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沿河县的接管建政工作
一、进军沿河
1949年11月，担任接管贵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干部，随军进入了贵州。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望风披靡，许多县城的反动武装东逃西窜。部队在前面追击敌人，我们地方干部就在后面接管，建立人民政权。
西进支队六大队四中队到达镇远后，地委原来准备让四中队去接管剑河，后来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命令四中队留下1/3的人员由镇远地委分配，其余干部由房建平、武大觉两同志率领到铜仁地区参加接管工作。
到铜仁后，上级又把这支不到80人的干部队伍一分为二：一部由武大觉同志率领去接管石阡；一部由房建平同志率领去接管沿河。铜仁地委看到去沿河的人数太少，又补充了田白玉等几个军队干部和几名随军西进的学生。但力量仍很单薄，从书记、县长，到通讯员、炊事员，还不满50人。
出发前，铜仁地委书记李树荣和专员王立然找房建平、田白玉同志交代了任务，他们指出：沿河县情况复杂，又没有部队配合，斗争一定很艰苦。到达目的地后，要紧紧依靠室群众，注意团结当地“上层”人物，认真作好统战工作。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瓦解敌人，站稳脚跟。待我们的部队到达后，再全面铺开各项工作。
经过短期休整后，这支接管队伍于1950年1月2日整装向沿河进发。
二、复杂县情
沿河是贵州的一个边缘县，靠近四川的酉阳和秀山，县城横跨乌江，地势险要。
解放前夕的沿河，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地有两大派，一派以原国民党军师长杨通贤为首，控制了乌江东岸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派以原国民党“国大”代表田景万、原县政府保警队长李子廉为首，盘踞在乌江西岸。两派拥有武装数千人，为了争权攻夺利，相互之间的矛盾很尖锐。他们除历史恩怨外，另一个原因是：杨通贤在解放前夕自称解放军“湘川黔边区游击大队”司令，勾结四川酉阳匪首杨通海，向李子廉的保警大队发动进攻，妄图独霸沿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杨部攻占了城东，李部据守河西，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后来我酉阳军分区武司令员率一支部队到了沿河，对他们进行了政策教育，命令杨通贤率部退出沿河县城，由地方组织维持会，等待我们建立人民政府接管。杨不甘心，派出兰宪权（其弟兰宪炳是我党地下党员，在重庆遇害）为代表，到贵阳找我们的上级有关部门联系，表面上表示欢迎解放，其实是摸我方的底细，刺探我们的情报。兰宪权到贵阳后，受到我五兵团首长的接见。兵团首长要求他立即返回铜仁，通知杨通贤积极协助我们的干部搞好接管。同时派张大猷（此人曾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关押过）与他一道赶回，共同做杨通贤的工作（后来这2个人成为我们解放沿河时的向导，人民政府成立后，被安排为县人民政府的副科长）。
沿河距铜仁500余华里，道路崎岖难行，负责接管该县的干部经过8天的艰苦行军，1月10日才到达沿河县境。在沿河晓景乡的一座山上，房建平、田白玉同志向大家做了如何接管沿河的动员报告。两位同志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根据敌情判断，可能会和平解放。同时告诫大家：“和平解放的后面，肯定隐藏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又说：“沿河是贺龙同志带领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无数先烈曾为沿河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把沿河当成我们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他们的谆谆嘱咐，使全体接管干部热血沸腾，浑身是劲。
1月11日中午，我们到达了大龙桥。杨通贤早已得到消息，带一班人前来欢迎，并在国民党原保警大队一中队队长余国溯家设宴招待田白玉县长和房建平书记。田、房二位领导同志利用交谈的机会，对杨通贤进行了形势教育。杨极力表白自己，说他过去受国民党的排挤，早就有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决心和行动，现在沿河解放，愿为人民政府效力。他再三表示，他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而田景万、李子廉却是假意，千万不可轻视，劝我们提高警惕。房、田两位同志对他愿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欢迎，向他宣传了我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
当天，双方达成了三项协定：1.杨通贤的队伍要在原驻地维持治安，不得侵犯群众利益；2.杨的队伍不得进入县城，以免与田景万、李子廉的部队发生冲突；3.要随时与人民政府保持联系，如田、李两人制造事端，杨通贤的武装力量不能独自行动，要服从人民政府调遣。
1月11日晚，我们宿营在离沿河县城15里的沙子场。第2天，连日的寒风细雨转为云开日出、朗朗晴天。上午10时，我们的干部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了沿河县城。数百名群众和青年学生及各界代表夹道欢迎，李子廉率领的县保警大队也列队东岸，持枪致敬，并与群众一起举行了欢迎仪式。热烈的鞭炮声，欢乐的歌声，宣告了沿河的解放和新生。
三、站稳脚跟
沿河县城被乌江从中间划开，东岸除了一家饭馆和一家茶馆外，没有什么店铺，基本属于县郊。西岸是旧政府机关所在地，在一条狭长的沿江大街上，除了两家饭馆外，也没有什么商店，只有几个小摊。街道崎岖不平，除几处两层的砖房外，其余都是破旧的木板房。我们的接管干部进城后，一部分人进驻破烂不堪的县政府，一部分人住在与县府毗邻的熊家大院。
第二天，我们即开始了接管工作。说是接管，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可以接管的东西，仓库里没有粮食，财库里没有钱财，国民党原县长谷念东只把一份县政府各部门的职员花名册交给了我们。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们将旧的县保警大队只改了一个名字，称为“县大队”，仍让田景万、李子廉带领。
沿河县的群众看到我们只有几十个干部，几支短枪，势单力弱，因此对我们能否在沿河站住脚都表示怀疑，不敢靠近我们。田景万、李子廉等人见情，也逐渐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如何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在沿河扎扎实实地站稳脚跟呢?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和策略，开展了以下工作：
1.发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沿河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张筱岩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并曾代理过县长职务。因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好友张效对，所以他对国民党极为不满。于是我们就注意团结争取他，使他挺身而出协助接管，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做了许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沿河县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崔秉钧是当地首富，是沿河一带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他也以开明士绅的身份，为我们做了一些对解放沿河、安定城乡秩序有益的工作。
2.组织旧政府留用人员，包括国民党原县长谷念东集中学习。由我们的田、房两同志亲自上课，讲全国的大好形势，讲党的接管方针政策，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团结在我们周围。
3.做好“青年联谊会”的工作。这个组织原是杨通贤指使曾当过新闻记者的周永泉组织起来的，会员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共40多人。我们将沿河地下党员杨福奇同志派到“青年联谊会”工作，使这个组织为我所用。我们的田、房两位负责同志也经常去给会员做报告，找他们座谈，把其中大部分人争取、团结过来，发动他们向群众进行宣传，并了解当地反动势力的活动情况。
4.利用旧武装势力之间的矛盾，使杨、李两派不敢轻举妄动。杨通贤不住在城里，我们通过关系与他联系，使他经常将田景万、李子廉背后的活动告诉我们。并把杨通贤派别的兰宪权、周永泉等人委任为县府副科长，使田、李一派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我们针对田景万和李子廉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李予以重用，委任他为县大队队长，而把田冷在一边；把李的心腹张加言派到洪渡去当区长，而田的心腹曾广贤却仅委任为乡长。这样，就促使李逐步摆脱田的羁绊，而向我们靠拢。同时，对县大队每个中队，我们都派去了军代表，对李手下的士兵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
通过如上几项措施，我们很快就在沿河站稳了脚跟。
四、红旗飘扬
1950年2月中旬，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沿河毗邻的四川秀山县人民政府被匪首杨卓之围攻；酉阳匪首陈铨也发动叛乱，攻打酉阳的小河、李子溪两个区的人民政府，杀害我区长和工作人员。贵州的印江、德江、思南等县也都发生了土匪暴乱，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这时，沿河也发生了严重的敌情。据可靠消息，李子廉已和酉阳匪首陈铨取得联系，被委任为“剿共支队司令”正待机欲动。我们和铜仁地委及思南县委的电话联系都被土匪切断了，原计划在2月25日成立沿河县人民政府，召开庆祝大会，能否如期举行成了问题。
值此紧急关头，有一个来历不明、自称名叫吴佐德的人，说自己是四川酉阳军分区派来的工作人员。他突然闯到我们的驻地，向田白玉、房建平二同志介绍了沿河周围土匪叛乱的情况，还说李子廉已和陈铨勾结，计划要把我们的干部全部干掉，劝我们迅速离开沿河，并提出由原保警队二中队队长田智泉率兵把我们送到松桃县的甘龙，然后由秀山的杨卓之送我们返回铜仁（他以为我们还不知道杨卓之已叛变）。经过分析，田、房二位同志认为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以恐吓的手段让我们离开沿河，以便在途中配合匪首杨卓之把我们杀害。
23日晚上，房、田两位负责同志召开了区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我公安局长王旭东详尽介绍了侦察到的敌情，估计敌人很可能在成立县人民政府这一天发动暴乱，把我们的干部全部干掉或扣留起来。大家心情激愤，一致表示：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定要按预定计划如期宣告人民政府的成立!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几项紧急措施：1.找田景万、李子廉谈话，严肃警告他们，召开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时，如果出了问题，要他们负完全责任；2.召开大会时，抽一部分同志盯住几个主要反动人物，如有妄动，就先把他们干掉。又令我们派往保警各中队的干部要掌握好队伍，特别要掌握住机枪，一旦出事，机枪一定要在自己人手中；3.通知杨通贤，要他的队伍在淇滩一带待命，以造成对田、李一派的压力；4.立即派人去思南，与思南县委取得联系，一遇险情，前来增援。
这天晚上，我们加强了警戒，增加了岗哨，而田、李旧势力在沿河周围山头上和重要路口，也都加派了岗哨，好像怕我们跑掉似的。李子廉在半夜还跑到我们住地，窥探我们的动静。这时，双方真是剑拔弩张，战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天晚上，我们房、田两位领导同志让田景万、李子廉到县政府，在谈话中当面揭露了他们勾结陈铨的行为，要求他们看清形势，悬崖勒马。李子廉被迫交出了陈铨给他的信件和委任状，并假惺惺地表示，陈铨等人看不清全国形势，鼠目寸光，自己决不会跟着他们跑，只要人民政府成立，愿尽犬马之劳，听从调遣。
2月25日上午10时，沿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准时在沿河中学操场召开。我们的干部提前进入会场，并把一部分化了装的同志夹杂在群众当中。李子廉率领的3个保警中队，也按指定路线进入会场。按原定要求，沿河街上的居民一户来一人参加会议，但开会时间已到，来者却寥寥寥无几。通知各区、乡参会的代表，也只有少数乡、保长来到。会场内，发现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腰里揣着手枪，东张西望，鬼鬼祟祟，气氛十分紧张。大会开始后，在礼炮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春风冉冉升起。田白玉和房建平两同志在会上讲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沿河当前的情况。他们严正指出：“沿河一小撮坏人妄图与人民为敌，阴谋闹事。我们要正告他们，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共产党没有力量就来不到贵州沿河。我们既然来到了沿河，就决心与沿河人民同甘苦、共存亡，任何想与人民为敌的人，只能自取灭亡!”国民党原县长谷念东及各界人士代表张筱岩等人，也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在大会进行中，旧势力的几个重点人物如坐针毡。因为田景万、李子廉、袁仲英（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人发觉他们的背后，都有我们便衣人员的枪口。只要会场上发生动乱，他们马上就会尝到子弹毙亡。我们布置周密，严阵以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沿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五、武装运盐
沿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几天，我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团二营在团参谋长刘凤鸣同志的率领下，开进了沿河县城。这支部队有4个步兵连和1个机炮连，装备精良，拥有20挺轻重机枪和十几门钢炮。部队一到，敌人胆战心惊，群众喜笑颜开，我们也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沿河城乡气氛为之一变。有了部队配合，我们的工作迅速全面铺开，先后建立了各区人民政府，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清匪反霸中，我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田景万，因为如果不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沿河就绝不会平静。我部队进城后，田已悄悄溜回其家妙坝乡，我们立即命令他回到城里。因为他还未公开叛变，一时不便处理，便由部队送他去贵阳学习。李子廉的心腹干将张加言，因作恶多端，对抗政府，被我们捉拿归案。
社会秩序稳定后，我们针对当地群众严重缺盐的问题，首先进行了武装运盐的工作，替沿河人民办一件急需的好事。第一次，我们派出一个排护送几百名群众去四川秀山县，顺利买回了一批食盐。第二次由杨连长率领，护送运盐的兵力仍是一个排。运盐队回到南腰界时，遭到了数百名土匪拦截。战士们一面开火还击，一面掩护群众转移。后来发现有一名男孩未能脱险，杨连长立即奋不顾身扑回去抢救。敌人因伤亡很多，恼羞成怒，就集中火力对杨连长射击。杨连长抱着孩子冲出枪林弹雨，最终孩子得救了，而杨连长却遍体枪伤，血流过多，壮烈地牺牲了。
沿河人民为了纪念杨连长这位为人民献身的英雄，特地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在追悼会上，无数群众热泪盈眶，凭吊志哀。被救出的那个孩子及其亲属，更是泣不成声。为了永远不忘共产党、解放军的救命之恩，这个名叫张本强的孩子，这一天披麻戴孝，并从此改姓为杨，改名为立志，决心继承先烈遗志，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青山不老，松柏常青，这座纪念碑至今矗立在沿河县城，永远激励着当地人民群众在革命的征程奋勇前进。
六、静夜枪声
我们的部队进城不久，县委派刘广洛和石子贤带领8个干部到沙子场去建立区人民政府。因为沙子场离县城不远，未派正规部队，只将起义的县大队二中队配属给我们。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田智塞，是沙子场人，和杨通贤关系密切。为了改造这个中队，县委派了两名军代表去该队工作，而把田派往铜仁学习。
沙子场区政府成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征粮。由于沿河城乡人民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恶霸的压迫和盘剥，大都缺吃少穿，贫困不堪。我们对交不起公粮的贫下中农，按政策予以减免，征粮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当时，乡保政权还原封未动，只换了一个名称，所以一些人就不听我们指挥，征粮工作很不顺利。我们带着队伍下乡催粮，恶霸地主也仗着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有一天，刘广洛带着一班人到了中界乡，找到当地的大恶霸、大地主田膺之。他先是大摆酒席宴请我们，遭到我们的严词拒绝。随之在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他竟然布置其反动武装在四周乱放枪，妄图把我们吓跑。但是我们不仅不走，反而住进他家，并限他3天内交出公粮20000斤，否则责任自负。他眼见软硬两手都不灵，这个沿河县著名的大恶霸、原国民党县参议员、中界乡的民防大队长无计可施，只好如数交出了应交的公粮。
沙子区所辖的隘日乡、晓景乡靠近四川，而四川酉阳、秀山的土匪活动当时很猖獗，投降的国民党三二七师和三二八师在彭景仁、陈铨的率领下叛变，经常在我们沿河县的边境闹事，扬言要攻打沿河县城，沿河县大队二中队一分队的队长张时雍原是惯匪，也窜到隘口，与国民党原区长杨镜成、乡长宋明清等密谋策划，企图勾结四川土匪，里应外合，攻打我沙子区政府，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
1950年4月2日傍晚，沙子乡公所保警分队长黎部玖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原是旧政府人员，因经常随我们下乡征粮，受到了思想教育，不愿再与匪众同流合污，便立即告诉了刘广洛区长。刘广洛当即挂电话与沿河县委联系，但线路已被敌人破坏。于是，刘广洛一面派肖光明、李济民两同志从小路跑步到沿河送信，一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二中队的军代表王避超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新成立的警卫班负责保卫区政府，战斗打响后迅速占领区政府背后的大山；二中队的机枪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军代表要严密注意部队动向，监视反动分子的行动，战斗打响后，可退守沙子学校对面的山头，万一抵抗不住，就边打边向沿河县城方向撤退。
当晚10时许，月色朦胧，整个沙子场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家家关门闭户，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刘广洛区长带着几个人到二中队去检查战备情况，刚走到田家院子，突然在我前面约10多公尺的地方，出现了一伙持枪的人，偷偷地向我们包抄过来。刘广洛立即开枪射击，边打边走撤到区政府所在地，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正在这时，原乡长田宏才带着一个班的保警队来到了刘区长的面前。刘区长出其不意地用枪逼住他，命令他管好下属，听从指挥，我们的部队一小时内就可赶到，如果叛变投敌，为虎作伥，绝无好下场。他无可奈何地只得在前面带路，于是我们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在那里坚守待援。
二中队的大部分人，在张时雍的煽动下叛变。军代表王洪超掌握了一挺机枪，带着七八名战士与叛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冲出重围，占领了一个山头。
去沿河县委送信的两位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抄小道向沿河奔去，不到一小时就进入县城，向县长田白玉同志做了汇报。田白玉等领导同志怕派出部队后，李子廉等旧武装势力乘机闹事，决定让我们立即撤离沙子场区。当送信的同志返回向我们传达了县委的指示，我们的区干部立即命令田宏才领路，从小路撤回沿河，到达县城时天已拂晓。县里领导知道我们已安全脱险，立即派出一个连和我们一同返回沙子场，救援仍坚守山头的军代表王洪超和几名战士。当我们返回时，叛变了的二中队感到形势不妙，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七、二次解放
就在我们被围攻、二中队叛变这一天，铜仁地委和军分区根据严峻的匪情，联合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我们全体接管沿河县的干部暂时撤出沿河。撤出前，县领导宣布：旧的留用人员愿随我们撤走的，欢迎；不愿撤走的，可以回家。对新吸收的青年学生，动员他们随同一起撤离；对李子廉所属的两个中队，也命令一道撤出，以免留下后患。李子廉当时假惺惺地表示，愿服从调动，随政府撤退。但4月4日正当我们准备出发时，他带着一个中队向板场方向逃去，而一中队的余国洲也带着一个分队跑掉了，剩下的不过六七十人。我们怕再出问题，就把这些人的子弹全部缴下来，让他们扛着空枪和我们一道撤离。这一天，我们由于追击李子廉和余国洲的叛军耽误了时间，未能成行，只从沿河县的河西撤到河东。
第二天，我们从河东出发，10时左右到达淇滩的小河口处。这时，一再表示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杨通贤也叛变了。他勾结甘溪匪首杨通拔，率领一批土匪在河的对岸阻击我们。我们的部队立即猛烈还击，在机枪和大炮的掩护下，战士们奋勇抢渡乌江，将杨匪打得落花流水。与此同时，经县委和部队领导批准，镇压了匪首张加言，以对已叛变和蠢蠢欲动的旧人员造成威慑。
当我们撤到印江时，知道印江、思南，德江、石阡等县的工作人员和部队也都奉命撤回铜仁了。在铜仁，地委书记范阳春（四十六师政委）给我们做了形势报告，说明了上级让我们暂时撤出的意图。
1950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剿匪斗争，中心地区的土匪已基本肃清，一些未被歼灭的匪首带着残余匪众，流窜到边缘县份。这样，我军集中兵力，又对边缘县展开了强大的军事行动。
当时，沿河县是各县土匪的流窜集中地，松桃匪首高竹梅、四川匪首陈铨等人的残部都逃到沿河。他们与杨通贤、李子廉相纠合，企图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针对这一情况，我五兵团派出一个团，四川部队也派出一个团，从沿河南北两面进行合围。不到2个月，沿河的大股土匪即被全歼，沿河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我们原来接管沿河的干部，随军重返沿河。
在部队的协助下，我们重建了区、乡人民政府，并发动群众对潜藏在深山老林的残匪进行清剿。对一般匪众，号召他们自新登记，立功赎罪；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则坚决镇压。不久，血债累累的田景万被押回沿河，李子廉也被捉拿归案，经过公审，予以处决；杨通贤负隅顽抗，被击毙在甘溪的一个山洞里。刘广洛和一些同志回到沙子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和镇压了叛乱的首恶分子张时雍、杨镜成，宋明清等人，沿河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镇反以后，沿河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胜利进行了土地改革，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尔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END ——
（原文作者刘广洛系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时任沿河县沙子场区区长。整理编辑时对原文作勘误修正。）
刘广洛同志简历
刘广洛 1932年10月生，山东阳谷人，大专文化。
1947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任阿城武委会政工干事；
1948年去华北军大学习后任徐翼县武装部干事；
1949年南下后任东乡县交通股长；
1949年西进贵州后任沿河县沙子区区长、中共区委书记；
1953年任中共铜仁地委秘书、统战部副部长；
1956年任中共沿河县委书记；
1958年任铜仁地区钢铁厂党支部书记；
1979年任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处长；
1983年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3年任贵州省七届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离休后，受聘为中国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中心顾问。
2024.11.15.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沿河县的接管建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