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上将 王宏坤

舔犊情深

?1993年8月，离老父亲去世的前十天，我去医院探望病重的他。这时，父亲已住了近一年的医院了。他身体每况愈下，比较虚弱，只能躺在病床上与我说话。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父子俩最后的一次聊天。

?父亲很关切的问了下我这个小家的近况，我个人的工作情况等。由于看到父亲比较虚弱，为了让他多休息，我陪了他一段时间，便向他告辞。

正当我起身欲离开时，父亲突然用他那标准的湖北麻城普通话发声道：“小璐璐怎么样了？”

“她挺好，正在上学。”

我深知父亲喜欢女孩，我女儿又是我们老王家第三代最小的孩子，就更受老爷子疼爱。但她因上学不能来看他，我要走了，他又惦记起她。

我刚说完，没想到躺着的父亲却费力地伸出右手，要去拉开旁边桌子的抽屉。只见他那手臂瘦骨嶙峋，布满青筋，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向前伸着……

我赶忙坐下，问道：“爹，你要拿什么？我来给你拿。”（父亲晚年时，我常亲切地以“爹”来对他老人家称呼。）

“你帮我从抽屉里拿10元钱给璐璐。”

听到这里，看着他那颤巍的手，我的心一下就酸了，泪水不由得充满眼眶，强忍着不让父亲看见，低声说：“爹，不用，我们会给她钱的。”

“不行，这是我给她的。”

“好、好，您躺着别动，我来拿。”

我从散落在抽屉里不多的零钱中，找到一张10元钱的票子，给父亲看着收进我的口袋里。

在家里，都是我母亲管钱，父亲平时也不用钱，所以，父亲兜里装的不多。我女儿小时候住在爷爷奶奶家，每天早上吃完早饭，老爷子都要让保姆推着坐在小车里的孙女一起去小卖部，用他有限的零花钱给她买吃的，这是他每天最高兴的一件事。?

?为此，公务员问他：“佳佳和璐璐你更喜欢哪个？”（佳佳是我哥的女儿当时有5岁）

老爷子含笑道：“她（我女儿）小嘛！”虽没明说，偏爱之意已尽在言中。

记得我女儿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就与母亲一起来到医院去看他的这第二个小孙女，也是他最小的孙女。育婴室不让进，护士就举着没睁眼的小孙女隔着玻璃窗给他们看。老爷子左看右看的看不够，足足看了近十分钟，护士都举累了。母亲直催他走，他还依依不舍，满眼都是喜爱之情。我女儿受到她爷爷的这番待遇恐怕在她们第三代中也是少有。

暮年的父亲，虎威已然不在，留下的是满满的儿女情长，隔代的孙女亲，我心里是一片怅然和感慨！不由得想起1984年冬发生的事：

有一天，我因意外将头顶碰伤，半夜在医院缝合了六七针后回家养伤。第二天，75岁的老父亲杵着拐杖攀上二楼，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老爹的到来着实出我意外，我的伤居然还惊动他老人家来看我，让我十分惊喜！

父亲进屋见到我，还没等我开口，就急切的问：“伤的怎么样，伤口处理好了吗？还疼吗？”关切之意溢于言表。

我告他：“伤口缝合好了，也打了防止破伤风的针，没事了。”

父亲这才放心的点点头，再三叮嘱我要好好休息，吃点好的补补。他看我已无大碍，坐了十几分钟安慰我一番便走了。?

平时我们子女对父亲更多的是敬畏，不像对母亲那么黏、那么随便。父亲平时对我们话不多，且较严肃，但他的那种爱不在日常琐事上，更着落在大的方面。母亲的爱则比较直白，更亲昵、细致。所以，像今天父亲对我这种直接的关怀，让我甚是受宠若惊！我的记忆里，这也可能是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唯一独享了被父亲探望的特殊厚爱。

父亲退下来后不忙了，与我们子女交流的也多了，子孙满堂，他把更多的爱给了我们。

对母亲的深爱

?父亲对母亲是一种深沉的爱。

1936年4月，父亲作为军长，率领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来到四川甘孜州瞻化县（今新龙县），准备迎接红二方面军而就地休整。当时，方面军总部规定军以上干部可以结婚了，四军的民运部长周干民便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冯明英。

经过一番了解，父母于4月13日，在县城的军部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对此，时任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开国上将），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

“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从此，父母相濡以沫，经历了长达57年的风雨考验，他们的爱情坚守如初。

后来，我们问到父亲：“为什么要娶母亲？”

“你妈妈能吃苦！”

这是多么简单的理由。瞧！这就是父亲，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老粗，红军高级将领简单的爱！

后来，我在采访洪学智上将夫人、老红军张文阿姨时，从她口中才得知，母亲很能吃苦。在艰苦的长征过草地时，每到一处宿营地，大家都累得躺倒休息，母亲却一个人默默地在拾柴火，为大家搭帐篷。这些都被父亲看在了眼里。

父亲是个大老粗，对母亲从来是直呼其名。跟母亲虽然没有那种知识分子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但他对母亲的爱执着单纯，用军人特有的方式对母亲表达了他体贴、深沉的爱。

他送给母亲一把小手枪，让她得以在草原上防身。心思细腻到居然在枪把环上系上了一条小绿绸巾。对母亲的爱尽在绿绸巾上了，真是无声胜有声。这就是一个大老粗军人的爱，不知当时老爸是怎么想出来的？

父亲考虑母亲在地广人稀的藏区做群众工作，每天行走不方便，又送给她一头小骡子当坐骑。于是，每天母亲骑着小骡子，挎着带绸巾的小手枪英姿飒爽的，引得女兵们一片羡慕，这充分展现出父亲具有的革命军人独特的浪漫情怀。

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见过父亲流眼泪。然而，在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部进行了大扫荡，母亲不幸被俘。当父亲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抚摸着我3岁的大姐的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深知日本鬼子对战俘的残酷无情，而万分担心母亲的安危！?

图为1941年11月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与怀抱着大姐相持的母亲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深深的、默默的。

他把浓浓的爱给了部队

? ?

?冒险扛压力 枪下救同志

在战争时期，父亲无暇顾及家庭，他的这份爱和关怀全部的给了他的部队、部下、他的战士们，这就是他的政治大爱。

红军时期的1932年春天，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扩大化，抓AB团，许多红军干部被抓、被杀。那时，父亲任红十师师长，他手下好几个连长、指导员都被抓走。他得知后不顾师政委的反对，顶住压力赶到刑场，从枪口下抢出郑国仲、杨秀坤，救下15岁的红小鬼王政柱，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军级干部、开国将军。?

图为1937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团以上干部在延安合影。前排左7为王政柱，左11为父亲的警卫员胡少山，右一为父亲。

开国少将潘焱是父亲在红军和海军时的老部下，父亲曾两次救潘焱于危难中。第一次是在红军时期，第二次是在海军。潘焱的女儿潘豫沙在给我的微信里写道：

“王伯伯对我父亲很好，1932年2月中旬，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时，父亲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一营长。这天刚回到营部，就被叫到团部收了枪，送到了军部。军部的某参谋审问他，说他是‘改组派’，父亲不承认，就把他调离一线部队，罚他到军后勤去做事务工作，心里十分郁闷。后来还是王伯伯亲自下令，并打电话给我父亲，让到他那里报到。王伯伯见到我父亲亲切地说：‘你来了，很好。马上到教导二队任队长去，把部队给我带好！’就这样父亲在王伯伯保护下躲过一劫，重新回到了战斗部队。”?

（父亲第二次救潘焱见后文）

“让‘犯人’跟着我们走。”

1932年9月中旬，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父亲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率红十师向皖西的金家寨地区转移。在渡过了其东南处十多里的史河，翻越该河前面的一座大山，刚爬到半山腰……?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中写道：

“正遇到政治部保卫局押着的一批‘犯人’”，“‘犯人’每人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由于极度的饥饿疲惫，加上天气热，他们实在走不动，一步一挨。当时我跟前卫二十九团看不下去，并且敌人就在后面。我要他们把担子给我们，没想到担子里全是银元。100多人，100多副担子。我们把银元分给部队干部大家背一点，让‘犯人’跟着我们走。保卫局看押的先不同意，我也不去理睬他们。这些‘犯人’实际上都是好同志，后来一直跟我们进到川北，我们先后都把他们补进了部队。”?

图为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父亲的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

?父亲就是这样不怕“肃反”杀头，不但救自己的下属，还一揽子救下上百位与己无关的人，只要是他力所能及，就会竭尽全力。

父亲对下面的人是这样，同时他对张国焘肃反任意杀害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也十分不满，敢于发表意见。

1933年6月在川北，张国焘把时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诱骗到父亲的红十师师部驻地洪口，背着父亲，派保卫队将其在一庙里勒死。父亲知晓后对此不平，对师政委不满地说道：“霍丘那一仗，他已经受过撤职处分，不能作为整死他的理由。”

父亲因职权所限，虽然阻止不了此事，但对旷继勋的马夫却尽全力地予以关怀和帮助。他在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中写道：

“旷继勋牺牲后，他的那个放马战士没有地方去，我叫他跟着我。他名叫吴永光，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父亲对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的肃反很有意见。他听说十二师肃反把班长以上抓起来，为此便跟师政委提议写信给总部让纠正，师政委没吭声。父亲就找人代笔，他口述，直接写给张国焘、陈昌浩。结果他们却把父亲的信直接转给了红十二师师长何畏，从此，与何畏结下了梁子，何畏便伺机报复他。

何畏任红九军军长后，他拿父亲没办法，就拿父亲的下属出气。他曾故意用鞭子抽打红四军的团委书记；还抽打过与其相遇的四军十二师师长、父亲的表弟徐顺礼。徐顺礼向父亲哭诉，父亲对他说：“别理他！（指何畏）他是冲我来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到延安改编八路军后，何畏自此下落不明。

“你们不是改组派，都是好同志，…”让400多人由衷痛哭

1934年春天，川陕根据地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正处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在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第228页中，对此事做了详细记录。

“那也是红四军最后一线的防守了，” 父亲回忆道：

“四军第一线防御面宽，伤亡较大，虽经整顿，兵员还是不足，别的部队也不足。但上面有时为了保证别的部队员额，将我们伤愈出院的同志也调去了。

一次，我打电话找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我说：‘我们伤愈的干部、战士怎么给人家，不让回四军？’

他回答说：‘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呀！’

我说：‘把你们的劳改队给我。’

倪志亮同意了。

‘劳改队’一下来了400多人，粗粗一摸，都是班、排、连级干部，大部分是某师（编者注红十二师）搞‘肃反’抓起来的，大多关了一年多，吃尽了苦头。

我不吃‘肃反’那一套，他们来后，我把他们集中在余家坪大庙前的操场上。当面对他们宣布：

‘你们不是改组派，对以前的事一概不问，你们是革命的，都是好同志！大家的工作，我们将迅速安排。’

话没讲完，有人‘哇’的哭了，立即全场一片哭声，我的心震撼了。400多人由衷痛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他们毫不计较工作、职务，有的提出当伙夫也行，只要是革命需要，消灭刘湘的需要。我们根据其能力和参照过去职务，妥当地做了安排。有的当了营长、副营长、连长、副连长、排长等。他们打仗很勇敢，其中不少是优秀干部。实践证明，他们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后来都先后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

每当我看到父亲这段回忆，眼前就会浮现出当时他那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顶住“肃反”杀头的巨大压力，救出这400个“囚犯”的壮举，而他们为新生放声恸哭，那感天动地的震撼场景。每每当此，就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为了革命弟兄，肝胆相照、勇于牺牲自己的人。这也是他一生一次救过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