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隐蔽战线上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来源:信仰的力量61(微信公众号)


隐蔽战线上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北平沦陷时期,苦禅先生在西城区柳树井胡同2号小院(地工情报站)

人人皆知家父苦禅先生是国画大师,却极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时期,他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地下情报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同样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保守组织和个人工作身份和秘密。这段特殊的经历直到前年才正式披露出来。

掩护爱国学生

家父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1919年。当时,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怎样 才能救国,家父在艺专的同学方伯务是李大钊的追随者,他在艺专宣传共产大同(那时还不叫共产主义),家父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报告,认为他们说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当时就产生了革命的义气。此后,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

1930年,家父受聘到杭州艺专担任教授,租住在岳庙后面的小楼上。他多称岳飞为“武穆将军”,每日清晨,他必先绕到岳庙前门,至岳将军父子墓前肃立片刻,旋即转身至奸臣秦桧跪像前唾骂汉奸,然后再去上课。他经常以岳飞事迹向学生言及人格第一,要义在于 “爱国”二字。

杭州艺专很特殊,那是国民党CC派(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主要派系)的势力范围,但共产党的“左联”系统和一些左派革命文艺机构影响也挺大,所以教员和学生里,左中右各派都有,学生中还隐藏有“三青团” (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成员。

父亲那时候有300大洋的薪金,那年头2块大洋就能买一袋加拿大洋面。父亲用这些钱都资助了革命学生和困难学生。学生李霖灿因交不起学费要被开除,父亲替他交了,他知道后千恩万谢,父亲说,你谢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绩。此人后来到了台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2年之久。而父亲资助的革命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到了延安。

“九一八”事变后,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的救国革命活动。父亲总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因此被称为“赤色教授”。如有学生相聚开会,通知的暗号是“今晚到李老师家喝茶”。父亲的学生郝丽春(即著名版画家力群)与一些左翼同学筹划成立“木铃木刻社”,父亲为了掩护学生们,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室秘密开会,父亲则近窗佯作讲课状。就这样,“木铃木刻社”秘密宣告成立。

张仃(贯成)和凌子风在北京被捕并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苏州反省院,父亲知道后一路从南京追至苏州,以名画家名教授的身份做保人,与反省院交涉说:“他们是我的学生。”那时是父亲最有钱的时候,他托关系使了很多银子,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总算把这两个人保出来了。此事惊动了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的一位“秘书”(国民党员),1934年,父亲终因他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掩护爱国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被校方停聘。父亲愤然离开杭州,辗转于南京等地,后又回到北平。

参加“一二·九”运动

回到北平后,父亲开始在北平北华美专任教。黄奇南、张启仁当时均曾在北平的北华美专学习。由此他与学生张启仁、黄奇南(按:张、黄二人皆是中共党员。张启仁后任中央美院副院长,黄奇南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建立起特殊的长达一生的相互绝对信任的关系。

1935年日寇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汉奸王揖唐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实为代表日本将华北变相“自治”的机构。

1935年12月8日,张启仁找到父亲和王森然等老师,告诉他们,由燕京大学召集的各校代表会决定,到东长安街的外交大楼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示威游行。父亲热情激奋,表示坚决参加到学生们的游行洪流之中。

12月9日清晨,寒风剌骨,是北平入冬后最冷的一天。父亲和他的学生们肩并肩手挽手,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口号,爱国歌声震撼天地。在行进到东长安街时,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游行队伍,但大家没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驱散,反而对军警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后来这一事件成为了载入史册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柳树井胡同2号联络站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父亲出来给他们撑门面,并扬言父亲的教书饭碗也是他们给的,父亲一听第二天就辞去了教职,靠卖画为生。

当时父亲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他是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北平沦陷时,他未及跟上部队南下. 辗转躲到了我家里。当时他与父亲约定的暗号是:如门关着,就是“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门开着,迎门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扫帚,就是“有可疑情况,不可进门”;如没有扫帚,就是“没事,可以进来”。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父亲,几次提出要走,父亲每次都坚定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父亲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呢?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父亲的学生黄奇南那会儿常来家里看望,就询问袁祥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要继续抗日。而黄奇南的伯父黄浩同志,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特派主任,负责平津各情报站工作。黄奇南将袁祥峰的情况汇报给黄浩。在黄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父亲得知黄奇南与八路军有关系,就提出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当时地下工作都是极为保密的。黄浩约我父亲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边走边聊,假装散步游玩。

黄浩表示,父亲是有名的画家教授,组织认为这恰恰是最好的掩护身份,不必到边区去(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对的)。父亲同意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黄浩交给我父亲的任务是调査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工人员和爱国人士,并派了另一 位同志与父亲联系。柳树井胡同2号成为了黄浩领导下的地下联络站之一。

父亲搜集情报的方式很独特,就是到街头去画速写,他觉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儿常来大汽车,他就去哪儿画,画个药贩子什么的。他会统计车辆密集度、记下车牌号等,当然,这些都不能写下来,要用脑子记。父亲曾把了解到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

在此期间,已经成为八路军军官的袁祥峰又带着重要任务潜回北平,经父亲密函介绍,潜伏到徐州敌伪军中当了军官,收集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铁路局任职,曾来京接受了我的电视采访,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史料。

为白求恩开的药单找药

黄浩的掩护身份是基督教徒“黄道长”。他戴个金丝眼镜,小胡子,跟个日本人似的。他曾在日本留学,学医出身,广东揭阳人。他自己建了一个挑花补绣厂, 还开了 一个小诊所。

有一次,黄浩接到上级的任务,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尤其是战伤药,越快越好,早点就少死点伤员。药单就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黄浩通知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这样不太明显。

那个时候在北平想买药很危险,日本鬼子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如果发现有点嫌疑,就拘到城外活埋,因为要营造“大东亚共荣圈”,不能在城里杀人。父亲常说最好的药是德国拜耳药厂出的。我父亲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有进药的路子。父亲当时还真就得了一场病,住在耀西医院。按说病早该好了, 可他老不出院,后来想想,他是借这个机会多开药。当时就是用这种“非法”的方式干正义的事。

药集中到黄浩那儿,关键是怎么运出去的问题。这里要提到一位法国的正义人士,叫贝熙业,也是一位医生。他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 药品通过贝熙业享有免检待遇的轿车运到贝家花园集中,然后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翻过太行山。山里的小道一般人不知道,顺着小道骑自行车就能把药运到白求恩的医院。白求恩拿到药之后,大吃一惊,比他药单开的量还多还好,非常夸赞。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说:“我们不会忘 记……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不光是药品,后来包括更敏感的通信零件,也是通过贝熙业靠自行车运到根据地的。

沙滩监狱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父亲被几个日本宪兵用枪顶着,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关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父亲在狱中备受酷刑,包括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压杠、指甲插竹签,被打昏死过去好几次。他们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到别的屋里去,第二天早上行刑。

负责审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少佐上村喜赖是中国通,满口中国话,从没穿过日本军装,走街上谁也看不出他是高级特务。他是大学预科毕业。上村问:“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父亲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冲,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小鬼子就把父亲左手绑着,往大拇指里插竹签。父亲后来有一个习惯,思考问题和看画的时候,右手叉着腰,左手总爱啃指甲。其实是因为大拇指里头有一个很深的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擓不着。父亲从来不戴手表,他说:“这东西容易让我想起鬼子的手铐。”

他的腿上还留有一块黑,上课时给学生说,这块黑是日本鬼子压杠子压的。就是一根杠子横着,腿跪在那,腿上再来一杠子,杠子两头让俩打手踩,把手臂绑在上头的杠子上。父亲说,压杠子疼到极点就不疼了,还出现了幻觉,有一个小人从天灵盖慢慢落到地上,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旁边走走还看看,清楚极了,一会儿又从天灵盖进去了,等进去之后,浑身又疼,一泼凉水就缓过来了。

一次,父亲发现绑在胳膊上的铁链环与环之间有一个小豁口,就试着发力想挣开。父亲曾跟著名爱国武术大师王子平王芗斋学过武,有一身的功夫。结果还真就挣断了铁链,吓得在场的日本鬼子连说“有神助”。日本人很迷信,从此以后,就不敢再给父亲用大刑了。

小鬼子唱完白脸唱红脸。上村对父亲说:有人可看见了,有八路到你家去,你如实地讲,哪怕只讲一个名字,你就没事了,还可以给你安排事情做。”父亲说:“你说这话也可能不假,我家来的人都是买画的,兴许里头就有共产党八路,自打你们进北平之后,小报天天登着哪又发现共产党。可共产党头上没刺字,我怎么知道他是哪一路?你们是专干这个的,你问我?我就知道一条,一手交钱,一手拿画,我管不着什么党。”

小鬼子软硬兼施,父亲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日本人抄家的时候也没抄出任何可疑的字迹。这都是组织纪律,家里不能留字,包括朋友来信。像齐白石老先生给我父亲写的信,送的墨迹,盖的印样,父亲启封看过后又送回白石老人家里。后来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整理 白石老人捐献的遗物,出版全集后,才发现这些信和印样手稿。

日本人考虑到父亲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只好无条件释放。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

为地下党卖画酬资

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父亲又领来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军统完成什么任务,给钱,给赏,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可没赏。父亲曾经说:“共产党是有任务没经费,是最穷的党。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他信任共产党,宁愿倾其所有来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

1939年隆冬,父亲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那里住着很多有钱的“寓公”。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画展结束,父亲立即让地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一件夹袍、一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北平家中。

隐蔽战线上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2年4月2日至4日,李苦禅(左)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举办展览,卖画资助地下抗战。

转年夏天,父亲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寓公、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父亲又把卖画的巨款,分文不动,迅速交给地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父亲名冠津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了大财,但无人知晓巨款的真实去向。

年关将近,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来到了柳树井2号,说:“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润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父亲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

结果胖经理开口说要100个。父亲先是愣了一下,还是应了下来。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圆定金,双方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父亲一算,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按常规一个一个地画,肯定交不了活。怎么办?父亲打破常规,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笔画鸟,就一口气圆100个扇面的鸟……

父亲没日没夜地画,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地拿走扇面送礼去了。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父亲从此再没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要不是为了给地下组织筹集经费,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禅画艺术的活儿。毕竟他最愿意画不同的画面啊!他说:“那年月不能讲为艺术而艺术了,爱国第一!”

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黄浩同志。并不是父亲不知道黄浩就在北京西城房管局任职,但他的身份仍是“基督教人士”,不能见面。很晚才知道黄浩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盐城。也是有缘,“文革”后期,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与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沟大院。在家父去世后,她谈到了她父亲与家父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关系。她说:“是我父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了地下抗战工作——是那时期父亲黄浩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地工人员。”

她又指着楼门前草地上摆放的一块石刻横匾“趣园?天涯怪客”,说这是黄浩同志亲笔写的,刻好之后镶在百花深处(胡同名),以便前来接头的同志辨识。在“旧城改造”中此处被拆,她便把这块革命文物运到了南沙沟大院,至今仍置于草地上,经风沐雨。

【李燕(李苦禅次子)口述  吴睿娜采访整理 摘自《纵横》2018年第5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总字部队子弟):隐蔽战线上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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