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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广丰:我经历的一次外调

牟广丰

1967年,我12岁。当时父亲牟宜之、母亲刘纯被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接受改造,我和他们一起生活。

 

牟广丰:我经历的一次外调

时值春末,仍然春寒料峭,流放劳改所栖身的两间小屋火炕依然在烧着。父亲当年58岁,由于长期患高血压动脉硬化几天被恩准不下地干活,可以在家养病。母亲还要下地干活改造思想。

 突然门外传来少有的汽车行驶声音,由远及近,直接停到我家门口。建工部第六工程局留守处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周奎元推门而入,走到父亲的床前说:“老牟,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上面有重要的外调任务。”

 接受外调,对家父来讲是隔三差五,家常便饭。但收拾行李跟车走还是第一次。当时只有我陪着父亲,我说我爸这几天血压特别高,头晕,我妈又不在,不放心他一个人去。周主任说要不你扶着他一块过去,人家那边很着急。就这样我简单地把饭盒、铁皮水壶、牙具放进一个布袋里,搀扶着父亲走出家门。

门外停着一辆崭新的军用吉普,闪闪发光,一群小孩子围着蹦蹦跳跳指指点点。这种军用吉普我还是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新闻纪录片里看过,不过那是敞的,而这是有帆布顶的。通常这在当时是首长坐的,我们这个小村子从来就没进来过这样的高级车。一个年轻的军人司机帮我打开车门,我扶着父亲上了车,周主任则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车随即发动,扬长而去。尘土中,那群孩子跟着车跑,但瞬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车座真软,真舒服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军用吉普。

汽车出了村口,一路向北,朝齐齐哈尔方向驶去。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车子开进了一个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院树很多。车子开到一幢二层红砖楼前,已有军人在门口,打开车门把我们引上二楼,进了一间会议室,周主任和来接我们的军人小声嘀咕了什么,不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拿着血压计进来,给父亲量血压,一量说我父亲高压200多,必须马上卧床。于是他们在二楼就开了一间有两张单人床的房间,我帮助父亲侧躺到床上。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头发都花白了,像是个当官的。他们拉了几把椅子在我父亲床前围坐了下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官发话了:牟宜之吗?我们是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彻调组”的,来找你就是要了解1928-1932年中共满州省委被破获,某些负责人被捕叛变的事实,你要老老实实,如实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

就这样提审问讯整进行了三天两夜。在他们最后离开时喝斥我父亲:牟宜之!刘少奇是叛徒已板上钉钉,正告你不要心存幻想!

他们走后,我们也结束了住部队招待所吃细粮的高级待遇。村里派了一个大卡车从齐市办事回来顺便把我们捎回了村。年迈的父亲只能艰难地爬上卡车车斗,扶着前边的栏杆在扬尘中一路颠簸着回到村里,而一个年轻的采购员却从副驾座上下了卡车。

 事后父亲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彻调组(全称为彻底调查刘少奇叛徒集团专案组)”这次来的目的和当年他经历的事件过程。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父亲的表哥丁群(又名丁君羊)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在奉天(今沈阳)从事地下活动,不幸被捕,与其同案或前后相近时段被捕的中共满州省委有关负责人有饶漱石、杨靖宇、赵尚志、赵毅敏、孟用潜等十余人。刘少奇在这之前曾短暂被捕,经丁托请丁惟汾求即将易帜的张学良放人这次满州省委再遭破获,为首的七人包括丁群被判死刑。

消息传来,任囯民党中常委兼中央秘书长的丁惟汾十分震惊丁群是他死去哥哥的独子,他决定再豁出老脸出面营救。

适逢张学良来南京开会,他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求张学良刀下留人。张很会做人,给足了这位辛亥革命元老面子可能张内心有亲共的倾向,他指示马上将在押的共产党都释放。丁惟汾老先生却说,那也倒不必,给他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读书的环境,让他们懂得科学救国的道理,不一定非搞政治不可。于是丁群等一干人由死刑犯变成拘留犯,被转移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的看守所,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书籍。

这期间,父亲作为丁惟汾的外甥、丁群的表弟扮演了丁惟汾与张学良之间联络员的角色他曾多次奔波于南京和沈阳之间,给看守所送钱送物,斡旋变通。其间,还陪同怀孕的表嫂于培真探监。于培真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两名女性代表之一,另一名是邓颖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怕控制不住东北局面,将在奉天拘留的中共满州省委负责人全部释放。父亲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他向“彻调组”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但这样的说明,不能为刘少奇定为叛徒提供任何证明,让彻查组十分恼火。

 1970年代末,在审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曾公布四人帮迫害丁群的有关材料。

1980年代,丁群的儿子从上海来北京,带我拜访王光美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王光美,向她讲述了我父亲在高血压200多的情况下,被押解到部队招待所接受外调的情况。临走时,王光美让我写下了工作单位。

2006年秋,我意外地收到了信封落款印有王光美同志致丧小组的通知,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王的遗体告别仪式。

后来,朱德外孙女刘丽引见认识了刘爱琴,也提及“彻调组”1967年对我父亲外调的往事。父亲面对高压,坚持实事求是,刘爱琴听后对家父表示敬意2015年,家父骨灰由八宝山迁到山东乐陵,年过八旬的刘爱琴欣然答应前往,但当天肠胃不适,没有去成我回京后她立刻约我见面,非常认真地在签到薄上补签了她的名字。

另一位历史当事人在威逼利透下,违心地指证刘少奇签了自首书,成为当时把刘少奇定为叛徒一个依据。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就此当面质问他,他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出生入死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也非常无奈,非常无助。顶不住压力,顺从高层政治需要的行为相当普通。而父亲拒绝随波逐流,在高压下坚持不作伪证,并不多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东小群):牟广丰:我经历的一次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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