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去世,刺痛了所有中国人

他的去世,刺痛了所有中国人

1984年,茫茫的大别山间,一位猎人像往常一样在深山打猎。


可这天,远处却不停地传来一声声“救命”,猎人听声辨位便寻了过去,只见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男子双腿跪在悬崖上,仅靠两手死死抠在石缝里支撑着自己。


命悬一线之际,猎人没想太多,就冒着生命危险上前救人。


可深山里的悬崖过于陡峭,猎人在拉起对方的过程中,几次都险些滑下山崖。还好两人命大,最终猎人将此男子救下,这时他才顾得上仔细打量眼前的男子,他有点奇怪。


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破旧的中山装,戴着一副斯文的眼睛,双腿被粗布简陋地包扎着,不断渗出血来。身上还背着一个包,里面放着一些书本。


男子看猎户上下打量,满脸疑惑,便连忙自我介绍起来。


原来眼前如此狼狈的男子,叫何家庆。他不是什么“怪人”,而是安徽大学生物系的一名教授。


刚才的险境也并非他无意间迷路才走此条山路,而是何家庆准备了几年时间,专门前往大别山考察。


何家庆的传奇一生,也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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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人能吃饱饭,也就是近三十年的事。


而何家庆出生于1949年,正处于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


1949年中国人口约5.4亿,人均GDP只有161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12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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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家里也穷,一家八口都靠着父亲拉板车挣钱,收入微薄。


他从小生活的村里,很多人家都只有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


还有更穷的村民是人畜同住,就更别说能吃上热乎饭了。


他们的主食只有野菜糊糊,有时候碗底如果还没吃尽,农妇是不会洗碗的。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再闻一闻野菜糊糊的香味。


何家庆一家也总是挨饿,但他很懂事,知道父亲很辛苦。他会在上学之余去码头帮父亲拉板车,或者捡破烂,来赚钱补贴家用。


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让他养成了坚韧、独立、能吃苦的品质。


但他也吃够了这种苦,便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全村人吃得上饭、上得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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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饥饿和贫穷,更是蔓延到了山区。


那里由于交通不便,贫困发生率更高。


他们平时以谷糠、麸子为主食,有的人甚至还会去啃树皮。


生活在山里,也不是不能赚钱,只是很多山农苦在不懂技术。


他们不知道,有一种很适合山区种植的经济作物能让他们吃饱饭。


山区土壤阴凉潮湿,无严寒酷暑,雨水充裕且不涝不旱,有着魔芋种植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一亩魔芋的收入,就能让一个大学生有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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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何家庆被调回到安徽大学生物系,进行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


他的生活相比以前,已经慢慢好起来了,至少能吃饱穿暖。


但他内心始终没忘记的,是贫苦老百姓。


他知道大别山贫穷,但生物系毕业的他,也知道大别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宝贝植物,因此他便萌生出了自费考察大别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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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钱、没团队、没测量仪的情况下,就想独自进山考察,这在当时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何家庆并不在意这些,毕竟从小到大他最擅长的就是吃苦了。


何家庆开始秘密计划着,准备相关资料,在地图上勾画好路线。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迟迟没有动身。


当身边人问他什么时候出发时,他总是无奈地说:“快了,快了。”


原来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害怕面对重重困难,而是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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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全面考察大别山,精密的仪器对何家庆来说可能不是必需品,但上万元的资金还是一定要有的。


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8.65元,刚能养活一家人。


而上万元调研资金,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何家庆那几年,每天都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都掰两半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也没舍得大办,简单地吃了顿饭凑合一下就结了。


六七年下来,他才攒了3000多块钱。


有次,80岁的老父亲从安庆到合肥来看儿子,临走时递给了他一个包。


打开父亲的包,何家庆惊呆了,一大堆皱皱巴巴的10元、5元、2角、1角的票子,总共4000元。原来是父亲支持何家庆的想法,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给他去考察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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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钱一起送来的还有四大张香烟纸,这上面详细记录了1954年到1974年间,他读书时得到的每一次帮助。


大到国家发放的助学金,小到老师送的鞋子,每一笔都清楚地记录着。


看着这一笔笔恩情,何家庆考察大别山的信念也愈发坚定。


1984年3月20日,何家庆带着积蓄、相机、笔和本子,踏上了考察大别山的路。


茫茫的大别山里,自然环境恶劣,还时常有毒蛇野兽出没。


何家庆独自在山间行走,意味着随时会面临危险。


黑夜里,他要时刻紧绷神经,随时准备与眼睛冒着绿光的野狼搏斗。


白天,他的腿被山蚂蝗咬得血淋淋地,直到最后发炎溃烂。


他身上的各种伤痕,不是被咬烂的,就是被磨破的。


文章最开始提到的惊险一幕,就是因为他裤子被刮破后,膝盖上长期磨出了血,才在山崖上不慎滑倒,差点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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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冒着生命危险,用脚步丈量了大别山。


225天,12684公里,相当于5趟从北京到海南的距离,他都徒步完成。


期间途经了鄂豫皖三省,19个县境,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


结束大别山考察后的他,带着丰硕的成果和一身伤病,回到了学校。


他也顾不上医治身体了,一回学校便马上和学生一起,对上千份标本做研究。


经过多番研究后,他发现山区阴凉潮湿,适合魔芋生长。而且栽种技术含量也低,山区农民学得快,也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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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不断发表文章,到各个地方讲解,介绍魔芋及其开发远景。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了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


可何家庆越是卖力推广,就越是有山农“不领情”。


毕竟他们已经很穷了,如果投了钱还赔了,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何家庆自掏腰包,率先在31个点进行试种。除此之外,他还没日没夜地到田头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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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研究出了魔芋的价值,有了一定“知名度”,但他也还是和从前一样。


师生们经常能在学校看到何家庆,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脚下的“解放鞋”,夹着个碗到食堂排队打饭,而且每次都不超过3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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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平的家里,除了刚结婚时购置的几件简单家具,屋子里有超过一半的空间都是书籍和标本。卧室门后挂着妻子十几年前买的新衣服,但他却嫌妻子太奢侈,一次都没穿。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也都是补丁落着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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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虽然生活朴素,工作细心认真。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却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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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记忆中,何家庆每个节假日都不在家,更是没有带女儿出门玩儿过一次。


他们彼此的联系更多的是靠信件、纸条和后来的电话。


妻子本以为84年出走大别山回来后,他可以踏实在学校搞研究,兼顾家里。


但没想到,何家庆又一次出走了。


而这一次,他走的更决绝。


1998年2月10日,何家庆只给女儿和妻子留下一封信,就揣着攒了十年的27720元钱、学校介绍信、一张刊登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困县名单的光明日报,孤身一人起程了。


在那封信里,他写道:


“何禾吾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着一只不太听得清晰的耳朵和病痛, 离开了你和妈妈。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交代。”


而这次出走,让他本就带有伤病的身体再次受到摧残。


何家庆先是在深山里遭遇抢劫,两次被抢走4000块。


路上干粮吃完了,他就只能睡农户猪圈,讨猪食吃


为了搭便车,他又被骗至深山,被迫砸了一天矿石,两手血肉模糊,才被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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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后来,他实在没钱了,就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当了两个月的乞丐,才没饿死在路上。他曾向一家面食店老板乞讨食物:“行行好,桌上那碗吃剩的面汤给我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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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大理,人们见他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就把他当作流浪汉送去收容所收容。但到了收容所,他却遭拳打脚踢,受尽凌辱


当然,他也遇到了很多好人。


有村民见他生病,就把他背回家,为了让何家庆快点好起来,他们宰了养了很多年的老母鸡给他补身体。


在重庆阳县青华乡,何家庆给村民们上课,一上就是十几个小时。村民们感激他,病好之后,他们便不顾何教授反对,几人轮换着,用自制的担架抬着他下了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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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05天,31600公里,他的足迹遍布了8个省的108个县。


每到一处,他就开设小课堂,推广魔芋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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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多次经历九死一生,只为给山里的农户传授种植技术。


而这背后的代价,是瘦到40公斤的体重,和各种无法根除的疾病。


他曾到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挂职的850天里,何家庆有697天在贫困乡度过。


他带领培训班,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户现场示范指导。


绩溪遭遇水灾那年,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都晕倒在洪水中。一个月的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终生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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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出走,4万多公里,从地图上看,何家庆用脚步丈量了比中国版图环线还长的距离。


他离开山区时,当地乡亲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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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何家庆确实值得这一面锦旗。


他为了贫苦老百姓们,宁可牺牲家庭,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出走。


35年时间,他多次经历九死一生,研究魔芋种植技术,帮数万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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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走,何家庆指导农民种植的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高产量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


这些收入至少能让西南贫困山区的老百姓们,吃饱穿暖,每家每户供读大学生。


回来后,他还撰写了18万字的《魔芋栽培技术》一书,被称为“魔芋大王”,这在国内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


第二次出走,何家庆为沿途山农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受训人数超20000人,详细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厂。


他自费4万元申报了8个专利,还自费7万元出版了200万字的图书《中国外来植物》。当时为了这本图书,何家庆花了十年的时间,拍摄了3000张外来植物的照片。


在这本重达近2公斤的书中,何家庆共收录了1200种外来入侵植物,此前国家相关部委公布的只有400多种。


以前穷到吃不起饭的家乡安徽,自2014年建档立卡以来,共有441.6万贫困人口脱贫、2936个贫困村出列、22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从9.1%降至0.93%。


何家庆取得诸多成果,国家给他奖励钱时,他却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女童读书。


何家庆不在乎名和利,他只关心农民到底赚到钱了没?


2016年4月,已经67岁的何家庆第三次出走


他又走遍了全国17个省区,291个乡镇,搜集全国各地栝(gua)楼的分布和栽培情况。


在大伙印象中,这个身材弱小的小老头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但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昏倒在扶贫调研的途中,随后被查出癌症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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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是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他也强忍着病痛,把自己的调研成果记录传递出去。


去世前一天的早晨,他还戴上大框眼镜,打开电脑,在病床上写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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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何家庆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挂念栝楼的事情,“不知道今年栝楼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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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少时的贫穷,受国家和乡亲们的帮助,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不想让更多人再吃他当年吃过的苦。


他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爱,都花在了学生和百姓身上。


到最后,钱没了,病倒了,他也还是想做些什么。


他还剩什么呢?


他只剩下一副躯体了,于是他做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捐出眼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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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癌细胞快速扩散,眼角膜是他唯一可以捐献的地方。


医生将他的眼角膜取出后,感慨道:“从未见过哪位70岁高龄的老人,能有这样清澈的眼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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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9日,何家庆走了。


他的学术和生命将在泥土中继续绽放,和土地一起开始更广阔的生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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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折叠】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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