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

石少华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许多夫妇为了党的工作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他们最珍贵的感情。沙飞与王辉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辉原名王秀荔,由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使用过很多化名:在广东、汕头参加青抗会时叫王玉珠,在桂林时叫王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才改名为王辉;后来在重庆转入地下工作,又化名王谨芝。最后,她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重新沿用王辉这个名字,直到今天。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尽管她与沙飞都在内心深处暗怀着哀怨之情,他们终于还是离婚了。离婚以后,王辉继续在汕头从事地下工作,同时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南侵,汕头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地下党的处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王辉早年在香港教会开办的英华女子学校读书时,结识了不少基督教徒。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只得托这些慈悲为怀的基督教友,把儿子大力和女儿小力(当时分别叫司徒飞和司徒鹰)送到了香港保育院。然而在那个屈辱的时代,偌大的中国并没有一片平静的港湾当王辉调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之后不久,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一位住在香港的朋友告诉她,两个孩子已经随保育院迁到贵阳。皖南事变前形势恶化,王辉奉命撤往重庆从桂林到重庆,旅途上的交通站之一正是贵阳!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的帮助下,王辉终于找回了那两个几乎成为孤儿的孩子,但是当她看到自己思念的儿女竟是衣衫褴褛、满身疥疮的时候,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沙飞王辉夫妇及长子王达理(右二)、长女王笑利(左一)。1946. 张家口

大力和小力没能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得到那么多家庭的温暖,然而他们从革命队伍中分享到的,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补偿:经过周恩来同志的批准,组织上决定送他们去延安学习。看着他们穿上八路军办事处发给的新衣服,看着他们的脸蛋重新泛起红晕,王辉破涕为笑了。孩子们从重庆去延安,本来王辉也想同行,但是工作需要她留下来,于是她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托付给组织。

王辉在桂林办事处负责财务,原来准备到重庆仍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当时办事处的图书馆长任锐同志(孙炳文烈士的妻子)要去延安,需要有人接替她,于是王辉便顶了上去,直到后来王汶同志又来接她的班。

1940年以后,王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管财会业务。当时同她在办事处一起工作的张剑虹同志曾应我之邀,写下一些片断的回忆,简录如下:

王大姐经管财政会计工作,做得很出色。主要是她有一颗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心,对同志具有深厚的革命感情。为此,她博得了党的领导和年轻同志的信任和爱戴,都称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优秀党员。她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迹。

她对财政开支把关甚严。河水、井水,泾渭分明。不该开支的,她绝不通融一文钱。记得我们红岩村的同志每年要发一次服装费,因为我们外出做统战工作,要着装整齐,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还要穿得颜色鲜艳,样式时髦。有的同志爱漂亮,做的衣服超过了服装费的限额。王大姐就绝不允许报销超支款项。例如:妇女组的一位同志打破了每人两件衣服的规定,做了三件旗袍,她把报销单拿到王大姐面前,王大姐按照规定未予报销。后来周恩来同志批评了那位同志。最后王大姐只按规定给她报销了两件旗袍的费用。还有外事组和军事组的两位同志,领了出差活动费,拖拖沓沓老不报销。王大姐先是劝他们快些结账,当他们不以为然时,便铁面无私地执行财政纪律,不准他们另外借款。最后这两位同志只好服从纪律,按月报销自己的活动费。

那时候,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委员邓颖超同志生活非常简朴,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有一回,邓颖超同志找王大姐要了一块碎布给周恩来同志补西装的裤子。王辉同志对这一件事很动情。后来周恩来同志的副官及周公馆的一些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大家想到周恩来同志工作很辛苦,而且还要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以及外国客人打交道,如果穿得太寒酸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大家偷偷量了周恩来同志那条西装裤的尺寸,重新为他做了一条。裤子做好了,却没有人敢送去。后来周恩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些同志批评了一顿,要大家在生活上经常和延安的同志们相比,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王大姐坚持秉公办事有了名,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王大姐对革命的忠诚,不仅红岩村的同志一致称赞,就是住在曾家岩的南方局最高领导同志对她也很信任。有一回王大姐生病了,党组织为了她得到治疗的方便,让她住在城内曾家岩50号。这里是周恩来同志的寓所,是他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用以开展工作的场所周公馆。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常常在红岩村办公,那里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其实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地。他们回红岩村的时候,曾家岩的房子就由王大姐看守。并掌管保险柜的钥匙,以防意外。

王大姐在红岩村,和我们这些小姑娘的关系很密切。我那时十几岁。王大姐年龄居长。她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是一个方面的负责人,但她没有架子,为人谦虚、诚恳。我是很喜欢她这样的为人的。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止我一个。有时她关心我们,说些真情话,例如:找对象要慎重啊,不要光是唱歌唱个没完啊,我的幼稚的回答往往逗得她发笑。她有时也对我谈心。我奇怪她那样大年纪,大约30来岁了,为什么没有丈夫?我不敢问她。有一回她对我讲了她的故事,但她并没说过‘沙飞这个名字。她说:她爱人是在抗战之初同她分别的,说是两人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才分开的。她承认她对沙飞理解不够,她认为他有摄影才华,但生活太散漫了,和他在一起会影响她担任党的交通站的秘密工作。况且王大姐当时还要搞上层统战工作以及组织女工识字班等等。她承认他俩感情并未破裂,但是分开了,这是充满遗憾的分离。我那时不懂事,总是说:‘大姐个性太强了!何苦哩?’王大姐只知道爱人在解放区,在何处则不大清楚。到重庆工作以后,她在《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名字,才完全放心了。

“1944年,我们一批青年去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学习,王大姐也和我们在一道。比起我们这些人,她的心中更多了一层欣喜,因为到了延安就有可能找到沙飞。她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前往延安的。

王辉到达延安之后,刚在中央党校安排就绪,就去安塞看望大力和小力。不久,师容之带来的信也送到她的手里。

王辉再也不想重演几年前的悲剧了,再也不想发生新的误解,因此她想到了她能信赖的唯一途径,依靠组织。

周恩来同志当时正在延安,于是王辉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并请示是否可以给沙飞转去回信。

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完这段故事,立刻根据王辉的要求作出了安排。当时中央正在筹备中共中央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蒋管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陆续云集到延安,聂荣臻同志也在其中。因此周恩来很快便与聂司令员通了电话,介绍了王辉和两个孩子的情况,并要求晋察冀军区尽快将沙飞的近况汇报到延安,帮助这一家人早日团圆。聂司令员本来对沙飞是比较熟悉和关心的,三天前,沙飞的大儿子王大力,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面见了聂司令员,他打听了父亲沙飞的情况。聂司令员也从大力口中知道王辉同志和两个孩子的情况,本来他想很快把此情况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的,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工作太忙,没有机会报告,刚巧周恩来同志来了电话,并交待办理好此事。聂司令员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为了慎重,还是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发往晋察冀。

朱良才和潘自力同志接到电报,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当天便把沙飞找来,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汕头一别,毕竟已经过去了十年;沙飞拿着那薄薄的一纸电文,顿时百感交集,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看见他那副样子,朱良才和潘自力同志都忍不住笑了。朱主任拍了拍沙飞的肩膀,诙谐地说:这种事情我们不好包办代替。咱们还是分一分工吧?关于你的情况由我们电复延安,不过你本人究竟欢迎不欢迎妻子和孩子,就只能由你来答复了,你看怎么样?过一段时候我也要去延安。沙飞默默地点点头。随手拿过一张纸,习惯地写下秀荔两个字。但是他很快又把这两个字划掉了,略微思索了一下重新写出这样几行字:王辉: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和孩子到晋察冀来,诚挚地等候你们。沙飞朱主任和潘部长看了沙飞写好的电文,微笑着连连称赞:好啊,到底是不同凡响啊,言简情深。沙飞平日也是最爱开玩笑的,然而此刻却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不久,中央党校办公室通知王辉去杨家岭见周恩来同志。王辉立刻猜到:一定是晋察冀方面拍来电报了。她在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见到许多从晋察冀派来的同志,他们对沙飞印象都很好,向王辉介绍了不少情况。但是王辉仍然盼望着组织上送来的消息和沙飞本人的答复。当她终于看到了朱良才和沙飞分别拍去的两封电报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几十年以后,王辉同志对这段旧事仍然记忆犹新,直到1987年底,她还专门托人捎来一封长信,为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细节和建议。

当时,刚好有一批干部要派往晋察冀,周恩来同志建议王辉同志随队前往,至于在安塞读书的两个孩子,则最好等天气转暖时再去团圆。王辉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快便办好转调手续,在194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踏上了去晋察冀的旅途。

19457月初的一天,我正和画报社的同志们一起打扫庭院,赵银德跑了过来,让我去接潘自力部长的电话。潘在电话中告诉我,从延安到晋察冀的干部队伍已经顺利地越过同蒲铁路,今晚便可抵达二分区,稍事休整后,将于后天下午到达军区驻地,队伍中有沙飞的妻子王辉同志。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团圆作好准备。我同潘自力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沙飞与王辉应当算是久别夫妻的重逢,不存在复婚的问题,所以一切工作应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安排。潘部长同意这种想法,并且说朱良才同志也有同样的意思。

其实,王辉从延安出发的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晋察冀与延安之间隔着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万一发生情况,就很难预料完成这一行程的时间。而同蒲铁路算是这条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关卡。过了同蒲铁路,很快就能进入晋察冀的第二军分区,不会再发生意外了。

潘部长要我最后征求一下沙飞的意见,于是我直截了当地把王辉同志即将抵达的消息告诉他,并且一本正经地问道:我们认为你和王辉是夫妻重逢,不属于复婚或者再婚,你同意吗?”沙飞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笑着点了点头。我又说,接待工作你就不要参与了,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养养精神,洗洗衣服。再加上理发、刮胡子,你看好不好?”沙飞还是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笑。他这个人,如果谈到工作、谈到别人,总会妙趣横生,而一旦谈到自己的私事,却又腼腆得像个大姑娘。

我把裴植,张一川、程管理员和新上任的指导员张致平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把社部的房子腾出来。我和电话员、通讯员统统搬到印厂拨出的两间房子里去。张致平是位女同志,她的丈夫周郁文同志已调往冀热辽画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由于那里环境比较残酷,所以暂时把她留在晋察冀画报社,负责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次我们决定由她负责接待王辉同志;女同志在一起,总是方便些。

在战争年代,服装、被褥都是由部队统一发放的,大都是单人使用的,所以要完成全部的团圆仪式,还必须特制一套双人用的被褥。程管理员找来材料,又物色了几个善做针线的女同志,整个画报社顿时热闹起来。沙飞平时最怕刮胡子,蓄下的胡子又长又硬,但是这一次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听凭画报社的一群小伙子拿他的胡子开心。

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沙飞、王辉夫妇分别9年后在河北阜平坊里村团聚。顾棣摄。1945年6月

第二天上午,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王辉同志快要到达军区驻地了。当时沙飞已经可以行走,而且在他负伤后我们把他的马换成了一匹健壮的骡子,骑上去非常平稳,所以我们都劝他亲自去迎接,沙飞默默地笑了笑,于是几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地将他扶上骡子,由赵银德陪着,到军区去了。

傍晚时分,王清江跑来报信。说是沙飞已经迎来了爱人,就要到村口了。画报社的同志们立刻跑了出去,村里的老乡听说沙主任的爱人来了,也都拥到村口凑热闹。

沙飞夫妇抵达画报社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庆祝团圆,程管理员准备了一桌简单、实惠的便宴,还弄来一点当地产的枣酒。大家入座以后,又要我致几句欢迎辞,我讲得非常简单在这样一对历经坎坷的革命夫妻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吃着饭,赵银德满脸委曲地走了进来。沙飞问道:你这小家伙又怎么了?”

还怎么了呢?”赵银德说。

他们非要问你和王辉同志在路上都谈了些什么?”

那你怎么说?”

我离你们那么远,一句也没听见啊!”

赵银德那副憨厚的样子,逗得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王辉同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时,就开始搞财务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而我们画报社目前家大业大,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因此我们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想法,准备在征求王辉本人的意见之后再作最后决定。

第二天中午,我和张致平同志一起去看望沙飞、王辉夫妇。进门后看见沙飞、王辉情绪都特别好,室内很简朴,但打扫得非常整齐,我心里想,看来一切都顺利的了。相互交谈了片刻,我们就告别了。

午饭后,沙飞来到我房间,满面笑容。我请他坐下,随后我问沙飞:一切都好吗?”沙飞笑着点了点头说:一切都很好,昨晚我们交谈了很多,一切误会都解除了。你前一段时候的分析是对的,假如不是你们的提醒,我们可能成为终身的憾事了。我说:你托人捎信到延安,决心下的很对。沙飞问:你知道此事了?”我点了点头,沙飞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顺便把王辉工作的设想向沙飞说了。沙飞没有表示具体的意见,只是说:服从组织的安排。谢谢!”

王辉同志为人坦荡、热情,刚休息了两天,就主动要求工作。论资格、论经验,她在画报社都是数得着的.但是她一再向我表示她刚到敌后,对敌后斗争情况不了解,千万不要给她个什么当。她愿意负责画报社的财务工作,同时又担心沙飞在这里当主任由妻子主管财务有些不便。我想了想,同她商量说:财务部门在行政上可以归裴植同志领导,重大问题可以找我解决,如果有必要再由我向沙飞汇报,这样就不必顾虑了。至于夫妻在一起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已经作出了榜样,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处理好的。

两天以后,上级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正式任命王辉同志主管画报社的财务工作。在王辉担任这一职务的日子里,她为画报社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与沙飞共同作出了种种表率,从而受到画报社全体同志的敬重。日本投降以后,王辉同沙飞一起去张家口进行接收工作,后来又调往晋察冀边区银行。  

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沙飞(左一)、王辉(左二)夫妇19456月在坊里重逢时,与石少华(中)、张致萍(右二)、李建新(右一)合影。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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