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苦难辉煌
——史料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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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陈年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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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篇幅较长，全文1万8千多字，非常值得细读深思。今天，我们继昨天推送大家连载之二。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重温毛主席曾经的苦难辉煌，学习伟大领袖的非凡智慧，对于我们在逆境甚至绝望中求生存、谋发展，一定大有启迪和益处。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
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
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
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
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俘虏3000多，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军职。但这顶乌纱帽仅戴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
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政委不干了！”张闻天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开完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在采纳毛泽东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他政委职务。
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这样的确不行。就把毛泽东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战胜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跃升。
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收到信后，毛泽东联想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写的比较消极的信，断定这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甚至根据个别人的判断，还怀疑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因为当时张闻天在三军团行军，彭也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于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彪则是解释多于批评。
林彪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都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杨尚昆回忆说，当时李先念请他十几个菜，都是他们一年多没有见过的。
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整天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取书登记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是李大钊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为会议主席，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而毛主席当时做会议记录，一个个地记下大家的发言；张国焘还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在党内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
张国焘便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泽东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
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
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天无绝人之路，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且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带来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以沟通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这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
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在克服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之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
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因形势紧张把位置让给博古，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季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儿王芳妮给他做了养女；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可见，王明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尚方宝剑，是传达落实最高指示的。
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公开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泽东的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
张闻天在会上提出，自己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宣传部长，博古任组织部长，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才能在党代会上作报告）。
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
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在由谁继任师长上，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恒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王明等人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他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
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这样的事实，也从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
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的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未完，待续）。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金色的号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