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1899年9月26日-1937年3月13日)，湖南江华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1932年同妻子一起克服重重苦难，把中央文库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1937年因病逝世。
陈为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9月26日午时,生于湖南省江华县沱江镇大路铺五里村.原名陈蔚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陈为人,曾先后用过陈洪涛、陈福涛、陈涛、伟人、蔚英、维英、为人、张惠生、张道立、张道惠、张明、张敏等名字.
陈为人祖父陈世琛,为人忠厚老实.目不识丁,同妻林氏辛勤织耕,家境艰难.
陈为人父亲陈昌寿出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光绪二十四年娶李氏为妻,住大路铺五里村,第一个孩子蔚英出生后,为家庭生计,不得不迁到上桥头铺一间公堂屋内居住.昌寿夫妇对蔚英寄于厚望,他们一边佃种几亩良田,一边给公堂和一些殷实大户操持一些钱粮算事,将外祖母家接济的积蓄和自己赚到的钱大半用于添置纸笔墨砚和购买各种书籍,亲自给蔚英圈点、教读,与此同时,疏通塾师,让蔚英每月到塾馆听读数次.
辛亥革命风潮卷到江华县城,亲戚表兄弟们的交谈和辛亥革命的消息,使蔚英平静的心里掀起层层波浪,他渴望走出家门,他向往那未知的世界.
1915年,湖南省长刘心源以省署名义统一改各县县立高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校,陈为人和李启汉在沱江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江华县县立高等小学校.
这年署假,陈为人和李启汉到永州永郡联立初中复习班作准备,同时考取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完全科生之预科讲习所.
端风团的发起和成立,标志着湘南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恽代英等在《端风》年刊上发表的进步文章,交给了衡阳广大知识青年和爱国进步学生一把金钥匙,为湖南有识之士投身于社会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打开了一个窗口.
衡阳新城端风团成立不久,其《端风》杂志首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教务主任屈天壁交由杂志推介员陈为人在三师校内广为传发.蒋先云 、贺恕、黄静源、李启汉、陈为人、高静山、唐鉴、黄益善等10余名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进步学生,先后收到这份刊物后,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学校驻地赛金坪前的湘江河畔追逐、游泳,然后便三五成群地围坐着进行日光浴.一些不明-的同学都把它叫做”沙子会”,其实这便是陈为人同贺恕、蒋先云等在端风团影响下发起组织的群众团体–“学友互助会”.后来,陈为人、蒋先云和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邀集耒阳、新田、宜章、嘉禾、宁远、江华、江永等县旅衡的进步同学,公开出版《嶷麓警钟》、《永明灯》等刊物.
陈为人、蒋先云等还带领三师部分学生往省立三甲工参观夏明翰等举办的墙报画刊.在夏明翰的启发下,陈为人等回到三师办起了图文并茂的墙报.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被协约国打败.1919年中国在巴黎会议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5月4日,北京13个高等学校的3000名学生,举着用中文、日文、英文写的”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的旗帜,聚集在天安门金水桥的两座华表下开会.
5月9日,北京”五四”爱国斗争的消息传到湖南.顿时,长沙、衡阳学生群情激愤、奔走相告、秘密联络.陈为人和三师学生蒋先云、贺恕、韦汉、刘通著、黄静源等”学友互助会”成员,不顾政府当局的恐吓,走出校门,联络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湖南私立成章中学,湖南私立道南中学等校的爱国学生–、演讲,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陈为人与蒋先云、贺恕、朱舜华、夏明翰、黄静源、肖明等一道投入反日爱国斗争,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担任交际联络工作.在学联,陈为人协助蒋先云、夏明翰等负责人组织全市–和抵制、销毁日货的活动.随后,陈为人同肖明、蒋先云、夏明翰等因积极投入反对张敬尧及其余孽的斗争,而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往湖南代表邓中夏来到长沙.毛泽东就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与邓中夏进行了周密的商讨.
其时,陈为人、蒋先云、夏明翰等都因被学校开除来长沙省教育会-,并以衡阳学界代表的身份与省城学界共谋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陈为人、蒋先云、夏明翰和岳云中学(其前身为三师设在省城分校公益学校)学生会代表李启汉一起会晤了邓中夏,邓中夏对同乡学联代表给予了鼓励,并热情接受了蒋先云、夏明翰等代表的邀请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等校指导工作.这时,陈为人决心将家庭为其赴京报考北京大学的川资,用作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驻省,联络有关信息等事宜.不久,他在邓中夏的介绍和帮助下,乘北上火车到达北京,受到李大钊、陈独秀和杨昌济的热情接待,并立即投入了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各项活动和斗争.
从此,陈为人便以湖南学界驻京联络员和北京大学旁听生身份,同邓中夏、何孟雄等在李大钊、陈独秀直接指导下,参加了北京全城沿街大讲演的宣传活动及其后来清查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
6月上旬,陈为人跟随李大钊、陈独秀到郊区、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
6月11日,陈独秀采取更加大胆行动,约陈为人、蒋先云将带回的印刷传单,封好交给他和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到当时北京的繁华地区,坐落在前门外的游艺场新世界去散发.陈独秀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围,向下一层露台上看电影者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陈独秀从新世界三层楼上亲自往下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混杂在人群的侦缉队便衣侦探所发现,当场被捕.
陈独秀被捕,引起全国震惊,对政府之反动更引起各界爱国人士愤怒,纷纷发电,致函北京政府各有关方面,要求释放.陈独秀的被捕和全国各界的抗议、营救,给曲折发展的五四-注入了新的波澜.
五四运动后,陈为人随同邓中夏等,出自于-者的”新村”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和亲身劳动为宗旨,依据不同的爱好和学习专业,成立了许多不同学科的研究小组,阅读有关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他社会新思潮的著作,还参加过开办国货商店的商业救国运动,试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工读互助团.
这时,由于陈为人报考北大一直未有结果,当局组织青年学生一批批离开国门,赴法勤工俭学.陈为人按照当时的规定,决心返湘,到省县教育当局办了申请公费津贴手续;又回到阔别多年的百家尾村,拿了点旅费,便急忙赶赴上海.当他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上海时,有关当局竟借口陈为人报到误了时间,-、私分了他赴法勤工俭学的经费,还胡说现款未有寄到.陈为人一等再等,一封信又一封信,向原籍催问始终没有消息. 旅费用尽,生活无着,最后流落街头.
有一天,陈为人见到一群在江边散步,漫谈的青年走来.他喜出望外地一眼盯着那湖南口音的小个子,大叫一声”李启汉”.
原来,五四运动后,李启汉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各界同督军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春,在邓中夏的鼓励和帮助下,毅然放弃了北大旁听席位,满腔热情地来到上海,一面学习,一面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
在李启汉介绍下,陈为人认识了许多新同志,如李汉俊、俞秀松、杨明斋、李中、李达、林伯渠等.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陈为人迅速适应了环境,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各项活动和斗争.不久,他与李启汉、张太雷、罗亦农、刘少奇、许之桢等一起筹备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首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联学习,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起外国语学社.陈为人与刘少奇、任弼时、李启汉、萧劲光、罗亦农、傅大庆、马庆一、许之桢、李震瀛等20余人,聚集在这里,学习俄语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常识,作赴苏学习的准备.
同年秋,陈为人为争取正式就读北京大学赴北京,住在邓中夏处,跟邓中夏一同到长辛店,参加平民讲演团活动.并由邓中夏介绍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部署下,他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身份,被派到济南,结识了王尽美、段子涵、马馥塘等受到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会议的欢迎,并在这次会上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后来,由于上海外国语学社筹组学生赴俄事,他接到了李启汉紧急信函,迅速赶回上海.
经过七八个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和准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考虑学生赴俄学习问题,决定”陈为人和董锄平等六七人被列为第一批赴俄留学生.为了试探路线,组织决定陈为人一人先行.”
当年外国语学社分别不同路线赴俄抵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班学生,先后有湖南、湖北、广东、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江西等方面的30余人.由于第一批走满洲里,带有试探性质,经组织联系决定,统一由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赴俄的张太雷负责,在哈尔滨办个护照,然后顺利地合法入苏.
1921年新春,陈为人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奉天(沈阳)、长春,到哈尔滨.他严格按组织指示的交通路线,顺利找到张太雷,并受到热情接待.
出满洲里,经赤塔到莫斯科,都是乘的火车.陈为人乘的是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没有餐车,更无开水和取暖设备.在赤塔上车之前从红军那里领了两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几口,渴了就喝冰水.火车走的很慢,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这样,在横跨俄国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陈为人经历两个多月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莫斯科.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陈为人以邱巴洛夫的苏联名字,接受了《真理报》等记者的采访.同时,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见闻.
1921年5月,经过列宁的关怀和共产国际的紧张筹备,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正式开学了.
大学开学不久,中国30余名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学生数批陆续到达.被编在一个中国班,基于保密的原因,每个留俄学生,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如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等.
陈为人等进入东方大学时,正值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由大家敬仰的革命导师列宁主持.陈为人和中国班的部分留学生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凭票轮流列席会议旁听.
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有48个青年组织的135名代表与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原派北京何孟雄,上海俞秀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何孟雄因在赴俄途中受阻,未能成行.最后陈为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同俞秀松、张太雷、杨明斋出席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东方大学中国班亦开始建立党的组织.陈为人与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卜士奇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首批转党.组成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亦属于东方大学总支部领导.因此,陈为人等在当时,既是中共党员,也是联共(布)党员.
陈为人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短训近一年,1922年春,奉调从苏联回国.
陈为人从莫斯科经满洲里、哈尔滨等地,秘密回到北京时,朱务善在李大钊指示下,安排他的住处和生活.
不久,陈为人接到通知,以北京大学学生身份和卜世润、吴雨铭(后叛变)等到长辛店北头当铺口,拓展劳动补习学校的活动范围,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4月的直奉战争之前,京汉、京浦、正太、京绥、京奉等北方几条铁路干线乃至整个铁路系统,均被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所控制.交通系依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组织内阁,总理梁士诒,交通总长叶恭绰,他们是当时直接统治和压迫铁路工人的反动政治势力.为了迅速将北方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开展起来,李大钊派陈为人先后到天津、唐山、绥远、奉天、郑州、汉口等地进行考察.首先集中力量把始发站党团建设工作做好,再以此为基础把工作伸展到全线.他先后在三条铁路线的始发站–西直门站、前门站、前门西站以及永定门站建立起党团的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重要骨干,从而为北方三条铁路线党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按着李大钊的安排,陈为人和安体诚到京奉路工作,重点是指导山海关的工人运动.在长辛店工人的影响下,山海关工人迫切要求成立工人俱乐部.后来,陈为人主要是在正太路开展活动,他和张昆弟一起在石家庄总机厂通过工人积极分子孙云鹏作串联发动工作,从总厂到所属各小厂,先组织秘密的工人小组,再召开有9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正太铁路第一个工会.接着,在同乐戏院召开工人大会,正式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发表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宣言.在这年年底,就爆发了年关大罢工.陈为人有时也到京奉路沿线去开展建党、建团和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向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罢免一些最坏的工头,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
1922年8月,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调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由于陈为人曾多次被李大钊派往山东,介绍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帮助建立中共山东直属支部,因此在王尽美离开山东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要他派陈为人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济南,协助山东党组织研究了工运、青运、学运、联络通讯等工作.
同月,陈为人随李大钊到上海,一同偕林伯渠拜会孙中山,旁听李大钊与孙中山交谈,并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
9月16日,陈为人应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邀请,参加该部在上海职工教育馆召开的成立大会,1600余人到会,共产党员张静泉(张人亚)担任主席.陈为人与高君宇、俞秀松、邵力子、阮大时、王一知等到会,先后发表演说.
“二七”惨案发生后,-笼罩全国,陈为人投入控诉声讨军阀镇压工人的罪恶的工作之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中共”二大”议决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一个支部,哈尔滨成为中共与俄共(布),共产国际往来的重要通道.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哈尔滨的工人运动和建党建团工作.1923年3月,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李大钊,根据罗章龙从东北考察工人运动回来报告的情况,决定正式委派陈为人和李震瀛到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建团活动.这月底,陈为人化名陈涛,与李震瀛(化名骆森)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陈为人以陈福涛的化名作为满州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党的”三大”结束后,陈为人回到哈尔滨积极宣传贯彻”三大”的决议.由于陈为人等的艰苦努力,哈尔滨的党团建设工作进展顺利.10月下旬,中共党员陈作霖(陈晦生)来哈尔滨.此时,连陈为人、李震瀛,哈尔滨共有3名党员.同月底,中共哈尔滨小组成立,由中共中央直辖.
1923年12月16日,陈为人主持召开了中共哈尔滨独立组和哈尔滨团支部联席会议,决定把党团混合编成两个小组,对劳工运动、-、团体等进行了具体分工,陈为人负责领导全面工作.他和李震瀛领导党团组织,联络道里、道外教育界人士,开办了15所平民夜校,宣传进步思想.他们还建立了党在东北的临时交通线,担负起护送我党同志赴苏俄出境工作.
同年年底,由于《哈尔滨晨光报》内部0,反动分子向当局告密,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的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于是,陈、李二人转移到奉天、大连等地活动.
同年11月,陈为人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全会”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陈为人回到哈尔滨,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的决定.以陈为人为首的中共哈尔滨小组,着手筹建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并且有了清楚的眉目.后来,由于官厅以”宣传赤化”进行追查,陈为人、李震瀛被迫离哈,但他们的艰苦而且踏实的一段筹建工作,为后来吴丽石来哈,成立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正式建立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陈独秀题写刊名蔡和森任主编.
1924年1月,陈为人从大连回到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中共中央陈独秀处分配工作.
1924年1至9月,因主编蔡和森执教上海大学,主讲和出版《社会进化史》以及偕向警予回长沙省亲,无暇过问《向导》之事,瞿秋白当时因忙于编辑《新青年》季刊,也无暇顾及为《向导》撰稿.撰稿和编务完全由陈独秀主持,他主要精力还是在管理中共事业上,需陈为人为他挑点担子.
陈为人在协助陈独秀编辑《向导》期间,先后为《向导》所撰写大小文章31篇,成为这个时期除陈独秀以外撰稿最多的人,一时充当了《向导》主要角色.
1924年底,陈为人奉命回到北京,任中央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继赵世炎之后,兼任职工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整个北方区的工运斗争.
陈为人在主持北方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期间,为了加强对党团员干部教育和训练,他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商同宣传部负责人赵世炎在原石老娘胡同(现在西四北祖家街附近)和北大三院,办起了中共北方区委的第一所党校,首届学员有北京和北方各省市来的党团员骨干达两百多人.陈为人和赵世炎等均担任教员.陈为人有从事工运的经验,负责讲授《职工运动》的课程,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北京,以至整个北方的农民运动,是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为人对农民兄弟的事也十分热情和关心.在区委党校,他就介绍过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和衡阳农民参加雪耻会的情况,引起听者的非常关注.
这一年,陈为人还成功地发动组织京东顺义县农民起来抗捐暴-动.
在陈为人和李怀才等的周密组织下,八百多”荷鸡子的”农民,在一个大集日子里,不约而同的赶至顺义县城,掀起了有名的”八百条扁担打税局”的抗捐暴-动,农民们个个横握扁担,首先将县衙税局围得水泄不通,一举砸了税局牌子.接着,举行了–.反动当局被吓得”闭门五日”.陈为人以大杏落村为中心,不断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到12月已发展到1000余人.
为了推翻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政府,结束军阀统治的局面,中共北方区党委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计划借助于冯玉祥部属有爱国心的官兵,发动组织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暴-动,当时人民称这次暴-动为”首都革命”.
陈为人参加”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指挥部,主要负责工人队伍的发动和组织.
在指挥部统一部署下,工人、学生和市民连续在神武门、天安门等地举行国民大会.会场高挂着”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巨幅对联,大会通过了解除段祺瑞政权等七项决议.会后,在李大钊引导下,陈为人、赵世炎等带领各方面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烧毁《晨报》馆,砸了警察局牌子.这次行动因国民党右派告密破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力量,给反动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1926年,在北京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重要事件.
这年3月16日,英、日、法、美、意、荷、比、西八国公使为大沽口事件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最后通牒,激起了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舆论更是沸腾起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陈为人和刘伯庄、陈乔年、邓洁、陈毅等负责人在北大一院召开有100余人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通过–,向执政府-.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8国通牒-大会,会后陈为人和赵世炎、王一飞、陈毅等,在李大钊的率先领导下,组织各路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在-队伍抵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后,正在交涉中,预先埋伏在各处的卫队士兵手持大刀、木棍向–群众猛冲、乱打,继而又开枪射击.牺牲47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7年当南方革命正处在高潮的时候,北方军阀,群龙无首,十分混乱.在奉系军阀”反赤”、”讨赤”的恐怖声中,陈为人出任顺直省委秘书长(一说负责宣传兼工运)他利用当时我党有利的斗争形势,努力开展工作.对北方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势力的壮大作了可贵的贡献.
这年4月6日,奉系”安国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突然出动大批-特务,将苏联大使馆包围,并立即冲入使馆内,不问情由,一举将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起来.李大钊等20人惨遭绞刑杀害.这时,正在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的陈为人,出席了国民政府及各界人士为李大钊等召开的隆重的追悼会.
陈为人从武汉回到北京,同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商量决定,除留下几位同志在机关观察动向外,其他都转入地下活动.他化装潜伏在燕京大学,一面积极组织善后事宜,一面将党的文件和人员妥善转移.”八七”会议后,党组织决定将北方党和顺直省委的领导机关转移天津.陈为人与刘伯庄等化装潜入天津,先住在天津大饭店,后在法租界天主堂后面找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楼作客厅,二楼刘伯庄夫妇住用,陈为人与一位名叫韩慧英的女教师及另一名叫李芳的北大女学生,组织一个富商假家庭,韩慧英称大太太,李芳为二姨太,一同住进了三楼一套陈设讲究的房间.就这样,为中共北方局党委建立了新的工作机关.当彭述之以北方局副书记,顺直省委副书记身份和蔡和森代表中央视察北方区工作,同时前来接上组织关系后,为了保密安全,陈为人等分散他住,建立临时工作机关.当蔡和森以中央代表身份,先后对北方区及北京地委,天津地委等进行视察调查以后,决定把顺直省委设在天津.又经过一些时候的酝酿磋商,确定由朱锦棠担任书记,刘伯庄负责组织,彭述之负责宣传,王仲一负责工运,于方舟负责农运兼国民运动,陈为人为省委秘书长.陈为人按省委决定,主持将省委机关迁设在租界集贤里6号,陈为人和秘书吕职人,还有王仲一、韩慧英等常住在这里.此后,陈为人与韩慧英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党中央和北方局决定派遣顺直省委秘书长陈为人再返东北工作,组建中共满洲省委.
1927年10月14日,陈为人和韩慧英来到-笼罩的沈阳.时值中共北方局遭到破坏,关系均作了转移.他们暂住在城外一个小旅社里,后又转移到工业区附近,租了一栋比较精致的俄式小平房,建立了机关.韩慧英守家,为人日夜奔波于抚顺、本溪,营口、哈尔滨、吉林等地,联络关系,开展筹建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
陈为人经过与已在哈尔滨工作的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反复研究,商量在哈尔滨市道里七道街(中国12道街)阮节庵家主持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的各地党员代表14人,代表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等地区200多名党员.陈为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建立东北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和《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这次会议宣告成立了东北三省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满洲临时省委.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提议,选举陈为人为省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吴丽石为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省临委还决定,任命张任光为团省委书记,韩慧英做妇女工作,调北满地委书记胡步三做军事工作,将省委领导机关设在奉天(沈阳),会后要求各地改组和恢复党的组织,号召各地党员必须全体动员,努力做好党的工作.确定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随时组织斗争与暴-动,破坏和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
1928年1月末,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他们代表着东北地区250多名党员.陈为人代表中共满洲省临委作了《政治党务报告》,总结了前届省临委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大会确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级党部,训练干部人才;组织农民起来斗争;在军队中开展士兵工作;努力发展进行秘密工作的组织;要经常普遍地进行巡视工作;一切工作的目标,要造成工农暴-动与对旧统治形成割据的局面,为推翻军阀统治和建立革命政权而奋斗.
这次大会,选出新的中共满洲省临委会委员有:陈为人、吴丽石、刘相宜、王立功,常委有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确定临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王立功.
同年4月,以陈为人为首的中共满洲省临委召开了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为人作了《政治党务报告》.
这次扩大会改选了中共满洲省临委,委员有陈为人、吴丽石、金红,省临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金红.
为了加强党对城市白区工作的领导,陈为人主持的满洲省临委先后决定将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县委和市委.经过整顿和健全组织,使其能担任起许多党的重要工作任务.如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周恩来、邓颖超、张国焘、罗章龙、夏曦、张昆弟以及云南、广东、广西等许多国内代表,出入东北,陈为人等都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组织了有效的迎接和护送.1928年秋的一天,陈为人兴奋地从外面回来,要韩慧英收拾一下房子,说周恩来要来家里,韩慧英将保姆和孩子打发出去.傍晚,陈为人偕同周恩来到福安里19号省委机关这幢青色砖瓦的普通平房里,韩慧英按地下工作纪律,自觉回避,站到进屋的门边守着,注意里弄外边的动静.在这里,陈为人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党的工作情况;同时,他又和省委成员认真听取了周恩来对东北党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的传达.这后,陈为人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兵工厂的年轻工人.
根据”六大”精神,检查满洲省临委过去在政治指导上犯的盲动主义错误,陈为人等决定立即在沈阳召开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的东北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六大”精神,确定党在东北地区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农民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使广大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促进革命的发展,以准备革命的高潮”.
大会决定改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选出正式委员有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张任光等7人,候补委员3人.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
1928年12月23日下午,陈为人、吴丽石等14人,在沈阳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满州省委扩大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中午准备吃饭时,突然有12名警察以查户口为名,破门而入,警察对与会者进行盘问.经过一番盘问,警察让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跟着走一趟,途中唐宏经逃跑被抓了回来,张任光却趁机跑掉了.
以陈为人为首的满洲省委全体成员遭到敌人突然逮捕的消息传到韩慧英耳里,韩慧英立即将中央通讯处、经费放在身上,把机关文件处理掉.
这次破坏,是满洲省委建立以来,空前严重的一次,省委主要领导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全部被捕;省委机关及下层党的组织,已经瘫痪;工农、学生、士兵运动陷入停滞状态.
受党中央委派来东北参加满洲省委工作的刘少奇(时达沈阳,未与会)暂住在旅馆里.先后两次写信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的”原因及经过,目前状况和教训”向党中央做了汇报.
陈为人等11名被-的同志,在七个月的关押期间,通过韩慧英,与党组织派来的谢觉哉等同志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不屈不挠地与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敌人没有拿到陈为人等任何证据,只好在1929年7月,将陈为人等11人全部释放.
陈为人出狱后,按组织安排,会见了调来东北担任领导工作的刘少奇,接受了新的任务到上海工作.
1929年7月中旬,陈为人奉命偕同韩慧英经海参崴乘船来到上海,在中央机关担任各种秘密工作.开始,党分配他参加工联党团常委工作.
后来,陈为人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化名张明与曾中圣,彭干臣等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干部训练班.地址选在爱文义路的一栋三层楼双开间的弄堂房子,对外称住家兼客栈,学员多系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和中央机关直接选送的干部,每期十几至三十来个人内容主要是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培养党的政治和军事骨干.
不久,陈为人夫妇又搬到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路)一幢四层楼上举办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任班主任,余泽鸿任副班主任,于德负责事务工作.李立三、关向应、李振瀛、罗绮园、恽代英、温玉润等分别给训练班作报告.陈为人也给大家介绍东北的情况和自己的经验教训.周恩来、陈潭秋等也常来训练班作指导.
党训班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陈为人夫妇奉命搬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与谢觉哉、李求实两同志住在一起,从事编辑党中央秘密出版发行的《上海报》的工作.
这年春天,陈为人积极参与全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和报道活动.
1930年8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以后,陈为人夫妇和谢觉哉、李求实等,奉命搬家.
后来,由于顾顺章叛变以后,陈为人夫妇又几经搬迁,担任据守中央机关据点和中央特科分配的有关交通任务.
1931年4月的一天,因为组织关系的一个接头点被一个叛徒出卖,陈为人在接头地点被捕,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嫌疑犯,先是关在上海法租界西牢里,后来引渡到中国上海公安局,最后押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
陈为人进入龙华监狱后,得知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关向应也在狱中,通过放风机会,与关向应取得联系.
陈为人在关向应介绍下,还串联了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和刚来不久的外兵委员会书记(主要搞帝国主义士兵运动)兼江南兵委书记谢宣渠.在征得关向应的意见后,改选了狱中特别支部.
此后,陈为人等特支成员拟定狱中工作方针是:”保卫党的组织–包括当时在外面和狱内的党组织”.
-及其姘妇被捕后,随即叛变,监内外形势紧张.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被捕进监以后,很快与狱中支部取得联系,她按照陈为人的要求,做-姘妇杨秀贞的工作,关照她只讲与向的姘妇关系,不要乱供.
自特支改组以后,直到陈为人等被组织营救出狱为止,没有发现进入龙华监狱后叛变的人.一些政治犯得到帮助,接通了对外的关系,一些被牵连的普通群众,受到教育,提高了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没有暴露身份的关向应等同志,得到了特别的保护;一些看守-,亦被分化瓦解,为政治犯传递家书,使他们不断得到组织和家人的接济.这时韩慧英的组织关系就是通过陈为人在狱中的关系被接通了.组织上派来了一个青年人给韩慧英做助手,韩慧英很快同陈谭秋的夫人许一直、刘少奇夫人何宝珍发生联系,互相转达消息和文件.
1931年11月,敌人仍找不到张明(陈为人)是共产党员的任何根据,加之韩慧英和何宝珍等在监外通过”互济会”赵世兰等的营救,陈为人被释出狱.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行将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突然来到陈为人住地明月坊,陈为人设座相迎,韩慧英沏茶之后,去执行警戒.
原来,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存的-多达20余箱.这些文件材料是党的历史纪录,是革命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见证.为了管理好这批文件,以保证它在敌特严密控制环境中的安全,当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提出了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瞿秋白应周恩来之请,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遵循和实践《文件处置办法》的原则和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专门保管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档案材料的秘密机构–中央文库.
建立中央文库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文件材料很多.自从1931年4月19日,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以后,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管的文件数量猛增,到1931年已经收集积累了20余箱档案材料,总计大约1000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特别恶劣.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敌人的宪兵、特务、秘密侦探到处横行,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共的各级机关和各群众团体进行破环,机关的安全没有保证,若是党的重要-材料落入敌手,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损失.
当时,中央档案分为三套,一套存秘书处的文件保密处,也就是中央文库前身.另外还有两套: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保存,后来委托共产国际代管;另一套是中央委托顾顺章代存.顾顺章替中央保存的这一套文件材料贮藏在上海虹口唐山路肖公馆内,由顾顺章的岳父张阿桃(肖公馆佣人)和肖公馆的另一佣人经手,贮藏在佣人住的所谓”马房”的石板底下.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赴苏区,回沪途中滞留武汉,他搭识一交际花,花天酒地,以致于手头拮据,便化名上海魔术师”化光奇”登台演出赚钱,不料被台下叛徒指认而遭逮捕旋即叛变.但他怕连累岳父及家人,并未透露文件之事,而偷偷遣人将-销毁了.
这样,珍贵的中央档案材料一套烧了,一套在国外,如果在中央秘书处的这一套档案再出意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中央和周恩来对中央文库的工作特别关怀和重视.周恩来想到陈为人,他把这一想法同瞿秋白及其他中央秘书处负责同志商量均取得一致的赞许和同意.他决心将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上海报》经理的陈为人调来主管中央文库的工作.
此时,陈为人刚出监狱,又身患各种疾病,本想趁机安心休养一段.不料,周恩来找上门来,不仅详细介绍中央文库的由来,而且还将管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得清楚明白.只有勇敢地站出来,责无旁贷地承担此项管理工作并保证将工作做好,才不辜负周恩来情有独钟的期望和关怀.
又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商量,周恩来和陈为人选择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秘密档案库的地址.自此,中央文库正式形成.
中央文库保存的这批中央档案材料,在未清理以前,有20余箱,其中有中共建立以来的中央的文件材料,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材料,有各地方、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文件材料,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以及旅欧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有烈士材料和党内书报刊物等等.这些文件多未整理,玉石不分,浩繁冗杂,难以管理.
陈为人夫妇抱定与党的机密档案和文件共存亡的决心接受了这危难之命,并很快建立起中央文库的秘密机关.在迁至新居不久,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对外以一个湘绣批发店作掩护,他们白天身着组织上给他们购置的款式合时的衣服,轮流在铺面和客厅以谈生意应付环境.一到晚上,陈为人就在楼上亭子间把窗子关死,拉严窗帘,扭亮台灯,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把纸厚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宽边空白纸剪掉,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抄下来,并按地区、时间、问题加以整理,以缩小保存的目标.经过反复的剪裁、誊抄和分类,将20余箱文件压缩在6个大皮箱内,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全部库存.
在秘密斗争的残酷环境中,陈为人遵守党的纪律.他按照党组织的决议和规定,不与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的人(即张唯一同志)发生联系.
1935年2月19日,上海法租界雷米路丁家弄文安坊六号–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法租界警务处查辑股警探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特务的突然袭击.当时,以其秘书处代号”老太爷”而被称之为”张老太爷”,化名张元钦的张唯一被捕.
“张老太爷”机关出事一日后,韩慧英不见张按时来家送取文件,感到出了问题,但一件上级调阅的文件和11月份经费开支预决算表必须送出,因此,她决定次日按时前往张处看看情况.在”张老太爷”处也被捕入狱.
陈为人不见韩慧英回家,他从大街小巷绕了几个小时的圈子在一间石库门的房子里,应约同一个党内老交通见面,互相对过机密信物之后,那老交通这对陈为人说:”前天晚上,上海中央局的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左联、印刷厂等八九个机关均遭破坏,大量-和经费被查抄,损失惨重”.老交通接着向陈为人介绍说:”这次敌人从英法租界同时下手,行动诡密,地点准确,书记黄文杰,另有朱镜我、何成湘、张老太爷等30多人同时被捕”.
陈为人一惊:”张老太爷也被捕了?”知道韩慧英出事了.次日,陈为人以张惠高的化名,带着”六个大皮箱”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即刻搬至小沙渡路康脑脱路(今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一幢二层楼房居住.
起初,陈为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有了客人他到厅堂,迎进送出,尚能应付.但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党内秘密工作规定,机关一定要做到家庭化,设有女主人,何谓家?没有家,何能保住党的文库呢?这时,陈为人为了保住机关,他通过互济会帮助,将过去同过事的熟人李沫英从饶漱石、李维汉等的”大家庭”中分出来,协助他保管中央文库.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沫英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职业,帮助陈为人解决经济困难,维护机关正常生活和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海临时中央局李竹声等被捕叛变后,党的各级组织及革命团体又遭受到一次大破坏.他们的机关陷入空前的孤立,政治联系、经济来源完全中断了.这时,陈为人的弟弟陈立人和其母亲,来上海,想找点生意做,结果生意未做成钱都被陈为人等花光了.从这时起,陈为人陷入极端痛苦中.
其时,陈为人除一个担负起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外,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的4个孩子.母亲和弟弟回家之后,他肺病复发,经常吐血,没有办法,就把萝卜当做水果吃.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了,陈为人急得没法,他硬着头皮找过鲁迅帮忙,向冼星海的岳父借过钱.
因为经济困难,李沫英不得不到外面教书给予接济.并写信给陈为人在河北正定一所小学教书的妻妹韩慧如,告以姐姐”重病”要她前来”看望”.韩慧如赶来上海,得知姐姐被捕已有半年.陈为人对韩慧如说:”叫你来,是要你帮我一段时间,要知道,一个长期没有主妇的家庭是会要被人怀疑的”.”今后在家,你是我妻妹;外出,你就扮成我爱人.还要记住,我已改叫张明,有时又称张惠高,搞艺术研究”.
陈为人,他严格按照自己制订出翻阅-的制度,首先检出他手书的《开箱必读》一目了然地查阅文件的注意之点,及其后附的中央档案库的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点、作者等设类编号,一包包依次清出,摊满在阳光照射的楼板上.
一天的傍晚时刻,韩慧如见楼上没有一点动静,将简单的饭菜弄好上桌以后,上楼来叫姐夫吃饭,只见陈为人斜靠在床沿上,吃力地翻出一份目录,慧如上前一步问:”姐夫,你是不是病得不好过?”
陈为人坐起身来说:”你不知道,这种时候,我的心里多么沉重,偏偏身体又不争气”.他用手指着楼板上的包包文件说:”你看这一包包东西不简单啊,它比黄金还贵重啊.这里面有党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材料和会议记录;有1928年至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有党中央各项决议、纲领、宣言、通告;有各地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和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指示;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有中央出版的党内刊物;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手稿原件;还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郭亮等烈士就义前给党的报告和遗像、遗墨、遗嘱等”.
此刻,陈为人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一份份、一包包地收拾并整理着文件,暂时忘却了与党失去联系的苦闷,面上亦毫无倦容.
陈为人由于忍饥挨饿,病情开始加剧起来.尽管这样,他到晚上时分还是继续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找关系.他曾去找过何香凝,何香凝告诉他她门外有暗探,叮嘱他下次不要再来;他用暗语登过寻人广告,但都无一结果.
1936年初,韩慧英被释出狱.原来,李沫英通过其表姐罗叔章(著名民主人士)的朋友李淑清写信到苏州反省院,疏通关节并替韩慧英作保,才使韩获释.
1936年春,韩慧英通过李沫英介绍,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又通过工作接触认识了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渐渐了解到她和党有关系,通过她终于和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徐强接上关系.当时,在中央特科情报组工作的徐强,受党的委托,亦正在查访寻找陈为人.
韩慧英被释出狱,陈为人的组织关系又得以恢复,其家庭和精神负担有所缓解.但陈为人的身体,经三次下狱,备受摧残,加上肺病缠身,随时都有倒下不起的危险.
但陈为人为了将党的珍贵文件管理好,尽管环境险恶,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他却日以继夜的工作着、整理着、抄写着,直至1936年,他将中央文库近两万份文件目录,整理誊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组织关系接通后,陈为人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起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将文件顺利地交给党组织.
其时,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的工作交由徐强指定的另一个同志保管,并立即组织将文件转移.
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坐上一辆三轮车,脚跟边竖着两只鼓鼓囊囊的大皮箱,后面紧跟着的一辆是韩慧如和长子陈爱昆,脚下亦是两只同样的皮箱.为防不测,陈为人没让出狱不久的妻子韩慧英同去.三轮车在法租界恺尔路旧式弄堂的一幢石库门房前停下.陈为人拍打几下大门,旋即门开了,门内站着一名年青娴雅的女子.陈为人抱拳一拱:”周小姐,你要的货我替你送来了,请清点一下.”那女子边从车夫手里接过皮箱边道谢,声音高而洪亮:”哎哟,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一边安置好皮箱,一边将二块银元当众塞进陈为人怀里.当陈为人送完文件回来,胸间闭着一股热气,喉咙像燃烧着一盆炽热的炭火.眼前一阵阵发黑,一阵剧烈的咳嗽上来,一进门就大口大口吐血不止,栽倒在客厅的地板上.
党组织得悉陈为人病情严重,付了一笔昂贵的住院费送他住进广慈医院.但没有几天,他又提着住院的什物回家了.他向家人解释道:”我病床边好几个医生在叽叽喳喳说话,像是在议论我,我怕出事.”韩慧如不觉紧张起来,姐姐将妹妹拉到一边,说:”他说的不是真话,他的脾气我知道,他是不愿让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而影响其他同志生活.”为了抢救他的生命,组织上把韩慧英找去,对她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姐妹俩以组织名义,再次送他住进医院.可在几天以后,他又突然出现在家中.她们无奈,只得同看弄堂的老金头商议,将隔壁的17号2楼小亭子间暂作养病之所.党组织还派了纪纲和又一位名叫老金的同志与韩慧英等保持联系.纪纲是个中医,常给为人开药方,但为人的肺病拖得太久,而且在当年艰苦条件下,肺病是不治之症.陈为人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一天比一天沉重,眼看无法抢救了.组织上商同韩慧英设法叫陈为人对组织和家人留下遗言,但为人个性强,而且乐观得很,他根本不承认他会死,他说:”我不死,我还要工作”.
1937年3月12日晚上9时许,陈为人走完了他最后的生命历程.当天晚上,韩慧英用被子将陈为人盖好,领着妹妹和三个孩子守在床沿边,陪着他安睡了最后一个晚上.次日,在毛达间、罗叔章等同志和一些朋友们的帮助下,给陈为人料理丧事.为人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里.后来他的遗体同湖南会馆毁于日本侵占上海的战火中.
陈为人病逝以后,许多党内同志感到万分悲痛.潘汉年代表中央向韩慧英表示慰问,经组织同意,并发给路费,要韩慧英把三个孩子送回湖南江华老家.因为战乱所迫,韩慧英滞留江华参加地下斗争,直至解放.1951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通知江华县人民政府:”对陈为人烈士家属予以照顾.”陈为人的三个孩子,陈爱昆、陈爱仑、陈玛利,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入团入党,他们继承父亲遗志,奋发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工作.
根据吕芳文著《陈为人传》整理
宋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