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这个人

转载自《政经选读》

作者:歌唱家王昆的儿子

认识这个人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一、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的他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

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

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1968年6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44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1969年5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二、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他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1976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

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四五”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他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到1978年5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三、请假说乳母病重的他逃了

以后听说他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他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居然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

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四五”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认识这个人



延申阅读:


真实的他

有个小名,叫俞真三,小时候由康生扶养,算是其养子。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由当时的部副部长凌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金无怠是国安部领导亲自操控的间谍,以俞强声的秘密级是接触不到金无怠的。

但俞是原部长的秘书,其利用去部长办公室串门翻阅卷宗而推断出金无怠,进而献给美国作为变节见面礼。由于俞的叛逃,凌云被解职。

俞强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保护,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但传闻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两年后被大陆5名潜美特工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金无怠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1938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

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在中央情报局驻克纳瓦、加州塔罗沙和维吉尼亚的罗斯利的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转道香港,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

在那时,他娶了当时台湾最美丽最有人气的女播音员做妻子。并直接参与韩战中的情报工作,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金无怠就经常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转交给中国情报部门。

朝鲜战争期间金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志愿军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反共”名单。这使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历史学家及情报部高官说:金无怠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韩战的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

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方面的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并为此作了各方准备。当时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对苏联及其友邦邻国的交恶让中国处于孤立之中。

他于1970年10月向中国传送了讨论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机密文件,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尼克松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华政策在一开始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

金的活动还让美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由于他的活动让中国及北越方面了解到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及所采取的行动。另外更清楚美对南越采取的各方政策。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北越能清楚掌握美国对越的态度。

在63年末越共已从各方情报了解到美国可能将全面介入南越。北越为此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这让美国在全面对越开战后未能得到其所预想的结果。美国官员称金让中国及北越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北越于72年与美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但由于越共之后了解到美国政府不想再更多地参与越南的事务后,对南越开始采取攻势,并在数年后统一越南。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倭国,韩国等。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另外金无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工作期间,由他亲手翻译了大量从中国转来的各类情报。其中有许多潜入大陆内的美台情报人员及已背叛的中国人员的转发材料及他们的名单。正是金无怠让中国在这些无法预见的危险发生前得以堵上这些漏洞。

作为分析家和中央情报局少有的通晓汉语的人,金能够传送各种信息:中国及东亚情报信息报道、中央情报局人员生平简介和评语、机构内秘密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还提供了有关中国被招收的情报人员的信息。

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分类规定,金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能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及权力级别。中国反谍报和安全机构便能据之确证其身份。金主要运作活动,即传递机密数据和接受命令,通常在中国大陆以外第三国进行。

金至少有六次在多伦多同一购物中心内将未冲洗的胶卷交给国安部信差李先生。金每次只花大约五分钟时间去这家购物中心。其他时候是由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向他询问情况。金要传递情报时,总是先发信到澳门、广东或香港三个地点中的一个住宅地址。

这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他的活动还让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金无怠作事极为小心和专业,是天生的间谍,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次失手,甚至到了他被捕之后,他的台湾籍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丈夫竟然是的高级间谍。在中国能看到金先生转交的情报的人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更少到只有几个人。

金也是极为聪明的人,中国先后向他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金钱支持。他将这笔钱用于投资房地产,并发了大财。他在投资方面的活动让美反谍人员相信他完全没有可能成为间谍。

金无怠于1981年在中情局退休,情报局由于他的工作出色,让他继续担任情报局里重要职务。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对金的详尽调查于1982年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金的出色表演及他的小心,使得对他的调查如同空穴来风,调查早早停止。直到1985年安全部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才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怠的被捕,金无怠三年后死于狱中。

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就是不知道金如果活到现在,会有什么感想?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无欲则刚人):认识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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