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邓子恢自述》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先讲一个故事。战争年代,因为危险环绕,邓子恢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生下来就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直到解放后,才从老乡家里找回来,孩子已经不小了。但是,过了若干年,林伯渠的儿子越长越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找回来时就是跛脚。周围人都说,一定是抱错了。后来,邓子恢说,其实接回来时他就知道,但是,考虑到林老年纪大了,不忍心给他一个跛脚的儿子,自己儿子多,就将错就错了,后来,两家人处成了一家人。
小事看品格。其实这也不是小事。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邓子恢(18968月——197212月)

战争年代,邓子恢的艰险和功劳就不说了,他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这一系列的职务,足以说明他的功勋。
读这本《邓子恢自述》,当然可以读到他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在建国以后,对农业和农村建设的领导。我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邓子恢是中共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他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但是,也不是都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因此,邓子恢又屡受批评。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地走路,犯了“右倾”错误。实际上是批评他。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
1962年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 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甚至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1955年1月,邓子恢(中)在广东从化进行农村调查

直到1981年3月9日,中央才为邓子恢平反,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我看了这本《邓子恢自述》,有三个字的评价:太精彩!我不是只说他在革命战争中的那些经历,而是说他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在我看来,他做的很多事情固然精彩,他的思想观点,更是独树一帜,放在今天看,仍然有现实意义,仍然闪耀思想的光芒。
我以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工作,知道邓子恢和刘少奇建国前曾经在华中局有一段时间的共事,彼此很了解。建国以后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邓子恢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农业和农村的工作,民以食为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开年的第一个会议都是研究粮食问题。而邓子恢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他家本来就是福建农村的,他对农村对农民很了解;再一个就是他勤于而且善于做调查研究;第三个是他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看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他当时的一些观点,而且还不是他自己写自述时写的,是上了中央文件的。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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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共识。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刘少奇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有功”说;批判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主张,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思想观点。站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高度,不难看出,在探索新中国之路——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刘少奇的独特贡献。】

比如说,1959年6月16日,他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希望保留农民的自留地,本来在合作化时期,农民是有自留地的,但是大办人民公社以后,这个政策就取消了。邓子恢给毛主席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耕地16亿亩,按照5%的自留地计算,总共不过8000万亩,这些地可以解决五亿多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让众多的农民不再向市场来征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邓子恢说,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多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
邓子恢其实看得更远些,他说,农民留一点自由地,由他自由支配,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于防止强迫命令有很大的作用。
1961年的四月份,邓子恢回到家乡福建,他在龙岩地区对当地干部有一个讲话,讲到了要依靠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1958年秋以后这两年来,相当多的地方在生产上瞎指挥,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一条,是不依靠农民种地,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依靠干部,结果就发生了瞎指挥。如密植不根据土地好坏,不根据阳光气候条件,而由地县委统一规定,很多没有经过重点实验、多点实验就全面推广,结果减产,有的全部失败。瞎指挥的基本思想是不依靠农民。
邓子恢认为,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呢?就是要搞清楚农民和工人的基本区别。他说,五八年下半年成立公社,当时是想把农民生活由公社包下来,出发点不错,但是缺乏经济基础,包不了。所以,所有制是农民生存的根本,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要解决所有制问题。
邓子恢的很多观点是很超前的,比如说到人民公社,他说,我们的人民公社应该和联合国差不多,一件事情有一个生产队不愿意办的时候,他可以否定你,或者是退出,这是经济制度,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政治上要少数服从多数,经济上不能这样,我吃亏不干,可以退出,互利才能自愿,不自愿拉倒,不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是不能长久的。
有人问他,这几年为什么缺点错误毛病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普遍,这么长时间不能克服?邓子恢说,有各种原因,第一是确实没有经验;第二就是缺少调查研究;第三是民主生活不正常,他引了刘少奇的一句话:你没有经验,人家有经验。你和人家商量一下,把人家的经验变成你的经验。你自己没有经验,又不和人家商量,不允许人家讲话,一讲就是一大堆帽子戴起来!第四就是干部的群众观念薄弱了;第五是运动太多,什么都搞运动,用运动代替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这些话,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感想来。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76年的中国)》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凯歌行进前三年经济恢复的伟大成就,以及1953年开始创业探索的艰难历程。书中对经济恢复,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义秩序”的主张,邓子恢的重要政策思想,反右倾到反冒进作了认真的评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高岗、饶漱石事件,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潘汉年、杨帆事件等的历史背景及事实作了详细探究。它对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研究得很深,生动揭示了我国过渡时期战略转轨的深刻经验教训。】

他是党内在建设时期最懂农业的人,却因为支持“包产到户”在1962年被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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