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明
李光明 （1921-2011）四川通江人，1933年5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4年入团，1937年入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随十八军進军西藏，是首批進藏女兵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长期坚守西藏近二十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解放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授予少校军衔。
木文及照片由李光明长子谭戎生提供。
第二次长征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后，我接到总政治部的电报，要我即刻到北京集中，前往重庆二野报到。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后，我即赶赴北京，把两个在华北军区荣臻学校（后改为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的孩子接到招待所。八九个月不见，孩子们都有了一些变化。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孩子们需要母爱的心。但党的召唤就是命令，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必须摆脱孩子们的“纠缠”，按时起程。于是，我趁孩子们睡熟之际，强忍心酸的泪水，离开了他们。
我同十几位同志一起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到武汉，改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在招待所正巧遇上了十八军后勤部部长扶廷修到二野开会。他说可以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乐山十八军军部。通过扶廷修介绍，我才知道冠三同志任十八军政治委员，现已接受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进军西藏。到达乐山已经很晚了，扶廷修把我送到驻地就告辞了。很晚冠三同志才回来，看到我他很高兴，快两年不见了，他还是那么消瘦，眼睛里带着血丝，看得出他的工作很紧张，也显得很疲惫。
但是，他仍然乐观、坚定，信心十足。他问起这两年我的情况及孩子们的安排，我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他也同我讲了他的情况：他参加西柏坡中央召开的土地会议后，他要求南下到江南敌后开辟新区的报告得到批准，到达豫皖苏区。
当时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中原局要求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做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这样他未能渡江，而被派到汝南工委任书记。成立豫皖苏地委时，任地委书记兼八分区政委，参加并支援淮海战役。
1949年2月，成立十八军，调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作战，历时10个月，途经8个省，作战数百次。成都战役后，决定十八军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兼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兼任自贡市委书记。没过几天，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刘邓首长经过权衡决定由张国华、冠三同志率十八军担此重任。目前正进行思想动员和各种准备。
在我见到冠三同志时，对部队情况和全局情况不甚了解，曾很唐突地向他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四个孩子年纪都还小，可不可以先接来四川安顿？他沉思了一会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又追问道：难道这个问题很难、很大吗？在我的追问下，他不得不全盘托出他的想法。他对我说：“光明呀！我们结婚12年了，由于处在战争年代，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彼此信任，相互支持，最艰苦、最残酷的考验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新中国建立了，是应该过和睦团圆的日子了。
但是，我和全军指战员已经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下达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司令员甚至强调，进军西藏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可以称作是“第二次长征”。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十八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甚至抵触情绪很大。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已的态度和立场，我和你不在川南安家，也不能把孩子接到川南安顿。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只有舍弃儿女情长的牵挂，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把五星红旗胜利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这才是我们红军战士的本色呀！你说对吗？光明同志，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的！我们一起进行“第二次长征”吧！”
他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露。十几年了，我对冠三同志的性格了解得太深了，同时，也非常理解他的处境。作为军政治委员、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全军几万官兵产生重大影响！我对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走过来了，抗日战争那么艰苦、残酷的年代我们也熬过来了，蒋介石也被打垮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现在的西藏还是农奴制度，百万西藏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从小给人当童养媳，实际上就是当奴隶，做牛做马，知道奴隶是什么滋味！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进军西藏，我义不容辞。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受党教育多年，为能同你一起参加“第二次长征”而感到自豪。孩子们我已作了安排，比在战争年代稳妥、安全多了。这些你都放心吧。”他听了我的一番话，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的！
不久，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女干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政策，学习藏语文，做进军西藏的各种准备。
一次，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来看我，一开口就对我说：“光明同志，你带了个好头哇！我一听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他：刘主任，我刚来不久，还没有做什么事啊！他风趣地说：“就你表示要同谭政委一起进军西藏这件事影响就不小啊！在全军带了个好头啊！军党委扩大会上，国华同志连声称赞：“好！好！好！这个头带得好！。老政委还表示：“这次进军如果牺牲了，也要把他的骨灰送到西藏，埋在西藏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老政委的坚定态度，后盾还在你光明同志这里嘛！”我急忙说：“刘主任，这话可就过奖了！冠三同志你是最了解的，即便是我做不到，他也会坚决做到的。何况，我是他的战友和妻子呢，这也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职责嘛！”刘振国听了很高兴，还很关心地询问我身体怎样？孩子们的安排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我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就等一声令下，整装出征了。”
就这样，我同冠三同志一起接受了进军西藏，进行“第二次长征”的光荣任务。
1950年3月4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气壮山河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庄严宜誓：“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解放苦难中的藏族人民，我们一定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花朵开遍全西藏。
誓师大会结束后，一场向“世界屋脊” 开发的大进军开始了。整个部队以无比的热情，积极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当时，在体检时发现我已身怀有孕了，组织上动员我暂缓进藏留在后方。我表示：“既然冠三同志已向全军将士表示了我们共同进藏的决心，那就是说没有后路可走，更不能说了不做，失信于众，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我的坚定态度使他们很感动，并关心地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保重安全。
就这样，我被派到军司令部通信科作报务工作，随军直机关从新津启程。出征部队经雅安、天全、泸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军。其间，翻过了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部队到达甘孜后作了一段休整（大约半年),同时等待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51年7月1日，进藏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下，继续向昌都挺进。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夫妇同军直机关一起行动。
部队翻越了海拔5300米的雀儿山和5000-6000米的达马拉山、甲皮拉山，于7月17日到达昌都。从昌都到拉萨还有2300多里路。沿途横亘着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有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干部战士都要背六七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有时爬雪山还要设法带上干柴，以备野炊用。在积雪没膝的险路上与凛冽的风雪搏斗。晚上就在雪地上宿营，帐篷就扎在雪地里，人一呵气，帐篷里就结成了冰花。不少人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通信科的同志，每天都要超负荷运转。白天和部队一样行军，晚上，部队宿营，我们却要马上设机架线，发动马达开始收发报工作。
部队行进到昌都西北的丁青宗时，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指挥机关在丁青宗驻扎，我们通信科距军指还有一段路程，那天是我值班，走在路上时，我感到肚子有些隐隐作痛，但是我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第一，个人有再大困难也要克服。
于是，我坚持走到工作室。当我用力摇动马达时，因用力过猛而导致大出血流产，人顿时昏迷过去。事后得知，在我处于手术抢救的紧急时刻，冠三同志正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手术后，当军政治部负责同志打电话向他报告，请他早点回来探视，他只对政治部的同志说：“请转告光明同志，脱离危险就好，一定要她注意休息，手上的工作可以暂时交给其他同志，我工作完了就回去看她。”
在我脱险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地劝导我返回内地休养，因为前面的道路更艰险，自然条件更恶劣，冠三同志回来以后，也极为关切地向医务人员了解我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因为药品器械短缺，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先返回四川休养治疗好了再进藏。”我对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生育了六个孩子，死了两个，那是战争的残酷所致。二万五千里长征牺牲了那么多英勇的战士，那是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度困难，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加之敌人强大军事力量的围迫堵截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这次我们接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条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要好得多了。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去见马克思，难道遇到这么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吗？那还能称得上是红军战士吗？还配作谭冠三同志的战友和妻子吗？”他听了我发自肺腑的话，也高兴地笑了起来，说道：“光明啊！我知道你的性格是刚强的，困难面前是不会动摇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一起把“第二次长征”走到底，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的神圣任务。
部队在丁青宗休整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又踏上了西征的路程。我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照料下，仍然顽强地随同部队前进，同雪山冰河搏击，勇往直前。
不几天，部队来到怒江边。怒江两岸悬崖绝壁，江水是冰山雪水，翻滚咆哮，狂怒奔流，一泻千里。军首长亲自带人实地考察，选取比较安全的地带，采用牛皮筏子载人渡江，骡马进行泅渡。坐上牛皮筏，在江水激流中冲荡，很容易使人头昏眼眩。我们只能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全身放松，顺其自然，慢慢漂向对岸。渡江时，人员没有伤亡，骡马却损失了20多匹。
横渡怒江天险后，我们在大草原上走了10多天，来到进军途中最后一座大雪山—一冷拉山。冷拉山海拔6300米，山顶冰雪沉积，空气稀薄，根本没有路。部队刚走到山脚下，就有不少同志出现高山反应。大家一步三喘气，走几步停下来缓缓劲，再使劲往上爬，从山脚下攀登到山顶。爬到山顶极目远望，一片银色世界，景色极其壮丽。但是严重缺氧，使人头昏眼花，头重脚轻，有再好的自然美景，也没兴致去欣赏它了。
下山时更为险峻，从山顶向下俯视，是一眼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可谓人迹罕至，鸟兽绝无。在冠三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坐在地上，双手伸直，双手抱紧枪支，两眼盯住一个方向。一声令下，同志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往下滑，这种办法虽然有危险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呢？同志们把这种特殊的行军方式称作“坐滑梯”。部队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胜利越过冷拉山。据统计，翻越冷拉山时，干部战士口鼻出血的占三分之二，因高寒缺氧，心脏病发作而牺牲的有5人。还有许多骡马倒毙。和我一起行军的一位同志就牺牲在冷拉山顶。
经过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漫漫征途上，十八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顽强的革命意志，用坚实的双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长途跋涉，翻越了十几座高峻的雪山，涉渡过几十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广袤的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踏过了高原流沙和冰川地带，战胜了高原雪山的奇寒缺氧，抗过了狂风骤雨的袭击，克服了物资极度缺乏的困难。终于在1951年10月24日，进抵西藏首府拉萨。
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万名僧俗、群众的欢迎下，18军将士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这支具有光荣历史和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行列中，有数百名英姿飒爽、引人注目的女军人。她们同那些男子汉们一样，带着胜利的喜悦，雄纠纠气昂昂地踏进了高原古老的阳光城—拉萨。胜利地完成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到喜玛拉雅山的神圣任务。
当晚，冠三同志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挥笔写下了豪迈诗篇：
大军西进一挥间，二次长征不畏难；
数月艰辛卧冰凌，世界屋脊红旗展。
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1985年12月6日，冠三同志去世后经中央批准，他的骨灰安放在拉萨西郊一他当年率部创建的八一农场苹果园，实现了他“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夙愿。中国的神圣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他永远守卫在西藏。这对驻藏广大官兵永远是一种教育和激励。进军西藏的岁月让人永生难忘，西藏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雪域老兵吧）：谭冠三将军夫人李光明：进军西藏，我们进行了“第二次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