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前同志——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与世长辞了。他是中国人民的一颗帅星,也是我的知己、导师和战友。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悲哀。我的沉重、悲痛和梦魂萦绕之情,更是难以抑止。

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百折不挠、战斗不息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大智大勇、缜思断行、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能手,一个坦荡无私、刚毅木讷、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就是我在半个世纪的斗争岁月里,深切了解的向前同志。

青年时期的向前,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1924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起,就受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潮的冲击。要他在二者之间,作历史的抉择。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蒋先云等一些共产党员建立了深厚友情,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坚决斗争,阅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在辗转大江南北的军旅生涯中,对国共两党的主义和言行,反复地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认定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的党,共产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四·-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年轻的向前,与那些赶浪尖、出风头,把信仰当儿戏或工具的“时髦”人物,截然不同。他对人生是严肃的,确定信仰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执著地追求真理,深思熟虑,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一旦定下决心,就义无反顾,终生不渝。60多年来,他忠诚地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言。不论敌人多么强大,环境多么艰险,党内斗争多么复杂,革命道路多么曲折,他都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而为之顽强奋斗,至死不息。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弥留之际,他遗言子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做党和人民的好儿女。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事业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和无限深情。

向前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修养和在复杂环境中判别航向的能力。这是他能够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一个基本素质条件。

他学习刻苦而勤奋,好学不倦,持之以恒,活到老,学到老。不仅广泛涉猎学林,博览群书,积累各方面知识,且尤其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的精心钻研。他的许多著作、谈话,都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

向前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透视事物本质,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同志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向前坚决反对,力主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还要特别提到,十年动乱期间,他在中央碰头会上,率先拍案而起,向林彪、“四人帮”的反党乱军罪行猛烈“开火”,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和深远洞察力。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前途。当江泽民总书记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马克思主义的。殷切期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向前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在党的军事领域里,建树尤为突出。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党和红军独当一面、威震敌胆的著名军事统帅之一。他运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结合敌大我小、敌优我劣的斗争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建军指导思想和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缔造了红四方面军这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领导部队开创鄂豫皖和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先后歼敌30余万人,为我党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那时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对他的建军思想和作战指挥艺术,体会尤深,受益甚多。

向前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旧式武装的根本标志,部队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因而把树立党的观念,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健全政治委员(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作为加强部队建设的首要环节。他治军从严,严格纪律,严格制度,严格训练,严格军风,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他爱兵如子,强调从政治上爱兵,战术上爱兵,生活上爱兵,要求各级指挥员真正成为士兵的知心朋友,与士兵打成一片。他注重发现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了红四方面军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摸、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在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是锻铸指战员的熔炉,要求各级干部模范带头,英勇顽强,敢于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五分钟”,从而养成部队狠、硬、果敢、迅捷、勇猛、灵活、胜不骄、败不馁的优良战斗作风。

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指挥靠前,从容镇定。他知己知彼,有谋有断,善于审时度势,驾驭战局,灵活制敌,以少胜多。他有一股超凡的硬劲、狠劲,不论面对多么凶恶的敌人,都敢于咬住不放,反复较量,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制敌于死命,决不罢休。他军令如山,指定部队在何时到达阵地就必须赶到,“跑不动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命令坚守的阵地,哪怕打得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到底。他极为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强调“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形成“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陷敌于灭顶之灾。当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即将来临之际,向前鉴于猬集根据地周围的10多万敌军,尚未完全部署就绪,断然决定一反过去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反“围剿”战法,先发制人,外线出击,围点打援,野战歼敌。半年之内,他指挥军民一体作战,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的胜利,歼敌40个正规团6万余人,创造了红军史上的光辉战绩。在川陕根据地,他根据川北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收紧阵地”战法,指挥红军和地方武装抗击20余万敌军的六路围攻,最后在万源决战防御中杀得敌军尸横遍野,难乎为继,红军乘胜转入反攻,实施中央突破,大纵深迂回,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全胜。整个战役历时10个月,歼敌8万之众,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动。红四方面军从一支仅有300余人的游击武装发展成为8万余人的正规红军,具有攻守兼备、近战夜战、围点打援,奔袭奇袭,迂回包围、运动歼敌等战术特长,在许多硬仗、恶仗中显示了坚强无比的战斗力,是与向前的指挥和培养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向前出席了洛川会议,积极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与“刘邓”一起,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不久,率一部兵力去冀南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从河北平原人口众多、村落密布的特点出发,提出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发动和组织群众形成“人山”,军民一体打击日寇,为我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后去山东指挥抗日游击战争,针对相持阶段日寇“扫荡”的新特点,制定相应的军事对策,指挥山东军民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战胜顽军制造的军事摩擦,推动了山东抗日局面的大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个战役,歼敌30余万人。特别是晋中战役,是他得心应手的军事艺术杰作。那时他有病在身,坐着担架指挥战斗,给指战员以有力鼓舞。一个月之间,以6万余大部从地方武装新升级而来的兵力,在晋中平原与阎锡山的野战主力决战,共歼敌第七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计10万余人,连克14座县城。充分显示了他的宏伟气魄、坚强毅力和卓越指挥才华,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建国以来,向前长期参与军委的重大决策,参加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他十分关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居安思危,经常深入部队和地方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国防战略、军队建设、民兵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过许多重要见解,为党中央和军委所采纳。60多年来,向前在党的军事领导岗位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向前具有共产主义的高尚精神境界和长者风范。他常以于谦的《石灰吟》自砺砺人:“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反映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和无私奉献、坚贞不渝的崇高品格。

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表里如一。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贯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原则,坚持团结。1935年6月,他让我火速率一部兵力向懋功一带进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并要部队多带一些粮食、衣物、炊事人员,支援兄弟部队,切实搞好两军团结。懋功会师后的气氛,团结而热烈,情景十分感人。通过草地后,向前考虑到一、三军团万里转战,减员甚大,特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攻打包座,开辟北进通道。他积极拥护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迫使党中央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时,有人不明真相,请求是否派兵拦截。我那时就在向前身边,见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坚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同志等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西路军失败后,向前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但他提得起,放得下,顾全大局,毫无怨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生活准则,节俭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堪称全党全军的楷模。他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历来以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姿态出现。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环境中,他在生活上都从来不提个人要求,自俭自律,以奢侈为耻,以朴素为荣。他严树清廉家风,决不许子女和亲属利用他的威望,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要求他们自强自重,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做一个终生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对身边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一视同仁,温暖如春。柳荫街是他常年联系人民群众、共建精神文明的网点,北京市街道工作的模范单位之一,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向前病重期间,我去医院探望他。他要我向党中央转达遗愿:一不向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等他战斗过的地方。他清清白白地来到人间,为党和人民贡献了所能贡献的一切,又清清白白地走去。他的心灵是纯洁而高尚的。

向前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理想、风貌、功勋、品格,将会像永不陨落的晶莹星辰一样,熠熠闪光,使人不断从中吸取智慧和勇气。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就的第一代伟大帅星之一,党和人民为此而引以为自豪。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化悲痛为力量,为完成向前的未竟事业而努力奋斗,就是我们对他的最深切、最郑重的怀念。

(本文原载于1990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八路军研究会):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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