紧锁，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畅氏诊所，拿出诊费和药钱，但畅大夫依然坚决不收。无奈之下，周恩来从怀里掏出一把小铜勺，说：“这铜勺跟随我多年，虽不值什么钱，送您做个纪念。您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有红军纪律。”
今天，在哈达铺当年周恩来居住过的“同善社”里，陈列着一组周恩来与畅大夫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的“铜勺”故事。
人心向上、民风淳朴、热情友善的哈达铺，被誉为红军体能的康复院、给养的供应站，如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一统计表：1935年，哈达铺人民支援红军的物资有：粮食20多万斤、盐2万多斤、食油7000多斤、骡马1000多匹、布鞋7000多双……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6天，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向陕北进军的征程。
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工农子弟兵在缺吃少穿、风霜雨雪的恶劣环境中，激战380余场，突破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穿越14个省，翻18座高（雪）山，渡24条大河，靠信念和意志走完了举世无双的漫长坎坷之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卷伟大的英雄史诗，是精神与信仰铸就的铁血丰碑。红军在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粮食征集问题，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文史天地）：文史天地｜红军在长征中如何征集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