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讲到了淮海战役中郭汝瑰将战役的具体方案在战役开始前送到了延安。而这个方案正式由郭汝瑰本人制定的，所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尚未拿到的作战方案，便已摆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我们来看看郭汝瑰是谁？
郭汝瑰（1907—1997），人称郭小鬼，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川军军阀郭汝栋堂弟，黄埔第五期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了组织联系，脱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修，抗战时期以出色的参谋能力获得陈诚的赏识，纳为心腹，内战期间一年三迁升为国防部作战厅长，并重新与中共建立了联系，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从此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投入了隐蔽的情报战线，不畏艰险地在国民党心脏部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敌军，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最后在宜宾率72军起义。建国后在仍需保密的前提下，并未公开郭汝瑰同志的身份，待遇按投诚将官处理，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以严谨著称。后出版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是中共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不幸遭遇车祸逝世。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郭是潜伏很深而且在国军内部身居要位的高层，就是这位红色人物帮助淮海战役取得了胜利，葬送了国军80万精锐，也使得国军五大主力彻底被消耗，最终失去中国大陆。所谓一战定天下，就是淮海战役这一战最终决定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具体我们来看看这位红色人物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的较量。
1948年，解放军进入到战略大反攻阶段，中原战场成为影响整个战局的关键。十月下旬，国民政府参谋总长顾祝同邀请国防部长何应钦、郭汝瑰等，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中原战场的作战计划。
几经筹划，他们最终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伺机发起决战。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中共历史上“最大的红色间谍”郭汝瑰，担任了徐州司令部参谋长，而这次战役的具体方案正是由郭汝瑰本人制定的，所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尚未拿到的作战方案，便已摆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时，郭汝瑰随顾祝同前往徐州督战，并帮助顾祝同责怪杜聿明不积极救援黄百韬。杜聿明听了很不高兴。由于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不愿意当着郭汝瑰的面说出自己的救援方案，遂单独找到顾祝同讲了想法，并请他不要告诉郭汝瑰。但顾祝同并没有采纳杜的意见。
杜聿明为什么怀疑郭汝瑰是中共特务呢?
抗战爆发后，郭汝瑰受到陈诚的赏识，被纳入心腹。内战中，郭汝瑰被提拔为国防部作战厅长。不过，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早有人暗中察觉。这人就是国军名将，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的杜聿明。
郭汝瑰在任参谋长期间，把早已打入国民党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中共特殊党员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张克侠本是郭汝瑰在“陆大”十期的同学，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驻守徐州，手中没有实权。郭汝瑰到任后，两人来往甚密。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工作者任廉儒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要郭汝瑰“设法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于是，郭汝瑰以蒋介石“在徐州以稳定第一”的旨意作为“尚方宝剑”，向顾祝同举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等率部起义成功，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国民党起义的部队基本都是由中共地下党策划的，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也是。
对郭汝瑰和中共的极端秘密联系，杜聿明早有觉察。早在淮海战役开始前在华东指挥作战时，杜聿明就得到密报。所以他曾在顾祝同面前表示反对郭汝瑰担任作战厅厅长一职。但顾祝同却不以为然：“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事情办得很好。”
1948年12月，随着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于12月28日主持会议商讨徐州守军如何行动的问题。当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陈述徐州守军应向东南方向撤退时，杜聿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表示异议。当蒋介石问杜聿明的主张时，杜还是不公开自己的计划，而是要求到小会议室同蒋介石、顾祝同密谈。杜聿明这次直接向蒋介石说“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蒋介石非常惊讶地问杜聿明有何根据？
杜聿明说：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郭汝槐)更是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蒋介石考虑后却拒绝了杜聿明的意见。
杜聿明知道自己搞不掉郭汝瑰，也不敢相信他。所以，他不但不让郭汝瑰参与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自己的作战方案也不给郭汝瑰知道。如果被郭汝瑰知道，他就放弃原方案，不予执行。
杜聿明还特别警惕郭汝瑰。当他在国防部向顾祝同汇报工作时，如果郭汝瑰在场，他就不做汇报。顾祝同看到杜聿明这个样子，就劝说，黄埔学生之间不要闹内讧。因为局势已经到这地步了，自己人再闹内讧，就再没办法了。顾祝同是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而杜聿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郭汝瑰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他们有师生之谊，因此顾祝同有此一说。
杜聿明见顾祝同毫不怀疑郭汝瑰，就转而直接向蒋介石反映情况。可是，蒋介石早就将郭汝瑰视为手下难得的“军界精英”，非常信任。加上杜聿明手中确实没有证据，所以，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杜聿明的话当回事。
那么，既然杜聿明根本就没有证据，他凭什么说郭汝瑰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特工呢? 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原来，杜聿明对蒋介石说：郭汝瑰生活简朴，作风廉洁，比我还简朴廉洁，一看就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生气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国民党里面，就都是贪污犯了嘛，廉洁就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吗?
杜聿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但是，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9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进入战犯管理所，接受长达10年的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获得特赦，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逝世前，郭汝瑰前去探望，杜聿明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
这时候，郭汝瑰的身份仍然没有公开，所以他只能告诉杜聿明：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杜聿明满意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解放后他的处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这就清楚的表明当时上级并没有按地下党看待他，他的身份甚至不如力战被俘的第11师师长王元直。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汝瑰对党忠诚，也就敢于直言。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以极左路线发展至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级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自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言：“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汝瑰将军有一子一女。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北碚中山路家中，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享年90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战史研究）：为什么杜聿明会怀疑郭汝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