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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胶东半岛东端文登市天福山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雄伟庄严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和“天福山起义纪念馆”，以其翔实的史料和珍贵的文物向人们展示着59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起威震全省的重大历史事件——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燃起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战的熊熊烽火，为我党的抗战史添写了光辉的一页。
重建特委
1935年年11月，震惊胶东的“一一·四”暴动惨遭失败，胶东特委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恢复胶东党组织，1936年1月，在刚刚恢复的中共文登县委的要求下，几经曲折，理琪经河南省委介绍来到胶东领导工作。理琪又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理琪与特委幸存的同志一起认真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教训，及时整顿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胶东临时特委，并起草印发了胶东党组织第一个正式文件——《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1936年10月，胶东临时特委同以吕志恒为书记的烟台工委合并，正式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的胶东特委。从此，和中央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开始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的斗争，使胶东人民又看到了新的曙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相继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根据北方局和省委的指示，省委派来的林一山同柳运光、于烺、于得水、曹漫之、李耀文等特委同志一起，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这期间，石匠玉、宋澄、刘中华、张加洛、于眉、于克恭等也都先后回到了胶东。12月初，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理琪奉省委指示再次来到胶东。这样，特委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加强。
“三军”起义
1937年12月15日，理琪由济南来到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并于当晚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理琪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接着特委决定：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人数不超过100人，主要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起义之前所有干部都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三县交界处。这里群山起伏，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在此起义，条件比较有利。
12月24日，天还没亮，特委领导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宋澄、于烺、张修竹、王合、刘中华、王政安、丛桂滋、王亮等，便登上了天福山。玉皇庙里，大家聚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天亮后的具体行动。天刚拂晓，于得水便带领着红军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80里外的昆嵛山里赶来了。接着，其他同志也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庙院。
上午，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会上，理琪宣布了即将成立的“三军”一大队干部名单：大队长于得水，政委宋澄。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长柏永生，指导员张玉华；二中队长王洪，指导员王政安；三中队长邢京昌，指导员刘中华。
理琪首先传达了北方局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并代表特委作了《关于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之后，他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郑重授给大队长于得水。顿时，“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山谷。随后，林一山、于烺就抗日武装和统战工作发表了演说。最后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做联络工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新成立的“三军”一大队由于得水、宋澄率领向西挺进，进行抗日宣传。
“岭上”事件
“三军”一大队，对外称为“抗日武装宣传队”，人数60人左右。队伍从天福山上拉下来后，在沟于家村稍作停留，便按特委布置，西去文登、牟平、海阳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每到一村，都必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战歌曲，召集群众进行大会、小会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和访问。队伍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不犯，热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很快就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不少青壮年报名入伍，要求参加“三军”。
然而，面对“三军”日益提高的政治声望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却惊恐不安，生怕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妄图趁我弱小之机一口吃掉。
12月30日，当队伍行至文登西部岭上村时，突然遭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五六百名军警的包围。我方虽然向敌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呼爱国口号，但他们还是撕毁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疯狂围捕。除大队长于得水率部分同志突围外，大队政委宋澄等29位同志全部被捕，关进文城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宋澄、刘中华等同志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严辞谴责了敌人破坏抗战的罪行，屡次取得狱中斗争的胜利。不幸的是，中队长王洪、邢京昌，小队长隋清源3位同志因参加过“一一·四”暴动，捕后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威海起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特委采取果断措施：一是向文登县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二是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三是积极组织威海起义。
当时，威海存在四种力量：一是以“民先”队员孙端夫为首的国民党政训处进步力量；二是以郝道逵为首的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中间力量；三是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凤，想抗战，但受投降派郑维屏的控制排挤，一心想离开威海；四是以公安局长郑维屏为首的投降派。
通过理琪、林一山、柳运光、于烺、孙端夫等同志的耐心工作，威海海军教导队表示中立；政训处大部分人员愿意参加抗日；孙玺凤同意我方帮他离开威海，他把仓库中的武器交给我方。
1938年1月15日，特委部分领导人及参加起义的同志赶到威海，并于当天下午打开专员公署仓库，取出枪支弹药，装备了部队。16日上午，由天福山起义的部分武装及威海政训处成员组成的起义队伍，在专员公署大院集会，理琪宣布起义，并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下午，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到码头，直至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高举“三军”大旗离开威海。
威海起义壮大了天福山起义队伍，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慑于“三军”声威，被迫释放“岭上”事件被捕人员；国民党文登盐警队王兴仁，保安司令丛镜月也前来与我军联系，形成一时的“联三”抗战局面。
发展壮大
1月17日晨，威海起义部队回到沟于家。前一天，岭上被捕人员和于得水带领的突围人员也回到沟于家。这天，特委将天福山、威海起义部队正式合编为“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副大队长司少基；下辖3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
之后半个月，“三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收缴武器扩大队伍。国民党垒子盐务局和高村、黄山、汪疃、荫子夼等乡农学校的枪支先后被全部收缴。到2月初，“三军”已发展到300多人，拥有200多条枪。
随着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发展，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成立了“三军”司令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理琪任司令员兼政委，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成立了以于得水为大队长的第二大队。
西上抗日
1938年2月初，日军第五师团3000余人自青岛侵占烟台。随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诸县，一路东犯牟平，并成立了牟平伪政权。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汉奸伪政权，2月7日，理琪率“三军”主力西进，12日到达文登西部翠峡口，在这里作出了攻打牟平城的决定。12日晚，理琪、林一山率孙端夫、宋澄大队100余人，披星戴月向牟平城进发；吕志恒率于得水大队留守翠峡口。13日拂晓，我军抵达牟平城下，随即作好战斗准备。攻城令下，理琪率特务队和一中队直攻东门；二中队冲向南门；三中队守候牟烟公路，随时准备阻击烟台日军。由于“三军”将士作战勇猛，仅一小时便结束战斗，缴枪百余枝，俘伪县长以下百余人。
上午11时，攻城部队陆续撤至城南雷神庙。晌午，正当特委和部队领导庙内开会之际，烟台日军在日机掩护下，疯狂地向雷神庙扑来。当时庙内只有与会领导和特务队22人。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我军将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钟，终于在外围部队的策应下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余名。令人痛惜的是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三军”司令员理琪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震慑了日寇，鼓舞了士气，极大振奋了胶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嗣后，吕志恒任特委书记，林一山任“三军”司令员，继续率队西进，活跃在乳山马石店、崖子一带。这期间蓬、黄、掖党组织相继发动起义，成立了“三军”二、四路和三支队，不久，“三军”又向蓬、黄、掖进发。3月4日，“三军”一部攻克蓬莱城，建立了蓬莱抗日民主政权；3月19日攻克福山城，陈煜率部反正；4月末，“三军”各部会师黄县，并同七八支队一起攻克了黄县城。这时“三军”已发展到7000余人，从此胶东特委领导人民进入创建抗日根据地阶段。1938年9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奉命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为山东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山东政协春秋）：天福山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