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孙中才:钱伟长夫人孔祥瑛老师的一件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拾年] 孙中才:钱伟长夫人孔祥瑛老师的一件事

 

孙中才,1950年出生,辽宁辽阳人, 清华附中高65级学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德国Bonn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和宏观系统分析研究。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系海外华人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小说和散文集《温暖的脚印》。

原题

偶 遇

——记文革中
孔祥瑛老师的一件事

作者:孙中才

应该说,在那次偶遇之前,我一直不认识孔祥瑛老师,更谈不上相识,尽管经常听到她的名字,也没少见面。然而,仅仅那一次偶遇,我的脑海里便留下了她老人家的深深印像。

忘记是谁讲的了,真实和正义,容易铭刻入心。

大概是1966年年底,大串联之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出去串联或住在家里,很少来学校了,整个校园空荡荡的。那天晚上,大概七八点以后了,教学楼门口停了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一打听,是戚本禹来了,正在五楼大教室里开一个座谈会,大家随便参加。我们便跑上去了。

记得那是在五楼顶西边的那个大教室里。教室的两扇门大开着,进门左侧,两个并起来的大铁桌子周围坐了几个老师,其他人则就近站在附近。那个坐在中间、佩戴领章帽徽、身穿将校呢大衣的自然就是戚本禹了。来的人,总共也没有多少,似乎不会超过三十个的。其实,这样的会议,对我们没有多少吸引力,也不抱什么期待,只是好奇、愿意凑个热闹而已。再说了,在那个到处都冷冷清清的校园里,除了这些,还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到来时,那座谈会已经进入尾声,文革中常见的一切刚开始都必然有些热烈的场面早已经过去,学生们不会再有争抢发言的了。戚本禹便把话锋转向了那几位坐在前面的老师。有两个中年老师,一男一女,一唱一和,发了言。忘记戚本禹说了一句什么,有人马上答道,他们是夫妻一对!戚本禹笑起来,大家也跟着发出了笑声。笑声过后,沉寂要来,自然,座谈会也将结束。就在这时,一个背对着门口的女老师请求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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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瑛

听说是孔祥瑛、大右派钱伟长的妻子,我便轻轻地移动了脚步,站到了戚本禹左后方、正对着孔老师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注意到了这个老师的存在。身板娇小但很伶俐,年纪确实不小了,两只眼袋下垂,一脸严肃、不苟言笑。

或许多年上课练就了磁力,一句话出口,全场安静了不少,可能戚本禹也显出了非同寻常的神色。这也让我立马忘记了这是传言里的反动官僚的大家闺秀、孔祥熙的族妹,而是更多地让人想到了这位老太太不愧是这座学校的前校长和教育有方的语文老师。直到今天,我还始终认为,当时在场的同学们之中,与我有这同样看法的绝不止我一个,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近似的眼光。横扫、砸烂和流血的狂暴已经半年多了,最近才见稍有停歇,对于好与坏、对与错的观念,少年同学还说不出个条理曲直来,但人们心里的标准却无疑地越来越一致了。

孔老师的语调低沉、喑哑却仍然夹杂着本底的清脆,话语不紧不慢,条理很是清晰,用很准确的语言述说着运动以来学校发生的主要变化,最后希望上面真正知道革命小将们的一些不足,例如骂人、打人、抄家和破坏公物等等。还特别隐蔽地流露了要加强道德底线的把控等问题。

这当然引起了戚本禹的不快和不满,但没有表露,只是很有风度地说到,这不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吗?然后又很有风度地指了指站着的我们,这些也都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吧!搞得我们不自觉地相互看看,又都不约而同地向孔老师望去。

孔老师微微一笑,表示真的没什么可说了,当然,也就停止了话语。苍白乏力,尴尬无助。生不逢时,天地难容。罗马帝国的士兵,长矛一点,便刺死了阿基米德,更轻而易举,一脚就践踏了阿基米德画出的圆形。

然而,这一切又好像在平地上卷起了一股风。这风,异样非常。它吹动了在场的同学里至少一个人的心扉,给他画出了一线神往:到底什么是人类的良知?怎么做,才能成为这个良知的代言人?

[拾年] 孙中才:钱伟长夫人孔祥瑛老师的一件事
孔祥瑛与钱伟长

似乎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孔老师,当然更没有再见过戚本禹,除了偶尔在电视里看过以外。那一次座谈会纯粹属于偶遇,应该纯粹是一生中的一次很容易忘却的偶遇,与我后来遇到的一些小事儿不相上下,似乎比在公共汽车上见到的吵嘴还小。但是,真是难以置信,当时和后来,这件事儿却给了我不浅的印象,再偶尔遇到相关事情时还竟然浮想连篇。

记得当时听了戚本禹的这几句话,令人立刻觉到了什么是聪明而不乏智慧。但也确实让人感到了某种不适,感到那样的话语过于灵动,对真实和事实过于轻蔑,对人的知识思考过于尊重不足。在不适当的场合,面对真实和事实,缺乏适当的力量和言词,满可以不说话,但千万不要抖机灵、耍聪明,为赢得一时痛快而堕落。

半个世纪过去,最近我才听说,政治对于知识和理想的野蛮之处,就在于政治可以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却一定要有能力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现在想来,戚本禹当时的聪明和智慧,很是与这方面能力相关。不温不火的懟,无懈可击的根据,还有那不无深情的对现场学生们的眼睛一扫,真是再也掩饰不住一个成熟政治家内在智慧的外泄,偷梁换柱,胡搅蛮缠。

在我们眼里,从年龄上看,孔老师和戚本禹堪称师生两代,但眼下却似乎决不相容,孔老师不会认可戚本禹是自己的学生,戚本禹更不会认可孔老师为自己的老师。猜想,在场的不少同学却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认可孔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至于理由,真的无须细问。倒是戚本禹的聪慧和机灵给了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开始有了一些逆向的思考。

似乎在这件事儿以后不久,电台播送戚本禹的重要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一天的某个时间里,几乎全城都是这一个声音,或许当时全国也都在响着这同一个声音,戚本禹,这个名字响彻云霄。在国家教育部大院里,大喇叭抑扬顿挫,半天不止。

我的一位同学家住教育部和乐堂,他的姥姥年纪已经很大,终日坐卧在床。那天,我来串门,在我给她递鞋下地时,姥姥见屋里没有其他人在,扭头望了一眼窗外大喇叭的方向,然后贴着我的耳朵说道:

“这(指文章作者)是个坏人!”

浓重的唐山口音,令人记忆犹新。

姥姥应该文化不高,且整日不出家门,却能做出如此判断,实在令我惊异。后来历史的进展果然应验了姥姥的话。而当时我对孔老师与戚本禹偶遇所产生的不适,还远远赶不上姥姥的目光,只是感到戚本禹的聪明有些风气不正,风光里透出了几分流气,还不能把它与一种品德的“坏”联系在一起。

半个世纪过去,戚本禹出狱后出版了回忆录,我有机会瞥了几眼目录、翻看了几个片段。粗粗一掠,心里应和了姥姥的声音:这是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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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篇网上文章里读到,戚本禹失势后,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好像是一儿一女)竟然被有关部门下放到了青海格尔木的一个什么单位,实在不亚于流放和惩罚。当然了,网络文章可信程度不高,但回想那时的政治氛围,真会令很多人宁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于是,物伤其类,出于同代人的情感,又加上古稀之年老人对孩子的怜悯,心里涌出一股不小的气愤和哀叹,转念一想,那哀叹又变成了无奈与可怜。对无辜的幼年孩子怎能如此狠毒?天理难容!

这当然不应该是戚本禹所希望的。可戚本禹崇尚的懟文化,和这种懟文化所奉行的教育,使得在领导他的人里和在他所领导的人里,愿意做出这种事情的,都应该绝非个别;至于对此司空见惯以致冷漠至极的,更应该大有人在。正义、厚道、同情和理智,在这里是没有多少光彩的!悲催的戚本禹,可怜的戚本禹。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自从那一次偶遇之后,似乎我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孔老师,但心里却由此出现了点滴异样的东西,这老人在我的心里日益鲜活起来,让人由衷地望见了什么。正义,是需要时间成长的;勇气,是要适时施放的;敏锐,是要随时磨砺的;自信,是要不时检验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么一次暂短的偶遇,为什么能有那么异样而持久的记忆呢?特别是对孔祥瑛老师。最近,读到一篇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其中一句给了人们很重要的启示。在洞察社会变化方面,知识女性们往往更有“临床医生般的勇气和敏锐”。现在想来,当年那次简短的偶遇,直接接触到孔老师这种勇气和敏锐的一闪,实为幸事。半个世纪过去,现在偶然想起,还不失点点温暖。由此也令人想到了那位可敬的姥姥,她没有多少知识,却也流露了这种勇气和敏锐,让人受到了一次生命的启迪。

大自然没有恶意,但却总是在暗地里默默地呵护和鼓励着正义慢慢成长,让人在冥冥之中不知不觉地靠近什么、远离什么,从而走向光明,世界也才日益坚强。一次如此简短的闪现,一个老师的纤弱声音,却让一个学生在冥冥之中挥之不去、牢记难忘,并引出了一直隐隐约约的思考和判断。之所以如此,也许正是符合了大自然呵护和鼓励的要求;还有可能,这本身就是大自然力量之所在。

诚然,随着阅历增长,让人更加相信了契诃夫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被恶棍所毁灭!

谢谢孔老师,谢谢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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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孔祥瑛塑像

2022-11-2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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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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