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铁军第一师（微信公众号）
抗大，是多么庄严绚丽，引人瞩目的校名啊！全国有多少爱国抗日青年，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投身到这所革命的大熔炉中来。我和妹妹，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协会”组织介绍到达苏北根据地联络站后，奔赴盐城抗大五分校。
姐姐章恭湘（左）和妹妹章立人
新四军于1940年10月在苏北黄桥决战胜利后，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为创建与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适应部队与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的需要，军部决定，把原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辖的江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与苏北指挥部领导的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集合两校部分干部骨干成立了抗大五分校（后又由皖南军部和延安抗大总校派遣来一批干部，更加强和充实了教学、管理力量）。
抗大五分校是一所由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下的新型的培养部队与地方军政骨干的干部学校。抗大五分校于1940年11月25日开学（正式开学典礼是在1941年元旦）。校本部下辖3个男生大队和1个女生队。男生一大队是五分校的武装主力军，这个大队的学员是部队的基层干部和部分老战士，他们久经战火考验，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二、三大队则是军政混合队，学员中部分为部队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大江南北长途跋涉投奔这所革命大熔炉的抗日爱国青年。女生队有一部分是在根据地工作过，或打过游击的女干部，大多数则是来自苏南、上海、浙江一带的青年学生，以及从大后方转来军部而后调到抗大来学习的女知识青年，还有少数自愿参军的小城镇女青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年龄悬殊，最小的十二三岁，最大的有四十来岁，文化程度从略识字的半文盲到大学以上不等，出身成分更是雇工、佃户、童养媳、工人、富家小姐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为了抗日，都是拥护或爱慕共产党、新四军而艰辛到此。在第一期女学员队中有七对姐妹同时入伍，一对母女齐参军（名单附后）。
女生队位于离军部不远的一座废塌的旧中学校内（现盐城中学）。这是一座饱受战火摧残，遍地乱石碎瓦，墙壁残缺不全，几根木头、水泥柱支撑的木板楼房。我们入校的第一课，便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填坑、垒墙，清除残渣、泥沙、石块，建造我们的教室、寝室。
当指导员作了动员，明确了任务后，我们这些吃尽千辛万苦，闯过千关万隘来到这所抗日救国大学校的小丫头们劲头十足，哪里会在乎那堆不会动弹的石头烂泥呢？！我们用锹、用手，扒泥挖石，用脸盆装土……，手磨起了泡，泡成了血泡，血泡破后成了老茧，大家还美其名为“大炮”。空闲休息时，互相攀比，引以为荣。短短数日，劳动成果辉煌，展现在面前的是我们的寝室和俱乐部。尽管这里仍四面透风，窗户仍然是只可容纳两个人并排侧身爬行的大方洞，但当我们用破草席挡挡风，在地上铺上干稻草时，这里便成为我们的“软席”通铺了。在这“软席”上睡觉、学习知识、讨论救国道理，那个舒心、那个自豪感至今不能忘怀。
刚过了劳动建校关，却不料又来了一个轰动女生队的爆炸性命令——剪发关。队长动员要求女生队剪掉长发、卷毛（烫发），标准是发长不过耳垂。当然，还要脱掉皮鞋，换上布鞋，脱掉旗袍，换上军装。剪发命令让女生队开了锅似地乱哄哄起来，有的人看着留了多年的秀发一朝被剪，怪舍不得的，要求留一截作“纪念”；个别人觉得是来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剪成“尼姑头”而纳闷。但是，最终女生队还是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军帽，换上了布鞋，穿上了军装。既然是革命军人，就要像个军人样，一律整齐，精神抖擞好神气啊。这以后，慢慢地，大家有空便向排长、老同志学打绑腿、打草鞋。女同志毕竟心灵手巧，打的绑腿有“一字长蛇形”“横竖八字形”等，打的草鞋、布筋布鞋还打出“蝴蝶结”“花结”“十字交叉结”等花样……
女生队下辖三个排，每排三个班，组成一个连队建制。队部对各排也做了精心安排，如三排一般较年幼一些，文化程度有的较低些，就针对这些学员的特点每周安排上文化课。每班均有二三个互助组。这些互助组作用可大了，生活上互相帮助照顾，学习上校对笔记，加强对课程内容的消化理解，对听课吃力的同志进行个别辅导等；在思想上，通过谈心，结合每周末的班生活会开展表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对每个班、组的搭配，队、排领导也考虑体力强弱、文化思想差异等各种因素来调配。
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办校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继承与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校风哺育下，训练成有理想，能经受艰苦环境考验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
每天，东方刚发白的朦胧中，军号声便响彻云霄。从起床到出操，仅有10分钟时间，除了穿戴整齐，打好绑腿外，还要打好背包。一声哨响后，整队跑步到操场，由值星排长负责喊操。女同志中，不少是悄悄提前起床，特别是来了“例假”的，更是要忙着上厕所。开始时，总是紧紧张张手忙脚乱，慢慢适应后也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有的同志甚至在7分钟内就完成了从起床到出操的一切事宜。
平时出操，各队有自己的场地，由本队值星排长指挥喊操，军事科目由各队的军事教员就地讲解和操练。到了星期六则是每周一次的全校大会操。大会操场地在军部前的大广场，各队带队进入操场，学校领导同志也到场与学员一起参加出操。大会操由各大队值星队长指挥喊操和下达科目。黑乎乎的大操场上，只看见晃动的人影，只听见整齐的沙沙脚步声。此时，只要有几个人走错了步子，就能从声音中判断出是哪个队步伐不整齐。那整齐的、有节奏的步伐声和着渐渐发白的天空，勾勒成一幅美妙的晨曦之景。
出操回到营房，开始洗漱整理内务。手脚快捷的我们，掌握这段尚未开饭的空隙时间，迅速洗涤裤衩袜子等小件衣物。这也是女生队的“特殊性”吧。
抗大学员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校部按照各队不同情况，编排教学计划。军事队按军事学习十分之七，政治学习十分之三来安排教学；政治队（包括女生队）军事学习十分之四，政治学习十分之六。课程设置、教员选派、教学时间安排均由校训练部具体规划。每周除周六下午是党团和俱乐部活动，周末有各种内容的晚会外，每日8小时学习，雷打不动。由于教学安排紧凑，教员讲课精练，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第一期学员在半年内就基本完成了规定课程。1941年5月1日，学校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学员毕业仪式。那天，我们服装整洁，有的同学还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参加毕业仪式。毕业典礼后各队还举行了会餐，虽然只有一荤二素一个汤（汤在大木桶里，随便舀），但倍觉丰盛。每班还有两碗黄酒。我们高唱毕业歌庆贺，却又忍不住泪珠满眶，因为毕业就意味着别离，同学们将奔赴抗日战场，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不少同学互相拥抱，哭泣一团。爱流泪也许是女生队的又一“特殊性”吧。
在抗大，学习条件虽然简陋，但学习氛围广阔自由。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就是课桌，背包即是自己的全部财产，也是惟一的舒适坐凳。后来，校部发给每个学员一只小木凳，把它绑在背包上坐着，如同坐在沙发上那么舒适。每当阳光照射强烈时，我们按班分散在树荫处听课，小黑板挂在树杈上，就是老师的讲台了。
抗大课本是油印在灰色粗纸上的提纲式讲义，也曾下发过薄薄的小册子。听课记笔记成为我们学习的重要环节。虽然我们的个人笔记有简有繁，但都很讲究整洁。经过半年学习，我几乎学会了速记，并创造了只有我自己才能识别的代号。如“共产党”我写成“共”，“我们”写成“W”，“无产阶级”写成“u”，“党”写成“T”，“团”写成“O”，“党团员”写成“TO”……抗大养成的课后整理笔记恢复语句原形的学习习惯影响了我几十年，也是我至今书写时写速写而不求写正楷的缘由。
抗大半年所学的理论基础课，至今尚能回忆起来的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战略与战术”“敌军工作”“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民运工作”“队列训练与四大战术”“战地救护工作”“妇女解放运动”“游击战争”，以及全校性的讲座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同志亲自讲课）、“形势任务”（校、军部领导亲自讲课）。“游击战争”课，初期由赖传珠参谋长讲，后来根据各队情况改由军事教员讲了。
紧张的学习，俭朴的条件，艰苦的生活，把我们这些怀着幼稚、淳朴抗日热情的爱国青年培养成了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能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接受考验的革命战士。抗大，真是一座宏伟的、微妙的、创世纪的革命熔炉啊！
半年的抗大学习生活，有几件至今令我难以遗忘的事情。
我们在学习期间，虽然保证有三餐饭，但在半年中，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白米饭。平时吃的是杂粮（大麦、圆麦、高粱、玉米掺合在一起和蚕豆、黑豆杂七杂八混在一起做成的饭），下饭的菜是老一套的少油多盐的咸菜、萝卜。开始时，不少同志吃饭咽不下喉咙，只好去盛木桶里的汤泡着吃。数天不能通便，那是常事。因此，便秘成为不少同志的“通病”。一旦有纯玉米糁子饭，那便是高级饭了，被大家称之为“蛋炒饭”。于是，“蛋炒饭”就成为玉米饭的诙谐语了。队领导为了改善学员生活，千方百计卖粪换肉，使我们能尝到一些肉腥味。每当又是“蛋炒饭”，又有肉腥味荤菜时，大家兴奋雀跃，“今天吃蛋炒饭啦!”在这种饮食条件下，我们却个个成长得胖乎乎的像个“皮球”，劲足有力，满面红光。
入校不久，队长在晚点名时警告大家要随时应付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时，必须动作迅速，穿戴整齐，背上背包，带上枪支子弹带。值日生还要把本班照明用的小油灯也带上。
我们每天八小时学习，晚上讨论学习，夜间要轮流站岗放哨，三餐饭每餐只有10到15分钟，时间很紧张。
夜间紧急集合，是从实战出发。第一次，是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半夜。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都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黑乎乎的夜，不准点灯，大家慌慌张张穿戴好跑步去集合，排长带着队伍就跑步前进。这一次洋相出够了。有的同学迟到上操场，有的衣服未扣扣子，有的穿错了鞋，有的绑腿带拖到脚后跟，还有的背包打得像老乡背包袱一样狼狈……这以后，排长联系实际，传授我们先穿衣服后穿裤，绑腿带要放在枕头边以免错拿别人的等知识。经过几次紧急集合、夜行军演习，我们渐渐习惯了，逐渐达到了部队应对紧急情况的实战要求。在急行军训练中，有的同志还能帮助体弱的同志，使全队没有一个掉队的。
1941年，蒋介石反动派发动了蓄谋已久、震惊中外的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盐城，军部直属单位举行了声讨蒋贼、揭露蒋介石反动派投降主义、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大会。会上宣布了党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及军首长的任职命令。陈毅代军长在会上声色俱厉，怒斥蒋贼背信弃义的投降罪行。他讲得气愤时摘下了军帽。顿时全场同志义愤填膺，高呼口号，纷纷摘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有的同志还狠狠踩了几脚。愤怒的口号声如同大海的波涛巨浪，如同战场厮杀的震耳炮火。这是一次极为现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认识。
这以后，我们陆续接待了来自皖南军部的战友们。李路、李希、黎明等同志即是从皖南军部来的女战士。她们遵照叶挺军长之嘱：“同志们，为保存实力，分散去盐城军部。”不畏险阻，千山万水，依靠群众的掩护，逃出敌人的封锁区来到盐城。她们七天七夜没进一点粮食，靠着喝泉（溪）水，挖吃荒田里剩下的烂山芋、萝卜维持孱弱的身躯，徒步走到苏北。她们说：“只要有口气，爬也要爬到苏北军部来。”她们是有工作、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她们的到来，给女生队增添了不少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1941年春季，日寇配合蒋介石反动派，向我苏北解放区射阳县上岗地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进行“扫荡”。为了保卫盐城，保卫军部，抗大五分校一大队学员参加了三师的上岗战斗。上岗战斗历经数日，以我部队的胜利而告终。战斗中，一大队有4人牺牲。一名是中队长程贤义、一名排长、一名原在部队的卫生队长、一名老战士。为了纪念他们，抗大举办了全校的追悼大会。会场设在野外广场，校部部分白花由我们女生队包做。追悼会上，校领导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及烈士的伟绩，全体学员又一次受到了现实生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上岗战斗，我们女生队也参加了，执行的是警卫任务，保卫校部和军部。我们在校部、军部驻地周围日夜站岗放哨，大家都为能参战而兴奋。但是，在真正执行战时警戒任务时，却并不是个个都有军人的气魄了。最初，有的同志夜间站岗疑神怕鬼，人在哨位，心念阿弥陀佛；有的同志听见风吹草动就急忙持枪上弹。为此，夜间都安排双岗，班排长加强巡逻。通过上岗战斗执行警戒任务的锻炼，我们增强了夜间警戒的军事常识，也壮大了胆量。
国民党反动派既已发动了“剿共”内战，就断绝了一切应供给我军的粮饷。新四军在缺粮断饷的困境下，一方面要正面对日寇作战，一方面还要抵御顽伪军对我解放区的骚扰和对我军的摩擦。对此，刘少奇同志提出靠自力更生，自己搞税收、征粮。于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纷纷设立了税务局、粮食局。根据地方需要大量的从事这方面工作人员的要求，部队抽调了部分同志支援地方工作。我们女生队也抽调了十几名学员到地方去做这项工作。
参加地方征粮征税工作，对新入伍者来说，既是一堂生动的群众工作课，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一支富有江南华中风味的“风车歌”——“部队吃饱了肚子好作战”的歌曲就此创作出来，并在根据地广为流传。一个月后，女生队派出去的同志大多回来了，董勇（一排一班班长）还向全队作了汇报，为我们学习地方民运工作增添了感性知识。有几名同学留在地方工作没有回来继续学习。
每周一次的全校大会操，是由各大队值星大队长负责指挥的。这里要追述一大队大队长严昌荣（他是女生队一班班长董勇的爱人，后在兴化唐子镇战斗中牺牲）。严昌荣一向办事认真，要求严格，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一次大会操，正是他值星。在朦胧晨曦中，他见一个穿军装披军大衣的人在操场上见操（体弱的同志经批准，会操时可不列入队，但须到场“见操”，上了操场不允许穿大衣）。他走过去盘问后知道，这个军人是兄弟部队来校联系工作的，散步来到操场。但严昌荣仍严肃地要求他，或脱下大衣站在操场边见操，或立即离开操场，以严肃校规军容。
由于严昌荣带兵要求严格，一大队全体学员无论军事技术还是政治学习，素质均较为强韧扎实。抗大一期学员都有一个小方凳按要求绑在背包上。上岗战斗中，一大队随三师参加战斗，作战勇猛，战术灵活，大显神威，被日寇称为“板凳队”。见到“板凳队”助阵，日军不战自怯。
1941年春，日寇对我盐城根据地“扫荡”，敌机连续不断轰炸盐城。当时，我们每天清晨要跑20余里路，到野外去上课。女生队的陶木子（彭涵明）同学，日寇“扫荡”时被流弹穿透了脚骨，但她一直坚持学习，直到毕业。这期间，也有个别同学经受不了艰苦环境和敌机轰炸扫射的考验。除一大队外，各队均有个别学员离队。女生队也有一个学员离队出走，队部派人四处寻找，动员其回队，并在一定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
日寇“扫荡”时，校部宣教科即时编了一首歌，全校传唱，振奋了群情，鼓舞了士气。革命就是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革命就是要经过顽强斗争，才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为使历史不致随同我们的记忆逐步衰退而被遗忘，现凭记忆把女生队一期的名字记于下：
队长：钟屏，副队长：钟毅，
指导员：克宁、张西蕾，
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王丽英，
青年队长：张玉璇，文化教员：李毅，
驻队政教：汪溪，
一排长：陈少健，二排长：谢冰，三排长：尤珍。
与在宁抗大同学共同回忆的同学名单：
董勇、吴秀丽、李立英、
汪志馨、俞仪凤(俞宜桐)、
俞仪诠、严明、施甬、
施群(鲁纳)、陶林、陶云、
吴秀珍、杨乐兰(萧秧)、
徐哲(鲁枫)、赵倩、
李树兰(李路)、里希、里路、
夏可人(夏稚心)、 龚志奋、
赵晓云、陈维琼、刘景仪、
刘景华(刘华)、 臧文、王珏、
陈少康、陈巧娥(陈林中)、
方琏、方菲 金楠、陈真、
史可芬、汪城群、张璇(张悠云)、
吴秋、吴青、张鸣燕、张菊兰、
杨桂芳、陈金娣、彭涵明(陶木子)、
胡娟(吴史敏)、朱浣华、杨红、
金虹、里烈、袁玮、陆剑英、
王继奋、刘妙治(麦洁红)、
汪玉(葛汉章)、张苹、章恭湘、
章立人、吴映(陈梅珍)、
胡敏、金华影、 周均、袁厚芬、
曹静宜、樊永瑞、
邓洁(因心脏病提前退学)
苏甦、姚斌、庞露、白山、
薛飞(薛皋宇)、孔冰玉、王月清、
周琴、葛进(葛祖学)、汤翠娣、
冷坚、施美、 钱君芳、周志南、
李碧君、李群、李明、叶希、
唐柳青、张德之、薛联、汪磋、
李君秋、陆锡琼 沈瑜、
蒋瑛、陈觉民、陈导民
（全队应112人，我们只记得上述91人的名字）。
第一期中的七对姐妹同学：吴秀丽、吴秀珍；俞仪风（俞宜桐）、俞仪铨；陶云、陶林；施甬、施群（鲁纳）；刘景仪、刘景华（刘华）；方琏、方菲；章恭湘、章立人。
第一期中的母女同学：杨桂芳——陈觉民、陈导民（我们叫她小陈）。
5位上海工人小姐妹，前排3位均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学员。
左起：吴秀丽、汤翠娣、赵倩
2000年10月29日在北京，抗大五分校女生队部分人员合影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三野子弟）：难忘的抗大五分校女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