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特工一辈子隐瞒了什么?

作者:冯翔、石岩、江梦瑶
源自:南方周末

老特工一辈子隐瞒了什么?

1979年1月2日,特科战友聚会西单四川饭店,每人出10元的AA制。当时涂作潮只能坐在轮椅上了。涂作潮父子的20元,是曾三出的。前排左起:沈义(曾三夫人)、陈坦夫人、熊天荆(伍云甫夫人)、涂作潮、李强夫人;二排左起:王子刚、曾三、陈坦、李强、方仲如、苏刚达;三排左起:涂胜华、陈辉(陈坦子)

在四机部的牛棚里,涂作潮被殴打了上百次,用刑时间累计超过一千小时。放出来一个星期,他瘫痪了。

他的嘴出了名的严。造反派不信邪。一个小头头对涂作潮说:说吧!那谁谁,我几个大嘴巴就全招了!1936年,周恩来让你把一只钢笔带给潘汉年,有一封信在钢笔帽里藏着,这是什么名堂?

“潘汉年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他目标太大。我涂作潮没人认得。所以从西安到上海这一段,我拿着信更方便。”

“这个信没封口,实际就是一张字条,那是带给张学良的。你不打开看看?你是死人?”

“我们有纪律。我如果瞎说瞎看,我恐怕活不到今天。总理没说不让我看,他只是说当心点,别丢了。”
小头头恼羞成怒,一边挥鞭子一边骂:“他(周恩来)让你吃屎你也吃吗?”

父亲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涂胜华到今天都很想知道。

立即报总理办公室备案

有一次,涂胜华在医院陪父亲打点滴。父亲发现乳胶管中有一小截空气,蓦地抬起已经瘫痪的右手,打掉了插在自己左臂上的针头。对惊愕的儿子解释:“这一小截空气会要我的命。俄国人杀兔子就用空气针。”他想问,父亲是否在苏联专门学习过这门杀人技术?父亲再不肯说了。

另外一次去医院的路上,司机发动车子,车“轰”地往前一窜。父亲坐在后座嘟囔了一句:档挂高了。涂胜华又惊愕了:一辈子没听说他会开车啊。再问,又不肯说了。

这种“又不肯说了”的时候很多。由于“革命需要”,他甚至对自己的妻子隐瞒了真实身份。直到生了三个孩子,母亲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骗。受自己男人的骗。

1969年,涂胜华受父亲牵连死于非命的二哥火化了,她抚着骨灰,喃喃地说:咱们家怎么能弄得家破人亡?你爸爸怎么会反党呢?她说出了当年李白被捕后,涂作潮匆匆撤离上海,向她交代的一段话。这段话,涂胜华终身难忘。
“李先生被捕了,我也要走了。万一以后我回不来,你要记清楚一件事:我是共产党。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你不认字,想办法把这几个字记下来。日后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睡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嫁人。不要再提涂作潮三个字。”

造反派们还想知道很多问题,比如,周恩来使用过的电台呼号和频率是多少?涂作潮只是一口咬定:不知道!我是搞机务的,不搞报务。

不是所有人都能挺得住。数年后,在清查造反派时,又有两个人来访问涂作潮,言谈中透露出当年有人受刑不过,泄漏了这个秘密。涂胜华发现父亲双眼“瞬间露出凶光”:立即问那两个人: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把掌握呼号频率的所有人名和身份,立即报总理办公室备案!

不过,涂作潮决非一条死扛到底的硬汉。另外一个秘密,他就没能守住--当年他发明出来,教李白使用的“无形收报机”。

“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再把收音机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这就构成了收报机的差频振荡器,收音机就能接受电报信号了。一旦拿掉线圈,收报机立即就变成了普通的收音机。李白就是用这种办法,让日本宪兵找不到证据,无法定他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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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我党秘密电台挫败了日寇专家》的文章里,涂胜华如此描写这种“无形收报机”的神奇。这是当年父亲在造反派肉刑下说出来的,后来也对他叙述过。

一直到2009年,他才明白,这又是父亲的一个秘密。骗过了造反派,也骗过了自己的儿子。

那一年,他跟无线电技术精湛的三哥想复制一台一模一样的“无形收报机”实物,用于展览;结果按照父亲交代的原理制造出来,毫无偏差,就是不工作。无计可施的最后,三哥突发奇想:不用两根线圈,只用一根最简单的导线连接,居然成功。

涂胜华意识到,多年来他对人讲述的这个“揭秘”,一直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动手制造一台,那这个秘密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被揭穿了。”

对父亲隐藏的更多秘密,涂胜华只能抱着“随缘”的态度,破解一个是一个。比如,1930年父亲用了什么办法,让素不相识的魏朝鹏舍命相救?父亲只告诉他,是用了青红帮的一套见面暗号,让他认定自己是“帮内兄弟”。那么,这套见面暗号是什么?父亲板起脸,不说了。涂胜华悻悻不已。

答案,出现在约20年后的一本杂志上。

主人摆上四个茶碗,客人端起哪一碗,是有讲究的。第一个表示“今天无事闲聊”,第二个表示“最近不太顺”,第三个是借钱,第四个是“SOS”:紧急求救。但是,端起的茶不能喝,要泼在地上,茶杯放回原处……

这是2003年,涂胜华从一本名为《档案大观》的杂志上看来的。可惜,没有机会向父亲求证了。

老特工一辈子隐瞒了什么?

涂作潮在苏联东方大学学生登记表,右上角为学生编号2712。截至2003年,涂胜华仅从俄罗斯挖到与父亲相关的档案就有207页

放不下的四个名字

魏朝鹏,是涂作潮一辈子放不下的四个名字之一。

这是一位江西乡绅。1930年,他掩护了素不相识的两位“国民党军官”。先是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一个星期,然后又买下一船瓷器,让他们俩装作生意人,顺流而下,最终抵达上海。

涂作潮就是这二人之一。他们俩实为共产党谈判代表,去协商交换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便指此事。

张辉瓒是国共交战中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将军,也是蒋介石的爱将。国民党各派力量都试图营救他,很快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开出优厚价码。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两个人为代表去谈判此事。涂作潮便是其中之一。谈判任务完成后,他将就地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红军无线电的奠基工作。

孰料,涂作潮刚刚同国民党一方的谈判代表抵达南昌,张辉瓒已被红军私下处决。两位中共代表连夜步行逃走,逃到素不相识的魏朝鹏家。通过两人做出的接头暗号,魏朝鹏认定这两位是“青红帮的弟兄”,遂舍命相救,将两人平安送回上海。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

掩护两个国民党军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成了魏朝鹏的最大罪状。这位乡绅因此被划为“恶霸地主”,死于狱中。

“我太公是这样一个人:村子里有什么纠纷都找他去调解,所以他帮人家也正常。”魏朝鹏的曾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上世纪80年代,他父亲想竞聘乡里的民办教师,因为祖父是“恶霸地主”而未能如愿。“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家都抬不起头。”

1997年,在涂胜华多方经营下,南昌市郊区政府下发了一纸通知,《关于表彰魏朝鹏同志善行义举的通报》,由区、乡派员,到村里开了个大会,对魏朝鹏通报表彰。

又几年过去,魏朝鹏的墓因修路而拆迁。现在,他重达200公斤的墓碑就存放在“涂作潮陈列室”里,上面刻着他营救两位中共代表的详细经过,以及两人后代的名字。

除了魏朝鹏,涂作潮终生记挂的另外三个名字是:何量澄、连德生、聂珍刚。都是他在上海搞工人运动,以及特科工作时结识的战友。

“我爸爸跟我讲:这段时期,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最真诚的。后来到了中央苏区,有宗派主义,人际关系就复杂了。”涂胜华说。

聂珍刚牺牲于北伐路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涂作潮在上海的报纸上登报寻找这位战友的后人,终于如愿,并帮他们申请到了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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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量澄是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侄子,时任中共上海杨树浦支部的党支部书记,1925年病逝于上海。不知何故,何叔衡并未将这位侄子的后事安排妥当,致使其后裔未得到应有抚恤。2008年,涂胜华花钱买来了何家的家谱,终于找到了何量澄的两个孙子--在广东打工的两个湖南民工。

然而,民政部门电话他:按照规定,病逝的不符合标准,不能追认。

患病去世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追认烈士者并不罕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邓小平的前妻张锡瑗均属此类。但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明确提高了评定标准。一般因病去世者很难再被追认。

何量澄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时病逝的,怎么就当不上烈士?涂胜华不服,却无计可施。

他在何量澄的照片旁加了一块展板,用的是繁体字:“量澄伯伯,这是2012年5月上海市民政局婉拒的报告。我们父子两代三(十)载仍未争取到您的烈士证书。呜呼!小侄胜华和家人仍将在此祭祀您。这是美国喷墨技术打印的您应该认识的字体。”

最后一个名字连德生在牺牲75年后被追认为烈士。经过不懈寻找,他的孙子连光荣找到了这位失踪几十年的祖父。1935年,时任中共中央交通科长的他在长征路上被俘,枪杀于江西省赣州市的大余县。

连德生的身份,和他被害的照片刊登在国民党当时的报纸《绥靖公报》上。报纸一直收藏在江西党史部门。然而,几十年来,追认烈士依据的是这样一条规定:依据籍贯,由籍贯地有关部门申报。连德生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中,长达75年。

“当初干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说依据籍贯。”连光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0年,他为祖父争到了烈士证书。第二年,他的家乡为连德生建了一座纪念碑。涂胜华从网上看到这件事,找到了他。连德生的照片和事迹,也进入了涂作潮陈列室。

他的隐瞒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上世纪60年代,彭干臣烈士的儿子找到涂作潮:追问:涂伯伯,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始终一言不发,双泪长流。实际在那份自传中,他早已写道:“(彭干臣)听说死于王明路线。”

几十年后,彭干臣的外孙女在涂作潮陈列室里,请南方周末记者给她和外公的遗像一起照个相:“我知道,我外公是死于党内斗争。他被自己人给杀了。”

他为啥没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一次参加五卅运动及其著名领导人顾正红的纪念活动时,主办方问涂胜华:给您写什么身份?

“顾正红工友、战友后人,行吗?”

“您父亲是哪一年入党?”

涂胜华说:父亲是1924年入党。主办方沉吟许久,最后给他坐的位置上立了个牌子:“五卅老工人后代”。

理由不难理解: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居然没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

涂作潮最后担任过的实质性职务,是上海电机厂的党委委员、厂长助理。处级干部。到四机部休养时,参照他的三级工程师职称定为司局级待遇。而当年他监管过的国民党俘虏兵王诤是四机部的部长。比他晚两年入党,同样进入情报系统的李克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更不用说比他小15岁的罗青长了。

就连这个“三级工程师”,也是因为1956年他自制成功了盖革计数器,为国家寻找铀矿立下功劳的缘故。跟他1924年入党的资历毫无关系。

为什么他的官越当越小?这个问题,涂胜华从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

他拿着一本书去问父亲:爸爸,你认识一个叫曹丹辉的吗?父亲不吭声。

曹丹辉是1955年授衔的一位少将。那本书里有一篇他的文章,《一个红军电台干部的日子》,其中写到:毛(泽东)委员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因为冯政委跟一个叫老涂的机务员打起来了。七八岁的涂胜华怀疑,那个倔强的“老涂”就是自己的父亲。

直到晚年,照片上的涂作潮都是一个满脸旷悍之气,双目直视正前方的湖南汉子。在早期党支部的一次鉴定中,这样评价他:“工作一丝不苟,但脾气暴躁”。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打成“特务”,专案组的人找到涂作潮调查,要他写一份自述性质的材料。涂作潮写了一年多,拿出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自传。这份自传,涂胜华研究了几十年。

这是一份交给“组织”的交心材料,而他居然毫不掩饰对“伟大领袖”的不满,几十年之后还要较真儿,非分出个是非曲直不可。
“冯政委”指建国后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冯文彬。“毛委员处理不公”,发生在1931年。时任红军无线电大队政委的冯文彬跟机务员涂作潮吵了起来,把他捆在树上。毛泽东亲自来处理,将冯文彬调走,未给任何处分。涂作潮极不满意。

“……毛主席亲自出马,认为冯文彬完全未错,而错在我一个人。这件事我多年来都是不满意的,因此造成各种罪恶。不过近年来也有深一步的思考。”

“一,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这样对别人是不应该的。二,作为一个被领导者来说,特别是军队中的下级,这样也是不应该的……”

自传进一步交代:这次事件后,冯文彬被调走,涂作潮被提升为无线电大队政委。但机务工作还得他兼起来。一天工作二十几个小时,苦不堪言。仅仅过了七天,涂作潮坚决辞掉了政委职务,只干技术工作。

放着仕途不走,这是决定涂作潮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你快落伍了,应改变态度。”他不吭声。

几十年后,儿子涂胜华看到这一段,哭笑不得。“哪怕申请任命一个副手,承担一些工作也好啊。爸爸您哪!”

这给他寻访父亲的工作造成了无数说不清的困难。1995年前后,他找到江西几个县的党史部门寻求帮助。对方回答:涂作潮这人我们知道,凡是有无线电的地方,都少不了他。按照规定,1955年授少将以上军衔,1966年之前担任省市部委以上领导人的,我们这都有完整资料。涂作潮不在此列。我们这经费实在有限,全年经费才5000元……

“咱们商量商量,你们帮我办这件事大约需要多大成本?不需要发票。大致估个数,我汇钱。”

几千块钱汇到,不到两个月,成果出来了。每个县都找到了两个以上见过涂作潮的证人。

“我这人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在这份自传中,涂作潮自我评价。

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涂胜华这样评价父亲。在30年的寻访中,对“父亲为什么升不上去”这个问题,他有了更多的答案。

1944年7月,新四军通讯总队机务主任涂作潮奉命调任延安。还没分配工作,他去找老战友伍云甫叙旧,直言不讳:“当初你们长征去了,把我留下。我想找一个比你们更革命的共产党,不一定跟着你们混。后来没找到……”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伍云甫不敢隐瞒,当天晚上就向组织汇报。涂作潮分配工作之事至此作罢,“休养”数年。从此这一生与秘密工作再无瓜葛。直到内战胜负已分,他才作为南下干部被派到上海,当了个接收工厂的军代表。

这一段,父亲至死也没有说。涂胜华是几十年后从伍云甫的日记中看到的。“我爸爸这人,往好里说是坦白直率;说不好听的,也太笨了!”

涂作潮这一辈子,工资最高的时候是1956年。三级工程师的月薪是250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高薪。没几个月,他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理由是“国家现在急需建设资金,200元也就够了”,立即批准。

又一次降工资是在1959年,这一次可不是他自己主动。当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成了全党全国声讨的“右倾反党机会主义集团头子”。上海电机厂也召开了批判会议。涂作潮整整做了100分钟的发言,核心就一句话:彭德怀是冤枉的!
顺理成章,他被定为“反党分子”,又降了两级工资并开除出党。直到1964年,他想办法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党籍才得以恢复。但上海已经不适合呆,他被调到北京的四机部“休养”。“到北京以后,一直在拿你涂作潮当要饭的打发,爸爸你没有意识到?我可以说我意识到了!”1973年,整天帮父亲写口述申诉的涂胜华抱怨。父亲不吭声。

1996年,他去西安探望父亲的老战友、曾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陈士吾。老人在医院里告诉他一件事:大侄子,我是快入土的人了,就跟你无话不谈了。为什么你爸爸跟毛主席有那么大的过节?因为他摔过毛主席的收音机!大概1931年左右,有一次毛主席的收音机坏了,警卫员拿去找你爸爸修。你爸爸当时正忙着修电报机,没空管。警卫员总催,给他催烦了,抓起来一把摔碎了!

这件事,是个隐于历史之中的孤证。陈士吾说,是“文革”中,时任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到西安办事时告诉他的。

王诤已于1978年去世。又过了几年,陈士吾也不在了。

老特工一辈子隐瞒了什么?

涂作潮的平反结论呈报文

他也有不听话的时候

涂作潮这一生都受限于官位--他当年让出去的东西。这无疑有悖于他的初衷,但已无可奈何。

唯一的例外,便是某些贯穿在历史之中,人心之内的情结。这是“规定”之外的东西。

“你找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党内女同志。”

这句话,涂胜华是从大姐嘴里听来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对他说过。

对涂作潮下这一命令的,是潘汉年。时为1937年,涂作潮从西安调到上海工作,建立秘密电台,成了李白的师傅。为了掩护工作,他需要找一个女人成家。但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真夫妻,假身份。这个女人必须没文化,因为有文化难免看穿他。还有一条要求:不能生孩子。

领导他工作的,也是给他定下择偶标准的人,正是潘汉年。理由是:干这一行,说不定哪天就要掉脑袋。到时候留下几个孤儿,既凄凉痛苦,又不好照顾。

不行。涂作潮这一次却固执己见。他认为:人生娶妻生子,实乃正常。找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说不定对工作还更有掩护作用。

于是,他经人介绍,娶了带着一个孩子的寡妇张小梅,又跟她生了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便是涂胜华。

四十余年后,涂作潮去世。四机部把张小梅算作“病休人员遗属”,每个月给生活费四十块。涂家人没说什么。

过了几个月,四机部突然改变了态度,主动把生活费提高了一倍,由四十块改为八十块。还专门来人上门通知,口气极为谦恭,一口一个“涂老”。

后来,涂胜华才知道,国家安全部给四机部打了电话:听说涂作潮去世了。他老伴当年在上海对秘密工作是有功劳的。要不是有她掩护,涂作潮的电台开不起来。这样吧,如果你们确实有困难,请把老太太转给我们,由我们国家安全部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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