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倾情讲述：我是一个兵

韩美林

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那时的孩子与今不同，不懂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一心装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穷人已经翻了身，这共和国就是我们穷人的”、“共产主义就是各取所需，要面包有面包，要粽子有粽子”……

1949年的10月1日，我已参军半年。参军的地点在济南四里山，济南解放后就着手修建烈士纪念塔，我跟着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翻译”过来就是勤务兵。我的任务就是扫地、端饭、倒水、送信、牵马、站岗，官不大事不少。万老的任务就是从野战军留下来筹建这个烈士塔。

十二、三岁的孩子参军当时不是什么怪事。解放战争中，那时发给一件槐树豆子染的褂子，不管大小，一穿上身就是解放军。1950年5月1日才有了大檐帽。

那天早晨应了“人欢马叫”的那句话，我们虽然都来自天南海北，但是盼这个共和国成立可是这一辈子最大的事。除了万司令，下面的会计、司机、炊事员都是老解放区上来的，管理员老曹、饲养员老赵，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万老那匹大白马也历经百战，它带着一白一红两匹小马，一匹是三个月前出生的，另一匹小红马是他的“干儿子”。小红马的妈妈是战死在解放战场上的，很了不起。大白马像对儿子一样收了这个“战争孤儿”。大白马什么都懂，送万老回家时，老马识途，我牵马只是个样子。我又小又瘦，军服又大又长，走起路来我比它累，万老在马上看我一身汗，抓着皮带把我拎到马背上。我坐在他怀里，他两腿一夹，马跑起来，后面跟着一白一红的小马，走在街上那神气劲，行人都仰头看我们，瞧这一家子！

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有工程师，他们是负责设计烈士塔的。还有从各地来的艺术家，如刘素、王昭善、薛俊莲，他们是我一生不能忘的启蒙老师，我后来参与艺事就是他们起了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日本人，叫长谷，名字不知道，我小孩也想不到那上面去，只知道他是被国民党俘虏了以后又被解放军俘虏。他也是通讯员，也参加站岗，平时不说话，站岗时听他叼唠着想家，他家是大阪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我们一样平等，大家没有把他当成日本鬼子。

“十一”前，来了一、二十个新人，我还不认识。不过，那天早晨大家都忙着插旗、贴红、敲锣鼓，杀鸡、杀猪、蒸馒头（平时一个星期吃一次细粮），我心情格外高兴，“共产主义就要来了”就没有离开我这小小脑袋瓜子。总之，那天不管什么人支使我，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孩到底是小孩，一有空就往厨房过“共产主义去”，不是抓个枣馒头就是蹭根黄瓜，咬上几口就喂了两匹小马。我们仨过来过去，从后院串到神社前面。我呢，当然是穷人上了天。它两个呢，那还用说：我早就给它两个“共产主义”待遇了，要白菜有白菜，要黄瓜有黄瓜，它们早就是我铁杆哥们儿了。

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它们至少吃了十几根黄瓜。第二天，两匹小马拉了肚子，老赵把我给熊得都快不像个人了。

马鞍山上的大喇叭响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那时广播还很不普遍。我们山上是机枪连，他们那个喇叭响几个山头，广播里不时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声音，人潮澎湃、欢呼浪高，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今天是真正站起来了。我小孩的感情没有大人的丰富，从听到大会一宣布开始，万老就落了泪。那时我正提着一壶开水走进门里，万老立正站在那里，桌子上那个日本“戏盒子”（收音机）开始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国歌播放时要原地立正，我提着这个大铁壶就站在门里。

我是个小孩，心里感觉不到心酸。虽然从小受苦，两岁死了父亲，我们兄弟仨都是靠奶奶和母亲两个寡妇拉扯起来的，没吃过饱饭，没穿过暖衣，我们的早点就是茶馆大筛子里的废茶叶捏的茶叶团子。今天我成了主人，回到家里给奶奶、妈妈、弟弟和邻居的大爷大娘和孩子们大讲“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然胡扯上一些“要面包有面包，要粽子有粽子”的乌托邦，但是这个“忠”字成了我一生不可忘记的信条……

我不能忘记的是，解放济南时解放军拿着手榴弹大喝一声：“有没有国民党，交枪不杀”。回头和和气气地对我奶奶讲，“我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他出门又投向战火……

第二天，一个解放军过家来，对我奶奶讲：“这个条子是十斤黄豆，就在隔壁济南师范，去领吧! ”饿了七、八天的我们都有些傻楞楞的，我奶奶悟过来，趴在地上给解放军嗑了一个响头……

人不可忘本，过河也不可拆桥，我今天已经是解放军了，穷人不能忘了毛主席，不能忘记解放军。

……

国歌放完了，我一下子回到现实，我的腿烫起一大片血泡，万老跑过来迅速指挥别人快拿药来……，我疼得呲牙咧嘴地坐在地上，心里还在想：刚才我怎么不疼呢！

远处响起了隆隆的礼炮声……

第二年3月，我正式加入了三野二十四军……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