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毛泽东秘书,陪同毛泽东会见徐海东,见证了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西北部的吴起镇,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启了另一个历史篇章。
李一氓随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先后任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和干部团(原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上干队)的政治教员。
到达吴起镇后不久,李一氓被调去当毛主席的秘书。直罗镇战役后,中央成立了陕甘省委,李一氓就从毛主席秘书的工作岗位调任到陕甘省委任宣传部长。李一氓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月,但这是在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时点。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来记录自己亲历的事件。他曾陪同毛主席会见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共议准备直罗镇战役;见证了毛主席对东北军统一战线观念的转变;讲述了西安事变前,我党与张学良接触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李一氓还特别讲自己对毛主席的文章文采极为欣赏,对于毛主席用浅近文言写的《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李一氓回忆道“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


他曾任毛泽东秘书,陪同毛泽东会见徐海东,见证了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李一氓回忆录》第六章节选
1935年10月19日,我们终于进入了陕西西北部的吴起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此就算结束。以后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另一个历史篇章。
…………
我们那天下午到达的时候,还弄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但是两三个钟头以后,就有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同志出面了,证明确确实实已经进到刘志丹的根据地了。不管这个地方怎么偏僻,怎么贫瘠,怎么荒凉,总是这支从1934年10月开始,1935年10月结束,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转战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十一省,既精神抖擞,又疲惫不堪的队伍,终于找着了一个落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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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局势考虑,干部会做大的调整。我被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长征结束了,我在干部团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自然会调离干部团,但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当过秘书,那是1926年在武汉时期。显然工作性质和工作方法都是两回事。我不熟悉毛泽东的领导方式,虽然到了陕北,但多多少少还是在行军状况下工作,以军事工作为主。不管怎样,只好去了再说。
我们随即离开吴起镇,沿着洛河,经过旦八寨、永宁、王家坪到达甘泉。11月初,毛泽东去甘泉以南道佐埠的十五军团司令部,见了徐海东。徐海东当时在县前线,正在准备消灭套通和张村驿的地主武装,临时把他叫回司令部。除徐海东外,十五军团的领导还有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同毛泽东一起去的,有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那时,毛泽东就是这个支队的政治委员;还有贾拓夫,他是陕西人,参加了长征,这时他作为熟悉西北情况的顾问;加上我,一共四个人。总的就是这七人,没有更多的人,也没有别的人。
这是我认识徐海东的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他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1945年至1946年,因为患肺病,在苏北根据地休养,住在淮安附近。那时我在苏北工作,经常去看他。解放战争时期,他转到大连休养。1948年至 1949年,我在大连工作,也经常去看他。我记得,他在大连,还送我一方大端砚。这方砚台很有名堂,是清初程正揆送给石溪的。现在我还保存在手里。真巧合,程正揆是湖北人,徐海东也是湖北人。
徐海东对毛泽东到他司令部来,表示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询问了许多十五军团的情况,特别问到榆林桥和劳山打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估计。根据东北军最近在甘肃东面和西安以北地区的调动情况,就考虑到要准备和东北军打一两仗。
十五军团是鄂豫皖的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队和陕北的第二十八军刘志丹部队不久前联合组成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部队。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战斗员的战斗能力,也就是说素质和士气,他全不了解。现在下一个战斗要由他来组织和指挥。对一军团,他和他们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指挥关系,无论哪方面都了如指掌。如何把这支部队投入战场,对他来讲,是比较容易的。由于当面的敌人是很生疏的,战场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也是很生疏的,他必然要事先作些了解。看来,他到十五军团司令部一次,经过跟徐海东的谈话,指挥这支队伍投入战斗,在他来讲,似乎在心理上增加了不少的把握。显然,徐海东跟他的谈话,他是满意的。为着指挥方便起见,毛泽东还主动提出,配给徐海东司令部一部无线电台。当时徐海东部队的军事通讯手段很落后,无非是手播电话机,徒步乘马的传令兵罢了。有了这样一部电台,当然使徐海东喜出望外了。我们在徐海东的司令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打马回到我们自己的宿营地。
11月20日跟东北军的战斗,在葫芦河的直罗镇打响了。河水从陕甘交界的甘肃方面向东南流来,形成一个狭窄的谷道,因为是山地,河水很清。当时天气已冷,河的两旁住有四川的移民,大概是从川北逃荒跑来的。他们还保持四川的农业耕作习惯,利用葫芦河水,在河的两岸开小梯田种稻子。也保持四川农民的生活习惯,自己做泡菜、豆豉。他们是外来的客户,要打仗了,他们也不躲避,也无处去躲避,照常留在家里。我们宿营也借住在这些四川农民家里。我这个四川人,对这些同乡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可以从他们手里搞到大米、泡菜、豆豉这类在陕北难以搞到的食品。当然在那种物质条件下,毛泽东也感兴趣。
东北军四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向西进入陕北,沿葫芦河直奔直罗镇、鄜县方向。我一军团从北向南,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将它的先头部队一〇九师歼灭,并击毙师长牛元峰。还歼灭增援部队沈克师的一个团。计俘敌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这个战役的胜利,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它巩固了陕甘苏区,使它成为尔后红军战略发展,无论向东向西,都是一个坚实的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党中央就是凭借这个根据地,指挥了尔后十三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为了做东北军的工作,大部分东北军俘虏,我们都释放了。我记得毛泽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
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役,足下亲率四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百〇九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即在争取东北军方面,却把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估计放在和蒋介石同一个位置。意在把东北军的各级军官和士兵同张学良区别开来。这封信是1935年11月26日写的。
但是两个月以后,就由毛泽东领衔,用红军首长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上款是张副司令(即张学良)、董军长(即董英斌)、万军长(即万福祺)。从这封信的笔法看,也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虽然全信对张良没有单独提出什么,但在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意义上说,却包含了张学良,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从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看待,转到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一起看待,这是毛泽东对东北军统一战线观念的明显转变,这对于尔后我们在西北战场上同东北军的关系和张学良的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这次战斗俘获了好多匹军马。我自己的乘马从瑞金动身,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已经不行了。我就在这次俘获的战马中,选了一匹很好的乘马。靠这匹马,我尔后在陕西、甘肃、宁夏广大地区的高山、平川驰骋了一年。
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时大有起色。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军过了一段俘虏生活以后,认识到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也是一支抗日的军队。高福源感觉到东北军应该转向抗日的方向,不应该听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互相残杀。在他看来,东北军这支部队是可以抗日的,东北军的军官,包括张学良,也是愿意抗日的。这是东北军成分的地区性质所自然形成的。他主动提出来,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话,释放他回西安,他可以向张学良、王以哲陈述他在红军中看到的真实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作为双方联络的桥梁,继续奔走。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高福源找到瓦窑堡去,见了一次面,给了他很大的鼓励。高向我们要一匹马,以便他回去。毛泽东很慷慨,不光答应给他马,而且吩咐给二百块银元,以作路费,这完全出乎高福源意料之外。他去西安的时候要经过县,由省委派人送他出境。过了不久,他从西安回来了,随即又陪同李克农去了洛川,见了张学良。这个故事一直发展到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会见。在我军和东北军的关系上,高福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甚大。
当然,这时东北军仍然占有解放区里面的几个县城,如延安、甘泉、鄜县。东北军在城里出不来,我们也打不进去,相持在那里。最后,达到一种默契,和平共处。在县、甘泉、延安三个县城,各自划定一个方向,三天一次,轮流在城外开放一个临时的集市,东北军不用为马匹的草料问题出城骚扰,老百姓向他们出售马匹所需要的草料。后来老百姓出售的东西,除了草料以外,还加上了一般的生活用品,同时摆摊出售面食。东北军和城里的商人也利用这个集市出售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如火柴、香烟等。老百姓很得到一些好处,东北军当然也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不必再为大量的马匹饲料发愁了。使用的货币是国民党的法币。同时还约定,他们不带武器出城。这种市场交易大概一直维持到“双十二事变”,东北军撤离延安、甘泉、鄜县为止。
省委住在鄜县套通,城里就驻扎着东北军,相距不过几十里,就这样和平共处下来了。
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北线龟缩到庆阳一线的几个县城,南线只据有延安和鄜县两个县城。我们的力量,完全保有陕北、陇东部分的广大山区和农村。东北军已没有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战略意图,这样我们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来考虑我军发展的问题,巩固陕北根据地的问题,同时促成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并鼓励他们北上陕甘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成立陕北省委,在鄜县成立陕甘省委,又把我从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岗位调出来,参加陕甘省委。我这个秘书大概当了不满两个月。新组的陕甘省委,朱理治当省委书记,因为他1934年就从上海被派到陕北来了,比我们早到陕北。李富春当副书记。欧阳钦当组织部长。我当宣传部长。萧劲光当军事部长,应该说就是省军区司令,跟后来的省军区司令又不大相同,没有可供指挥的成建制的部队,所以就任务来说,很像一个动员部长了。蔡畅当妇女部长。马锡五当省主席。省委机关先驻鄜县的张村驿,后驻县套通。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寒江子独坐):他曾任毛泽东秘书,陪同毛泽东会见徐海东,见证了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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