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开国上将，先后辅佐五位元帅，全军公认的好参谋长，80高龄还能记住全国2000多县名

多年来，人们一谈起李达上将，都说他是“老参谋长”“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原因何在？其实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上将军旅生涯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先后任职于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红八军、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援西军、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的都是参谋工作；二是李达上将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事大家，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在刘、邓身边的16年中，李达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刘、邓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撰写出了40余篇充满军事辩证法、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军事论著，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我军司令部和机关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李达上将经历长达33个年头，先后与王震、萧克、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邓华、杨得志、叶剑英等诸多高级将领共事，均受到他们的高度称赞，被誉为“诸葛先生”。1992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即将出版的《李达军事文选》题词：“多智善谋，功勋卓著。”高度评价了李达的军事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达的军事谋略才能已有口皆碑，王震曾幽默地谈起李达的名字：“‘李’者，十八子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1月，“立志远走高飞”的李达长途跋涉到甘肃平凉，考入了冯玉祥将军在当地创办的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同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今属内蒙古）五原誓师，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挥军南下响应北伐。于是，李达随大军一起南下陕西、河南，亲眼看到了民众心向革命的热忱，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理想日益坚定。

1927年2月，李达从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军联军第二集团军82旅，先后任军需、炮兵连排长。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他对国民党左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由衷赞成，思想不断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1928年6月，李达因战功升任西北军82旅旅部少校参谋，这是他从事参谋工作的起点。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达追随冯玉祥对蒋介石军作战，为冯争夺势力范围效力。11月，冯玉祥战败下野，李达所在部队被改编为第26路军，移驻山东济宁。在山东期间，李达反复思考新军阀混战的本质，对冯的个人崇拜和报恩心理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使他思想上徘徊、苦闷，更加渴望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31年3月，李达随第26路军开赴江西参加“剿共”，他对蒋介石企图使第26路军和红军彼此消耗的“一石二鸟”之计深恶痛绝。

1931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第26路军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毅然在江西宁都“剿共”前线举旗易帜，走向革命阵营，史称“宁都起义”。这是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投向革命营垒，极大震动了蒋家王朝。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李达成为这支红色队伍中的一名连长。多年后，他还感慨万千地说：“多谢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三位西北军前辈，是他们把我领进革命阵营，让我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后，来自贫苦农家的李达在战斗中“每战披坚执锐”，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2年3月，他被选调到斗争形势复杂的湘赣苏区工作，当时这是起义军官的一种“殊荣”。同年8月，李达出任湘赣苏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政委王震）参谋长，这是李达在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参谋长职务，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参谋长之旅。作为同李达合作的第一个主帅，王震曾幽默地说过：“‘李’者，十八子也，点子多也；‘达’者，兼济天下也，将才之谓也！”

1932年9月，由王震、甘泗淇介绍，李达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同年11月，他升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参谋长，负责起湘赣革命根据地这一独立战略区域的军事运筹工作，成为军长萧克的得力助手。在《萧克回忆录》中，萧老对李达佩服之至：“参谋长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他配合我抓正规训练。比如做工事，游击队是不大注意的，部队连工具都没有。李达规定每个班要装备几把小圆锹，亲自示范，部队很快掌握了做工事的技术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和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也相应地加强了。”

1933年5月，为打破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李达由运筹帷幄到决胜前线，在江西境内参与指挥了茶陵县九渡冲战斗、莲花县棠市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不凡战绩：前者毙、伤、俘敌旅团营级军官多人，缴获重机枪22挺、步枪1000支以上，中革军委曾专门致贺电嘉奖；后者俘敌600多人（其中团长1名），缴获迫击炮2门、无线电台1部、步枪500多支、军服和军衬衣各10000多套，而我军仅仅伤亡45人。一时间，在战士们口中，“李参谋”变成了“李参战长”。每当谈到这两战，萧克将军都赞不绝口，“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冲得上去，又稳得下来。他在军校学的是正规战，在26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

1933年5月，为加强对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同年6月，任弼时传达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17师，萧克、李达分别出任师长、师参谋长，二人成为任弼时军事上的最重要助手。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于当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罗炳辉、陈伯钧、李达、李聚奎、滕代远、彭绍辉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李天佑、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等53人。李达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指挥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战役中的九渡冲战斗、棠市战斗。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革军委于是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1934年7月，由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后改编为红十军团）奉命组成，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孤军北进，先后转战于闽、浙、赣、皖四省。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玉山县境内的怀玉山地区“探路”失败。

1934年8月12日，执行“调敌”任务的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湖南桂东县正式成立，由任弼时任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同年8月至9月，红六军团约9000人实行战略转移——西征湖南中西部，以大量调动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此次西征，行程长达2500余公里。李达参与指挥了西征中的历次战斗，多次成功打破了湖南、广西、贵州敌军的围追堵截。在萧、王、李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作为参谋长，李达既善于料敌，也长于临机，对司令部（参谋部门）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部队管理教育方面也有一套，使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缺少训练的红六军团很快提高了整体军事素质。作为参谋长，他事无巨细，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到教练投弹、刺杀，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都一一关注。在李达的传、帮、带下，红六军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参谋人才，如继李达后出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的谭家述将军。

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突遇强敌。在敌军24个团的围攻下，红六军团先后被截为四段，部队减员到3000人（损失2/3），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临险境，李达显示出他超群的军事、政治头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尽快找到在湘黔一带活动的贺龙部。于是，他集合所部组成特务团，继续和追击的强敌周旋达9天之久，直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此前后，他命令所部电台时刻处于开机状态，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红六军团指挥部的电台。10月24日，他引导红三军找到了在绝境中苦撑的红六军团主力，两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胜利会师。后来，任弼时多次和毛泽东说过：没有李达，红六军团生存不易。后来能成立红二方面军，李达居功至大。

1934年10月底，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为加强两军联系，任弼时、李达分别调任红二军团政委、参谋长。同时决定，两军团在今后行动中互相呼应，“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因此，转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李达事实上是两军团（共8000人）统一的参谋长。到职后，李达协助贺龙等制定了湘西攻势作战计划，并参与指挥两军团“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先后取得了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战斗（歼敌3个旅大部）、桃源县浯溪河战斗（歼敌近2个团）的胜利，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他急忙命令正在湘西南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第19师、16师、26师兼程北进，转而阻截、追击红二、红六军团，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1934年底，中共湘鄂川黔苏区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贺龙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成为湘鄂川黔苏区这一重大战略区域的当家人。在任弼时当好这个家过程中，李达出谋出力甚多。到延安后，任曾感慨万千地说过：由于我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所以必须要有在红二、红六军团都有影响的同志来帮助我。找谁呢？我想到了李达同志。他先后在红六、红二军团当过参谋长，和萧克、贺龙、王震都关系密切，所以他是我在军事上的参谋长，事实上是湘鄂川黔省军区参谋长。

◆1935年，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澧县会师合影。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坐者为王震。

在繁忙的战事之余，李达始终关注部队的指挥、参谋业务建设。李达刚到红二军团时，有些人嘀咕：难道我们二军团就没有当参谋长的人选吗？很快，李达以自己的工作成绩杜绝了非议。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前，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红二军团正处于低谷时期，师、团司令部十分简单，有的师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一名作战文书、一个管理科长及几名副官，团司令部则只有团长和作战文书实际负责司令部工作。显然，上述情况是和“建设正规化红军”的要求相去甚远的。在贺龙支持下，李达积极充实红二军团师、团司令部的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各科，选准配齐各类参谋人员，并组织参谋人员集训作战、侦察、使用地图等知识，使红二军团也很快拥有了强大的参谋队伍，涌现出王尚荣（曾任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等杰出参谋精英。1935年1月，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村，李达又专门组织红二、六军团各部队进行技、战术训练，抽调部分连、排级干部开办训练班，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队列训练。为提高两军团的战术素养，他还叫参谋人员印发红六军团带出来的、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下发各部队。上述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战斗力，贺龙高兴地说过：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你李达是八千红军的总教官。我看，不是林冲强过你十倍，是你强过他十倍。

1935年3月至10月，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两次“围剿”，任弼时、贺龙、李达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沉稳应战，干净利落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两军团总兵力也发展到21000多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穿插云贵川、巧渡金沙江、北上陕甘宁的行动。蒋介石恼羞成怒，调动130个团的兵力随即卷土重来，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年11月，为调动敌130个团重兵以继续减轻北上中央红军的压力，同时保存有生力量，任弼时、贺龙审时度势，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南下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行军过程中最终确定战略方向是北上——长征。期间，李达协助任、贺组织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以及强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重大军事行动。

1936年7月2日，任、贺所部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大会师。经过长期转战，在李达这位智囊的襄助下，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仍有14000多人，成功地保存了实力。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电贺：“你们尚保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罗炳辉所部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由此，李达成为国共十年内战末期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参谋长。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李达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坚决支持朱德、任弼时、贺龙，共同压张国焘北上。10月，李达组织指挥部队抢占渭水，突破敌军堵截，在甘肃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战略任务。

◆1937年春，李达在甘肃省镇原县留影。前排左起：张浩、刘伯承、李达。

1937年2月，为援救西征宁夏、甘肃的西路军，党中央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了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因西路军迅速失败，援西军未能成行。不过，让李达和刘伯承、张浩搭档，一起去力挽西路军危局，可见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器重。

抗战期间，李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他能参善谋，贡献卓著。叶剑英曾盛赞：“我道为不孤也，我看李达算得上是一二九师参谋之父。”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援西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处长，随即东渡黄河抗日。抗日是必然的，但如何抗法？我党、我军的抗法，是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937年11月，为积极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刘伯承师长的授意下，李达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主办了游击训练班，培养游击战骨干。受命后，李达组织参谋人员迅速拟订出训练计划：参加训练班的干部，一部分来自主力部队，一部分来自地方上的县、区级干部及部分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军地干部训练内容各有侧重，军队干部重点学习如何以游击战的胜利，来影响和发动群众，地方干部重点学习如何组织群众，以开展游击战。为增强培训效果，李达除亲自授课外，还经常邀请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到训练班讲课。在李达的努力下，辽县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便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地。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游击战骨干，后来成为一二九师支撑持久抗战的基干力量。在接受军史工作者访问时，刘伯承曾盛赞：一二九师能坚持好持久抗战，李达是费了大心思的。

李达在忙于开办训练班的同时，仍然运筹帷幄。1937年10月底、11月初，刘伯承、徐向前、李达决策在晋东南伏击日军，先后取得了平定县七亘村战斗、昔阳县黄崖底战斗的胜利，共歼日军700余人，缴获军用骡马近400多匹。其中，七亘村战斗因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成功而名垂军史。

◆1938年，李达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主要领导合影。左起：李达、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采访记者。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身体不适的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在刘、邓、徐的领导下，在李达等参谋人员的合谋共策下，一二九师的名声也越打越响亮，在晋东南屡建奇功：2月22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130余人；3月16日，明袭黎城，暗伏神头岭，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3月31日，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布下伏兵，又创下毁敌汽车180辆、歼敌400余人的佳绩。对于华北日军来说，一二九师是个严重的威胁，如芒在背，似鲠在喉，使他们日夜不安。1938年4月4日开始，为保障其后方的安全，日军遂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团为主拼凑了3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一二九师主力围歼在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李达领导的参谋处经仔细研究，建议刘、邓、徐：采取以小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进行“空室清野”，将牲口送进深山，粮食埋进地窖，水井予以封盖，使日军到来时既没有吃又没有喝，促其疲惫后寻机歼灭；同时，报请八路军总部，指令晋察冀军区和一二O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军民的反围攻作战。李达的建议，非常符合刘、邓、徐的思路。于是，他们依计而行，同日军周旋在太行山上。由于当地群众实行“空室清野”，所以日军处处扑空，连日来没得吃，没得喝，处于疲惫困顿之中。4月15日黄昏，侵占武乡县城的一路日军3000余人被迫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当得知此路日军因饥疲不堪而东撤的消息后，刘、邓、徐立即果断地作出了追歼敌人的决定。4月16日早晨，一二九师在武乡县长乐村以西地区追上了向东撤退的日军，双方爆发激战，史称“长乐村战斗”，此战我军以伤亡80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重挫了日军锐气，对最终粉碎敌之“九路围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8年12月，“谋”功赫赫的李达接替倪志亮出任一二九师参谋长，继续辅佐刘、邓（徐向前这时已经率部到冀南活动）和日军相持于华北。直到抗战胜利，在一二九师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李达可谓无役不与。在长期转战中，他对我国2000多个县名熟能成诵，对所在战略区的地形更是了如指掌，成为全军闻名的“活地图”。邓小平在回顾第二野战军战史时说过，“一二九师能在华北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日军更精干的参谋班子。”无疑，这番话是对李达一班人的充分肯定。

李达不但“能参善谋”，而且“独当一面”。

1943年8月18日至26日，李达指挥太行军区、冀南军区等联军13个团，发起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人口40多万，开辟了豫北解放区。同年9月，刘伯承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李达事实上负责起一二九师的军事工作。10月6日，太行军区与一二九师分开办公，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直到抗战胜利），独立担当起一个战略区的军政事宜。期间，他指挥一二九师暨太行军区部队，成功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战绩斐然。有的同志称赞他，他仅仅微微一笑，谦虚地说：西汉名相萧何去职后，曹参继任丞相，一切按照萧何的既定方针办，古人誉之为“萧规曹随”。现在，我只是按照刘伯承司令员的既定方针与日寇周旋，只能算是刘规李随而已。

◆1943年冬，李达在河北涉县留影，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作为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的当家人和“我军有数的参谋精英”，李达对司令部建设、部队的军事训练、人才培养始终重视。

一二九师成军后，司令部的编制按照国民党军的统一模式，下设参谋、侦察、通信、副官四个科，不适应一二九师兵员复杂、需要严格组织训练的实际。于是，他在征得刘伯承等同意后，在四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分为队务、训练两科），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工作，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李达这一举措，后来被我军其他部队效法。

1943年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提出“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李达深以为然。4月13日，他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撰文《响应叶参谋长“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从参谋工作角度论述了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看到李达的文章后，叶剑英欣慰地说：“我道为不孤也！我看，李达算得上是一二九师参谋之父！”得到叶剑英的夸奖，李达高兴之余，仍然保持谦虚心态：叶总参谋长更称得上是我军参谋之父。1945年1月，李达专门致电叶剑英，汇报了一二九师司令部建设情况，并就如何加强司令部建设提出建议：随着武器装备水平、种类的不断提高，司令部编制最好按性质分类；中央军委及军委总参谋部应当增设军政部门，其中可包括军政处、军械处。上述建议全部得到采纳，后几经变革，军政处变为如今的军务部（或处），军械处变为如今的装备部（处）了。在加强参谋工作的交流中，李达和叶剑英惺惺相惜，成为挚友。

经过八年抗战的磨砺，李达的参谋功底日见深厚，参谋理论日益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在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位上，表现出弥天大勇和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得到邓小平、陈毅等同志的高度赞誉

1945年8月，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根据党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各军区所属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至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还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李达担任参谋长。这一时期，适逢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心无诚意的蒋介石，表面上与共产党和谈，暗地里却着手内战准备。他授意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上党地区布下重兵，准备袭击那里的解放军，以此对毛泽东形成心理威慑。于是，上党战役成了影响国共和谈结果的一场大战。面对上党地区国民党军用兵形势，李达根据远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的布置，率领太行部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反击。9月1日，按照刘、邓命令，李达指挥部队首先打下襄垣城，为上党战役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奠定了依据。9月10日至10月12日，上党战役圆满完成作战任务，歼灭阎锡山部30000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试探。正在重庆的毛泽东得到战报，喜不自禁：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威风。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恼羞成怒。眼看阴谋没有得逞，气得破口大骂。上党大捷，是刘邓大军战史上的得意一笔，同时也是李达的得意一笔。

1945年10月底至11月初，李达又协助刘邓发起平汉战役。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受刘伯承、邓小平之托，李达亲自到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处商定该部起义事宜，最后促成了该军的起义。

高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开，他所在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部队乱了阵脚，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刘邓大军乘机将早已被围多时的敌军全部歼灭，生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参谋长、师长多人。由于高树勋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最先起义的部队，具有重大典型意义，毛泽东指示各地我军掀起“高树勋运动”，使瓦解敌军工作进一步走向深入。1989年11月20日，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邓小平在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李达的弥天大勇：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1946年6月，李达（右一）与晋冀鲁豫军区部分领导在磁县马头镇动员大会上。

1946年6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成立，李达继续辅佐刘邓，出任参谋长。从此时起至次年2月，刘、邓、李所部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皖边等战役，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随即转入局部反攻，支援和配合山东、陕北两个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突破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跨越黄泛区，战胜敌人的多次追堵，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政权的腹心地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在大别山区斗争的日子里，李达日夜坚守岗位，亲自掌握各纵队反围攻的情况，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组织实施。为了突破敌人封锁，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重形势下，他坚决执行刘邓首长命令，教育说服部队顾全大局，不惜毁弃宝贵的重武器装备，轻装急进，保证了我军的战略展开。到大别山后，为缩小目标，刘、邓分开行动：刘伯承率领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则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在刘、邓分开后，李达又成为邓小平身边负责军事的“参谋长兼司令员”。

◆1948年5月，李达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时与刘伯承、邓小平亲切接见前来慰问中原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慰问团。

1948年5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期间，李达辅佐刘、邓、陈，参与组织指挥了宛西、宛东、郑州等战役，不断消耗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那段时间，为迅速下达首长命令，及时掌握部队作战情况，李达整天守在电话机旁。陈毅风趣地对他说，李达是抱着电话机子睡觉的。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在决定国共两军命运的淮海战役中，李达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与邓子恢一起，组建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他组织部队迅速修复了铁路、公路，把作战急需的物资及时运往前线，把伤员护送后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陈毅说过，“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小车的组织者就是李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李达既是参谋长，又是后勤部长。战役发起后，他还大胆提出了淮海战役的点睛之笔——“夺取（安徽）宿县，斩断徐（州）蚌（埠）”、“使徐州之敌孤立无援而后歼之”的作战方案，进一步扩大了战役歼敌规模。经刘、邓、陈上报中央军委，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来，毛泽东曾坦言：“淮海战役发起前，我们估计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线，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个估计。”连毛泽东都一时“不敢作”的估计，李达都敢作，由此可见其过人之处。

◆1949年，李达等人进入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会场，刘伯承(前排左一)、李达(前排左二)。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李达继续担任参谋长并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委。期间，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李达参与指挥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

抗美援朝期间，李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杨勇由衷地赞誉李达是我军的“活诸葛”

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4月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在参与剿匪工作期间，李达等西南军区领导人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曾致电贺龙、邓小平、李达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如剿灭匪众85万人，缴获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

1953年春，朝鲜战局基本稳定，毛泽东甚为欣慰，偶然谈到：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做过参谋长，抗美援朝也得参谋一下，不然对李达是一件憾事。4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后期作战。期间，他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组织部署、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并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建设，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后来，谈到往事，杨勇都称李达是“活诸葛”。

◆1954年，李达陪同贺龙视察西南军区部队。

1954年10月起，李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训总）副部长兼训总下设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期间，这位人民军队的资深参谋长“不在参谋长之位，却谋参谋长之政”。

1955年9月27日，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1958年5月，为我军建设殚精竭虑的李达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离开了他长期热爱的军队训练工作。

在“文革”中，因为曾和被“打倒”的贺龙、邓小平共事多年，李达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非法关押达6年之久。期间，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72年4月，林彪倒台后，在我军参谋工作前辈叶剑英、刘伯承等人的多次过问下，李达得以复出。刚一走出监狱，他就奔赴沈阳军区部队考察，视察珍宝岛防御阵地，“老参谋长”情怀毕现。10月，经叶剑英保荐，李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管军训、外事等工作，重新走上他离开了14年之久的岗位。

◆李达在飞机上办公。

从1973年起到1975年底，在叶剑英和重新复出的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李达勇于突破林彪曾提出的“突出政治”误区，在全军大办教导队，大力开展“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运动，使我军军事训练形势出现新的起色。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李达理所当然难免，他被诬为“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代理人”；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李达顶着压力支持新疆军区，按原计划实施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师进攻战术演习……

1980年初至1988年秋，年事已高的李达退居二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顾问军队工作”。退休后，李达积极撰写回忆文章，计有《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和《回忆百团大战》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军史资料。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