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毛主席的苦难辉煌

——史料连载之二

 

编辑整理:陈年老酒

(ID:yzh-chenianlaojiu)

 

:此文篇幅较长,全文1万8千多字,非常值得细读深思。今天,我们继昨天推送大家连载之二。逆境和挫折谁都会遇到,重温毛主席曾经的苦难辉煌,学习伟大领袖的非凡智慧,对于我们在逆境甚至绝望中求生存、谋发展,一定大有启迪和益处。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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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五大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份上讲,他只是政治局常委,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巩固领导地位,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1. 来自失败者幸灾乐祸的挑战

毛主席领导红军后,想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却给打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苦难辉煌​(2)
1935年1月26日,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复出后的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朱在一旁协助,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的黔军“双枪”军,结果一交手才发现,对方是川军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部队打得非常艰难被动。
在紧要关头,朱德请求亲率陈赓的干部团参加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后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好撤下来。
原定从这里北上进入四川,这个计划实现不了,只好西渡赤水,开始了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遵义会议反毛的有3个,一是博古(总负责)、一是李德(共产国际顾问),一是凯丰(团中央书记),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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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更为严峻的是,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也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
土城战役后没几天,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说咱们都指挥不了,还是让老毛指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博古听说交给同学,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为党的总负责,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说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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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自领导层多数人不理解的挑战

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多,俘虏3000多,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此胜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5天后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正式恢复了军职。但这顶乌纱帽仅戴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
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张闻天看后开会讨论。朱德首先发言认为林聂的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主持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政委不干了!”张闻天就让大家表决,结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同时做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开完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睡不着觉,因为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灯笼去周恩来住处,劝周暂缓发作战命令,想一想再做决定。正好周刚收到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在采纳毛泽东建议的同时,也恢复了他政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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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建议不能那么多人搞集体指挥,军情瞬息万变,军事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权力必须高度集中,还要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张闻天也觉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个人讨论来讨论去,这样的确不行。就把毛泽东的建议交给大家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过。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新“三人团”,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角色变换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决策者了,战胜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跃升。

3. 来自下级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

上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却有许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个突出代表。
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会理城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个人指挥,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挥部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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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信后,毛泽东联想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杨尚昆写的比较消极的信,断定这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甚至根据个别人的判断,还怀疑张闻天可能与彭德怀勾结反他,因为当时张闻天在三军团行军,彭也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于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直到延安后才说他,当时严重政治动摇),对林彪则是解释多于批评。
林彪说自己是心里烦躁,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批评矛头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4. 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2万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领导干部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干部还有个菜盒子,三军团连菜盒子都没有。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都非常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杨尚昆回忆说,当时李先念请他十几个菜,都是他们一年多没有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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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老资格。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整天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取书登记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是李大钊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为会议主席,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而毛主席当时做会议记录,一个个地记下大家的发言;张国焘还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在党内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
张国焘便依仗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发生战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张闻天跟毛泽东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说那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
考虑来考虑去,让张国焘当了总政委,是周恩来从团结大局出发让出来的。张当上总政委后还不满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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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被叶剑英截获后,毛泽东被迫无奈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陕北时还剩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
 
怎样战胜这个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天无绝人之路,刚到陕北就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正在找中央,且几乎与中央红军同时到陕北。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带来上级最新精神和密电码本,以沟通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工作。共产国际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主要任务,中央到陕北后与张学良达成默契等,这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万多部队只剩3万多,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跟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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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1936年6月),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年底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当边区政府代主席,没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5. 来自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挑战

在克服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之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
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有什么优势?他曾在向忠发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因形势紧张把位置让给博古,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季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儿王芳妮给他做了养女;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主要是让他纠正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等主张。可见,王明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领导,又是钦差大臣,还有尚方宝剑,是传达落实最高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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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回来就召开12月政治局会议,公开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和“游击战”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处于困境,党内绝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转的口气认同毛泽东的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当时自己“是孤立的”。
张闻天在会上提出,自己不愿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不支持,所以在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张闻天任宣传部长,博古任组织部长,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增补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马上召开党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才能在党代会上作报告)。
好在当时蒋介石急于请王明到武汉去谈谈,以周恩来、王明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武汉,中央整个工作还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还是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王明去武汉后就不想回来了,周恩来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自己当副书记(项英主持东南分局,也听他指挥,导致后来“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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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推行他那一套右倾的东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维汉去看望毛泽东,毛对他说:“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在由谁继任师长上,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恒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王稼祥一起,把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王明等人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他还拨出30万美元,让王稼祥回国转交给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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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华北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就发展到18万多,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的项英也听他的,在南方却处处碰壁根本发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这样的事实,也从客观上使大家认清了谁是谁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至11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
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的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都由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书记处范围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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