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冠三将军夫人李光明:进军西藏,我们进行了“第二次长征”

李光明

谭冠三将军夫人李光明:进军西藏,我们进行了“第二次长征”

作者简介: 

李光明1921-2011)四川通江人,1933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4年入团,1937年入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随十八军進军西藏,是首批進藏女兵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长期坚守西藏近二十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解放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授予少校军衔。

木文及照片由李光明长子谭戎生提供。

第二次长征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我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我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后,我即赶赴北京,把两个在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的孩子接到招待所。八九个月不见,孩子们都有了一些变化。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孩子们需要母爱的心。但党的召唤就是命令,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必须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按时起程。于是,我趁孩子们睡熟之际,强忍心酸的泪水,离开了他们。

我同十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到武汉,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了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到二野开会。他说可以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通过扶廷修介绍,我才知道冠三同志任十八军政治委员,现已接受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进军西藏。到达乐山已经很晚了,扶廷修把我送到驻地就告辞了。很晚冠三同志才回来,看到我他很高兴,快两年不见了,他还是那么消瘦,眼睛里带着血丝,看得出他的工作很紧张,也显得很疲惫。

但是,他仍然乐观、坚定,信心十足。他问起这两年我的情况及孩子们的安排,我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他也同我讲了他的情况:他参加西柏坡中央召开的土地会议后,他要求南下到江南敌后开辟新区的报告得到批准,到达豫皖苏区。


谭冠三老政委和李光明夫妇
谭冠三老政委和李光明夫妇

当时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中原局要求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做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这样他未能渡江,而被派到汝南工委任书记。成立豫皖苏地委时,任地委书记兼八分区政委,参加并支援淮海战役。

1949年2月,成立十八军,调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作战,历时10个月,途经8个省,作战数百次。成都战役后,决定十八军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自贡市委书记。没过几天,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刘邓首长经过权衡决定由张国华、冠三同志率十八军担此重任。目前正进行思想动员和各种准备。

在我见到冠三同志时,对部队情况和全局情况不甚了解,曾很唐突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四个孩子年纪都还小,可不可以先接来四川安顿?他沉思了一会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又追问道: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很大吗?在我的追问下,他不得不全盘托出他的想法。他对我说:“光明呀!我们结婚12年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彼此信任,相互支持,最艰苦、最残酷的考验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

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甚至强调,进军西藏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十八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甚至抵触情绪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已的态度和立场,我和你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到川南安顿。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呀!你说对吗?光明同志,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吧!”

他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露。十几年了,我对冠三同志的性格了解得太深了,同时,也非常理解他的处境。作为军政治委员、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全军几万官兵产生重大影响!我对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走过来了,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残酷的年代我们也熬过来了,蒋介石也被打垮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百万西藏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当童养媳,实际上就是当奴隶,做牛做马,知道奴隶是什么滋味!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受党教育多年,为能同你一起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豪。孩子们我已作了安排,比在战争年代稳妥、安全多了。这些你都放心吧。”他听了我的一番话,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

不久,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女干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政策,学习藏语文,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

一次,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来看我,一开口就对我说:“光明同志,你带了个好头哇!我一听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他:刘主任,我刚来不久,还没有做什么事啊!他风趣地说:“就你表示要同谭政委一起进军西藏这件事影响就不小啊!在全军带了个好头啊!军党委扩大会上,国华同志连声称赞:“好!好!好!这个头带得好!。老政委还表示:“这次进军如果牺牲了,也要把他的骨灰送到西藏,埋在西藏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老政委的坚定态度,后盾还在你光明同志这里嘛!”我急忙说:“刘主任,这话可就过奖了!冠三同志你是最了解的,即便是我做不到,他也会坚决做到的。何况,我是他的战友和妻子呢,这也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职责嘛!”刘振国听了很高兴,还很关心地询问我身体怎样?孩子们的安排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我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等一声令下,整装出征了。”

就这样,我同冠三同志一起接受了进军西藏,进行“第二次长征”的光荣任务。

1950年3月4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气壮山河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庄严宜誓:“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誓师大会结束后,一场向“世界屋脊” 开发的大进军开始了。整个部队以无比的热情,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当时,在体检时发现我已身怀有孕了,组织上动员我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我表示:“既然冠三同志已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就是说没有后路可走,更不能说了不做,失信于众,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我的坚定态度使他们很感动,并关心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保重安全。

就这样,我被派到军司令部通信科作报务工作,随军直机关从新津启程。出征部队经雅安、天全、泸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军。其间,翻过了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部队到达甘孜后作了一段休整(大约半年),同时等待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51年7月1日,进藏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下,继续向昌都挺进。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同军直机关一起行动。

部队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和5000-6000米的达马拉山、甲皮拉山,于7月17日到达昌都。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要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通信科的同志,每天都要超负荷运转。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部队宿营,我们却要马上设机架线,发动马达开始收发报工作。


老红军、1950年徒步进藏女兵李光明
老红军、1950年徒步进藏女兵李光明

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指挥机关在丁青宗驻扎,我们通信科距军指还有一段路程,那天是我值班,走在路上时,我感到肚子有些隐隐作痛,但是我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第一,个人有再大困难也要克服。

于是,我坚持走到工作室。当我用力摇动马达时,因用力过猛而导致大出血流产,人顿时昏迷过去。事后得知,在我处于手术抢救的紧急时刻,冠三同志正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手术后,当军政治部负责同志打电话向他报告,请他早点回来探视,他只对政治部的同志说:“请转告光明同志,脱离危险就好,一定要她注意休息,手上的工作可以暂时交给其他同志,我工作完了就回去看她。”

在我脱险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地劝导我返回内地休养,因为前面的道路更艰险,自然条件更恶劣,冠三同志回来以后,也极为关切地向医务人员了解我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因为药品器械短缺,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先返回四川休养治疗好了再进藏。”我对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生育了六个孩子,死了两个,那是战争的残酷所致。二万五千里长征牺牲了那么多英勇的战士,那是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度困难,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加之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迫堵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这次我们接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条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要好得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去见马克思,难道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吗?那还能称得上是红军战士吗?还配作谭冠三同志的战友和妻子吗?”他听了我发自肺腑的话,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说道:“光明啊!我知道你的性格是刚强的,困难面前是不会动摇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一起把“第二次长征”走到底,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的神圣任务。

部队在丁青宗休整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又踏上了西征的路程。我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照料下,仍然顽强地随同部队前进,同雪山冰河搏击,勇往直前。

不几天,部队来到怒江边。怒江两岸悬崖绝壁,江水是冰山雪水,翻滚咆哮,狂怒奔流,一泻千里。军首长亲自带人实地考察,选取比较安全的地带,采用牛皮筏子载人渡江,骡马进行泅渡。坐上牛皮筏,在江水激流中冲荡,很容易使人头昏眼眩。我们只能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全身放松,顺其自然,慢慢漂向对岸。渡江时,人员没有伤亡,骡马却损失了20多匹。

横渡怒江天险后,我们在大草原上走了10多天,来到进军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一冷拉山。冷拉山海拔6300米,山顶冰雪沉积,空气稀薄,根本没有路。部队刚走到山脚下,就有不少同志出现高山反应。大家一步三喘气,走几步停下来缓缓劲,再使劲往上爬,从山脚下攀登到山顶。爬到山顶极目远望,一片银色世界,景色极其壮丽。但是严重缺氧,使人头昏眼花,头重脚轻,有再好的自然美景,也没兴致去欣赏它了。

下山时更为险峻,从山顶向下俯视,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可谓人迹罕至,鸟兽绝无。在冠三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坐在地上,双手伸直,双手抱紧枪支,两眼盯住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同志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往下滑,这种办法虽然有危险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呢?同志们把这种特殊的行军方式称作“坐滑梯”。部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胜利越过冷拉山。据统计,翻越冷拉山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三分之二,因高寒缺氧,心脏病发作而牺牲的有5人。还有许多骡马倒毙。和我一起行军的一位同志就牺牲在冷拉山顶。

经过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上,十八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用坚实的双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翻越了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涉渡过几十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广袤的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踏过了高原流沙和冰川地带,战胜了高原雪山的奇寒缺氧,抗过了狂风骤雨的袭击,克服了物资极度缺乏的困难。终于在1951年10月24日,进抵西藏首府拉萨。

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万名僧俗、群众的欢迎下,18军将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行列中,有数百名英姿飒爽、引人注目的女军人。她们同那些男子汉们一样,带着胜利的喜悦,雄纠纠气昂昂地踏进了高原古老的阳光城—拉萨。胜利地完成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喜玛拉雅山的神圣任务。

当晚,冠三同志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挥笔写下了豪迈诗篇:

大军西进一挥间,二次长征不畏难;

数月艰辛卧冰凌,世界屋脊红旗展。

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1985年12月6日,冠三同志去世后经中央批准,他的骨灰安放在拉萨西郊一他当年率部创建的八一农场苹果园,实现了他“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夙愿。中国的神圣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他永远守卫在西藏。这对驻藏广大官兵永远是一种教育和激励。进军西藏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西藏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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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谭冠三将军夫人李光明:进军西藏,我们进行了“第二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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