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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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绍
（二） 抵达湖南
（三） 虎踞茶场校部
（四）虎踞镇、四排房
（五）平水黄沙铺、菜花坪和财贸干校
（六）盖房、机务连、茶厂
（七）水与火、民居、当地话
（八）穿衣、照相、猪
（九）行李、寻亲、娱乐、偷听敌台、探亲、男女有别
（十）奔驰换卡车、干校的拖拉机、学地理
（十一）“坏分子”老唐、大师傅
追忆似水年华
2019年11月12日，我们一行5人从湖南干校旧址转抵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旧址。
这是一段历史的追忆。既有对青春成长经历的回味，也有对干校人和事的一些再现，还有对干校生活的反思和某种总结。
当年的许多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而逐渐淡漠，成为零星的碎片，有些人和事几乎从脑库里忘却。此次回访，又将这些碎片和残渣回串起来一些，感受颇深。
五七干校对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历史印记，有着宁愿忘却的苦难和抱怨。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大家都一样，现在回顾那一段过去，可以看出干校生活使得我们离开了城市和学校，随父母到穷乡僻壤的农村，是“文革”造就的一种历史的剥夺。它使我们不能正常地读书学习，不能按照正常的社会轨迹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学业的耽误，对我们一生的发展和就业影响是巨大的，尽管很多干校子弟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所说的这种历史剥夺，是对我们青春成长的最大伤害。
然而，五七干校的经历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田园劳动和淳朴的生活也曾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情趣。离开北京的城市生活，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一些农村、农民的情况。艰苦的生活使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加强，田间的劳动使我们的体魄逐渐强壮，政治运动和父母的境遇使我们思想上更早地成熟。我们仍然能在同龄的伙伴中找到乐趣。我们就是从这样一条冷暖交织、苦乐相间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留下青春的印记，从幼稚的少年时代走向青葱的青年时代。
人是有选择性记忆的动物。
我们在回访的过程中对过去所经历的磨难没有太多的铭心刻骨，也没有无穷无尽的怨天尤人，更多的是回想起一些当年的人物和旧事，以及当地的旧貌和风土人情。在陆续回访的干校子弟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父母在政治运动中挨整受批的过去，也没有人对“文革”中的干校滔滔不绝的批评和咒骂。历史已经翻过去很多篇了。虽然当年的磨难和被剥夺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也造就了我们新的人生，使我们更快地成熟，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的复杂和不同，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对自己的未来是何等的重要。
回访追忆，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一种享受和追求，也是一种特殊的凝聚力。特别是同龄人集体回忆、追溯过去共同的经历和青春时光，是那样的鲜活贴近，是那样的生动真切。这给我们带来了兴奋、激动、开心、快乐、轻松。
人总是这样，当你回想年轻时代的往事，总是删去沉重不快的旧事。当你和旧时的同伴在一起回顾往事的时候，常常会把过去的一些丑事和愚蠢变成一种轻松的玩笑，加以描述和回味。大家也就是一笑了之，没有人会有那种顾及面子的认真。这就是发小，不管这帮人说你什么，你也不会往心里去，还会乐呵呵地笑脸相迎。换一个场合，别人揭你以前的短儿，你立马跟人家急。
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从小就集中住在机关宿舍，父母又同在外交部门工作。这些原因使我们这些人在过去的50年里基本上保持着联系，或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大致了解各自的状态。共同的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是我们今天的纽带。
共同的干校生活经历、共同的忆旧、共同的感受，使我们产生了共同的想法，采取了共同的行动——一定要回当年的干校看看。
江西上高干校
江西上高干校在与湖南干校、湖北干校合并后，成为外交部最大的干校（我不知道山西离石干校后来是否合并过来，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外交部唯一的干校。北郊干校是后来成立的，我没有考证。）我记得我在上高时，湖北干校并过来了，其中有我要好的发小汤建、袁克西等人。
上高干校校部距县城不远，在县城的东北方1公里左右的地方，现已荡然无存，旧址是现在的上高二中，一所学校。
原江西干校校部旧址，现为上高二中
县城距镜山口约3 公里，镜山口距竹子棚约2公里。竹子棚是干校最大的点。三个干校的点是沿着公路一路顺下来的，说起来不算远，可走起来极费力，从镜山口和竹子棚去校部和县城要翻越几个大坡。
80年代的上高县镜山口
那时的镜山口处的公路挺陡的，骑自行车者必须下来推着才可以翻越。难怪当年日本鬼子损兵折将，打了半个多月也没有攻下镜山口。
上高县老浮桥
县城那时分老城和新城，以锦江为界，去老城那边需经一座浮桥。那是我一生第一次过的浮桥，印象很深。当时水泥大桥正在建造中。
作者在江西上高锦江边留影
镜山口当年的沙石公路是沿地势弯曲而行的。现在已经劈开山取直了，宽阔的柏油沥青路，达国家一级标准。
作者在镜山口大观塔留影
干校在的时候，镜山口满山葱绿，树林茂密。当地老俵说，当年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山上被炮火炸得光秃秃的，几乎寸草不生。现在满山的杉树，都是“大跃进”之后种的，封山育树呢。
2018年8月，无人机镜头下的镜山广场
镜山口一带在六七十年代还有狼出没。在镜山口住过的干校人员曾经听到过夜间狼在山上叫。
干校镜山口点就在公路边。干校自己盖了20多排红砖房。我爸我妈就在镜山口的14连。我到江西就住在镜山口，所以对镜山口一带比较熟悉。镜山口干校点是个基本全封闭的地方，与附近村落的农民没有什么来往。干校自己办的中学设在镜山口。
我父亲孟英、母亲王宏瑜从湖南转到江西后，调在一起了，干校给分了一间房，在14连。14连的人员基本上是湖南来的基建1连。连长是张宗绪，指导员好像还是邢松镒，副连长姓陈, 副指导员孙苗伊。
人物：张宗绪
张宗绪当时只有30多一点儿，很年轻，是个老资格的什么大首长的儿子，后来任驻休斯顿的副总领事，任内正好赶上处理中国留学生李存信叛逃的事。
20岁的李存信是公派到美国学习跳芭蕾舞的留学生，1981年学习完成，临回国前几天到领事馆，说不回中国了，因为他与一位美国姑娘结婚了。张宗绪怀疑是美国或台湾在背后策反，就把李存信扣留在领事馆了。
李存信的妻子和律师极力营救，把事情捅到白宫去了，里根总统过问此事。副总统老布什直接打电话给邓小平，邓表态尊重李存信个人的意愿。总领事不在，张宗绪只好放人。
因为此事惊动了中美最高层，张宗绪随即被调回国内，后挂职到厦门当副市长。赖昌星出事后，审查出张宗绪去过几次赖昌星的红楼。中央工作组找他谈话，要他坦白揭发。张宗绪过于紧张激动，一下子脑梗，后免于处罚，一辈子就这样完结了。
老邢不久就调回部里，71年底作为代表团成员跟着乔冠华去了联合国，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孙苗伊丧夫多年，后来嫁给了田曾佩。田曾佩升任副外长，孙苗伊成了副外长夫人，风光得很。
老陈不是外事干部，后来没有升上去，下落不明。
我们这一拨人基本上都是70届的，回北京参加中学分配去了，只有党京华跟着去了江西。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每个人都与江西干校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人生重要转折
我在江西干校待了四五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我是怎样到江西干校来的呢？
1970年12月，我和大多数70届的干校子弟一起回北京参加学校分配。此时，我的父母都已转到江西去了。我回北京后没有去学校参加分配，直接去找国防部外事局的张叔叔去了，打算由他安排我走后门去当兵。那时，干部子弟当兵大都是通过父辈在军队的熟人安排，直接入伍进军队。张叔叔是我父母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前一年（1969年底）我家老二、老三就是由他安排，离开山西插队的农村入伍的。
北京活动一番未果，收到我妈的电报，让我去福州找福州军区的周赤萍。周赤萍当时任福州军区政委，抗战时期一直是我爸的领导，很熟。“文革”前我爸我妈出国驻外时，周赤萍是我家的监护人，在北京任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安排我入伍应该没有问题。那年我16岁。
我到福州后，被安排在军区一招，经过填表体检后，就入伍穿上军装，分到福州军区通讯8团集训大队无线电中队。
当了一段时间兵后，有一天，周赤萍的秘书何秘书在中队长和指导员的陪同下来找我谈话，意思是部队给外交部发了政审材料，外交部回复我爸政治上有问题，影响子女入伍当兵。何秘书说：“你父母在五七干校，你回五七干校开个证明，政审合格，你再回来。什么时候开出政审合格，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是前线部队，政审很严格。”
我当时想，去年我家老二、老三当兵都没有问题，到我这儿也应该可以过，于是脱下军装，去江西上高干校。
到家后，父母大惊。怎么回来了呢？我告知部队意见，父母沮丧，心情极差。那会儿我爸心脏病严重，跟陈家康生前差不多。我妈多次去校部要求开政审证明，回复说运动未结束，我爸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不给开。拖了了个把月，最终不成。
上高县人民医院，我爸就在右边第一个窗户，向阳。窗外不远有个大喇叭，每天广播新闻、样板戏，特吵人。我爸怕吵，老让我关着窗户。
这时我爸心脏病急发，住进上高县医院，每天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生命极其危险。我妈见状，觉得身边没有子女不成，果断决定不让我动了，让我每天在医院陪住，照看护理我爸，同时通知在部队的老大、老二、老三速请假回探，在陕西延安的老四也赶快回来。
那时我每天在病房里搭地铺，在走廊里生个煤油炉子，给我爸熬鸡汤、煮流食，前前后后三个多月。好歹我爸福大命大，终于挺过来了。
我的父母：孟英?王宏瑜?
我爸1913年出生，于2020年4月29日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107周岁，在党84年，是外交部最长寿的老同志了。
我爸百岁生日照
（99周岁）
我爸百岁时，外交部长王毅写的贺卡。
我爸百岁生日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的贺词。
我爸百岁寿辰时，蒙古驻华大使给的贺信，还附了一本中蒙两国建交后友好来往的图片册。
我父亲工作过的中国驻中非使馆，当任大使孙海潮写的贺词。（当任中国驻蒙古大使王小龙特地托人送了一副画到我家来贺寿。）
父亲生前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纪念勋章，还有一枚任中蒙友协会长时，蒙古总统颁发的银星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从左至右：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
我爸于1978-1983年担任中国驻蒙古大使，为表彰他对中蒙友好关系的贡献，蒙古总统颁发的银星勋章及证书。
2015年，孟英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照。
我爸命大活得长，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一个不拉地都赶上了。国家规定，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被授予。建国70周年的时候，中组部特地派人来医院看望我爸，并确认作为老同志是否能够乘坐受检阅的花车，遗憾的是，我爸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出现在这辉煌的盛典上了，颇为遗憾。中组部后来补发了一份请柬，邀请我爸出席建国70周年国庆观礼，座位是东一台一排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观礼邀请函
有一次我在北京医院北楼碰见一熟人，说起这事儿，他爸也收到了一份请柬，也是东一台一排一号。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勋章是很珍贵的，因为活着的实在太少了。我爸也没有参加过红军，他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来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1936入党的。但国家规定，“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就算。这种纪念勋章国家发的特少，好像只有两三千枚。外交部里符合国家标准的一共17人，又赶上了。
我爸2020年去世，没有没赶上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颁发的在党50周年的纪念章，挺遗憾的。尽管这样，许多老同志子女后代对我家也是羡慕不已。赶上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人活着真好！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基本上都赶上了。
我妈王宏瑜
我妈是1918年1月出生，山东泰安人，出身农家；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高小毕业，在小学里当老师，还曾经在抗大一分校当过学员，在当时的山东妇女当中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了；1938年入党，那年刚刚20岁；1940年接替吴瑞林夫人刘军任泰山区的妇女主任；调入外交部后曾在外交学院学习了几年，有正式的毕业文凭。
母亲王宏瑜50年代的照片
我妈原名程淑贞，参加革命后，为了防止当地汉奸迫害报复，就效仿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改名为王宏瑜。
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后，上级领导了解到我妈有文化，就让她搞宣传动员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动员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发现韩复渠的败兵赶紧报告共产党组织，派人把败兵手里的武器给弄下来，武装咱自己的队伍。后来还动员群众收缴台儿庄战役散兵的枪支武器。山东抗日游击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我妈主要做妇女工作，支前筹粮，照看伤员。我妈把自己家的地卖了，做了100件棉袄送到队伍上去。
我妈这人命大，多次遇到日本鬼子都差点儿没命。
一次他们在山上照看15个伤员，实在饿得不行，下到镇子里找关系，弄了一斤多小米，回来路上遇到鬼子，赶紧把粮食埋在地里，用纸包了些土。鬼子用刺刀顶着盘问，我妈说纸包里是从观音庙求的土，治病用的。另外两个男的挨了几枪托。鬼子没发现粮食，否则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是一些地方干部在村子里，鬼子从村头进来，我妈他们从另一头往后山上跑。鬼子追了一会儿，开枪了。我妈说打在身边的石头上冒火花，真的挺危险的。
类似这种危险的情况我妈遇到过五次八次的。外交部的女干部有不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但真正在前方见过日本鬼子的人没几个，绝大部份都是在后方或者在延安，没见过日本鬼子。
1969年，我妈妈王宏瑜在东北五常外交部五七干校喂猪的照片。
我妈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1982年以前，外交部驻外大使夫人任职参赞的也屈指可数，不多。我妈在女同志里资格也算是比较老的，1992年去世。因为去世得早，国家颁发的纪念勋章一个也没有赶上。
忆往昔岁月
1944年，父亲（骑白马者）任鲁中军区三分区副政委时的照片。
1945年，父母结婚后的第一张合影。
解放战争中打了胜仗，缴获国民党军队大炮（看上去是日制的山炮）。右二高处戴眼镜的是我爸孟英。
1950年初，我妈调入外交部时的军人转业证。
1950年，父母调入外交部前的合影。
1964年，成都驻外使节会议合影。二排左四我母亲王宏瑜，三排左四我父亲孟英。
1979年，邓颖超、康克清、聂荣臻接见驻外使节夫人。我母亲在三排右六。
1979年7月，华国锋、胡耀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驻外使节会议人员合影。二排左三，我父亲孟英；二排左四，我母亲王宏瑜。
父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母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父母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父亲70年代末在蒙古使馆门前的留影。
50年代，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蒙古使馆院内合影。
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坦克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合影。
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北京合影。
1964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使馆门前合影。
50年代，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在蒙古使馆院内合影。
60年代初，“文革”前孟英与夫人王宏瑜的合影。
1964年4月6日，孟英大使向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递交国书。
1964年6月，孟英大使向桑给巴尔总统赠送中国拍的桑给巴尔纪录片一套。左一孟英，左二夫人王宏瑜。
1964年，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与夫人到中国使馆。右四为孟英夫人王宏瑜，左一总统卡鲁姆，左三卡鲁姆夫人。
1965年在中非使馆，刘宁一率人大代表团访问中非。前左一胡厥文，左二吴晗，左三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上将（便装），左四我母亲王宏瑜，左五刘宁一，左六黄甘英，右一孟英大使，后排左一法语翻译齐宗华。
1978年，孟英大使在蒙古递交国书，身后是蒙古的礼宾官，再后面是使馆人员。
我大哥1946年的照片，一岁多。
50年代初，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出国上任前到“六一”幼儿园看望大儿子孟达林。
1953年，孟英与夫人王宏瑜回国探亲，与四个儿子合影。那时还没有我，我是1954年出生的。
孟家五兄弟与父母的合影。因为父母长期驻外，家庭的合影不多。特别是“文革”以后，家里人分散到天南海北十几年没有团聚过。
五兄弟于2018年在家中的合影。前排右一老大孟达林，右二老二孟新海，后排右一老三孟大庆，右二老四孟和平，右三孟京生。
小时候因为我家男孩子多，比较闹，外交部的干部和家属上上下下都管我们五兄弟叫“孟家五虎”，成为别称，连周总理和陈毅部长都知道。
2012年孟英家全家福。缺长孙女和长孙女婿，因长孙女在家中坐月子。
2012年10月，在山东潍坊26军军部与部分山东老同志子女参加纪念鲁中军区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前排左起：罗舜初中将之子罗小明，济南军区干部、岳思平（军科大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之子黎小弟、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济南军区副政委某中将、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26军军长马宜明少将、前农业部长霍士廉之女霍玲海军少将（解放军中唯一来自作战部队的女少将）、胡奇才中将之子胡鲁克、26军王副政委。
后排左四我二哥孟新海，左五是我。
1971年的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江西干校的经历就是这样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一是我当兵不成，二是我爸差点命归西天。这一段经历铭心刻骨，可以说也是一种磨难。
其实，干校比我家境遇不济的人家有很多。王炳南是干校岁数最大的人，像陈家康一样，一个人在那里被隔离审查，没有家人在身边。我第一次跟我妈去校部时，看见陈楚戴个破草帽，拿一根竹竿轰鸭子呢。我妈告诉我，那是陈楚，给我的印象深刻。在竹子棚，我妈看见一个穿破补丁裤、手里拿一把铁锹的人，告诉我，那是薄一波的女儿。
我对江西干校没有什么好印象，有些好的回忆还是和当年的小伙伴一起玩儿的印象。
回京住外交部招待所
1971年夏，我爸我妈觉得我还是得回日坛中学参加分配，就让我回北京了。
当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开的介绍信
我回北京后，住在东交民巷30号的招待所。那时来往比较多、同住招待所的有许建国家的杜安琦、杜安陆、杜新启（杜家老五、老六、老七），梁上苑家梁老大、梁小六。后来姜建他们回来了，也住招待所。受大孩子影响，我们喜欢凑在一起议论时政。
70年代30号新楼楼顶，背景有故宫、景山、北京饭店。照片上从左到右为袁克西、林铁、何小明、荣海京，都是干校回来的，在招待所住过近10年。
1971年秋，出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国加入联合国；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中国的形势大变。
住在招待所有几十个干校回来的孩子，没有大人管，天天闹，瞎折腾，惹祸……
回访江西干校
我们一行人回江西后，到原校部，镜山口，竹子棚都去了。校部已并入市区了，不复存在了。镜山口大部保留下来。竹子棚也保留下来一部分。
?回访竹子棚的合影（右一为县委办公室邹副主任）
我因为在镜山口住过，对此地熟悉，最大的愿望是寻找当年住过的房子。镜山口还有十几排干校当年盖的红砖灰瓦房在。我问了几家住户，了解到他们是当地农业学校的退休人员。根据记忆，我去寻找当年我家住过的那间房子，很顺利就找到了，在右手第四排第三间。因为这排房比较特殊，是阴阳两面都有房间，中间有个门相通。这种建筑在镜山口只有几栋。
作者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房子
当我依照记忆走近当年我家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其间又有回顾过往的感慨。当我数到第三个门时，心中十分肯定，没错儿，就是这儿！还是当年的红砖灰瓦（当地烧制的小片月牙弯儿的土瓦），门窗是绿漆的。当年的门窗是本色的，没有漆，只有一层桐油防潮。房门开在左手侧，门前有一小块平台，约两平方米，供住户放工具杂物用。
我家住过的房子
找到自家后，兴奋和高兴溢于言表，赶紧请同行的伙伴儿多给我照几张相，准备拿回家给几个哥哥看看。我的四个哥哥有三个探家时在此住过。
当地政府在镜山口旧址中央砌了一块石碑，斜切面的黑色大理石面，上面套金色刻着“外交部五七干校旧址”。我找附近的住户借了一个水桶，打水冲洗了石碑，光亮如新。大家集体碑前合影留念。这样显得有仪式感。碑后的大树是50年前干校种的，树干已有水桶粗，枝繁叶茂。
作者正在冲洗五七干校的石碑
尽管我对江西干校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寻访到旧居还是有挺强的恋旧的感觉。
竹子棚的大食堂还在
到竹子棚，过去的大食堂还在，建筑完整，有当地好事者主动给我们介绍，很热情，让人感动。向导指着一排临路的房子说，中间那间原来就是周南住的。周南在60年代初，与我妈妈在一个科工作，一个是科长，一个是副科长。他调走时全科有张合影，现在我家仍然保留着。
此处为周南当年的住处
人的记忆总是对自己熟悉的人更加关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弄不清谁对谁错的混战，最终被定为是一场浩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算是人生的磨难。经历过五七干校生活的人也是实实在在的磨难，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同样如此。磨难使人成长，磨难使人成熟，磨难使人走向成功。
尽管我们这些干校子女对干校的感受和情感不尽相同，但这里确实实在在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印。
回访上高五七干校的外交子弟合影
离开干校旧址时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不是舍不得离开，而是心中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此地看看了，同时感慨于历史的脚步和人生的大翻转。
好好活着就什么都能看到。
后 记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一般来说对苦难、艰难、磨难、失败、挫折会比较容易淡忘，对成功、幸福、真情的爱则铭记在心底，并时不时打开忆旧的思维雷达，把那些值得回品的幸福和快乐再扫描和搜索一下，以饕自己。
人之渐老，近期记忆衰退，眼跟前的事撂爪就忘，对年轻时的各种快事记忆犹新，有些甚至铭心刻骨。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甜蜜的回忆。
干校面面观说的是表面上的事。但是可以让人把五七干校了解个大概齐。尽管各个五七干校有所不同，但有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差别在于程度。
这一篇写得比较杂而零乱，本应该好好改改，本人也就这水平了。我写东西牢牢记住：要有料，有故事，让人爱看，少发议论。这一回议论太多，招人烦，请见谅。
——孟京生 （“孟小五”）
二〇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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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完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