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八朔县屠城惨案

老家朔州建成一个的规模很大的”塞北革命纪念馆”，据说是山西省最大的纪念馆。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还专门参观了这个纪念馆。纪念馆里的英杰厅陈列着55名晋绥老同志们的照片,我父母的肖像也在其中，为此，2012年12月14日我专程回朔州去景仰革命纪念馆。

日寇在我国制造的“八大屠城惨案”之一——“九·二八朔县惨案”发生于1937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军攻破朔县城后屠城3日，3800多名父老姐妹惨遭杀害，鬼子用铁丝穿透百姓的锁骨，一排排驱赶到南城门外，用刺刀一个接一个地捅死，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用坦克碾压，仅在南城门外就有3000多名中国男人转眼工夫成了肉泥，这就是兽性发狂的日本人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朔州惨案，我们这个不足万人的县城，近半数居民被日军杀屠，城区内160多家成了绝户！呜，可怜的朔县城，呜，我那可怜的同胞……此仇不报岂能为人!

那时父亲成家不久，他是名小学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父母为了让后代牢记屠城国耻，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常给我们哭说朔县那个惨绝人寰的“九二八惨案”。

父亲说，那天清晨攻打县城的近万名日本鬼子在酒井旅团长指挥下扑向朔县。县长郭同仁先生是位爱国义士，守城部队是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军长的一个连，加上县城警察，兵员只区区150余人。那是以百抵万啊，尽管力量如此悬殊，但中国军警们在郭县长率领下，登上城头，同仇敌忾，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用自已的血肉之躯，誓死与日军相拼。激战不到两个钟头，终究势单力薄，于上午十点钟，日本鬼子用坦克撞开北城门后，朔县陷落了，开始了为期3天的有计划地由北向南、疯狂报复性的残酷屠城。县城中轴线上的南北两大街几乎家家被日寇斩尽灭门，整个小城淹没在一片惨叫声中，郭县长和东北军全部牺牲，我的大姨父为保护妻儿，举刀抵抗，惨死后被割头颅悬门示众。时近中午，鬼子杀进了我家所在的东街，疯狂地用枪托击打我们的院门。

幸亏鬼子攻城时，父亲提前把我母亲和两个表姐送到东大街的耶稣堂避难。

女人们为了自救，个个脸上涂满锅黑，当涌入堂内的鬼子兵进院抢女人时，女人们死死抱在一起与鬼子们角力，大义凛然的牧师高举圣经怒斥日寇，在国际法、在耶和华面前，禽兽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可堂外的城中无数妇女，横遭鬼子奸杀，是耶稣堂拯救了我的母亲和一大批妇女。我曾问过母亲，你们在耶稣堂吃啥？她说屠城那天是农历八月二十四中秋节刚过，她们就是靠所带的剩的月饼来充饥的。

9月30日上午，屠城第三天，我们尹家大院的日寇军官下令让士兵立即排队撤离开院子。父亲正在纳闷，突然感到脖子冰凉，原来是一个最后离开院子的鬼子将刺刀架在父亲脖子上，这家伙名叫卡弟考，是个军曹，父亲想着城内无数死难的同胞的深仇恨大恨，面对刺刀他毫不畏惧，心想大不过一死，父亲紧闭着双眼，从容迎候死神。那个鬼子大呼着，“女人，女人！”他恨这个大院内没有一个年轻妇女。日贼边说边用枪顶着父亲朝南面的厕所走去，日本兵想把这个院里唯一的男人逼进茅坑淹死。我家厕所是有2米之深的粪便池，父亲被逼得一步步朝茅房走着，他努力盘算着入厕后，如何下手将这凶恶的鬼子推入粪池用中国人的粪便淹死狗强盗……突然院外紧急吹哨，鬼子闻声，放下我爸，抽枪转身跑步出院。

原来日寇部队紧急撤离县城，是次换防的军事行动。听父亲说突如其来的紧急换防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南城门被打开了一会儿，许多城里人就是趁这个机会逃离虎口的。在慌乱的人群中，母亲和父亲离散了，父亲把拐棍垫在奶奶屁股下，吃力地背着奶奶随着人流涌出南城门，所有的人都是踩着两天前集体屠城死人们的尸体逃亡的。幸好途中发现城的东南角有棵小树拴着只无人照管的毛驴，大汗淋漓的父亲把奶奶扶到驴背上，赶着牲口朝山区逃去。

“血债要用血来还”，逃出虎口后，父亲直奔抗日前线，加入到了全民族抗日的巨大洪流中。朔州西山地区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堡垒。父亲协助康世恩同志创建了平鲁朔县西山抗日根据地，

家庭妇女出身的母亲也跟着杨华甫(康世恩的妻子)同志一起组织了抗日妇救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朔州的百姓们拿起大刀土枪，与万恶的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八年复仇之战！

文章作于2013年