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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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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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绍

(二) 抵达湖南

(三) 虎踞茶场校部

(四)虎踞镇、四排房

(五)平水黄沙铺、菜花坪和财贸干校

(六)盖房、机务连、茶厂

(七)水与火、民居、当地话

(八)穿衣、照相、猪

(九)行李、寻亲、娱乐、偷听敌台、探亲、男女有别

(十)奔驰换卡车、干校的拖拉机、学地理

(十一)“坏分子”老唐、大师傅

追忆似水年华

2019年11月12日,我们一行5人从湖南干校旧址转抵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旧址。

这是一段历史的追忆。既有对青春成长经历的回味,也有对干校人和事的一些再现,还有对干校生活的反思和某种总结。

当年的许多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而逐渐淡漠,成为零星的碎片,有些人和事几乎从脑库里忘却。此次回访,又将这些碎片和残渣回串起来一些,感受颇深。

五七干校对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历史印记,有着宁愿忘却的苦难和抱怨。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大家都一样,现在回顾那一段过去,可以看出干校生活使得我们离开了城市和学校,随父母到穷乡僻壤的农村,是“文革”造就的一种历史的剥夺。它使我们不能正常地读书学习,不能按照正常的社会轨迹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学业的耽误,对我们一生的发展和就业影响是巨大的,尽管很多干校子弟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所说的这种历史剥夺,是对我们青春成长的最大伤害。

然而,五七干校的经历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田园劳动和淳朴的生活也曾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情趣。离开北京的城市生活,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一些农村、农民的情况。艰苦的生活使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加强,田间的劳动使我们的体魄逐渐强壮,政治运动和父母的境遇使我们思想上更早地成熟。我们仍然能在同龄的伙伴中找到乐趣。我们就是从这样一条冷暖交织、苦乐相间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留下青春的印记,从幼稚的少年时代走向青葱的青年时代。

人是有选择性记忆的动物。

我们在回访的过程中对过去所经历的磨难没有太多的铭心刻骨,也没有无穷无尽的怨天尤人,更多的是回想起一些当年的人物和旧事,以及当地的旧貌和风土人情。在陆续回访的干校子弟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父母在政治运动中挨整受批的过去,也没有人对“文革”中的干校滔滔不绝的批评和咒骂。历史已经翻过去很多篇了。虽然当年的磨难和被剥夺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也造就了我们新的人生,使我们更快地成熟,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的复杂和不同,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对自己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

回访追忆,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一种享受和追求,也是一种特殊的凝聚力。特别是同龄人集体回忆、追溯过去共同的经历和青春时光,是那样的鲜活贴近,是那样的生动真切。这给我们带来了兴奋、激动、开心、快乐、轻松。

人总是这样,当你回想年轻时代的往事,总是删去沉重不快的旧事。当你和旧时的同伴在一起回顾往事的时候,常常会把过去的一些丑事和愚蠢变成一种轻松的玩笑,加以描述和回味。大家也就是一笑了之,没有人会有那种顾及面子的认真。这就是发小,不管这帮人说你什么,你也不会往心里去,还会乐呵呵地笑脸相迎。换一个场合,别人揭你以前的短儿,你立马跟人家急。

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从小就集中住在机关宿舍,父母又同在外交部门工作。这些原因使我们这些人在过去的50年里基本上保持着联系,或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大致了解各自的状态。共同的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是我们今天的纽带。

共同的干校生活经历、共同的忆旧、共同的感受,使我们产生了共同的想法,采取了共同的行动——一定要回当年的干校看看。

江西上高干校

江西上高干校在与湖南干校、湖北干校合并后,成为外交部最大的干校(我不知道山西离石干校后来是否合并过来,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外交部唯一的干校。北郊干校是后来成立的,我没有考证。)我记得我在上高时,湖北干校并过来了,其中有我要好的发小汤建、袁克西等人。

上高干校校部距县城不远,在县城的东北方1公里左右的地方,现已荡然无存,旧址是现在的上高二中,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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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西干校校部旧址,现为上高二中

县城距镜山口约3 公里,镜山口距竹子棚约2公里。竹子棚是干校最大的点。三个干校的点是沿着公路一路顺下来的,说起来不算远,可走起来极费力,从镜山口和竹子棚去校部和县城要翻越几个大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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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上高县镜山口

那时的镜山口处的公路挺陡的,骑自行车者必须下来推着才可以翻越。难怪当年日本鬼子损兵折将,打了半个多月也没有攻下镜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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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老浮桥

县城那时分老城和新城,以锦江为界,去老城那边需经一座浮桥。那是我一生第一次过的浮桥,印象很深。当时水泥大桥正在建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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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江西上高锦江边留影

镜山口当年的沙石公路是沿地势弯曲而行的。现在已经劈开山取直了,宽阔的柏油沥青路,达国家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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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镜山口大观塔留影

干校在的时候,镜山口满山葱绿,树林茂密。当地老俵说,当年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山上被炮火炸得光秃秃的,几乎寸草不生。现在满山的杉树,都是“大跃进”之后种的,封山育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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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无人机镜头下的镜山广场

镜山口一带在六七十年代还有狼出没。在镜山口住过的干校人员曾经听到过夜间狼在山上叫。

干校镜山口点就在公路边。干校自己盖了20多排红砖房。我爸我妈就在镜山口的14连。我到江西就住在镜山口,所以对镜山口一带比较熟悉。镜山口干校点是个基本全封闭的地方,与附近村落的农民没有什么来往。干校自己办的中学设在镜山口。

我父亲孟英、母亲王宏瑜从湖南转到江西后,调在一起了,干校给分了一间房,在14连。14连的人员基本上是湖南来的基建1连。连长是张宗绪,指导员好像还是邢松镒,副连长姓陈, 副指导员孙苗伊。

人物:张宗绪

张宗绪当时只有30多一点儿,很年轻,是个老资格的什么大首长的儿子,后来任驻休斯顿的副总领事,任内正好赶上处理中国留学生李存信叛逃的事。

20岁的李存信是公派到美国学习跳芭蕾舞的留学生,1981年学习完成,临回国前几天到领事馆,说不回中国了,因为他与一位美国姑娘结婚了。张宗绪怀疑是美国或台湾在背后策反,就把李存信扣留在领事馆了。

李存信的妻子和律师极力营救,把事情捅到白宫去了,里根总统过问此事。副总统老布什直接打电话给邓小平,邓表态尊重李存信个人的意愿。总领事不在,张宗绪只好放人。

因为此事惊动了中美最高层,张宗绪随即被调回国内,后挂职到厦门当副市长。赖昌星出事后,审查出张宗绪去过几次赖昌星的红楼。中央工作组找他谈话,要他坦白揭发。张宗绪过于紧张激动,一下子脑梗,后免于处罚,一辈子就这样完结了。

老邢不久就调回部里,71年底作为代表团成员跟着乔冠华去了联合国,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孙苗伊丧夫多年,后来嫁给了田曾佩。田曾佩升任副外长,孙苗伊成了副外长夫人,风光得很。

老陈不是外事干部,后来没有升上去,下落不明。

我们这一拨人基本上都是70届的,回北京参加中学分配去了,只有党京华跟着去了江西。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每个人都与江西干校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人生重要转折

我在江西干校待了四五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我是怎样到江西干校来的呢?

1970年12月,我和大多数70届的干校子弟一起回北京参加学校分配。此时,我的父母都已转到江西去了。我回北京后没有去学校参加分配,直接去找国防部外事局的张叔叔去了,打算由他安排我走后门去当兵。那时,干部子弟当兵大都是通过父辈在军队的熟人安排,直接入伍进军队。张叔叔是我父母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前一年(1969年底)我家老二、老三就是由他安排,离开山西插队的农村入伍的。

北京活动一番未果,收到我妈的电报,让我去福州找福州军区的周赤萍。周赤萍当时任福州军区政委,抗战时期一直是我爸的领导,很熟。“文革”前我爸我妈出国驻外时,周赤萍是我家的监护人,在北京任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安排我入伍应该没有问题。那年我16岁。

我到福州后,被安排在军区一招,经过填表体检后,就入伍穿上军装,分到福州军区通讯8团集训大队无线电中队。

当了一段时间兵后,有一天,周赤萍的秘书何秘书在中队长和指导员的陪同下来找我谈话,意思是部队给外交部发了政审材料,外交部回复我爸政治上有问题,影响子女入伍当兵。何秘书说:“你父母在五七干校,你回五七干校开个证明,政审合格,你再回来。什么时候开出政审合格,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是前线部队,政审很严格。”

我当时想,去年我家老二、老三当兵都没有问题,到我这儿也应该可以过,于是脱下军装,去江西上高干校。

到家后,父母大惊。怎么回来了呢?我告知部队意见,父母沮丧,心情极差。那会儿我爸心脏病严重,跟陈家康生前差不多。我妈多次去校部要求开政审证明,回复说运动未结束,我爸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不给开。拖了了个把月,最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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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人民医院,我爸就在右边第一个窗户,向阳。窗外不远有个大喇叭,每天广播新闻、样板戏,特吵人。我爸怕吵,老让我关着窗户。

这时我爸心脏病急发,住进上高县医院,每天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生命极其危险。我妈见状,觉得身边没有子女不成,果断决定不让我动了,让我每天在医院陪住,照看护理我爸,同时通知在部队的老大、老二、老三速请假回探,在陕西延安的老四也赶快回来。

那时我每天在病房里搭地铺,在走廊里生个煤油炉子,给我爸熬鸡汤、煮流食,前前后后三个多月。好歹我爸福大命大,终于挺过来了。

我的父母:孟英?王宏瑜?

我爸1913年出生,于2020年4月29日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107周岁,在党84年,是外交部最长寿的老同志了。

我爸百岁生日照

(99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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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百岁时,外交部长王毅写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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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百岁生日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的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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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百岁寿辰时,蒙古驻华大使给的贺信,还附了一本中蒙两国建交后友好来往的图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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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工作过的中国驻中非使馆,当任大使孙海潮写的贺词。(当任中国驻蒙古大使王小龙特地托人送了一副画到我家来贺寿。)

父亲生前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纪念勋章,还有一枚任中蒙友协会长时,蒙古总统颁发的银星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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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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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于1978-1983年担任中国驻蒙古大使,为表彰他对中蒙友好关系的贡献,蒙古总统颁发的银星勋章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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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孟英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照。

我爸命大活得长,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一个不拉地都赶上了。国家规定,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被授予。建国70周年的时候,中组部特地派人来医院看望我爸,并确认作为老同志是否能够乘坐受检阅的花车,遗憾的是,我爸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出现在这辉煌的盛典上了,颇为遗憾。中组部后来补发了一份请柬,邀请我爸出席建国70周年国庆观礼,座位是东一台一排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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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观礼邀请函

有一次我在北京医院北楼碰见一熟人,说起这事儿,他爸也收到了一份请柬,也是东一台一排一号。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是很珍贵的,因为活着的实在太少了。我爸也没有参加过红军,他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来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1936入党的。但国家规定,“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就算。这种纪念勋章国家发的特少,好像只有两三千枚。外交部里符合国家标准的一共17人,又赶上了。

我爸2020年去世,没有没赶上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颁发的在党50周年的纪念章,挺遗憾的。尽管这样,许多老同志子女后代对我家也是羡慕不已。赶上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人活着真好!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基本上都赶上了。

我妈王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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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1918年1月出生,山东泰安人,出身农家;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高小毕业,在小学里当老师,还曾经在抗大一分校当过学员,在当时的山东妇女当中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了;1938年入党,那年刚刚20岁;1940年接替吴瑞林夫人刘军任泰山区的妇女主任;调入外交部后曾在外交学院学习了几年,有正式的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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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王宏瑜50年代的照片

我妈原名程淑贞,参加革命后,为了防止当地汉奸迫害报复,就效仿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改名为王宏瑜。

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后,上级领导了解到我妈有文化,就让她搞宣传动员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发现韩复渠的败兵赶紧报告共产党组织,派人把败兵手里的武器给弄下来,武装咱自己的队伍。后来还动员群众收缴台儿庄战役散兵的枪支武器。山东抗日游击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我妈主要做妇女工作,支前筹粮,照看伤员。我妈把自己家的地卖了,做了100件棉袄送到队伍上去。

我妈这人命大,多次遇到日本鬼子都差点儿没命。

一次他们在山上照看15个伤员,实在饿得不行,下到镇子里找关系,弄了一斤多小米,回来路上遇到鬼子,赶紧把粮食埋在地里,用纸包了些土。鬼子用刺刀顶着盘问,我妈说纸包里是从观音庙求的土,治病用的。另外两个男的挨了几枪托。鬼子没发现粮食,否则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是一些地方干部在村子里,鬼子从村头进来,我妈他们从另一头往后山上跑。鬼子追了一会儿,开枪了。我妈说打在身边的石头上冒火花,真的挺危险的。

类似这种危险的情况我妈遇到过五次八次的。外交部的女干部有不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真正在前方见过日本鬼子的人没几个,绝大部份都是在后方或者在延安,没见过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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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妈妈王宏瑜在东北五常外交部五七干校喂猪的照片。

我妈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1982年以前,外交部驻外大使夫人任职参赞的也屈指可数,不多。我妈在女同志里资格也算是比较老的,1992年去世。因为去世得早,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一个也没有赶上。

忆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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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父亲(骑白马者)任鲁中军区三分区副政委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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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父母结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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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打了胜仗,缴获国民党军队大炮(看上去是日制的山炮)。右二高处戴眼镜的是我爸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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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我妈调入外交部时的军人转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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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父母调入外交部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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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成都驻外使节会议合影。二排左四我母亲王宏瑜,三排左四我父亲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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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颖超、康克清、聂荣臻接见驻外使节夫人。我母亲在三排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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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华国锋、胡耀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驻外使节会议人员合影。二排左三,我父亲孟英;二排左四,我母亲王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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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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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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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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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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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蒙古使馆院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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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坦克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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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北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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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使馆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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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蒙古使馆院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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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文革”前孟英与夫人王宏瑜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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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6日,孟英大使向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递交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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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孟英大使向桑给巴尔总统赠送中国拍的桑给巴尔纪录片一套。左一孟英,左二夫人王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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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与夫人到中国使馆。右四为孟英夫人王宏瑜,左一总统卡鲁姆,左三卡鲁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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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中非使馆,刘宁一率人大代表团访问中非。前左一胡厥文,左二吴晗,左三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上将(便装),左四我母亲王宏瑜,左五刘宁一,左六黄甘英,右一孟英大使,后排左一法语翻译齐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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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孟英大使在蒙古递交国书,身后是蒙古的礼宾官,再后面是使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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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哥1946年的照片,一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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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出国上任前到“六一”幼儿园看望大儿子孟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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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回国探亲,与四个儿子合影。那时还没有我,我是1954年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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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五兄弟与父母的合影。因为父母长期驻外,家庭的合影不多。特别是“文革”以后,家里人分散到天南海北十几年没有团聚过。

五兄弟于2018年在家中的合影。前排右一老大孟达林,右二老二孟新海,后排右一老三孟大庆,右二老四孟和平,右三孟京生。

小时候因为我家男孩子多,比较闹,外交部的干部和家属上上下下都管我们五兄弟叫“孟家五虎”,成为别称,连周总理和陈毅部长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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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孟英家全家福。缺长孙女和长孙女婿,因长孙女在家中坐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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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在山东潍坊26军军部与部分山东老同志子女参加纪念鲁中军区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前排左起:罗舜初中将之子罗小明,济南军区干部、岳思平(军科大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之子黎小弟、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济南军区副政委某中将、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26军军长马宜明少将、前农业部长霍士廉之女霍玲海军少将(解放军中唯一来自作战部队的女少将)、胡奇才中将之子胡鲁克、26军王副政委。

后排左四我二哥孟新海,左五是我。

1971年的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江西干校的经历就是这样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一是我当兵不成,二是我爸差点命归西天。这一段经历铭心刻骨,可以说也是一种磨难。

其实,干校比我家境遇不济的人家有很多。王炳南是干校岁数最大的人,像陈家康一样,一个人在那里被隔离审查,没有家人在身边。我第一次跟我妈去校部时,看见陈楚戴个破草帽,拿一根竹竿轰鸭子呢。我妈告诉我,那是陈楚,给我的印象深刻。在竹子棚,我妈看见一个穿破补丁裤、手里拿一把铁锹的人,告诉我,那是薄一波的女儿。

我对江西干校没有什么好印象,有些好的回忆还是和当年的小伙伴一起玩儿的印象。

回京住外交部招待所

1971年夏,我爸我妈觉得我还是得回日坛中学参加分配,就让我回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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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开的介绍信

我回北京后,住在东交民巷30号的招待所。那时来往比较多、同住招待所的有许建国家的杜安琦、杜安陆、杜新启(杜家老五、老六、老七),梁上苑家梁老大、梁小六。后来姜建他们回来了,也住招待所。受大孩子影响,我们喜欢凑在一起议论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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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30号新楼楼顶,背景有故宫、景山、北京饭店。照片上从左到右为袁克西、林铁、何小明、荣海京,都是干校回来的,在招待所住过近10年。

1971年秋,出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国加入联合国;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中国的形势大变。

住在招待所有几十个干校回来的孩子,没有大人管,天天闹,瞎折腾,惹祸……

回访江西干校

我们一行人回江西后,到原校部,镜山口,竹子棚都去了。校部已并入市区了,不复存在了。镜山口大部保留下来。竹子棚也保留下来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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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竹子棚的合影(右一为县委办公室邹副主任)

我因为在镜山口住过,对此地熟悉,最大的愿望是寻找当年住过的房子。镜山口还有十几排干校当年盖的红砖灰瓦房在。我问了几家住户,了解到他们是当地农业学校的退休人员。根据记忆,我去寻找当年我家住过的那间房子,很顺利就找到了,在右手第四排第三间。因为这排房比较特殊,是阴阳两面都有房间,中间有个门相通。这种建筑在镜山口只有几栋。

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完结篇)

作者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房子

当我依照记忆走近当年我家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其间又有回顾过往的感慨。当我数到第三个门时,心中十分肯定,没错儿,就是这儿!还是当年的红砖灰瓦(当地烧制的小片月牙弯儿的土瓦),门窗是绿漆的。当年的门窗是本色的,没有漆,只有一层桐油防潮。房门开在左手侧,门前有一小块平台,约两平方米,供住户放工具杂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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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过的房子

找到自家后,兴奋和高兴溢于言表,赶紧请同行的伙伴儿多给我照几张相,准备拿回家给几个哥哥看看。我的四个哥哥有三个探家时在此住过。

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完结篇)

当地政府在镜山口旧址中央砌了一块石碑,斜切面的黑色大理石面,上面套金色刻着“外交部五七干校旧址”。我找附近的住户借了一个水桶,打水冲洗了石碑,光亮如新。大家集体碑前合影留念。这样显得有仪式感。碑后的大树是50年前干校种的,树干已有水桶粗,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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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正在冲洗五七干校的石碑

尽管我对江西干校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寻访到旧居还是有挺强的恋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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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棚的大食堂还在

到竹子棚,过去的大食堂还在,建筑完整,有当地好事者主动给我们介绍,很热情,让人感动。向导指着一排临路的房子说,中间那间原来就是周南住的。周南在60年代初,与我妈妈在一个科工作,一个是科长,一个是副科长。他调走时全科有张合影,现在我家仍然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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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为周南当年的住处

人的记忆总是对自己熟悉的人更加关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弄不清谁对谁错的混战,最终被定为是一场浩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算是人生的磨难。经历过五七干校生活的人也是实实在在的磨难,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同样如此。磨难使人成长,磨难使人成熟,磨难使人走向成功。

尽管我们这些干校子女对干校的感受和情感不尽相同,但这里确实实在在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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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上高五七干校的外交子弟合影

离开干校旧址时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不是舍不得离开,而是心中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此地看看了,同时感慨于历史的脚步和人生的大翻转。

好好活着就什么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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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来说对苦难、艰难、磨难、失败、挫折会比较容易淡忘,对成功、幸福、真情的爱则铭记在心底,并时不时打开忆旧的思维雷达,把那些值得回品的幸福和快乐再扫描和搜索一下,以饕自己。

人之渐老,近期记忆衰退,眼跟前的事撂爪就忘,对年轻时的各种快事记忆犹新,有些甚至铭心刻骨。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甜蜜的回忆。

干校面面观说的是表面上的事。但是可以让人把五七干校了解个大概齐。尽管各个五七干校有所不同,但有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差别在于程度。

这一篇写得比较杂而零乱,本应该好好改改,本人也就这水平了。我写东西牢牢记住:要有料,有故事,让人爱看,少发议论。这一回议论太多,招人烦,请见谅。

——孟京生 (“孟小五”)

二〇二二年

– END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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