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对我党军事思想的早期探索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掌握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战争观、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原则等方面，逐步超越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军事观点，开始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军事问题，将中国的军事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军事思想反映了中国军事学术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在军事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出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李大钊早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李大钊对我党早期军事活动及军事思想形成的历史贡献。

我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早期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贡献。李大钊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前夜的1921年至1923年，就曾两下广州、三赴上海、四跨长江、六渡黄河，从出面争取吴佩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亲自参与同孙中山及蒋介石磋商创办黄埔军校开始，已为开辟北方战场策应北伐战争而运筹帷幄，南北奔波，倾注了巨大心血。正当南方从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北伐与国民革命之际，李大钊又凭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北方最高领导人的显赫地位和崇高威望，以我国华北、西北、东北15省市广大城乡为阵地，以冯玉祥约30万国民军、郭松龄近10万精锐奉军，及北方各省成百万农民武装和红枪会为对象，结成了广泛的反直反奉军事统一战线，掌握了成建制的师、旅、团、营、连正规军队与数十万武装农民，开创了波澜壮阔的北方反帝反军阀大革命局面，并初步形成了我党最早的军事思想雏型。李大钊的上述活动，史书论及较少，鲜为人知。本文旨在通过对李大钊的活动的概括，来看李大钊对我党早期军事活动及军事思想形成的历史贡献。

一、关于战争理论、暴力革命与武装夺取政权的论述

1921年，李大钊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介绍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同孙中山会晤。当马林提出“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时，孙中山欣然接受这个建议。1921——1922年，李大钊为争取吴佩孚做了不少工作，成为我党争取吴佩孚工作的主要执行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上海与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商谈中，迫切提到建立军官学校及革命军队问题，并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人帮助。

1922年李大钊演说：“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政权的夺取”，而“政权的夺取非革命手段不可”，“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同年，他又著文提出：“惟有枪才能对付枪，惟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实行暴力革命”，“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次年，他写道：“把一切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手中，除此别无他途”。他主张消灭战争必须依靠“觉醒的人心”。

1923年，李大钊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筹备会议时，孙中山多次同李商谈创办军官学校等问题。李大钊还受孙中山委托，找蒋介石商量筹办黄埔军校事宜。在此期间，苏俄政府特使越飞来华，经李大钊联络介绍同孙中山会面。李大钊参加了整整六天的孙越会谈，商讨了包括建军问题在内的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1924年，在李大钊、毛泽东参加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议决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年，李大钊指出：“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的依靠着帝国主义”。中共必须“注意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军队中、军官学校中活动”，“以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决战”。1925年他领导首都革命时提出：“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由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1926年他领导京东数县及山西、内蒙农民，掀起抗捐抗税、反对贪官污吏的怒潮，焚烧县政府、县议会，捣毁税务局，斗争矛头直指反动军阀政府。同年参与国民军调动指挥，确定“把二、三、五、六各军均送入陕西”。“一军只助解西安之围，不留陕”。决定“把陕西交给于右任”。“将来组织（陕西）省政府时”，“当推于（右任）为主席。”

1927年，国民军解围西安、刘镇华败军溃逃、督署省署土崩瓦解时，在李大钊亲自策划和领导下，组成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决定由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代行陕西省政府职权，作为北伐时期陕西省最高权力机关。指派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葛霁云等，分任军事部、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经委会及《国民日报》、《新国民军报》与出版局的领导职务，成为军民两政一切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开创革命军政府的新纪元。同时，确定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为西北最高权力机关，颂布《临时行政纲领》，各项军政财经实施，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河南等省及国民军各部队普遍推行。

二、关于“组织共产党军”及创建、壮大革命军队的论述

1924年，李大钊亲自谈话动员共产党员李运昌上黄埔军校时，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同时，李大钊“拟在西北军中组织共产党军”，“在东北地域建设一琏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李大钊亲赴开封谈判时，李对中共党员、掌握20万军队的胡景翼的高参屈武说：“把胡景翼培养起来，这对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李还批评陈独秀说：“他有些书生气，我要有机会约他到北京来，也同他一起到河南来同胡景翼接触接触，了解了解，使他知道不是他原来的想象的，进步的革命军队和军阀都是一样的想法。”

1925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亲自分析和主持了对“最热心与粤接洽”的“小张”即张学良的争取联络工作。同年，李大钊决定招集了五千名蒙古籍兵，组成第一支内蒙古国民军。

1924年至1927年，北方党和李大钊先后掌握了史可轩师、张兆丰师、许权中旅、石谦旅、阎揆要营，在北伐中屡建战功，在渭华起义、清涧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张兆丰师在援陕东征与会师郑州战役中，受到武汉国民政府两次传令嘉奖。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讲：“第一次大革命，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象一篮鸡蛋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李大钊和北方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获得丰收。以中共党员为骨干领导的重大革命起义，诸如：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第26路军宁都暴动与红5军团的诞生；郝光、谷雄一领导的高桂滋部平定兵变与红24军的成立；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崛起；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反蒋抗日密约签订；原杨虎城部孔从洲第38军起义与西北民主联军的建立；高树勋邯郸起义、马法五部放下武器；郝鹏举台儿庄起义（叛变后又被俘）；吴化文济南起义；胡景铎（胡景翼六弟）师榆林起义；“佩剑将军”何基丰、张克侠贾汪起义；廖运周师淮海前线起义；李大钊与中共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在促成傅作义北平起义后，又推动董其武绥远起义，并率所部228师及胡景通（胡景翼二弟、22军副军长）同时起义；张存实旅冀中起义；以及黄樵松军太原前线起义（未遂），等等。原西北国民军的不少部队先后举行革命起义，其加入人民军队行列的革命官兵，作保守的估计也不下20万之众。这么多建制完整、武器精良、齐装满员的正规军队先后起义，对壮大我党我军领导的武装力量，坚持革命战争，推翻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三、关于创建中共军队党委、军队政治工作与培养军事人才的论述

李大钊作为首创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地位与作用、职权与作风，以及组织工农、建立政权、瓦解敌区与俘虏政策、战时政治工作等基本问题，均有条例性的总结概括。

李大钊明确提出：“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于是他早在保定军官学校建立中共党支部，输送大批党团员去苏联、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并倡导举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北方联合军校与“西北第二黄埔”中山军事学校。据《邓小平传略》记载：中山军校是由“共产党人筹建，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陕北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

随着国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担任重要军事、政治领导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有：李大钊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因身兼国共两党北方最高领导重任未能到职），刘伯坚、肖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由刘伯坚代理主任；魏野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贾从周、李世乐、卢绍亭、曹力如，分任国民联军第3、4、5路军及刘郁芬、韩复榘、方振武、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唐澎任主任教官，刘志丹任教官，许权中任总队长、后任团长、旅长、代理师长；张兆丰任师长；葛霁云（受李大钊委派）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邓宝珊秘书长；王若飞、刘天章任北方联合军校负责人；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象九、蒋听松等，分任连、营、团长，军官学校校长，杨虎城秘书长等职。同时，陈毅受李大钊委派入川做杨森工作，后任泸顺起义军政治部主任，等等，从而为我党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工农红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他们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了重要军政领导职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些重要成果，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在坚决抵制陈独秀“只作宣传不当军官”机会主义斗争中取得的。

李大钊和北方党坚决抵制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军不发展党的组织、不须有党支部”的错误决定，创建了中共军队党委，建立了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肖明任书记）、中山军官学校中共党组织（邓小平任书记）、许权中旅中共党委（刘志丹、高克林任书记）、国民第3军第3混成旅中共旅支部委员会（张兆丰任书记）、杨虎城部中共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任书记），在石谦旅及高桂滋、甄寿山等部，均建立了中共党团、“军支”、“特友”、“军友团”，及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革命军联谊会”（王一飞任书记）。上述早期建立的中共各级军队党委，尽管当时组织系统与领导制度尚未完善，但实际上对军队及驻地农运起到了“指导一切”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派往国民军与新发展中共党员近千人，成为所在部队的领导骨干力量。

四、关于农民运动、农民武装及改造红枪会的论述

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1925年10月，李大钊把注意力由城市斗争转向农村斗争。北伐开始后，李大钊率先提出武装农民的任务。8月又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论文。他指出红枪会等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后，具有极其伟大的社会力量。它“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召唤军阀营垒中的农民”，“破坏军阀营垒”。他提出武装农民的方法，一是组织武装的农民自卫团；二是把红枪会改造成为“堂堂正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注意克服其“狭隘的落后主义、乡土主义”、“迷信、盲目”排外思想，“很明白地知道”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白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1926年晋、冀、鲁、察、热五省农协会员约有2万人，仅河南省即达27万之众。接着有“南广州北西安”之称的陕西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心，农民协会遍及60余县，会员达50多万，武装农民即达10万之众。其规模与声势之大，仅次于湖南、广东居全国农运第3位。

1926年3月、毛泽东、李大钊南北呼应发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就任广东农讲所所长，下设军事训练部，以1/3课程进行正规军事训练，为农村武装斗争培训骨干。毛曾委托魏野畴带致李大钊、陈毅亲笔信专程去北京商调学员。李从冀、热、察、绥、奉等省选派40余名干部去广州学习。同时李大钊在京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亲自讲授农运课程。李还对派往广东的李波涛说：毛的“才学很好、你去后……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希望他常给我来信”。李毕业后，毛托将他亲笔信“途经北京面交李大钊”。毛还特地将李大钊雄文《土地与农民》编入《农民运动丛刊》，作为农讲所教材。在发动农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李、毛思想一致，代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正确方向。

五、关于战略思想、军事原则与作战方针的论述

在北伐战争中，李大钊善于审时度势，从南北战场的不同特点出发，多次提出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事原则与斗争策略，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北伐战争与指导北方战场，起了影响北伐全局的战略作用。其代表作有《守常政治报告》、《守（常）同志来信》及有关文电指示。

保存军队实力，开辟北方战场——1926年3月，面对直奉晋鲁“讨赤联军”对国民军的疯狂进攻，国民二、三军已被击溃与瓦解的险恶局面，李大钊主持召开国共两党负责人及苏联顾问参加的军事会议，他首先阐明对当时战局的看法，确定了保存国民军有生力量，撤出北京、退守南口的战略决策，并派员征得冯玉祥赞同与认可后，于4月15日撤出北京、退守南口一线，为南口大战和开辟北方战场拉开了序幕，从而抗击与牵制直奉联军近50万部队不得南下，发挥了保障北伐军两湖战场上顺利作战的重大战略作用。

进军西北、解围西安、策应北伐——1926年7、8月间，正当南口鏖战危急之际，李大钊约请于右任赴苏并连发三次电报，敦促冯玉祥尽快回国重振旗鼓、参加北伐。电报通告南口战况危急后，李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玉祥欣然接受李转败为胜的战略决策启程回国。冯访苏三月“进步甚大，颇为乐观”。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对冯三天畅谈，刘伯坚助冯学习工作，冯在获得斯大林决策提供40万部队军火武器后回到绥远，举行了五原誓师。接着李大钊提出进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即出兵陕西，经府谷、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李大钊还给冯玉祥、刘伯坚送来亲笔信，提出“国民军应进军陕西，击溃直系刘镇华部、解西安之围，然后以关中为据点，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会师中原”。冯根据李所提作计划、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8字方针，分兵7路进军陕甘。1927年春，李大钊送来密函，通报奉、鲁、孙兵力部署及奉张出战河南计划，敦促冯玉祥抓紧战机、出长安会师郑州。冯按李所提作战方针，“亲率20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郑州”。5月30日占领郑州，6月1日克复开封，与北伐军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生前所定“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的战略计划，在他英勇就义1个月后全部实现。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1926年9月，针对北伐军即将取得两湖战场胜利，奉张以“援孙援吴”为名由北南下，同北伐军争夺两湖。孙传芳也开始调动兵力，拟从江西夺取两湖，迫使北伐军面临对张对孙两面作战危机，李大钊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对张对孙似不宜同时宣战”的正确策略。他主张首先在北方牵制奉军不能南下，南方则集中兵力速歼孙部，然后南北夹击对奉作战。江西战场的胜利证实了李此一军事原则的正确。

南北战场配合，夹击围歼奉军——当北伐军进攻两湖之际，李决策保存实力，开辟北方战场，抗击与牵制直奉不得南下，保障了两湖顺利推进，当北伐军开始对奉作战时，李又指导国民军挥师西进，攻占陕甘，箝制刘镇华10万直军于西安，威慑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得到休整机会，以利再战。当北伐军开始河南会战时，李又敦促冯玉祥“解西安、三原之围”、“出长安会师郑州”，形成南北对攻，分进合击，共歼河南奉军的战略态势，实现了南北两军战略、战役、战术上的协同作战。

六、关于破坏军阀“讨赤联军”策略与列强反华联盟外交政策论述

李大钊基于对各派军阀矛盾的透彻分析，致力于分化军阀阵营：或争取其革命（如冯玉祥），或策动其倒戈（如郭松龄），或促使其中立（如阎锡山），或联络其自治（如推动张伯英及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10万豫境军队自治），使北洋军阀分崩离析，使革命阵营兵力猛增。1926年12月，李又提出北伐三大策略：一“接近鲁张”，“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同年9月，李还向党中央报告对奉张三派深刻分析及不同对策，并派员争取张学良及打击孤立亲日派。在此期间，李将军事、政治、外交从战略高度密切联系，针对列强破坏与对华政策不尽相同，列强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各有区别，他首倡并推行“联合日本、中立法美、孤立英帝”的外交政策。李大钊还利用北洋军阀“中央政府”及各国外交使节均驻“首都”北京，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北方总负责人的重要地位，亲自主持对英、美、法等国的外交谈判，并参加同日本使节的谈判活动、取得了破坏各帝国主义反华联盟和保障北伐成功的外交胜利。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南北两大战场组成的。毛泽东曾说：北伐战争时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正是在全党尚处于初创的幼稚阶段时，李大钊比党的其他领导人更早一些，从中共建党前后开始至他光荣牺牲前的北伐战争中，最早研究马列主义战争理论，吸取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全面开展军事运动，从开辟北方战场策应北伐战争，到结成反直奉军事统一战线；从敦促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到制定战略方针与作战计划；从开创国民军政治工作、举办北方军官学校，到组织武装农民与改造红枪会；从创建中共军队党委会、组织领导军政府，到亲自指导部署、整顿国民军；从大力协调冯玉祥、于右任关系，到敦促冯玉祥“出长安会师郑州”；乃至为保障北伐胜利、破坏列强反华联盟、亲自主持与参加对英、美、法、日等国外交谈判等方面建树了丰功伟绩。历史证明，李大钊和以他为首的北方党所领导的军事运动，是我党早期军事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大钊的探索对我党军事实践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