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5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内，济南、北京军区的战士们进行着精彩的汇报表演。

就在领导团来到擒拿格斗场地后，主席看着沙袋上蒋介石的漫画像笑着说：“啊！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来打你几拳！”顿时，全场响起一片笑声。

原来，这次盛会正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开场。

图|主席观看大比武

从6月到8月间，大比武活动将全军范围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高潮，打造了我军训练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

就连那时候的无名小卒、如今鬓发苍白的老将军，每每回忆起那段火热岁月，都不禁充满着怀念和向往，不少人都将其称之为我军训练史上的黄金时代。

可就是如此意义非凡的大练兵、大比武，为何仅仅持续了几个月，这其中又经历了哪些波折？一起来了解一下。

1954年初，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之后，我军发展方向转为和平时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工作都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好景不长的是，1958年发生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以及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反党集团”错误批判，使得我军一大批将帅或被罢官，或受到不公正处理，这些都对我军发展形成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尤其是军队平日里最重要的正规化训练，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都陷入了低潮，参训部队逐年减少，在这一点上，相关数据统计令人倍感触目惊心。

就拿我军最主要的陆军来说，1957年全训师占比77%，1958年下降为60%，直到1962年居然达到了20%的超低水平，长此以往，我军战斗力注定会严重下降。

就在彭德怀被卸职之后，林彪走上前台，开始着手负责军委工作，身为军委常委的叶剑英则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1960年初，军委决定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被任命为主任，粟裕、张宗逊为副主任，面对部队训练水平日渐下滑的情况，叶帅痛心疾首，决心改变这一局面。

图|叶剑英

1961年7月，由叶剑英起草的《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给全军训练带来了新的转机，这也是他对于搞好军事训练的真知灼见。

“军队的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战斗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困难的、瞬息万变的，特别是未来的战争，更是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所以，我们要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下练兵，还要根据实战的要求来练兵！”

除此之外，叶剑英还提出了全军军事训练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

其一，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特别要在复杂且困难的条件下练兵。

其二，掌握训练要领，讲究训练方法，海军需要出海精练，空军需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要在营苦练、野营精练。

其三，技术训练遵照“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战术训练遵照“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

其四，严格遵守条令、制度，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

7月16日，军委正式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也为后来的大比武创建了先决条件。

其实，当年林彪在最初主持军委工作时，对于部队训练这一方面也保持着极为重视和负责的态度，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就可见一斑。

“不训练不行，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现在情况变了，训练的意义大大超过过去，要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上来。所以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

在训练内容上，林彪还有着“少而精”的主张，要“开得动”、“打得准”，尤其要把200米以内的硬功夫练好，除此之外，夜间作战方面也要多加训练。

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央军委在提高全军军事训练方面的认知是基本保持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上，叶剑英与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使得部队训练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萧索后渐渐有了起色。

图|1962年我军重庆步兵学校大合照

1962年之后，国际局势以及我国周边安全局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等等指示。

源于照搬苏军训练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如何探索出一套适用于我军特点和需要的训练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就在大家翘首期盼之际，“郭兴福教学法”得以应运而生。

提起“郭兴福教学法”自然就要说一说郭兴福这个人。

1930年，郭兴福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的他只接受过几个月的教育，14岁便成为了国民党军的勤务兵。

1948年，济南战役之际，郭兴福随部起义，之后的他成为了华野十三纵队的一名战士，还参加过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战斗经验很是丰富。

源于战火洗礼，郭兴福思想觉悟日益提高，还成为了我党一员。

建国之初，他进入进步兵学校深造，四年学业生涯，18门课程中，有13门课程成绩为“优秀”，5门课程成绩为“良好”，毕业之际被学校评定为上等生。

毕业后的郭兴福来到12军34师军事教导营担任排长，后来又被调往100团二连担任副连长，连队的军事训练工作就在他的职责范畴内。

1961年，12军军长李德生来到部队调研军事训练问题，刚好就在郭兴福所在的连队进行蹲点，一番严苛考验后，郭兴福意识到打好连队训练基础的必要。

其实，李德生当时特别看好郭兴福，因为他有难得的实战经验，还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吃苦耐劳、领悟力强，完全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只不过，郭兴福偶尔也会暴露出一些教学上的缺点，主要就是简单粗暴，可在李德生看来，只要多加引导和帮助，郭兴福完全可以承担起试点分队的教学任务。

图|叶剑英与郭兴福握手

就这样，在李德生的安排下，连队中派出试点班，由一位副排长担任班长，郭兴福则担任教练员，李德生等师部干部全程跟踪指导。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训练，郭兴福带领全班战士进步非凡，还在教学方面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成型的方法，郭兴福从简单粗暴渐渐转变为能够将政治工作融入训练，还能做到因材施教，试点班生龙活虎。

凑巧的是，当时《军训通讯》的副主编出差搜集素材，刚好来到郭兴福所在的部队，面对试点班的朝气蓬勃，一行人顿感喜出望外。

“不去福建了，就留在金华，请军里派几名同志，我们一起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

10月份，《军训通讯》特地做了一期增刊，集中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来密切关注我军部队训练的叶剑英也因此将“郭兴福”的名字记在了心里。

率先对郭兴福教学法引起重视的是南京军区，分管部队训练的王必成副司令特地调郭兴福等战士来到南京进行汇报。

1962年初，分管训练工作的张宗逊副总长在看过汇报表演后也是兴高采烈：“像郭兴福这样严肃、认真、灵活地训练单兵、小组的方法，是个方向问题，也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同意在南京军区推广！”

此后，张宗逊又向叶剑英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感想，而南京军区也在1962年末开始在本军区进行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秋冬，叶剑英亲自来到镇江，不但看到了郭兴福带领试点班的优异表现，还看到了许多运用郭兴福教学方法涌现出来的优秀教练员与先进战士。

面对如此卓越的汇报表演，叶剑英兴奋地说着：“大开眼界！大开脑筋！这才说明咱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图|总参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现场会议

都说内行人才能看出其中门道，叶剑英经过视察后，对郭兴福教学法进行了深刻总结，尤其是五大特征，完全可以深度运用到全军现代化建设中去。

几天之后，叶剑英便正式向中央军委提交报告，简明扼要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内容和特点，力荐军委在全军范围内加以推广。

在他的汇报中，有一句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那便是“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在主席看来，郭兴福教学法是对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1964年新年伊始，中央军委便号召全军掀起一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1月末，数九寒天、阴雨绵绵之际，郭兴福带着试点班在泥潭中摸爬滚打，所有展示一丝不苟，前来参观学习的将士们都感到极为震撼。

不少身经百战的将军都对此有着很深的感慨：“从前我们也做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可都没有郭兴福教得这么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们稍有差错就能被他发现，这样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应都很快，还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处置和动作，！我们部队要是都能这么训练，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就都不怕了！”

就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练兵活动迅速展开之际，罗瑞卿率先提出了全军大比武的建议，如此一来，既能检验大练兵的成果，还能给大练兵活动再添一把火。

当年这场大练兵，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以及罗瑞卿、刘伯承等军委领导都有深度参与，对于各个部队的大比武表演，叶剑英的看法极为客观。

图|1964年罗瑞卿视察军区工作

“抓培养尖子，搞样板是对的，但培养尖子的目的是为了练好战斗中过硬的本领，不是为了夺锦标，千万不要搞那种舞台式的、杂技式的表演，有了尖子，还要由点到面，普及提高！”

在军委众位领导眼中，汇报表演都在其次，狠抓部队基础训练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技术搞不好，基础打不牢，功夫不过硬，战术是空的”。

众人纷纷摇旗呐喊之际，偏偏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现异常冷淡，此人正是林彪，而他的这一反应恰恰为大比武的结局埋下伏笔，而要说当年大比武的热闹局面，至今都让见证过的人难以忘怀。

1964年6月初，在一份反应大比武情况的简报中，主席兴致勃勃地批示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主席此举恰恰是对大练兵的极度重视，要说我军最高瞻远瞩的领袖非主席莫属，贺龙在看到简报后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视察比武的罗瑞卿和张宗逊致电，请他们加以安排。

经过一番商量后，两人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来到北京，向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做汇报表演，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当天下午，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一众中央领导以及各中央局、各部委等数百人齐聚北京西郊射击场。

首先开始的是射击表演，主席聚精会神地通过望远镜观察弹着点，两名射手弹无虚发，实力不凡，主席也高兴地连连鼓掌。

主席随后询问来自济南军区优秀射手宋世哲：“训练苦吗？”宋世哲回应道：“报告主席，不苦！”只见主席欣慰地说道：“是的！训练就是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打得准，才能打败一切反动派！”

图|大比武时主席观看国产半自动步枪

在擒拿格斗场上，战士们的格斗表演可谓精彩奉承，要知道，6月中旬的北京已经处于炎热之中，观看表演的众人都拿着一条毛巾擦汗，主席也不例外，可到了格斗精彩环节时，主席一度看着表演愣了神，毛巾也因此被他一直捧在手上。

到了晚上，在主席最重视也最期待的夜间表演环节，主席看得兴致勃勃，还一直在询问战士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身为我军精神领袖，他的肺腑之言听起来还是那样的令人振奋不已。

“敌人越凶，我们越不能怕他们！蒋介石过去不凶吗？美国不凶吗？只有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不同，我们才要重视。军队无非要学习两个东西，一个会打、一个会走，打就是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观看演出结束后，主席再一次嘱咐贺龙等军委领导，不但要培养尖子，也要做到全军训练普及。

从7月16日至8月23日，全军按照不同的军种、专业，在全国18个地区分别举行了比武大赛，每个地区比武时间为一到两周，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日间科目与夜间科目都有涉猎。

就这样，1964年全国大比武在神州大地浩浩荡荡开场，9月30日，叶剑英与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起草《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对大比武的成绩和经验做了总结。

据统计，参加大比武的一共有3318个单位、3.3万人、3766个项目，还评选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位尖子个人。

那一年，我军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秀成绩的个人是1963年的四倍，各类军事项目能手都比1963年成倍增长，尤其是参加大比武的指战员，很多都成为了部队建设的骨干。

就在大练兵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军委领导也发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便是有如1958年大搞“卫星田”的类似做法。

图|叶剑英观看全军炮兵比武大会

就比如，罗瑞卿在成都军区发现有些部队存在拼凑“尖子”的情况，他立即给予制止与批评，尤其对于那些对成绩弄虚作假的部队领导更是给予了申斥。

1964年11月16日至29日，由贺龙、叶剑英、罗瑞卿主持全军军训工作会议，对于主席提出的军队训练普及工作的指示进行了研究，会议确定普及工作要从实战要求出发，还要从部队实际、训练实效出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深入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虽说此时的大练兵，在一些部队执行层面的确出现了偏差，可大局还在掌控之中，就在此时，一场军中浩劫再度来袭，又一次让刚刚复苏的军队训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大比武方兴未艾，最悲哀的事情却发生了，再也坐不住的林彪开始挖空心思地挑毛病、伺机发难，在此之前，他身为军委主席一直称病不出，对大比武也是冷眼旁观。

1964年10月，叶群在林彪的委派下参加了总政治部召开的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座谈会，会上虽有人反映少数单位训练存在虚假成分、形式主义，可如此正常的工作汇报却成了林彪眼中的可乘之机。

此后的叶群来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蹲点，一到部队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次‘大比武’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彪同志搞的，看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

至于收集资料方面，有关于成绩方面一概点到为止，面对大比武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叶群带领秘书团千方百计地追问、暗访，尤其对于那些面对训练怕苦怕累或是存在不满情绪的士兵，为了怂恿他们揭发问题，叶群还打下保票：“不要怕报复，有我们撑腰！”

图|林彪和叶群

在叶群等人口中，连队对训练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是“只要环数、米数、不要思想革命化”的表现，就连战士们业余展开训练也成为“不让战士休息”等等。

当叶群言之凿凿地将四份材料准备齐备后，林彪认为是时候对大比武进行兴师问罪了。

12月28日晚，林彪来到广州面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要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1965年初，第八次军委办公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叶群等人杜撰出来的调查报告，军委成员以及各军区领导大都仗义执言。

在大家看来，大比武的确暴露了一些缺点，可这毕竟只是军队发展中的必然问题，关键的是如何去解决，军委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指责、泼凉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

作为会议主持的罗瑞卿，也是大比武的倡导者，在林彪抛出如此论断后，他既不认同对大比武完全否定的论断，又要对林彪表示尊重，索性倡导参会人员对林彪的指示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在政治统率军事以及一切工作的原则下，将政治思想工作同军事技术以及其他具体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面对大多数军委成员以及各军区领导对大比武表示肯定，林彪感到出乎意料，在此之后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文件中，他明确了1965年军队工作要以“突出政治”为主。

就这样，刚刚在大练兵、大比武氛围下兴起的军事训练被大幅度压缩，就连师以上规模的比武也被通通取消，取而代之的政治工作成为了一切工作的首要标准以及考核、选拔的首要条件。

图|1964年全军大比武现场

曾经在大比武运动突显出来的尖子兵，本是军队的精英却遭到了排挤和批判，虽说叶剑英曾出面大力抵制林彪的种种做法，可在如此不堪的大氛围下，他的正确意见已经无法左右局面了。

如今看来，大练兵、大比武的开端都有林彪的首肯，至少他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可之后的横加阻拦就显得极为不合理，终其原因，只是因为他在发泄心中对于自己被冷落的不满，尤其是对发起者罗瑞卿的怨恨。

其实，林彪起初与罗瑞卿是一对不错的工作搭档，尤其是林彪任职中央军委主席后，因为常常养病的原因，罗瑞卿还被林彪提议担任总参谋长。

可就在主席指示罗瑞卿遇事多向军委副主席贺龙请示之后，眼看着贺龙在主席的推举下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心生敌意。

“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如此论断，足以见得林彪的司马昭之心。

1965年七八月份，林彪果然对罗瑞卿下手了，一系列罪名罗织到了他的头上，罗瑞卿被解除军队一切职务，就连贺龙也无法继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很好解释了，动荡时期到来，尤其是曾经在大练兵、大比武中表现突出的军队干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迫害。

在这里还要提及那位曾名震我军的郭兴福，在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几乎被逼到走上绝路，后来又遭受了长期关押，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至于军队正常的教育训练也变得无从谈起，从此，大练兵、大比武也就成为了尚未远去的历史。

1991年4月，南京军区举办的隆重集会，也是“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年的纪念大会，中央军委领导回首1964年大比武依旧赞许有加。

从那之后，我军总部号召全军继续前人的传统，为部队持续培养更多的教练员、指挥员、政工人员。

图|郭兴福教学法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唯有时刻保持警觉，以最笨重的气力去做最大的努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我军如今得以傲视世界的原因所在。

至于曾经的大练兵、大比武，兴起是我军的幸运，落寞更是我军的悲哀，惟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